欢迎我们国发院四位创始教授，林毅夫老师、易纲老师、海闻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创始六君子中的其他两位，张帆老师和余明德老师也来到了会场，热烈欢迎。2021年，我们国发院承泽园开园仪式当天，也请到各位创始教授一起交流，当时是与院里的年轻学者一起对话。你们几位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所以有人建议说今天的会场是不是只安排一个话筒就可以了。

主要得让我坐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中间。

我本人确实非常期待这场交流，我们尽量轻松一点。我想把今天有限的时间分成四个部分来交流。我们先聊聊第一部分：各位在创办CCER之前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群体。多数人在读大学之前，在农村或工厂有过多年生活与工作的磨砺。随后考入大学深造，并后续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问海闻老师，您当年作为杭州的知识青年下乡到黑龙江九年，后来考入北大，再之后赴美深造，创立CCER之后又创立了汇丰商学院，并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我想了解，那段在黑龙江的生活经历对您后来的职业发展有何影响？

对这个问题，有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帮助我作了回答。我念一下：“九年的北大荒插队下乡，十三载的加州洋墨水的熏染。在海闻的人生天平上，这无疑是两个最重的砝码，缺一不可。无前者，海闻不能成其深；无后者，海闻亦难以就其广。论时空跨度，后者甚于前者，而论刻骨铭心，前者亦甚于后者。毕竟，前者磨砺了精神和意志，铸就了生命的豁达与坚忍。而这些，恰是海闻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种得天独厚的力量。”

我认为，人一生的成功需要依托于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智商，它既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也与后天的学习密切相关。其次是情商，它既源自家庭教育，也源于个人的自我修养。最后是逆商，它与个人经历和所处环境有关。在面对逆境和不利条件时，如何塑造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何坚持不懈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逆商的核心所在。因此，回顾加入CCER之前的经历，我认为逆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东北农村九年对培养您坚韧不拔的精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东北农村的经历，实际上我在大学时期也遇到了诸多挑战。我们所经历的大学生活与现今的大学生活几乎是截然不同。比如当年易纲属于比较聪明的学生，数学好、英语好，我是属于比较笨的，那时候我学英语、学数学都几乎从零开始。因此，多年后我重返校园时，经济学院的老师们说，我们是他们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但却是最勤奋的一届学生。

非常了不起。张维迎老师，您在陕北农村长大，高中毕业以后返回家乡，好像还曾担任过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我和很多同事们都拜访过您的村庄，非常偏远。您在乡村的时候对未来生活有何种思考？

我相信人生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构成的。咱们几个人今天坐在这个台上，其实就极为偶然，概率之低，或许可比作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高考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雄心，只要能上一所大学就已经非常好，不敢奢望北大这样的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二志愿报了离老家更近的延安大学。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给县广播站写过一些新闻报道，所以第三志愿填了北京广播学院。第四志愿空一格，就随手填了北京大学。很遗憾，我一开始没有被录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进行扩招，一般是在每个院系补录几个名额。西北大学的何炼成老师带领团队新设了政治经济学专业，从其他专业的申请人中挑选学生。我非常幸运被挑中，所以就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感谢何老师，如果没有那样的机缘，今天我恐怕没机会坐在这里。

您几位都是77级，是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7年林老师在台湾，1979年横渡台湾海峡来到了大陆。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勇气的人生抉择。您当时年仅27岁，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您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做出如此勇敢的重大人生选择？

这个答案对我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视为己任。我从小喜欢历史，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在于全体民众的福祉与国家的强盛。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大陆14亿人民的共同进步。既然我以此目标为己任，当然就只能来大陆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我常讲，大陆发展好，台湾会更好。因此，我选择返回大陆，不仅能够为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同时也有助于台湾的进一步发展，可谓一石双鸟。因此，这个选择就非常顺理成章。

听起来很简单，但确实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都看到，林老师自从来了大陆以后，一直在坚持为这个方向努力，在刚刚的演讲中还跟大家说，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林老师，您游来大陆的时候，有很多传言说您是抱着两个篮球游的，今天要不要给我们解个密？

其实你已经给了答案，因为如果是抱着篮球的话，那属于飘过来的。你刚讲是游过来的，抱着篮球怎么游呢？而且因为我要从金门岛出发，金门跟大陆中间的一个小岛礁，虽然距离不算长，大概只有2公里，但住在海边的人知道，距离越短，潮流越长越急，如果抱着篮球根本飘不过来，只能游过来。

说明林老师的游泳技术很好，现在他也经常游泳。我们当然也都特别期待林老师能早日回故乡去看一看，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非常感谢，而且我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

一定能。当时我记得易纲老师也是在北京郊区顺义插队，然后1977级考上北大，但我们知道易老师在几位当中是最早去美国学习的，好像是北大三位公派学生之一。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那么早您就想到出国学习？您去了美国有什么感受？

亲爱的同学校友们，非常高兴来参加咱们这场纪念活动。说到毅夫游过来，我到厦门时还曾经仔细考察过所有可能的地段，我就想看距离有多远。有些比较近的地方，对面的大标语都可以看到。我察看以后就想判断是哪个岛。如刚才毅夫所说，最近的地方，中间还有一个小岛，距离越近，潮水越猛。我一直心心念念想着毅夫这个事儿。

说到去美国学习，我是77级考到北京大学，和海闻是同班同宿舍。1980年夏天，学校选拔三名同学去美国插班留学，一名是化学系的丁克俭，他是北京非英语专业的英语竞赛冠军，一名是心理系的顾援朝，第三名就是我——经济系的易纲。今天董文俊老师也在场，当时董老师负责经济系的学生管理工作，我能够被选上出国，和我们77级班级党支部，董老师的指导以及系里的支持分不开。

我到美国留学以后，到明尼苏达和圣保罗双城的一所私立学校，各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在那里我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虽然专业是经济学，但同时也学了普通化学、普通物理学和音乐等等。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到明尼苏达一下飞机，机场有很多电视台、电台、报纸的记者来采访。报纸的标题是“共产党中国的学生到了双城”，可见那个时候这件事还是个新闻。我感受最深的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留学生的友善。当时双城一个汽车技师家庭从报纸看到我们的消息后，主动联系，之后他们家成为我们在双城的家。这家男主人叫大卫·希伦（David Thelen），女主人叫格罗丽娅（Gloria），有三个孩子。每当感恩节、圣诞节时，他们都来接我们到他们家里过节。女主人还把他们和我们几位留学生的合影照片做成相册，并在每张照片下面用打字机标出时间、背景和感受，我至今仍保留这本珍贵的相册。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应该友好、合作、互信、互助。

谢谢易老师，这个提醒在今天尤其重要，中美要长期友好。

接下来再问维迎老师。1984年，维迎老师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你们可能听说过，他写过一篇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文章，就在1984年。但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他当时是在北大附近苏州街的一个民宅里写的这个文章。这篇文章很有影响，后来他还用这个文章参加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我一直有点好奇，您是相对比较彻底的市场派，但为什么在1984年会提出双轨制改革的想法呢？

这个非常简单，如果你奇怪的话说明你还没有理解这个问题。我在研究价格时，首先得出结论，价格是不能靠计划来决定的，而只能由市场来决定。中国要改革，关键之一就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的关键是放开价格，即由政府定价走向市场定价。但当时的体制是计划价格，怎么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双轨制就是一个过渡方式。

这个过渡方式也很简单，因为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着双轨制，因为有黑市（非法）交易，市场事实上已经存在。所谓“非法交易”已经是在按市场的规则交易，只不过国家不承认它，所以不论政府价格检查机关如何干预，一直无法完全取缔，只要让黑市合法化，就有了市场。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第一步，把非法交易合法化，即计划外放开，形成市场一轨。为了财政、经济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原来的计划指标先继续维持，按照计划价格交易。这就形成合法的双轨价格。第二步，在这个机制上把计划一步一步放开，可以一次放开，也可以分成几次，或者把计划缩减20%，再缩减20%，再缩减20%，四五次以后就完全变成市场了。

因此，双轨制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一个过渡方式，我在1984年4月21日的文章里有清晰的论述。

谢谢，现在我更理解了。林老师在芝加哥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当时是我的领导。您回来以后在国际顶刊发了很多学术文章，其中您和蔡昉、李周老师一起写的《中国的奇迹》至今还是畅销书。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些独特的解读，当时您是如何形成那样的思路的？

《中国的奇迹》出版于1994年，今年正好三十年。一本书经过三十年还有人在读、在研究，我个人感到非常高兴。

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1991年秋天，我参加时任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座谈会讨论了三个题目：第一，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国家是没落的、腐朽的，但为什么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发展？第二，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苏联东欧的变局？第三，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应该如何改革开放？

《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就是想回答这三个问题。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并且在今天看来仍然相当有生命力。

我是198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又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是第一个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海归博士。1988年，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18.5%的通胀率。我在国外读到的任何教科书理论都认为，解决通货膨胀就要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以后，投资成本增加，投资需求减少；同时，提高利率以后，储蓄意愿提高，当前消费减少。如此，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减少，通货膨胀就下来。然而，中国政府当时并非如此操作，而是采用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砍投资、砍项目。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政府不可能理性地知道哪个项目好，哪个项目不好，一刀切容易导致很多好项目被砍。当时我也确实看到我自己认为的好项目被砍掉，变成烂尾楼，确实很浪费。

我当时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很想给政府写建议，说明治理通货膨胀更好的办法是提高利率。而且，提高利率以后，只有好项目才付得起高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坏的项目付不起高利率，就会自己退出，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按照经济学理论来看，当时中国政府使用行政手段一定是下策。可是事实上，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增长率是9.9%，而且波动不大。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也足以说明中国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明智，否则难有如此之成绩。

因此我发现，虽然从经济学理论看，中国政府很不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经过仔细思考，我发现是条件不一样。中国当时有大量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投资回报率低，又违反比较优势。如果政府不用低息来补贴，国企难以生存。若提高利率，这些国企又必然亏损累累，但亏损以后又不能一关了之，只能靠政府财政给大量补贴，进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巨大。易纲行长一定知道，1993年之前政府财政赤字是自动货币化的，央行尚未真正独立，货币增发以后，又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当时我们和国外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能简单按照国外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之问题。

《中国的奇迹》一书就是沿此思路，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每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根据问题的原因来看中国可动用的资源是什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这是整本书的讨论模式。很高兴那本书所做的预测基本都被后来的发展证实。同样重要的是，这本书描绘了中国改革每一步应该怎么走，后来的实际几乎步步应验。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现在时间有点紧张，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另外，我也担心张老师要抢话筒，得多留一点时间。

这个环节想请您几位分享一些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的事情。1990年代初，您几位基本上都已经在海外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经济改革形势明显加速。我后来看了一些材料，再结合跟您几位的交流，感觉当时你们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想法似乎是一拍即合。我想再问林老师，您从海外回来写了《中国的奇迹》，也在政府任职，既有很好的职务，也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您为什么要到北大办一个研究中心呢？

其实到北大办研究中心是我1987年回国以后一直有的想法。当时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工作，同时也在北大当兼职副教授，姚洋就是我带的第一位学生。回国以后我总在想，自己怎样能最好地做贡献。中国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有懂得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批人，所以1987年我回国以后一直在北大教书，董老师也帮了很多忙。1988年，我们曾经写了一个建议，希望在北大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吸引一群年轻人来学习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这个研究所当时获批，隔年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搁置。但我一直没放弃，我认定的事情一般不会改变。所以1992年夏天海闻回来教书，我就和他讨论如何成立这个新机构。1993年易纲和张维迎回来，我们又一起讨论。所以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1994年这个想法终于实现。

当时易老师、海老师在美国高校工作，您二位回来之前已经拿到了美国的长聘教职。回国是个大决定，学术环境、生活条件的变化应该非常大。易老师能否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下的决心？

我是1986年在伊利诺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在印地安纳大学开始教书，1992年拿到长聘合同。当时确实收入比较高，研究领域和生活也比较安定。回国这个决定对个人和家庭都是非常大的事。

其实回国是我一直的想法，因为在我快毕业时，当时的北大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拿到博士学位并不够，建议我再到美国的大学里去教几年书，才能真正懂得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回事。我就按照这个建议去印第安纳大学教书。我本想更早几年回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才回到国内。回国完全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是我个人的决定。

易老师，我再追问一个问题。1994年中心正式成立，一开始是您主持工作。虽然很多人说中心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我感觉创办的过程应该是相当不容易。您当时主持中心工作，也创办了经济学双学位和研究生项目，有很多工作。在您看来，当时做得最成功的工作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这是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这几位，包括张帆、余明德，刚开始确实非常不容易。在咱们这个活动前半场致辞的部分，钱颖一教授总结过三个条件，第一是有教育改革，我们才能考上大学；第二是经济改革，我们才能够回来参与经济改革；第三是开放，实际上我们都是开放的一个桥梁。

这里我多讲几句开放，因为我觉得开放极其重要。开放的本质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重塑，这就涉及到中国如何学习世界的先进文化。我们遇到的不少困难背后的思想和情绪实际上都与此有关。

回国之初，我们既怀着将西方先进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教材引入国内的愿景，也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因此，在初创阶段，我们几位创办人便携手构建了国学国粹讲座体系，特邀刘炳森先生亲自讲授中国书法、张岱年和季羡林先生讲授中国哲学、侯润之先生解析中国的历史地理。

我们深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融合时面临的挑战。双学位、MBA项目、硕士与博士项目，以及培养的优秀毕业生们，无疑都是我们的成绩。然而，在这些成就背后，最为核心的仍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难题。

谈到中西方文化融合，一个典型的且极为成功的案例便是汉语拼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并正式实施，包括声母与韵母，且采用了拉丁文的26个字母，即英文的26个字母。这一融合举措，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汇，也展现了汉字在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汉字的存废问题，曾引发过诸多激烈的讨论。鲁迅先生曾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钱玄同先生也对汉字很悲观，傅斯年与瞿秋白甚至将汉字比作“茅坑”。然而这些论断并未能阻挡汉字及其文化生命力的延续。二十年前我曾写过文章，指出在计算机技术解决了汉字的输入问题后，汉字的优势将得以充分展现。我坚信，中国的汉字将在未来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并长期得到广泛的使用。

先贤们所阐述的废除汉字之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汉字确实存在局限性，至今仍不容忽视。而汉语拼音的推行，则是非常恰当的融合尝试。汉语拼音的奠基人周有光教授，通过长期不懈地研究与推广，为汉语拼音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主席也曾就汉语拼音的发展作出过重要指示，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事实上，已有国家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成就。土耳其通过实施拼音化改革，成功实现了语言的现代化；越南选择了拉丁拼音体系，同样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成功的先例，也证明了走拼音化方向是可行的。

在拼音体系的选择上，当时我们面临两个主要方向：斯拉夫字母体系或拉丁字母体系。斯拉夫字母体系在实践中已有成功案例，如蒙古、一些斯坦国家，均取得成功。然而，周有光先生主张我们应向拉丁字母体系发展。他指出，尽管标准的26个拉丁字母在表示汉语发音时可能不够用，但可以借助两个或更多字母组合的方式，如“zhi”“chi”“shi”等发音音节，或一些长韵母。我们成功利用这26个字母奠定了汉语拼音的基础。我们没有走斯拉夫字母体系，也并未像越南文或土耳其文那样全面拉丁化。

现在，随着汉语优势的凸显，尤其是在AI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未来汉字的优势将会更加显著和清晰地展现出来。

我这里有一本《新华字典》，其编纂方式体现了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应用。回顾历史，明成祖的《永乐大典》采用了按韵编排的方式，即依据当时的音韵体系进行组织，这反映了自汉代、唐代以来古代中国对发音研究的重视。而《康熙辞典》则采用了按部首编排的方法。相比之下，《新华字典》在汉语拼音的基础上，实现了更为科学的汉字编排，打开《新华字典》，会发现其编排方式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西方语言字典相似，将26个英文字母作为参照，根据发音将汉字系统地编入字典之中。我们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汉字，居然可以按照26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顺序有序排列，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也充分证明了拼音系统是非常了不起的设计。

全世界超过半数的人口熟悉拉丁文的26个字母，所以《新华字典》的编排无疑为汉语的传播与学习带来极大的便利，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更容易地学习汉语，喜欢汉语。这一举措巧妙地将我们的文化与全球人口最多的文化体系接轨。

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学习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案例。进而，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要解决如何学习人类先进文化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思维，这能够使我们的内心更加平和，也能使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更加自信而坚定。

谢谢易老师。我过去一直觉得我对几位创始教授的专业领域和知识是比较了解的，听完您这些研究分享，以后就不能那么随便下结论了。但易老师后面讲的和他前面讲的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外的结合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中心的创办和发展，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想问海闻老师。因为海闻老师担任中心常务副主任十年，期间创办了很多新项目，包括BiMBA、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和经济学年会等。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当时做得比较好和比较困难的事情？

你题目中的“最”字让我很伤脑筋，因为很多事都让我很有成就感，很多事情过程都很困难，但哪个是“最”呢？我想最值得骄傲的，大概是带出了一支非常高效的行政队伍。因为当时北大流行的评价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三流的行政”。的确，当时的行政管理并不以服务为宗旨，而是有些官僚化作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师生对学校的感觉。我自己在学生时期也深有感触，去行政部门办事常遭到训斥。

作为行政工作负责人，我深感荣幸能领导一支卓越的行政团队，包括张佳利、邢惠清、陈曦、马晓萍、赵普生、行桂英等。他们不仅提供优质的服务，还展现了高效的管理能力。我们团队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核心理念，即行政人员为教学科研服务、为老师和学生服务。这一理念在当时颇具挑战性和创新性。例如，接听电话这项日常工作，早期一般都比较没有礼貌，接起电话就不太客气，“喂？找谁？不在”，随后便挂断电话。为了提升我们的专业形象和服务质量，我们规定了接听电话标准，即“您好，北大经济研究中心，请问找谁？”这一小小的方面就展示了我们行政团队的不同。据卢锋老师讲，他当时回国找工作，当他拨打至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感受到了我们团队的礼貌与专业，立刻就决定申请加入本单位。所以，领导出一支卓越的行政团队是众多工作当中我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的。我既是团队的领导者，本身也是行政队伍的一员，有时也听从他们的安排，协助他们工作。

困难的事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与校内其他经管院系的合作。北大内部的各院系间相对独立运作，合作不易。我曾努力推动的两项合作最终未能成功实现。一个是关于课程互认。例如，当时我开设了一门国际经济学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选课学生人数有限。同时，经济学院也开设了相同的课程并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将两门课程合并，共同开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实现。第二件事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曾向另外两个学院的院长提出，在校庆期间由三个院系联合举办经济学的学术交流会。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也未能实施。

谢谢海老师，我们都在努力。我也经常听到校内外很多反映，我们的行政团队确实非常了不起。海老师本人做事非常细致。我曾经听说，在修建万众楼的过程中，您亲自参与了每一个细节的制定。还有传闻称，万众楼的窗帘是您亲自前往市场与商贩谈价格，请问这是否属实？

确实有很多的故事。例如，最初学校有关部门方面并未批准为万众楼的窗框增添金色边框，然而我坚持认为，这对万众楼的整体观感非常重要，有无金色边框时的面貌截然不同。最终，我们决定坚持加了边框。如今，万众楼门窗边上的金框已经成为其显著特征之一。

后来的装修过程我也投入其中。万众楼二楼的内部装修一开始有点像卡拉OK的大厅，我看到后就立刻叫停，并更换了装修公司。我告诉他们必须符合皇家宫廷的装修风格，我建议他们参观颐和园，因为既然外部设计已偏向皇家园林风格，内部装修亦需保持一致。椅子、窗帘、吊灯等细节都需要精心搭配。我跟小邢（邢惠清）一家一家去寻找合适的家具，也不断讨价还价，不合适就换一家，小邢比我砍得更厉害，我稍微还心软一点，终于把一把椅子的价格从一百元谈到三四十元，最终用很少的钱买齐了家具。

非常了不起，我顺便透露一下，据说海老师您是处女座AB血型，所以处理每一件事情时都展现出极高的细致性。一个机构或一项事业的成功，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能够精准把握每一个细节。我认为，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国发院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创始团队及管理团队的卓越贡献。他们不仅完成了许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任务，还勇于承担那些可能令人望而却步的工作，这种精神与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这部分最后一个问题给林老师。林老师，您刚刚讲了创办中心的初衷，以及1994年所取得的成功。随后，在2008年，您又积极推动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值此三十周年庆典，您在致辞中提及，国发院的发展已远超预期。我想了解，您认为国发院在哪些具体方面做得较为出色？同时，与您的初衷相比，又有哪些领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哪方面做得比较好，自有公论，我们自己评定未必最科学。但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敢为天下先，能够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去引领时代的发展。

你刚才提到，CCER当时在国内已经公认非常有成就，为什么又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呢？主要原因在于，CCER成立之初，最主要的想法之一是引进西方经济学教育，引进受过完整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人才回国工作。但到2006年左右，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吸引的归国人才并不比CCER少。清华经管也是如此。在前面的致辞中，钱颖一教授给了我们相当大的肯定，其实他们清华经管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当时我们问自己，CCER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北大需要两个经济学院吗？需要两个管理学院吗？在那种状况下，我们认为应该与时俱进，看国家需要什么，我们这一群人如何继续为引领这个时代做贡献。

2006年，我们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说随着加入WTO，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更高，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就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必须发展，因此，需要一个机构来前瞻性且系统性地综合研究这些发展的需要，提出理论和政策建议。

很高兴的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支持，所以我们能够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同时，也正是因为成立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的教师队伍才有办法从当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五十多个人的规模，也才有可能从当时朗润园只有2000平方米的办公室，到今天在承泽园有三万平方米的办公条件。

因此我认为，CCER和国家发展研究院赋予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使命，就是必须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的需求，走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前沿，引领时代的进步。这是我们秉持的核心理念。

非常感谢。接下来是第三个部分。您几位除了创办了CCER，还做了很多事情。林老师去世界银行做了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回国后又创办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易老师去了央行，后来还成为行长；海老师后来做了北大副校长，又创办了汇丰商学院；张维迎老师也曾经掌管光华管理学院。与此同时，大家公认您几位都是国内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家，在学术思想、政策理念上有很多有影响力的想法和贡献。

首先想问海闻老师，您是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中国从1994年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提速，到2001年加入WTO，您当时应该已经在国内，您对加入WTO的意义有什么样的判断？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1980年代主要是体制内的改革，在缺乏明确基本框架的情况下，我们恢复了很多被破坏的机制，如手工业轻工业中的民营经济，在国企中初步尝试构建了一些激励机制。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明确提出，我们开始了更为深入地对体制的改革。而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中国改革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即以国际规则为基础，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改革。

加入WTO这一举措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加入WTO以后，进一步促进了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整合，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高潮，增速非常快。第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加入WTO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此我们当年承诺在15年之内完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我当时确实参与了一些工作并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例如，当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来中国跟石广生部长谈完以后，她会找我们谈。我们一方面向美国人传达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立场，并强调中国加入WTO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积极在国内强调进一步开放和加入WTO的重要性。我积极参与了众多电视媒体活动和各种类型的讲座，努力排除当时一些错误理念的干扰和对加入WTO的担忧。起初，中美两国的学者在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关于中国是否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问题，双方争论激烈。在一次研讨会上，一开始，一些中国学者纷纷强调中国的贫困状况，以此证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学者认为，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定义更偏向于尼泊尔、不丹等小型的不发达国家，而中国的体量过于庞大，进出口都会对全球贸易带来很大影响，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不能以目前给予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WTO。此外，1999年11月，在中国加入WTO的中美议定书签署前，我还在北大发起组织了有关“中国互联网是否应该开放”的国际研讨会。这样的讨论有效促进了中美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为双方的合作与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国成功地在2001年加入WTO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非常感谢。CCER的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确实一直没有缺席。

我和易纲还参加过1998年春吴仪副总理主持的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高层内部讨论会。

下一个问题想问张维迎老师。您从1980年代就开始倡导研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刚才海老师说中国加入WTO相当于开放市场，事实上为企业家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但是，现在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在逆转，甚至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实施了“小院高墙”等政策。您认为企业家精神在这种大环境下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首先补充一点，WTO如海闻刚才所讲，的确非常重要。在我看来，中国的财富积累主要在加入WTO之后的十年。对此我不用赘述。

关于企业家，企业家本身是人类和平与交往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观点在近代如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诸多论述中均有所体现，他们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即是一种促进和平的力量。原因在于，企业家始终遵循着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核心理念。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企业家们跨越国界、地域的界限，将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确保其商业活动的成功与持续，企业家们深知和平环境的重要性。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说过，当商品不能越过国界时，军队就会越过国界；当商品越过国界之后，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我们要承认这一事实，国家之间商品交易越多，军事冲突、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1925年的五卅运动期间，不少国民抵制外国银行和企业，那时候中国的一些民族企业家积极帮助外国银行缓解了挤兑风险。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WOT之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年检”，许多美国企业家在华盛顿为中国游说。所以企业家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回顾历史，人类的冲突主要与政治家相关，而非企业家。企业家发挥的作用是积极且正面的。

另一方面，企业家作为个体又非常弱小，在面临国际价值冲突与意识冲突时，其商业活动会遭遇重重困难。所以我的那本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后一章，就探讨了国家之间价值观冲突对企业家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希望有更多明智、理性的政治家来缓解这些冲突，再加上企业家的努力，共同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糕。

谢谢张老师。易纲老师在1990年代末期离开中心加入了中国的央行，一开始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后来做过多个岗位，一直是与货币政策高度相关，后来还担任过专门分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最后掌管整个央行。您怎么看待我们这几十年来货币政策的演变？您觉得将来我们的货币政策还会有大的变化吗？

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几个重要的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于1995年颁布，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货币政策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在1995年之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侧重于通过数量指标进行调控。这些数量指标具体包括M0现金、M1、M2以及银行的信贷规模，它们均有明确的调控指标。

在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间，汇率是货币政策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即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维持在8.2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水平。这可被视为一种以汇率为锚的政策框架。这十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实现了显著增长，中央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外汇储备并相应投放人民币，成为增加市场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

然而，若在此阶段过度注入人民币，则需采取对冲措施。主要形式为逐步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此方式将过多的人民币流动性暂时封存于人民银行。在那段时期，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从6%、8%逐步提升至10%，并最终达到20%多。此举旨在有效封存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

1995-2005十年间，我们采取了以汇率为锚的策略，将购买外汇作为释放流动性的主要途径，并辅以相应的对冲措施，以确保货币价值的稳定。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们实施了汇率改革，与美元脱钩，采用浮动汇率制。自此，我们的汇率开始浮动，货币政策框架也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变，即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逐渐确立并得以实施，同时辅之以数量指标的参照。若以利率作为核心，利率的设定需遵循严谨的经济逻辑。具体而言，短期利率的确定应主要聚焦于自然利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通货膨胀缺口与产出缺口。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短期利率决策的关键框架。长期利率主要考虑潜在增长率是否大致与自然利率相持平，以及从长期视角审视，经济是否处于稳健发展的轨道之上。2005年以来，我们采用了以价格型调控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在此框架下，拆借、国债以及存贷款等各类金融产品的利率水平，均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展现出日益成熟的态势。这意味着，市场能够基于收益率曲线，为债券及固定收益产品的合理价值提供基准参考，同时考虑风险溢价、期限溢价等因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收益率曲线的成熟与完善。

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的框架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及维持物价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银行的核心职责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经济增长。稳定币值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有效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确保物价稳定；二是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自2005年以来，我们采用的以价格型调控为主导、以利率为核心的政策框架，为完成人民银行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过去的25年间，即自2000年至今，中国通过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平均维持在2.1%的水平。众所周知，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普遍将2%视为理想的通货膨胀目标。我国这25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恰好接近这一理想水平，即2.1%。进一步看，过去5年的通货膨胀率略低于2%，过去10年则基本等于2%，而过去15年也基本等于2%。在过去这二十多年里，我国经济实现了显著增长，财富不断积累，人民福祉与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并且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始终稳定在2%左右，成功实现了中央银行家们的理想目标。

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利率和汇率并不是同等重要，利率占据核心地位，汇率则是在利率确定后由市场决定。这一原则构成了我们货币框架的最重要基点。

谢谢，太精彩了，很短的时间就给我们做了非常系统的阐述。这部分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林老师，您从世界银行回来后一直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和研究。我了解到现在有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和一些非洲国家，正是在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政策实践。您怎么看这些国家现在的做法和效果？

新结构经济学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自主理论创新，主要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中国的转型道路渐进的、双轨的，从当时的理论来看是会让中国的经济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转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可是总体成绩却是稳定和快速发展。

二战以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工业化、现代化。但是，遵循当时主流理论来做政策的国家，经济基本都出现了危机，长期陷于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当时主流理论倡导进口替代，但是“亚洲四小龙”追求出口导向，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并且是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发展起来的。

我到世界银行后，观察到我的同事，以及我领导下的经济学家们都接受了卓越的高等教育，而且大多毕业于知名学府。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他们主要依据的是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尽管这些政策在理论层面分析得十分清晰，并预期能带来显著成效，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在此背景下，我深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成败背后必然蕴含着深刻的逻辑与原因。为明晰这些原因，我提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各国应当依据自身的禀赋条件来制定策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而言，各国应充分利用其禀赋条件所赋予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的运行下，依托企业家精神，并借助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理念最终演化为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

任何新理论的诞生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争议。重要的是，不应仅仅利用这一新理论的逻辑去批判其他理论的逻辑，或者由他人以他们的理论逻辑来评判新的理论逻辑。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这一理论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是否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

我深感欣慰的是，不少非洲国家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即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让我惊喜的是，波兰作为人均GDP已达两万多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其比较优势产业在企业家与政府的协同努力下，实现了迅速且显著的发展，成效斐然。因此，波兰在东欧国家中被誉为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奇迹之国。

在2015年，波兰新任总理在读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论述后，非常认同。随后，我们进行了多次会面。他基于这些理念在波兰积极推行了相应的政策与措施。波兰是欧盟国家，人口3800万，在欧盟国家当中所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在2017年、2018年，根据这个政策，他们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整个欧盟国家的70%。因此，该政党在波兰得以长期执政，而推行此政策的总理也成为波兰自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我深感欣慰的是，过去我们都是“西天取经”，引进西方理论，而今，源自中国的理论在国际上同样能够产生深远影响。

谢谢林老师，也祝贺林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几位创始教授谈谈对我们国发院的期许。今天是三十周年庆祝会，庆祝我们过去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我们也要展望未来，几位教授希望我们三十年以后的国发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此外，您几位创业三十年，使国发院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您个人在未来30年有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计划？

三十年以后国发院会是什么样子，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最近自己总讲一句话，“这个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有些人做了一些选择。”历史没有必然性！国发院三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看我们每个人在想什么、做什么。尤其今天的环境与三十年前有所不同，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三十年前是越走越近，现在不好说。这对黄老师本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希望每一代国发院院长都能够迎接好这个挑战，三十年之后比现在更辉煌。

非常感谢。将来不管谁做院长，“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四句话都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国发院文化。

我们最早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目标更大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了。至于三十年以后会成为什么样，我觉得还是让新一辈人，甚至不包括黄老师，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三十年变化很大。另外你刚才问未来三十年有什么样的研究任务。我想，我首先要研究我能不能活到后面三十年。

海老师很长时间都是在做院长、校长，牺牲了学术研究。他早年曾经亲口跟我说，行政工作忙得实在没有工夫做研究，但等70岁以后，他要重新开始做学术研究。

现在我已经过70岁了，所以改成80岁以后做研究吧。研究肯定要做，有两个领域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第一个是民营经济，因为我现在兼任泉州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第二个是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我现在也兼任延安大学乡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当然研究不一定是我一个人做，我会跟大家一起做。

我说说自己将来的研究计划。我正在研究货币史，特别是纸币的历史。从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到蒙元的中统钞，明朝的大明宝钞，从公元1024年最早的纸币交子转为政府管理，一直到大约公元1580年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改革，确立了事实上的银本位制度。中国拥有长达近600年的纸币发行及其规则探索的宝贵历史经验。这段历程中，中国不仅实践了纸币的发行，还深入研究了如何维持纸币的价值稳定。这一历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深刻的启示。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方面。

我的第二项研究也与此相关，就是银本位和金本位。众所周知，从历史上看，国际上通常是金本位，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内，白银是重要的货币，同时民间小额和日常交易以铜钱为主。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实行的一条鞭法，把中国的货币和税收归到了白银，实行了事实上的银本位。虽然有很多人说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才真正实行银本位，但实际从更早开始，白银都是中国的重要货币。西方人的金本位做得非常精确，英国在公元1700年左右牛顿担任英国造币厂总经理的时候就奠定了金本位的基础，从公元1830年正式确立金本位到公元1930年左右，金本位正式实施的时长有一百余年。

第三，我还在研究过去5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明朝，全世界有大量白银流入到中国，晚清，尤其是公元1840年以后，白银大量流出。鸦片支出、战争赔款，都是压在中国人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我们的研究从明朝白银怎么流入开始，一直到我们过去45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实际上相当于硬通货又重新流向中国。如果把这段历史研究清楚，也能够使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更有信心。

我研究这些以后，也使得我在今后，不管是国发院40周年庆祝，50周年庆祝，还是60周年庆祝，我仍然坐在这儿有的说。

非常期待。林老师，您要做什么学术研究我们大概知道，请您给我们讲讲对国发院的期许吧。

展望未来三十年，我们还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我相信三十年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实现，届时中国会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从历史上来看，世界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引领世界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我希望三十年以后，国发院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个学术高地。我希望三十年后，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国发院辈出。

谢谢林老师。您几位每一次给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定的位、所指的方向，事后看确实都是具有很强的战略性，而且非常关键。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国发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的核心团队，他们能走到一起有历史的原因，有时代的原因。客观来说，他们的个性其实不太一样，甚至在学术观点上也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很不一致，但是他们走到一起共同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刚才有很多嘉宾已经阐述了它的国家意义、历史意义、学科意义。但是，对我们而言，正是因为有这几位创始人，以及我们其他很多资深教授，包括周其仁老师、宋国青老师、胡大源老师、卢锋老师等很多位老师，有他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也才有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庆祝成立三十周年。最后，我建议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