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周振鹤，1941年生于福建厦门。1983年，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届文科博士、历史学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振鹤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做学问，我是拿它像过日子一样做的。”他深受恩师谭其骧的影响，把学术当成自己的生命，笑言“学问一辈子都做不完，人要像猫一样，有九条命，才能做得完”。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点燃了无数学子重新求学的希望。但是，在湖南马田煤矿做助理工程师的周振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超过了报考年龄。就在离考试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年龄放宽到40岁，37岁的他有机会报考了。时间紧迫，周振鹤挑了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不用怎么复习的专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
当时，他连这个专业到底是历史还是地理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谭其骧，就在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报了名去考试，而且成绩名列前茅，他风趣地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进了复旦的头两三个月里，周振鹤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个月前，我还在煤矿里工作，一下子就来到了上海，来到了复旦，那种梦幻的感觉，到现在还很清晰，什么是如梦如幻，这辈子终于体会到了。”
三年的学习时光，周振鹤一分一秒都没有虚度。硕士毕业论文是研究西汉王朝各个诸侯国封域的变化情况。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认为“已经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甚至比过去有的博士论文做得还要好”。
1982年，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周振鹤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写好了。“政区地理”这个概念正是他在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地理学从通史的研究转向断代史的研究也是从这篇论文开始的，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空白。虽然历史地理是周振鹤的“正宗”，但他却多有“旁骛”，像语言学、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等等他都深感兴趣。
以下是周振鹤教授在“新京报”大的一篇文章，特此分享。
因循守旧是社会不能进步的主因，喜新厌旧也是人类的本性，唯其喜新才能创新，唯其创新才能发展。但在学术领域里要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却并不容易。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有一时突破与超越的可能，但在人文学科方面创新的难度相当大。我们想出的每一个新思路，都不免有前人的影子在其中，我们迸发出来的智慧的火花，有时只是前人思想的变形而已。
我曾经不无偏激地说过，大智慧已经被两三千年以前的人发明完了，我们现在发展的只是一些小智慧。关于人伦的道理，孔子已经说完；关于祸福相互依存，老子业已阐明；性善论有孟子说在前；性恶论也被荀子说了去；甚至逻辑学也由《墨经》开了头；而以消费促生产的极为时尚的理论，更有管子的侈靡论着了先鞭。夫复何言!生在现代的人看来是有点悲哀。所以后代的中国人只着力于为经作传，为传作疏，也就是把古人说过的话再往前延伸一点，然后在其间发表一点自己的小智慧。
在西方也有类似现象。怀德海也很极端地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注脚。其实不论中外，并不怪今人不比古人聪明，而只怪今人生得太晚，一些普遍的真理，古人已经说在我们前头了。以此之故，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要谈创新，真的要存一点敬畏之心，要老老实实先积累，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哪些东西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哪些东西早就被老祖宗说过了。研究历史的要穷尽与你研究的那个问题有关的所有史料，然后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即使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史料，但是如何分析也还是一个问题。司马迁写《史记》就是不肯把秦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的名目写出来，以致两千多年来，研究文章无数，至今还弄不清这三十六郡是哪一些。而须知这三十六郡的设置正是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标志，而废封建改郡县可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两桩最重要的事件的头一件。
现在人文学科的毛病不是创新太少，而是积累太少，总以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前人不知的念头，发现了前人不知的史料，做出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判断，殊不知前人也许已经都做过了，只是你没有注意到。所以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近年来不断出现，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科研资源。
不少学术著作貌似横空出世，自我作古，其实许多研究不是拾人牙慧，就是变相地炒作。所以在人文学科方面最合适的研究，其实还是填补空白比盲目创新要靠得住。例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许多小语种的外文资料至今没有国人去研读，如果有人下决心学好一种小语种的外语，而又肯下苦功去钻研无人读过的资料，那他的成绩肯定比冥思苦想的创新要出色。
以上所说差不多都是废话，因为一句“厚积薄发”的老话已经概括了所有的意思了。但这四个字并不见得都能被所有人记得，或者记得也不见得付诸实行。所以我愿意再重复一下：我们所能“发”的只是很“薄”的一点，在强调人文学科创新的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