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本文原题《冬夜识蕻》，刊《随笔》2024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刊发全文，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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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
于赓虞、李白凤、周启祥三位栖身古城的诗人，一九五〇年代在中原某大学被运动出校，折翅在风沙肆虐的黄河滩上。进大学不久，在图书馆偶遇一位写诗的七七级学兄，我俩去拿同一册诗刊，他让我看新发表的诗时，对中文系的老师一顿臧否。他说豫东这块盐碱地上，学问好的于赓虞、万曼、李嘉言、钱天起，前些年都被折腾死了，几位没死的也都是有“历史问题”。提醒我，选课时要特别留意。我记下他的话，其中“任访秋的胡适史观，张锡智的文章，周启祥的诗”印象尤深。他这话真有魔性，张锡智是胡先骕的学生，南京某长官的秘书，南京城头易帜后，张流落古城，一九七八年“平反”后重新上岗。正是默默无闻的张锡智，成为我的对门邻居，一九九六年为我开启了研究学衡派的门径，之前文章写到，此处不表。![]()
周老师为时任中文系主任任访秋在洛阳师范学校执教时的学生、三十年代的青年诗人、国际新闻社记者，更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战线上的情报特工，经历坎坷，三年前恢复工作。时隔多年，我从相关档案文献得知，周启祥是潜伏在北平第十一战区司令、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身边的情报人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新闻处秘书、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上校秘书、保定绥靖公署新闻处主任秘书），更是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亲自督办、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平津定破获的共党情报大案的要犯。他曾以诗人、记者身份在第一、三、五、 六、十一、十二战区穿梭，结识多位长官及其秘书。一九四三年在新四军军部采访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情报系统。汤恩伯驻防河南时，即注意到他这个名记者、诗人写黄泛区的诗歌。作为抗日军人，随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接收平津地区日军投降，并协助南京来平军警，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帮大汉奸全部缉拿收押，是周启祥的高光时刻。诗人、记者出身的周启祥，现场目睹军警收押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周作人。抗战胜利后，国共军事冲突四起。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领导下，三委员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具体协调平息各战区战事。周启祥随即被孙连仲派到军调处执行部新闻处任秘书，受郑介民直接领导。于是，他就以新闻处秘书身份，直接与此时参与军调处工作的其他中共代表罗瑞卿、李克农、饶漱石等公开接触。但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开打，潜伏已久的周启祥被共产党情报高层李克农唤醒。平津定情报案事发后，谢世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同案地下党五人在南京被秘密处决，他因是汤恩伯在河南的旧识、孙连仲（此时已经调任南京卫戍区司令）的秘书，保密局北平站对他初审时，他说自己原本是新闻记者，为保持独立身份，客观报导事实，既没有加入国民党，更没有加入共产党。他只是谎称在北平养家需要钱，给几个诗人、记者朋友泄露了部分军事机密，却不知他们是中共的人。平津定朋友戏言“周秘大哥，小乔初嫁”，利用他缺钱的软肋，送了钱，套取些情报后，就把他出卖了。因其掌握着保定绥靖公署新闻处的权力，又是孙连仲的上校秘书，特别是在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与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之间穿梭，手握有专用电话、电台，与地下党上级下级均单线联系，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中统、军统，井水、河水，党政教育、军事外交，各有分工；公路、学校、邮政与铁路、机场、码头，分别插手。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撤销后，郑介民接替坠机身亡的戴雨农，出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周启祥泄密已坐实，是否共党分子，郑介民并无确证。孙连仲进京，出任南京卫戍区司令时，要带周启祥同行，他却说妻子北平待产，自己须留在平定。孙连仲是保定人，军中保定帮，即以他为核心。留自己的主任秘书周启祥在保定绥靖公署，也好给自己遥控保定地方势力留下垂直内线。不料，1947年10月1日凌晨，周启祥在北平家中被捕。跟随孙连仲期间，迎来送往，与平津定京各级官员及秘书相识较多，其中有多人在周启祥事发后，暗中向郑介民说情。他不仅是孙连仲的上校秘书，更是郑介民在军调处执行部任职时新闻处的秘书。多重身份，复杂关系，郑介民只能亲理、主审。郑介民见到周启祥后，便让保密局的看守打开他的手铐，支开随从，关掉录音，单独与他对质，场面如同周启祥平时陪长官打牌、打球。郑介民完全不同于之前戴笠与之后毛人凤的做派，而是以自己曾经是报人、又留学苏联中山大学为谈资，与阶下囚周启祥对话。周启祥见此，感觉死不了，便信口开河，执棋子先走，说郑长官索命，死而无言，遗憾的是再不能球场赢郑长官一局，棋牌输郑长官一把。惟求一事，密裁之消息，待北平内人下月生产后再发送。郑介民见他先试身探底，便顺手推他下水，直言：“你现在就可高呼几声口号，或赋诗一首。”熟人熟棋，套路自知，下的是个棋局，没有输赢。在孙连仲、郑介民内心，周启祥是不是共党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如何收场。即便周启祥真是共党，也要在棋面上做成不是。稍后熊向晖、陈琏事发，保密局也是如法炮制。周启祥对郑介民说自己被孙连仲看重，委任上校秘书，正是因为有一手速记、速写的特别功夫，不再写诗，专事文案，凡孙司令说过的话,他能及时成文。更甚者，他说：“若郑长官不信，明天再对质，我把今天与郑长官的谈话，完整复述一遍。”郑介民先点头后摇头，半信半疑。郑知他诗人、记者、秘书的老底，便说：“文人无行，诗人更不靠谱，不爱江山，爱美人。我早年也是记者、编辑，舞文弄墨，追随国父孙中山、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孙、廖、汪、胡，医生、文人，皆不善兵，粤人聚众，却不知拥兵自重，多次败于兵家。蒋总司令起身黄埔，方能立民国国府于南京。我入黄埔，弃文从武。但兆铭诗人本性，变节投敌，刺客被刺，罪有应得。蒋委员长重用的两位秘书，郭沫若诗人，陈布雷记者。郭沫若二三其德，有失委座信任，先后两次反了委座。郭沫若归国抗战，既爱江山，又爱美人，中共正是用美人的绳索套住了他，委座再失干城。自黄埔，我追随校长，也受教政治老师周主任，作为学生，总是晚老师一步。抗战伊始，我受校长之命，与王芃生共同策划，步步接应，使郭诗人秘密回国，交给辞修、委座，老师却抢先一步，安插于小姐到诗人枕边。是委座授意让他回国，别人更奈何他不得。我与雨农，自叹无能，只好甩锅给中统恩曾。孙司令得你这个诗人、记者，幸也不幸。为个女人，为那点儿钱，出卖了孙司令的家底，不顾我党国江山，你有负老孙。你这条命，就值这个钱？还真有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诗人！我在苏俄时，一度以能高声诵读普希金诗为荣，但对他为女人，感情用事，轻易决斗丢命，而痛心疾首，便从此不再读诗。没了命，江山美人何用？孙司令怜惜你才学，保你不死，但我这里军法难违。”郑介民原本与他熟识，又顾忌到他与汤恩伯、孙连仲、傅作义的特殊关系，没有对他“密裁”，而是以在职军人泄密罪，将其移交法院审判。江山戴雨农、毛人凤嗜血，刀枪无情；文昌郑介民攻心，能放一马时，会再送一程。于是，周启祥不死，还送孙连仲一个人情。多年后，他对我说，抗战时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战后为夺取政权，两兄弟杀红了眼，结果是党性高于人性，更胜于人性。保密局押送他时，是让他与汤恩伯同一架军用飞机，手铐脚镣齐全，杀气爆满。飞行过程中，汤恩伯一言未发，也没有正视他一眼。而他与郑介民的这场对质，却像是在演戏。“戏不够，女人凑”。惟此，才能给汤恩伯、孙连仲、郑介民有手下留情的说辞，也为自己的德行找一个掩饰。否则，他那些事，够枪毙三次。无关信念与忠诚，风月无边，文学有用，诗人二字，换得一命。一九七八年冬恢复工作，选择研究诗人郭沫若、何其芳，情在此结。在民国军阀混战，中央军黄埔系与地方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长官秘书之间相互渗透、买卖情报是军界的一项“潜规则”，也给共产党地下情报特工有了可乘之机。他与李宗仁、傅作义的秘书是多年好友，更是彼此情报共享，得双方长官信任。结果他仅以“泄密罪”，被从轻发落，判刑十年，并用飞机押送到杭州军人监狱监禁。共产党大军克杭后，他穿着一身破棉衣出狱，被调到李克农主持的军委情报部门任职（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第二局）。孙连仲、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周启祥因与孙、汤旧部各级官员熟悉，被李克农留用，在北京军事情报机构负责朝、日情报搜集，并全程参与“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汤恩伯死在日本东京医院的手术台上，周启祥便成为对汤情报棋局上的一枚死子。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周启祥从中央军委联络部第二局转业到中原某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五五年初潘汉年事件之后，他也被列入“肃反”对象，他所在的单位组成“专案组”，整了他一年多，没有找到“反革命”证据。像他这样诗人、记者出身，潜伏在国民党军方的老牌地下党情报特工，当年保密局长郑介民与他单挑，亲自对质、审讯都没能把他拿下，“专案组”的几个年轻人，哪是他的对手。他仗着自己传出的军事情报，一九四七年三月“毛主席有电嘉勉”的事实，抗拒“专案组”的审查。“专案组”折腾一年多，只弄出个“历史复杂，态度恶劣。建议开出公职，劳动改造”结论。乌托邦世界的欺骗、反智、荒诞、贫困化生活，对人性、常识疯狂摧毁。雁落黄沙，孤愤难鸣。曾以诗人、记者、秘书多重身份，穿行在孙连仲、傅作义、李宗仁、汤恩伯、郑介民等几位军界要人之间的“周秘大哥”，身上自然带有抗日军人的几份血性，与“毛主席有电嘉勉”的几份傲气。如今在黄河边古城的这所高校，他遇到了借势发力，携千钧之石的后生。昔为刀俎，今是鱼肉。他坚称自己是地下党的秘密情报人员，乌合之众只认他是“蒋匪军的上校”。专案组的年轻人，在唯成分论的年代，其出身也都有些复杂，个别人甚至有品行上的污迹，他们奉行斗争哲学，过分表现，只是为了捞个红帽，于是变相使招，想挖出周启祥这个“反革命”大虫。从肃反到反右，紧盯住他不放，在抄家批斗时，更对他动以拳脚。但周启祥强项不屈，宁愿被开除公职，也不低头认罪。被打坏了膝盖，也不跪地认错。严寒的冬天，最后硬是被打倒在地，强制将双膝按压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一九五七年底，学校借反右运动，将他“运动”出教师队伍，全家赶出大学校园。理由是“情节虽非十分严重，但态度特别恶劣，始终不低头认罪”。一个献身抗日的左翼青年，壮士有为，如今头戴“右派”帽，深陷泥沼黑暗，颠倒荒诞。他奋力抗争，招来的是被毒打，受尽奴役、耻辱，也只能接收命运的捉弄。沧桑尽变，难舍过往，梦里挑灯看剑，斩向月光。昔日诗写于黄河大地，如今只能默写在心里。为了不让曾写下的三百首新诗被毁灭，他只能靠背诵强记，一首首，一遍遍，铭刻于心。直到晚年，这些诗篇，才有机会被选刊在两本诗集里。而这只是他强记下的四分之一。没能想到的是，这些诗篇多是一九四〇年年代前半期，他作为记者，跑遍黄泛区时写下；一九六〇年代，又在黄泛区的劳教农场，低头劳作，心中默念，以文学地图的形式，保全下来。第一次因泄密罪被判十年，两年后出狱，妻离子散。人性的枷锁一旦打开，“大哥”的女人也会背叛，正如同他背叛了自己的长官。第二次因不满肃反提点意见，被开除公职，赶出校园。继任贤妻雷云霞，也曾是大家名门之后，不离不弃，带着幼儿到黄泛区劳教农场陪伴，黄沙飞雪，相依为命，看南来北往的大雁，一年又一年，“十二月党人”夫妻，情景再现。杭州军人监狱，靠吟诗、写诗度过黑夜、白天，寒冬阴冷，盼着春天。正因为是诗人，一些诗篇永远藏留在档案。农场劳改，操持木工刀具，留下的是几件实用家具。几多诗情才华，随风卷入一日三餐的炊烟。岁月虽漫长，却不会止步，生于顺时，死于顺时，人不胜天，一切取决于不可逆的时间。唯有活着，是信仰，是长夜长天。被开除公职，劳动改造二十一年的苦难时光，换来一纸改正、平反书和并未进一步落实的“厅级待遇”，上面写着“大鸣大放时主要是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了意见，不是右派言论”。这是在罗青长的主持下，重新复查，推翻原结论，给予平反，并恢复党籍。正是如此轻淡的结论，如此毁掉了一个人生命的二十一年。平反恢复工作后，参与批斗、迫害他的年轻人，也曾在“文革”中被更年轻的造反派打倒，经历磨难，人到中年，竟没有一句道歉。双方不免经常碰面，相对点头，却藏着积怨，结果是都无法释然。选择这天去老师家拜访，是因两天后，中文系学生要组织一场纪念性诗歌活动，请周老师这位老诗人参加指导。那年头，诗歌活动很多，写诗的人更多。这晚，开封很冷，南下过黄河的凛冽北风，还卷着黄沙。周老师的书房没有取暖设备，我穿着一件父亲给的棉军大衣。在周老师的书房坐定，他看我的穿着，以一份特有的警觉，问我入大学前的经历与这身军大衣来历后，说天冷，他也穿上了棉裤。那时，学生年龄相差比较大，同学中成分复杂。他问我读过哪些诗，喜爱哪些诗人，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发现我有两年学医的知识背景和“不疑处有疑”的思维方式，便说：我们有话说。特别是他讲到某位诗人的老底——因与旧政府文化要人张道藩有短暂的师生关系，有所谓的黑历史。在新政府，这位诗人便活在恐惧之中，为自保，只好过分表现，投机钻营，以至于坚持干些极端吹捧之事，一次次躲过劫难，现在又跳出来，挥舞“一股逆流”的高压水枪打压朦胧诗。这让我一阵惊悚。后来，我在第二历史档案馆获得更为确凿的证据，即一九四五年国民党中央执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向中央执委秘书长吴铁城秘密推荐的“拟进行介绍入党之文化界人士名单”中，就有这位诗人。这验证了周启祥老师看法的正确，也进一步显示他作为诗人、记者及情报特工的记忆强项。他没有用解放前、解放后，也没说新中国、旧中国这样的语词，而是说旧政府、新政府，让我感到话语别致。我理解中国只有一个，没有新旧；而政府有新旧。他说前朝在后朝人的否定中被讲述，这是中国历史的现象，但并非历史本身。正如同家乡在离开后才出现，成为故乡。但他课堂上说话却特别谨慎，丰富的历史内容与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从不不臧否人物。而紧接着他的课讲屈原的那位老师，每节课则必发牢骚，粪土当年各类人物。1949年之后，周老师在北京、开封两地广交文友，他让我看了许多作家、画家签名赠送的书和字画。其中端木蕻良的一幅字吸引了我。因为我不认识其中的蕻字。他问我：你没吃过雪里蕻这个菜？我说没有，家乡不种植。他从这个字讲起，讲了端木蕻良（曹京平）的生平、文学创作，与萧红的婚姻关系，让我对端木蕻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更为意想不到的是，他说不能参加两天后中文系的纪念活动，因为已答应了其他诗会。如果我愿意，可以随他去参加另一场小型诗会。我来是邀他入大会的，结果被他拉进了另外的小会。正是从蕻这个字，我开始关注端木蕻良及抗战时期的东北流亡文学，果断放弃了自中学时代就烙下的对欧阳修的喜爱。我时常怀念这个冬夜。特别是几次在欧洲行走时，我都会将纪德在法国北海岸荒村旅舍拜访王尔德的那个冬夜与我经历的这个冬夜联系起来。王尔德对纪德说的话：“亲爱的，你知道，思想产生在阴影里，太阳是嫉妒思想的，古代，思想在希腊，太阳便征服了希腊，现在思想在俄罗斯，太阳就将征服俄罗斯。”（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第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周老师在中文系开有一门作家专题研究课，每年主讲不同的作家作品。上一届，他讲郭沫若、何其芳的诗歌。我这一届，他讲艾青的新诗、田汉的戏剧、端木蕻良的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多年后，我仍记得他讲艾青《光的赞歌》时的激情与感伤，也自然会与王尔德对纪德说的话一起玩味。他是因在黄泛区现场，就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间黄河花园口决堤水灾，创作了一系列诗歌而引人注目的。他讲田汉《关汉卿》中那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时是在讲坛上跳动的。他说专题课不能重复，开新课就是要促使自己有新的研究见解，这样才能召唤新生，开出文学之路。他看我对端木蕻良感兴趣，就让我每周去他家借还书一次，同时听他讲述民国文坛掌故、政界秘史。那都是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如同又听了一门课，我坚持了三年多。当他谈到自己讲的都是书中没有的时候，立即从书架上取下一套书，说这个是现代文学的人物地图，泾渭分明，时空清晰，要我先从这个开始，把作家生平、关系理清。这套书是徐州师范学院吴奔星教授主持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现代作家传略》，浅绿色封面，内部印刷。他说这套书的实际主编吴奔星是他师叔（任访秋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的师弟）。他特别强调任、吴都是钱玄同、黎锦熙的弟子，学术研究的路向是打通古今，有老北京五四广场精神的传承。为什么不署名吴奔星主编，而署名“编写组”，是因为吴奔星还穿着斗篷，“帽子”摘了，但还背在身后，那些坚持窑洞精神的人，认为此书五四广场作家收录的多，延安窑洞作家收录的少。说罢，他一声叹息。周老师与任访秋、吴奔星两位教授的遭遇相同，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套书是我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我对传记感兴趣之后研究传记、写作传记的知识储备。周老师有长期从事新闻、情报工作的经历，记忆力过人；更有快速打字、打电报的动手能力；落难期间，又练就一手木工的生存技能。我本没有能与他对话的知识、阅历，但我可以根据他讲话的线索，一周内到图书馆迅速补上与话题的相关内容，再见面时能随他继续前行。周老师见我能把他讲的文坛掌故、报业竞争、政界秘史、市井黑话记住，还能在快速阅读相关书籍后进一步关联出许多故事，形成我们对话的话题，便说：你记性好，能沉潜下来，适合写史，不适合写诗。就这样，我成他另一课堂的特殊学生。当时他为我讲的那些作家往事与政坛关系，我记下了。几十年后让我惊叹的是，他说的那些，我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大都得到了印证。一九四九年之前那个内战、党争、抵御外敌入侵的特殊年代，许多优秀的文学青年献身政治，他也走上了这条路。我随他读书的几年间，他守着曾经的职业底线，对我从不谈自己作为地下党情报特工的经历。有几次我有意引出熊向晖、傅冬菊、陈琏的话题，他面带微笑听我说道，却不接话。只有一次我问及豫籍女作家赵清阁的事，他低声说道：赵清阁也入党了。并从书架上给我找出一张报纸，上面有赵清阁入党的消息。他说记忆力是生性，强化记忆需要方法。他向我传授了快速阅读记忆的方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目清，默念两遍，晚上无笔无纸无字默写三次。那时没有家用电话，每当有他接待或拜访海內外来古城诗友、作家的机会，常常会带上我。他也不声张，会事先在中文系收发室的小黑板上給我留下一个只有我看得懂的标记。每周与一位曾在洛阳开封郑州西安保定北平南京工作过的地下党老牌情报特工、诗人、记者见面聊天，谈读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时因停电，干脆也不点蜡烛，我们师生两人，坐在漆黑的书房，如下盲棋，不识各自模样。仿佛他在民国的历史现场，我在八十年代的古城汴梁，他进一程，我驶一航。他曾指点道：记性好，坐得住，渐修易，顿悟难，难在见识、思想。受周启祥老师到万县何其芳老家、乐山郭沫若老家实地考察的启发，一九八二年六月，我给端木蕻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周老师指导下，经过大半年的阅读，读完了开封可见的端木蕻良各类文集，有很大的收获，也有些困惑，希望到北京当面请教。很快，端木蕻良及夫人钟耀群回信，欢迎我去北京。七月，我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拜访端木蕻良三次，就相关问题，我问他答。同时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到国子监北京图书馆民国期刊部查阅资料，访问与他创作有关连的作家。还找到钱小惠，参观了阿英的藏书。之后，我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上一个月左右，每次到北京，多会去拜访他，收到他赠送的新书，持续了十多年。周启祥老师习惯称端木，钟耀群及周围的朋友也这么称呼，而我一开始称端木先生，钟耀群笑着说：小沈，跟我一样称端木好了，他的老少朋友，都这么叫。端木蕻良在北京搬迁过的三处住所我都去过。去的最多、印象最深的是他虎坊路的书房“六米斋”。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次在“六米斋”见面时，他正在写作，起身握手后，他说：我和钟耀群欢迎你来北京，钟耀群先招待你，等我把这段文字收住。![]()
北京的午后很热，我是辗转两趟公交车到达的，在客厅坐下，钟耀群打开一个有亮灯的白色立柜，给我取出一杯白水，亲切地说：小沈，赶快喝，放一会儿就热了。一旁的阿姨，是宗白华的妹妹，她见我不知所措，便在我耳边轻声说到：这是冰箱刚取出的冰水，要趁凉喝，放一会儿，冰水变成温水，就不好喝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家用冰箱，第一次在端木蕻良家喝到冰箱里的冰水。我在乡村长大，对世界的认知，对世间冷暖的感觉瞬间被颠覆了。我原来只知道“趁热吃喝”、“人走茶凉”的道理。今天，才知道，还有趁凉喝水的事儿。离开时，我又凝望一下冰箱上的雪花图案，大脑清醒了许多。以后，每次到虎坊路端木蕻良家，我都会多看几眼他家的冰箱。以至于，在随后几十年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我都要告诉学生我这个洗脑经历，强调世界观的重要性，经历见识的必要性。从端木蕻良家出来的那一刻，我已经感觉不到北京的天热了。端木蕻良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也是我研究十四年东北抗日流亡文学的访学时光。北京是我迁徙的地方，并由此进入端木蕻良的文学场。何去何从?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弦而后晓声。义理共词章一体，拿来与发明并重。通过端木蕻良，我十多年间先后采访过舒群、白朗、罗峰、萧军、王德芬、骆宾基、马加、胡风、梅志、曹靖华、汪静之、姚雪垠等四十位老作家。同时，我也会将采访所得，与他分享，好辨析信息的真假。每次与他分享相关信息后，他都会鼓励我多写，还要我多与大陆以外的学者交流，并让钟耀群把日本学者村田裕子、冈田英树，加拿大学者施本华，美国学者夏志清、葛浩文，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联系方式及研究成果给我。他说，自己从昌图到天津南开，转北平，读清华大学就是想出国留学。读大学历史系时，他喜爱英国、法国、俄罗斯小说，不少外文系的同学都选择出国留学，自己因参加北方“左联”，被迫退学了。过去封闭，他山之石，我们少见多怪。现在香港及外国邀请他出去讲学，身体不行了，走不出去。所以他积极支持女儿到澳洲留学。在他与钟耀群的指导下，我尝试着与日本学者村田裕子、冈田英树、香港作家刘以鬯取得了联系，得到他（她）们的赠书，也曾到日本京都与冈田英树教授交流。每次有外国学者的新成果，钟耀群都先给我一份，我抄录或复印后，给周启祥老师一份。当时，河南某刊物主编的孩子在我那里读书，主编要我帮他为刊物组稿，我说周启祥老师编有《端木蕻良研究资料专辑》，老师退休后，没有经费支持，书出不来，其中有一批海外名家文稿译本，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也有我请人从日文翻译的，待刊。于是就促成其连载海外学者施本华、夏志清的文章。夏志清论端木蕻良小说一文，是他一九八〇年六月，参加巴黎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他特别指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中的大气与才情，尤其是语言的质感明净，丰盈流动中尽显诗意，在抗战文学中，高人一筹。这次盛会，中国派出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成员都是参加过抗战的作家：刘白羽、孔罗荪、艾青、吴祖光、马烽。高行健为法语翻译。其中孔罗荪、艾青、吴祖光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都是与端木蕻良相识的朋友。正是在巴黎这个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作协书记处领导孔罗荪感知到端木蕻良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忽视，他通过夏志清的论文，也认识到端木蕻良小说的国际影响力。因为他本人有过在哈尔滨生活、读书的经历，在儿子孔海立留学美国后，他给出了研究端木蕻良、以其小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建议。作为翻译，高行健是第二次来巴黎，后来他选择定居在这里，并获得二〇〇〇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夏志清说这是为了弥补他《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遗漏端木蕻良作为小说大家的不足。也正是这篇论文，让世界汉学届知道端木蕻良作为现代优秀小说家的国际地位。夏志清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文章，在海外影响很大，需要作者授权，也有政审的压力，我都配合主编，应付了过去。特别是夏志清的文章，我试图通过王德威联系夏志清，以获取授权，但在没能取得原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主编就把中文本登了出来。这事儿，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夏志清也知道。我对王德威说，我被拒签，无法去美国，一直想到哥大去当面向夏志清老师道歉、解释。直到二〇一五年，我才获得去美国的机会。二〇一九年四月，我到纽约夏志清家拜访时，他已去世了。我只能对夏夫人王洞说，当年在没有得到夏先生授权的情况下，把夏先生文章登出来了，对夏先生不敬。她却说感谢我在大陆传播夏先生学术，并回忆起她南京的童年生活。孔海立在葛浩文（《萧红评传》作者）门下研究端木蕻良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与他一九九八年在北京相见，随后他又通过上海的朋友给我寄来他研究端木蕻良著作的中文本。孔海立在收集、汇编端木蕻良四十年代文集时，我们沟通过，因为据我所见，端木蕻良在香港主编的《时代文学》《时代批评》只有北京图书馆国子监期刊部有完整收藏，我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间，有一个多月，驻足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看、抄写。我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了他。只是我与葛浩文迟至二〇一七年四月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相聚。![]()
在与海外多位学者的交流中，我们有一致的结论：端木蕻良在文学上未尽其才。八十年代初，到各大图书馆查阅材料，只能手抄，来不及抄，就读两三遍，强制性记下基本内容。图书馆从日本引进复印机后，学生根本支付不起复印费。我最初的印象是一张A4复印费一元，那是我两天的生活费（大学四年，每月助学金十七元五角，通常用十五元换三十四斤定量饭票）。端木蕻良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在同学的帮助下，我们联手抄了一份；《南开双周》上端木蕻良文章，无法抄全，直到一九八七年冬，范泉老师的研究生尹建民到南开大学，才查找全，复印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他路过开封，见面后送我一份复印件。我随即把这份复印件寄给北京的曹革成，他正在参编《端木蕻良文集》。一九八四年五月，《一个作家的妻子》在北京《文艺欣赏》刊出后，我暑假到北京，钟耀群说：小沈，你的散文，文联的朋友看了，多对我提起。你夸赞我的句子有些长，多了几个“的”。我知道，这是她和端木蕻良对我散文简约、精准的进一步要求。风沙抹去了历史的伤痕，却吹不散心头的阴影。古城霜菊伴随周启祥老师六年的校园时光。我大学毕业那年，周启祥老师正式离休，别了课堂。我平时多是周末晚上去他家，一天，在中文系小黑板上看到他留下的标记，便急忙在午饭后赶去。进门，看到他与师母都面带微笑，我以为他们换大房子的事落实了。结果，他们什么也没说，师母给我削个大苹果，他把任访秋老师送他的新书给我，让我先看。周六晚上我又如期登门，才明白他事先已经得知我留校读研究生的消息。曾经的职业习惯，让他保密。我在任访秋老师指导下写作《胡适传》时，周启祥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我带你入史，端木引导你写作，现在我的老师会启发你思想。他也向我表达了自己从事文学史研究的遗憾：自己《何其芳评传》完稿时，尹在勤的《何其芳评传》出来了；《郭沫若年谱简编》完成后，寄给北京郭沫若故居审查，没能通过。于是，他只能转向河南地方文学文献整理研究。同时，他对我说：你年轻，认准的事，不要拖泥带水，该出手时就出手！他这话，也正我在台北及时推出《胡适传》《望南看北斗：高行健》的原动力。一九三六年七月，任访秋老师在北京大学完成研究生论文后，毕业答辩时，胡适是答辩主席，其他四位答辩委员为周作人、陈寅恪、俞平伯、罗常培。我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后，常去听讲的地方是任访秋老师的书房。偶尔，我也会在任访秋老师的书房遇到他五十年前的学生周启祥老师。经垂翅、奋翼，失东隅 、收桑榆，但时不我待。苦难对于诗人，如果不化作诗句，将加深晚年的孤独。周老师不再写诗，转向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离休后十年，他自费到国内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文献资料，自己打字、编纂，自费印刷了四大本文学史料。当我说他是一只脱群的孤狼，孤独在自己的状态时，他轻声地说独孤是难得的生存体验，更是一种信仰，告诫我要独孤前行，独立与谦卑并持，向柔向水，克刚穿石。黄沙吹老了岁月，却抹不去印在心中的伤痕。庭院梨花，开谢又多年，心有千千结，欲说还休。周启祥老师多年对我缄口不言往事，直到他一九九七年中风康复后，梨花若雪挂满头，拄个拐杖，拖着那条当年被批斗时致残的腿，爬上我办公的三楼，才做出向我敞开岁月往事的决定。他先说自己刚参加过一个小型的刘少奇开封去世年度纪念会，见到从省长位置退下的昔日情报联络员，也有官至部长的发小，更有一九四七年前的诗友。诗友惊讶地扑向他，一惊一乍：“啊？天啊！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他回答诗友说：“刘少奇死在开封，我这个小人物被赶出开封，到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是死里逃生。”我只觉他们的对话黑色幽默。事后便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是活着！我顺着他的话，轻声说道：“我已经等你十八年了。再不说就要烂到肚子里。”他用拐杖在我办公室的水泥地板上用力敲了三下，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要离开。我当即明白，他这是在考验我的悟性，便送他下楼。当年五祖弘忍与六祖慧能的传灯之约，正是他来到慧能舂米的碓房,用法杖在石碓上敲了三下。我立马收起参与学校申报博士学位授权点成功所带来的那份喜悦，停下四年间奔波的脚步。周末如约。我说：“风雨六十年，你只给出一生最重要的十个事件，用你教我的方法，讲清时间、地点、人物及最关键的瞬间。”令我想不到的是，他清醒的大脑，反要求我：“不用笔记，不用录音，用我当初教你的强化记忆方法，我说你听，用心记下。”男人本少泪，哀莫大于心不死。他惟一庆幸的是自己熬过了那漫长的寒冬，活下来。一日一夜失中年，往事无奈追忆难。苦难从从花园口黄河大决堤，千万亩良田变成黄泛区说起。监禁、流放，外伤、内伤，爱了不该爱的人，失去了应该相信的人，心中伤痕累累。尝尽生活的苦，锻就了不屈的骨。暮光之城，他两次中风倒地，却又顽强站起。以至于我不忍将其向外讲述。往事可尘封，但我不会让故事生锈。语言即思想。在他去世二十年后，我心中记下的，与档案互证，有这篇迟到的纪念。之所以能出手复活他这枚秘密情报战线上的“死子”，还在于我与抗战期间第一战区副司令宋哲元的外孙，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的外孙成为朋友，共同关注过抗战这盘大棋。![]()
就文学创作来说，端木蕻良对我的影响最为关键，他是我文学创作的老师。开始细读端木蕻良小说、散文时，我十九岁。作家个人作品，他的我读得最细。每次见面都会得到他要我多写的鼓励，他说画栋朝飞云，珠帘暮卷雨。静水无澜，流在深处。流水不腐，思绪随语言流动，不写下来，稍纵即逝。他从二十一岁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到晚年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一直是在长跑。他更要求我读史，不要看那些写成的史书，要看史料，看野史。《胡适传》出版后，我送他一本，他翻阅后说：小沈，你这是正史、正传。钟耀群说端木用动词精准不俗；写女性用形容词，艳而不媚，恰到好处；句子不长少缀。这也启发了我。端木蕻良的文章，对我影响最大的两篇是《母亲》《有人问起我的家》。这两篇都是我亲手抄过、能背下来的。《有人问起我的家》中的“香水梨”，成为我一生钟爱的水果。在四度美国访学、两度新加坡工作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吃到“香水梨”。“香水梨”关联着我的文学起步。其产地虽说是新西兰、美国或中国新疆，而不是辽宁昌图，但只要是“香水梨”，就是一个文学记忆的复活。那份能让我反复咀嚼的，是文学的青春记忆。在撰写研究端木蕻良及东北流亡文学系列论文、论著之外，我还尝试着写作人物传记、散文、剧本，其中有写钟耀群的散文《一个作家的妻子》，得到花城出版社副社长苏晨的奖掖，他既是散文作家，又是大陆研究、出版端木蕻良著作的重要推手，他有写钟耀群的《老伴》名篇在前。我也为萧军写了篇《闯进文坛的“土匪”》。当《萧红之死》被编辑出版单行本后，引起香港作家刘以鬯的注意，他指出我把圣士提梵女中的名字写错了。二〇一三年，霍建起执导了电影《萧红》，宋佳饰演萧红；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黄金时代》（汤唯饰演萧红）导演许鞍华来南京参加第二届民国电影论坛，我们交谈最多的是端木蕻良。许鞍华有东北人的爽快，她先递给我一支烟，我说不抽。她就自己点上。我说萧红抽烟，与上海摩登女性抽烟的形象不同。她的形象是烟嘴一体，为实际动态；上海摩登女性形象是烟嘴分离，烟在手上，为造型。她说那个年代，家境好的东北女人多抽烟。我说到《萧红之死》，她说看过，但不知道是我写的。她虽是辽宁鞍山人，说没有见过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是萧红让她与萧军、端木蕻良两个辽宁老乡的故事纠缠太久、太紧，以至于电影写实过重。教师这个职业干几十年了，一直是控制讲堂，习惯自己主讲。一阵交谈之后，许鞍华知道我与端木蕻良有十多年的交往，也认识萧军、骆宾基，学位论文为《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是既吃了鸡蛋，又熟悉是哪只鸡下的蛋，便以导演的主导性方式，控制了我的语言表演。可能是习惯了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对我的提问是记者式的：作为研究者，你喜欢萧军还是端木蕻良？作为男性，你喜欢宋佳还是汤唯？我一一回答，不能有语言表演。同时告诉许鞍华，王德芬对我说，她丈夫萧军倔强任性，像一个充满气的篮球，坚硬顶手，你越是用力拍打，他反弹的就越高，绝不服打压。听罢，许鞍华又点上一支烟，说了一句：我们见面迟了。谈话结束，陈丹青进来，我惊呼：你这头型太像梁启超了，梁启超在清华当导师时正是你现在这把年纪，难怪你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的头像，就是你这头型。因为我正在校对《学衡派编年文事》，书中涉及吴宓与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陈丹青盯着我，推一下自己的眼镜，说：我是广东人，地道的广东人多是我这个头型。许鞍华看一眼陈丹青，转身对我说，我要是拍梁启超，就找陈丹青演，沈教授看准推荐的，这就说好了。陈丹青用一句时髦的话调侃许鞍华：你牛！从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岸，风沙成了雨花。老家内乡泉水叮咚，顺流入汉江后，在南京载我舟行。到南京读书后，我忽然发现街头餐馆多有雪菜肉丝面的招牌。寻常百姓也多喜爱雪菜毛豆这道小菜。南北同学餐馆小聚，我从中得知，雪菜就是腌制后的雪里蕻。此菜北方雪中色红，在长江沿岸雪中青翠耐冻。繁花尽开，百川归沧海。每当怀念周启祥、端木蕻良、任访秋三位老师的时候，我会吃一次雪菜，回味识蕻的营养记忆。周启祥、端木蕻良两位老师为我开出了路，从任访秋老师那里又得一盏灯。历史学者王笛说“放弃大时代的幻想，选择小时代的日常”！在“残暑昼犹长，早凉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的处暑过后，还是以小时代的日常读书为开始吧！“好读书、读好书”也是抵御庸常、建设自我的最便捷方式，更多好书、更多常识、更多交流请下方扫码进入“必记本”知识星球、领取星球优惠券，先到先得、先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