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史”视角下近代早期日本军事变革初探：军事领域
屈伯文
摘 要：从历史上看，日本与火药、火器的发源地中国虽一衣带水，但迟至中国元朝时期日本方知火器的存在。进入近代早期，以铁炮为代表的火器通过不同渠道（葡萄牙、东南亚等）传入日本，引起了日本的军事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 ：火药、火器技术的开发与掌握，火药、火器的生产、制造，火药、火器规模化地装备军队并被应用于战争，军事、相关社会领域乃至区域性国际格局等受到影响。传统军事史研究存在视野狭小的不足，20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新军事史”研究范式可以弥补这一点。在这方面的尝试可以为推动近代早期日本军事变革的研究提供助力。
关键词：新军事史 近代早期 日本 军事变革
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为日本近世的战国、江户时代，约相当于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早期（1500—1800年）。在发生于该时期的日本军事变革中，铁炮（てっぱう，亦名“火绳铳”“鸟铳”等）是应用最广、发挥作用最大、地位最重要的火器，因之，长期以来它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对铁炮与相关火器发展历史、内部结构、技术演变等的系统性考察，如有马成甫的《火炮的起源与流传》、所庄吉的《图解古铳事典》、宇田川武久的《日本铳炮的历史与技术》；其二，对铁炮起源、传入问题的重点考察，有传自葡萄牙人、中国与朝鲜、倭寇、多地 等诸说；其三，对铁炮应用、影响问题的考察，如渡边世祐对铁炮新战术及其对战争影响的探讨。
2000年后，国内学术界逐渐关注到近代早期的日本火器发展。王兆春在《世界火器史》中讨论了日本火器技术的来源、演变、应用；梁修齐对铁炮传入日本这一经典问题做了探索；吴超介绍了日本火器的外传与扩散。
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多关注与军事本身有关的问题，如火药、火器来源，传入路径，技术发展、演变细节，对战术、战争的影响等，我们大致可将其归入传统军事史的范畴。20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 · 罗伯茨考察了1560—1660年荷兰、瑞典两国的军事革命。在他看来，火药、火器的兴起、发展不仅对军事领域有所作用，如战术（线式阵型、步骑结合等）、战略（广阔地域的战略筹划、常备军兴起、军队规模激增等）的革命，还在其他相关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外溢效应，如对国家制度（行政、财政、资源管理等）与形态（中央集权国家）、社会生活（科学技术、阶层流动、经济战、国际法等）的广泛影响。由此产生的“新军事史”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军事史研究。笔者在“新军事史”视角下，分别讨论近代早期日本军事变革在军事领域的体现，以及在其他领域的外溢效应。考虑篇幅因素，相应分为上下两篇，本文为上篇。
导 言
“铁炮”之名在日本历史上最早出现在《太平记》《八幡愚童训》有关元军入侵的记载中。由此可知，日本虽与中国一衣带水，拥地利之便，但迟至蒙元两度跨海征日，后者方知火器的存在。随后，明代元而立，主要出于防备倭患的现实原因，协同同样位处大陆的朝鲜对日严密封锁火药、火器制造技术以及相关原料（主要是硝石）出口。故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并未掌握相关技术，哪怕知晓技术，亦无法大规模应用。据梁修齐说，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明朝火器如手把铜铳才传入日本，1528年日本始能独立制造。中岛乐章则认为“日本通过虏获的华人学得火器技术”，但因硝石资源短缺，使得“火药品质不佳，火力不足”，无法得到大规模应用。无怪乎学界有“唯有日本被隔绝于东亚‘火器时代’之外”的感叹。严格说来，火药、火器真正对日本历史产生重要影响，要从铁炮传入日本说起。有关铁炮何时以及由何人传入日本，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主流意见认为，它是后奈良天皇天文十二年（1543年；亦有1542年一说）由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种子岛的。日僧南浦文之《铁炮记》（1606年）记载：
隅州之南有一岛，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种子……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贾胡之长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中虽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形象无物之可比伦也。其为用也，入妙药于其中，添以小团铅，先置一小白于岸畔，亲手一物，修其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则莫不立中矣。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栖鹄于俟中之比也。此物一发，而银山可摧、铁壁可穿也……既而人名为铁炮者。
日僧南浦文之《铁炮记》（1606年）
当然，也有人认为将铁炮传入日本的是有明一代长时间纵横海上的倭寇。这在《铁炮记》中亦可见端倪。该文所记大船属于名为“五峰”的“大明儒生”，此“五峰”实为明代海盗首领王直（又称“汪直”）。明中期尤其是嘉靖年间，倭寇为祸甚烈，其组成颇为复杂，包括渔民、海商、海盗等，他们来自包含中日在内的多国，而以中国为主。这是一个亦商亦盗、拥有武力的跨国集团，王直是该集团著名首领。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东亚、东南亚国际贸易主导权遂落入倭寇之手。人们交易的除一些生活用品，也包含硝石、硫黄等原料乃至火绳枪等违禁物品。朝鲜人便记载“福建人交通倭奴，既给兵器，又教火炮”。宇田川武久根据日本铁炮在零件、构造等方面与东南亚火绳枪类似，而有异于欧洲火绳枪，而东南亚正好处在倭寇交易圈的范围内，遂认定将铁炮传入日本的不是葡萄牙人而是倭寇，是后者把东南亚火绳枪传入日本。无论是来自葡萄牙人还是倭寇，总而言之，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进入16世纪40年代，日本人拥有了铁炮。
铁炮传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按日本学者的说法，在东亚火器时代第一阶段（“14世纪末到15世纪，明朝制造、装备大量的传统火器，经由军事活动传播至周边各国”，东亚、东南亚受到中国火器的影响）被排除在外的日本，进入第二阶段（“16世纪初，抵达广东的葡萄牙人带来欧洲流行的‘佛朗机铳’‘火绳铳’”，东亚、东南亚受到西洋火器的影响）一跃成为“先驱地”。我们看到，在日本国内，由于当时正值烽火连天、各路诸侯厮杀正酣的战国时代，杀伤力强大的火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的历史进程，加速了日本的统一；在国外，统一后的日本野心膨胀，倚侍火器优势，入侵朝鲜半岛，引发了以中朝为一方、日本为一方的壬辰战争（1592—1598年，又称“壬辰倭乱”“万历朝鲜战争”），从而对三国历史走向与东北亚的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所有这些，既是发生在日本的军事变革的见证，又是后者所产生的历史后果。以下，笔者从几个方面出发，略述近代早期日本军事变革在军事领域的体现。
一、 火器技术的掌握与火器的生产、制造
一般认为，日本人掌握火绳枪的制造技术是从种子岛开始的。据《铁炮记》，种子岛主时尧在见识葡萄牙人铁炮的威力后大为惊叹，请翻译告诉后者：“我非曰能之，愿学焉。”在重金购买两杆火绳枪之后（《铁炮记》本身说铁炮“其价之高而难及”。据其他史料可知，时尧出的总价是2000两黄金。不过，也有人觉得此数过高而持2000两白银的看法 ），岛上小臣筱川小四郎学会了“妙药之捣筛和合之法”，时尧本人则“朝磨夕淬，勤而不已”，操纵火器达到了“百发百中，无一失者”的水平。虽然如此，最初的仿制并不成功，“其形制颇虽似之，不知其底之所以塞之”，亦即不知枪筒底部如何堵塞。其后，又有“蛮种贾胡复来”，“之中，幸有一人铁匠，时尧以为天之所授，即使金兵卫清定者学其底所塞”。据《八板氏清定一流系图》，清定为套取其法，将17岁爱女若狭嫁予葡萄牙人，终于明白个中玄奥。种子岛因而成为日本最早的铁炮产地，过了一年多（天文十四年，1545年），便“新制数十之铁炮”，号称“种子岛枪”。
乱世之下，任何具有战争潜力的新技术、新武器都不会被掩藏太久。时尧购买并仿制铁炮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还在时尧尚未将铁炮仿制成功时，便有“纪州根来寺……杉坊某公者（按：此‘杉坊’或为根来寺首领之一杉坊津田监物算长），不远千里，欲求……铁炮”。时尧感其诚意，以铁炮一杆相赠，并告知其“妙药之法与放火之道”。不久后，纪州津田氏延请堺（属于和泉）的著名锻冶师芝辻清右卫门着力研制铁炮，终获成功（同样在1545年），津田流炮术亦由此而生。跟来寺成为著名的火器产地，盘踞该地的津田氏亦倚此成为战国一大势力。津田氏之后，又有堺的商人橘屋又三郎找上时尧，他居岛上“一二年，而学铁炮者殆熟矣”。其人返归之后，协同从根来寺归乡的芝辻清右卫门，建立起堺的铁炮制造业。堺原本就有生产中国火器的技术，再加上该地是商贸往来的繁华之地，具有地理优势，其后遂成为日本铁炮最重要的制造中心。在根来寺、堺以外，与种子岛颇有渊源的还有近江国友村。据《国友铁炮记》，时尧将一杆铁炮献给萨摩的岛津义久，后者又献之于幕府将军足利义晴。天文十三年（1544年）2月，义晴命国友村的国友善兵卫等四人制造铁炮，翌年（1545年）获得成功。国友村亦成为另一重要的铁炮生产基地，与根来寺、堺并列。
当然，在三大产地之外，其他地方亦有铁炮生产，唯规模、影响力不及。用《铁炮记》的话说，“畿内之近邦皆传而习之，非翅畿内，关西之得而学之而已，关东亦然”（当然，火器的大规模生产与一个重大问题即硝石来源问题的解决是同步并进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铁炮试制成功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到底生产了多少铁炮？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并无一个公认的答案。不过据说在关原合战时，“大名伊达政宗所统率部队的火器装备率最高，达到40%；而这次战役中火器装备率最低的上杉景胜部队，也已达到23%”。关于关原合战时东、西军的人数，人们虽意见不一，但据日文版维基百科“关原之战”词条，西军人数在80000以上，东军人数在74000—104000之间。保守估计，交战双方总人数在15万以上。据此，此战中所使用的铁炮数量至少也有三万多挺。此外，我们还可参考另一数据。美国学者诺尔 · 佩林根据当时的贸易取引文书推算，至战国末期，日本铁炮持有量在50万挺以上，占世界总量的一半。除去进口，其中相当数量应属日本自产。窥斑见豹，从战国中后期以至德川幕府初期，日本铁炮生产数量应不在少数。
二、 火器装备军队
铁炮传入日本后（1542或1543年）很快便被投入实战。史载天文十八年（1549年），以肝付氏、涩谷氏为一方，岛津氏为另一方，爆发了“第一场日本人使用‘火绳铳’的战役”—黑川崎之战。而真正以敏锐目光认识到铁炮的价值，并对其抱有浓厚兴趣加以学习、钻研，在实战中不断摸索、善加利用的，首推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2年）。据织田家臣太田牛一所著《信长公记》，早在十几岁时，信长便从桥本一巴学习铁炮技术。天文二十二年（1553年），信长岳父、美侬国大名斋藤道三（1494 ？—1556年）与已成为家督的信长会于正德寺，后者带随从七八百名，携“朱枪五百本，弓、铁炮五百挺”。虽然具体装备情况不得而知，但信长军中拥有相当数量的铁炮应无疑问。其后，伴随信长对外扩张，势力壮大，军中装备铁炮数量越来越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与另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名武田胜赖进行决定天下大势的长篠合战（1575年）时，为克制以精骑纵横天下的武田军阵，织田—德川（家康）联军配备了数量空前的铁炮。据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版《信长公记》，单单织田军便有“铁炮千挺”，而在更接近原本的尊经阁文库本《信长公记》中，其数更是高达“三千余挺”（江户时期儒学家小濑甫庵亦持3000挺的说法）。考虑到织田军的人数是3万，3000挺铁炮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达到了10%的装配比例。
除了织田信长，战国大名或割据势力在军队中配备、使用火器的不在少数，哪怕是以骑兵闻名天下、常被人们误认为不重视火器的甲斐武田军亦不例外。后奈良天皇弘治元年（1555年），武田信玄与越后大名上杉谦信爆发第二次中岛之战，信玄方的旭山城遭受攻击。据记录甲斐及其周边地区情形的《胜山记》，信玄为援助该城，往城里输送了士兵3000人，“弓八百张，铁炮三百挺”，从而使城内军心大振。当然，同样是装备铁炮，其在不同阵营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以及被使用的方式并不一样，因之，其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亦相去千里。比如上杉谦信军中亦装备铁炮，但在与加贺一向一揆的战争中屡次败北。有日本史家认为这是上杉军不重视、不善使用火器所致。无论如何，进入战国中后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日本军队装备了越来越多的火器。军事史家所做的统计表明：从正亲町天皇永禄五年（1562年）至天正六年（1578年），上杉家军役状反映的平均铁炮装备率是10.3%；元龟二年（1571年）至天正十八年（1590年），北条家，平均11%；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1592年），立花家，14.3%；后水尾天皇元和五年（1619年），吉川家，29.9%。此种趋势一直持续至德川幕府建立之初。据冈山藩士大泽惟贞于宽政年间（1789—1801年）编纂的《吉备温故秘录 · 军役》所说，1万石军役对应“马上十四骑，旗五本，枪十本，铁炮二十挺，弓十张”，3万石军役则对应“马上四十二骑，旗十本，枪五十本，铁炮七十挺，弓三十张”。粗算下来，铁炮装备比例约为1/3，算是不小的数值了。
三、 军制与战法创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技术的出现以及新武器装备军队、被投入实战，定然对军制与战法产生深刻影响，铁炮自不例外。自平安时代（794—1192年）以来，传统上日本的军制与战事是以武士为核心，足轻、杂兵等其他人员发挥辅助作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士的个人秀，即所谓的“一骑打”。一骑打是武士之间一对一的个人战斗，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战争规则与武士的荣誉，其进行有一套固定流程。在与卡尔 · F. 法拉第（Karl F. Friday）合著的《中世士兵与战争》一文中，日本学者川合康对此曾做过专门而细致的描述，流程如下：“首先是下战书，而后，约定作战时间与地点。在选定的时间，双方列阵，信使来往，宣布开打。而后，射出特别的响箭，表明战斗打响—伴随着双方你来我往、远距离的弓箭群射。而后，武士策马向前：报名字、家世、战绩。而后，选定合适的战将对阵，单打独斗，这构成了……战斗的主体部分。”
当然，随着时势迁移，相对死板的战争规则也开始松动起来，趋于灵活多变，典型如源平合战（1180—1185年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的战争）时源义经打破常规的奇袭战。有史家评论从该时代起，古典的崇尚个人荣誉、勇武的马上战斗，缓慢地向集团战斗过渡。进入13世纪末，元朝军队几度跨海征日（1274、1291年）亦对日本战法产生了影响，携带刀、剑、枪等武器的大规模步兵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骑（兵）步（兵）混合的作战形态成为主流。有人甚至认为自源平合战以降，马匹更多用于运输而非骑乘，骑兵鲜少在马上作战，而是下马步行，使用刀剑近战。言下之意也就是骑兵发生了步兵化现象。哪怕是以骑兵闻名天下的甲斐武田氏，其军队亦非纯粹的骑兵，而是骑、步、忍者等俱全。从这个角度来说，铁炮的引入对以步兵为主导的军制、战法变革起到了推动和加速作用，因为相比需要长时间训练从而掌握作战技巧的骑兵，铁炮操作技能的学习门槛要低得多，习得技能的过程要短得多（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以步兵为主导的军制、战法革新都非导源于火器的引入）。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军队结构。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和次数愈趋频繁，军队人数也大大增加。就各兵种在军队中所占比例、所起作用而言，先前的武士、骑兵与以足轻为代表的辅助兵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足轻起于平安时代，最初由临时征调的农民组成，对武士起辅助作用。至战国时，由于集团作战的需要，他们开始成为军队的主体部分，其下以武器、职能为准，还可分弓足轻、铁炮足轻、长柄（一种长枪）足轻、旗指足轻等专门兵种。前三种足轻为作战主力，尤其是“手持火枪的‘足轻’”，由于杀伤力强大，逐渐“成为决定战局的主力部队”。第二，对新技术、武器的认识。随着火器越来越多地装备部队（日本战国火器以铁炮为主，西洋大炮［有“大筒”等不同名目］虽有使用，未见普及）、出现于战场，因应形势需要，一些目光敏锐的将帅开始思考火器的使用与制胜之道。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满了曲折。以武田信玄为例，据《甲阳军鉴》，后柏原天皇大永五年（1525年）中国火铳即传入武田家，然而由于实战效果不理想，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虽然信玄相信未来是铁炮的天下，但出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好好利用这种新事物。相比之下，织田信长的起点虽低，但凭借对铁炮威力先知般的预见，之后哪怕遭遇挫折（据《三草丹羽氏家谱》《丹羽军功录》二书，在尾张横山麓之战中，初出茅庐的织田信长曾被敌军的30挺铁炮打得猝不及防，狼狈而逃。这是载于历史的信长的第一次败战，不见于《信长公记》等史料），亦百折不挠，不断改进技术、更新认识，终于获得成功。第三，战法的更新。如果说激烈的竞争令新战法成为必要，那么，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则令后者成为可能。织田信长之卓越，正在于他能以远见卓识将铁炮之利与军制之变结合起来，不惜投入，大规模地以铁炮装备足轻（较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是，为什么信长有心亦有能力大规模装备铁炮？其中，信长的经济实力［商业经营］，以及对最重要的铁炮生产基地堺、生产原料硝石的掌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经验告诉人们，铁炮之威不在于零星上阵、辅弼其他兵种，而在于大量应用，发挥集群优势、规模效应。信长三段击战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战法首次应用是在长篠合战中。此役，织田军投入铁炮3000挺（一说1000挺），铁炮兵三人一组，一人发射，另两人负责火药安装、传递等事宜（另有人说三段击的意思为：铁炮兵分三队，一队射击完毕、退下，第二队上前、退下，依次替补），从而缩短了铁炮发射间隔，提高了使用效率。此战以织田—德川联军大胜武田军而结束，铁炮亦因此扬名天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关于三段击战法是否存在，《信长公记》等史料中未见记载，最早提及它的是小濑甫庵《信长记》。至于它在长篠合战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意见不一。没有疑问的是，信长铁炮队对于联军胜利是一个重要因素）。除三段击外，战国时代的火器新战法还有立花家的早合（提前将火药、弹丸按配比混合包好，从而提高射击效率）、伊达政宗的骑马铁炮（将马匹与铁炮结合起来）等。
结 语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进入战国中后期，日本确实经历了以铁炮传来为契机，以火器生产、应用为主要动力，最终导致军制、战法之一系列变化的军事变革。在军事领域之外，近代早期日本军事变革的影响亦波及其他相关领域。比如，日本的政治统一、近代国家的构建走上了快车道；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看，壬辰战争之后，东北亚国际格局亦为之一变，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入清以后，德川日本已脱离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贸易体制、宗藩体系）。所有这些体现的是近代早期日本军事变革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此，笔者拟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论述。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春季号，作者屈伯文，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周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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