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纪念物中的涂鸦互动与低层官员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涂鸦制作 洪苏神庙 MMA504坟墓 低层官员 身份表达和认同
“题铭习惯”（epigraphy habit）是古典学中的重要术语，指代一种文化冲动，表现为在石头等适合长久的保存材料上进行信息记录的行为。此习惯存在于诸古老文明之中。根据制作者不同，题铭材料可分为官方的碑刻和私人的涂鸦。古埃及因遗址中存在大量涂鸦，而被学者称作“涂鸦的经典之地”。
自埃及学诞生之初，西方学者就对古埃及涂鸦有所关注。20世纪60年代，阿斯旺大坝蓄水带来的淹没尼罗河上游诸遗址的风险，把学界对古埃及涂鸦的记录和研究推向高潮。然而，截止到此时，学界对涂鸦材料的研究，均没有超出语文学的范畴，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对涂鸦进行文本式的搜集和整理，进而把其编撰成册作为文献材料使用。
此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缺陷：其一，古埃及的涂鸦多由文字涂鸦和图画涂鸦两部分构成，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对文字部分的整理汇编，常忽略对图画部分的记录；其二，文字涂鸦的内容或短小简单或老套刻板，包含的有效历史信息相对较少，只有把其放置于其所产生的时空背景之中，才能把握其本质属性。传统的语文学研究方法，割裂了涂鸦的文字部分和图画部分，以及涂鸦和其时空背景之间的联系，导致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遗失和浪费。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涂鸦材料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新趋势：其一，不再仅把涂鸦看作一种文献材料，片面强调其文字部分，而是把涂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所在的时空背景之中进行考察，不仅关注涂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且注重考察其与周围其他因素的互动；其二，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考古学、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到涂鸦材料的研究中。适应这两种新趋势，对涂鸦开展研究的学者，著名的有贝尔德（Baird）和拉加左利（Ragazzoli）等。
受此启发，本文以保存状态相对完好，且已得到充分整理的洪苏神庙和MMA504坟墓中的涂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涂鸦制作者的自我身份表达和群体身份认同进行社会史考察，以期为古埃及涂鸦材料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洪苏神庙和MMA504坟墓中涂鸦的基本情况
卡尔纳克（Karnark）地区的洪苏神庙，始建于古埃及第20王朝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Rameses III，公元前1184—公元前1153年），最终由第21王朝的统治者建成。随着古埃及文明的灭亡，该神庙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意义很快被人们遗忘。1858年，考古学家马里耶特（Mariette）曾对该神庙进行挖掘和清理，使其原貌得以呈现。在1979至2003年间，学者对该神庙中的碑铭石刻和涂鸦材料进行了整理，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
其中第三本专著聚焦于神庙中的涂鸦，收录涂鸦条目达334个之多。这些涂鸦多制作于新王国到托勒密王朝时期，特别是第22—23王朝（公元前945—公元前715年）所在的第三中间期，少量制作于基督教时期。它们多分布于正殿屋顶的石板上，尤其是东北角区域。从内容来看，大致可以把这些涂鸦分成两类：其一为同时包含图画和铭文的涂鸦。此类涂鸦约占涂鸦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的图画部分多为足印；铭文的类型多为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其二为纯粹的图画涂鸦。此类涂鸦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描绘的内容多与宗教崇拜活动相关，比如神祇和圣船等。
从铭文内容判断，这些涂鸦的制作者多为神庙内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低级祭司群体。据统计，其中90处的作者为瓦布祭司（Wab），35处为洪苏神或者阿蒙神父，少量为书吏及其他神庙工作人员。他们制作涂鸦的目的，是表达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最常见的内容为向神祇供奉或者祷告，从而与神取得联系，获得来自神的庇护。
MMA504坟墓是一处废弃的岩凿墓，位于戴尔巴哈里（Deir el-Bahari）地区干谷的北坡，开凿于中王国孟图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Mentuhotep II，公元前2055—公元前2004年）。可能由于此地石质脆弱，不支持进一步地开凿，此墓被中途放弃。早期的埃及学家卡特（Carter）和温洛克（Winlock）等人，均曾注意到此坟墓，并对其进行过简短描述。2013年，法国学者对该坟墓进行了挖掘和清理，并对其中70余处涂鸦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
此坟墓中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涂鸦，是因为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哈特舍普苏特（Hatshepsut，公元前1473—公元前1458年）和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公元前1479—公元前1425年）均把其祭葬神庙建于附近地区，在工作之余，参与神庙建筑的工作人员常来此坟墓参观，并留下了这些涂鸦。从涂鸦内容判断，其制作者的身份多为书吏，他们来此坟墓的主要目的是参观和祭拜。
根据所处位置的不同，埃及的涂鸦可分为荒漠涂鸦、神庙涂鸦和参观者涂鸦三类。荒漠涂鸦多出现于沙漠道路、旅行营地、采石场和矿场等位置，是其制作者曾现身此地的标记。此类涂鸦复杂多样且杂乱无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不再赘述。神庙涂鸦是指出现于神庙内部的涂鸦，其制作者多为神庙内部的工作人员，涂鸦内容多与向神祇供奉的主题有关，最常见的包括神祇的画像、供奉的场景和供奉者的名字等，上述洪苏神庙中的涂鸦就属于此类。在这些涂鸦中，雕刻有大量的供品桌、神祇和国王的画像、制作者的名字和家族信息等内容。参观者涂鸦是指古埃及人在参观纪念物过程中留下的涂鸦，多出现于祭葬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和祭拜位置等处，其制作者多为书吏，内容主要为对纪念物中原有碑刻铭文的模仿，所以这些涂鸦表现出很强的文学性和宗教性特点。参观者通过涂鸦制作为纪念物的主人祈福，并希望利用纪念物中的魔法效果来使自己获益。MMA504坟墓中的涂鸦即为典型的参观者涂鸦，其制作者多为在附近地区工作的书吏，他们表现出高超的书写技能。
二、涂鸦中的个人身份表达
针对古埃及的社会结构划分，学者依据不同标准给出了不同结论。根据是否具有读写能力的标准，比尔布里耶把古埃及社会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阶层：具备此能力的上层和处于文盲状态的下层。这种划分方法简答粗暴，不利于对古埃及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是根据与国王关系的亲疏和个人职位的高低，把古埃及社会划分为精英群体和非精英群体，其中精英群体是指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由社会剩余产品供养的人口；非精英群体则指代包括农民、手工业者、附属者、仆人和罪犯等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他们一般直接从事生产活动。
根据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分得酬劳的多寡，精英群体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核心精英（inner elite）和外层精英（outer elite）。核心精英以中央高级官员和地方大员为代表，他们与国王的关系最亲密，可以出入国家最核心的机构，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外层精英主要包括低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军人、书吏和低级祭司等低层官员，他们既是核心精英的雇员和仆人，为核心精英服务，也是非精英阶层的直接管理者，在上层和底层之间起到媒介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洪苏神庙中的低级祭司，还是MMA504坟墓中的书吏，均属于古埃及社会中的低层官员。新王国时期，随着古埃及国家管理体系的日益复杂化，此群体开始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此群体的文献数量大增。例如，著名学者加德纳出版的《新埃及语杂录》，就是此类文献的汇编。从文献来看，虽然此群体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他们却对自我在古埃及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具有清醒的认识，并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身份表达冲动。
在古埃及人看来，身份表达不仅可以展现自我的优良品质、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从而获得身份自豪感，还可以使自己为后人所铭记，在来世获得永生，甚至可以因此获得神祇的庇护。但是，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他们无法像高级官员一样进行大规模的石碑制作和坟墓建设，转而选择在公共空间制作涂鸦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身份。
古埃及祭司的个人身份表达，主要通过与神的互动来实现。此互动的基础，建立在埃及人对人神共生意义的构建之上：祭司为神庙和神祇服务，主持和参与各种供奉仪式，维持神庙的正常运行；作为交换，神祇赐予祭司某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回报。在洪苏神庙中，涂鸦制作者的个人身份表达，即是围绕这种人神关系来展开。例如，在神庙屋顶西南角的一处涂鸦中，其制作者神父帕狄舍普斯（Pa-di-Shepsy）写道：“（我）是卡尔纳克神庙的开门人，在本本石上（为你）呈上供奉……噢！真理之主，我是你的仆人。让我的记录在你的神庙中永存。”在此涂鸦中，作为神的仆人，帕狄舍普斯为神庙服务，向神祇提供供奉；作为回报，他希望洪苏神能够满足他的愿望，确保他在神庙中留下的雕刻得以永久保存。
与祭司不同，古埃及书吏的个人身份则是通过对读写能力的声明来表达的，具体表现为：“用嘴来读”和“用手来写”。这是书吏与其他群体本质的区别，是他们参与日常管理、文字书写和仪式记录等活动所需的基本素养。因为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一般不具备读写能力；而高级官员通常豢养自己的私人书吏，不需要自己亲自执笔书写。
在MMA504坟墓中，涂鸦制作者就是围绕着书吏的这一特征来展示他们的个人身份。在涂鸦中，他们对书吏头衔的记录，不单是为了说明身份，更是为了表明此身份所具备的特殊技能—高超的读写能力。这从此坟墓中书写的大量精美的僧侣体文字涂鸦中可见一斑。例如，在坟墓天花板的南部区域，存在一处用黑色墨水书写的精美僧侣体涂鸦，僧侣体文字被埃及学家称作“展览式书写”，代表着书吏的高超书写技能，是书吏进行涂鸦制作时采用的最主要文字形式。
人们的身份认同同时具有个体和社会双重属性，它是在我们与他人的持续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其中个体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上述的相异性，它使一个人感到自己相当独特、不同于他人；而群体身份认同则展示的是相似性，即我与他人一致的地方，这可以给人们带来自豪感和群体归属感。在对个人身份具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古埃及的低层官员尝试寻求群体身份认同。从社会互动论的视角来看，群体身份认同的实现建立在对群体共同文化认同的前提之上，而群体共同文化的形成源于群体成员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这就需要特定互动渠道的存在。对于古埃及的低层官员来说，涂鸦制作就是群体内部成员进行互动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下引入社会学中“社会世界”的理论框架，尝试解析古埃及的群体涂鸦制作活动。
三、涂鸦制作活动与群体身份认同
（一） 涂鸦中的社会世界
“社会世界”（social world）是“符号互动论”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克雷西于1932年提出，用于指代一种社会组织形式。1978年，社会学家施特劳斯把此概念明确界定为“一个由有效沟通确定边界的系统化的文化领域”。社会学家涉谷保从四个方面对“社会世界”概念进行了解读：其一，社会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互动领域”（universe of regularized mutual response）；其二，社会世界是一个包含某种组织的竞技场；其三，社会世界是一个文化领域（cultural area）；其四，社会世界的边界，不是由空间范围和正式的会员制确定，而是由有效的沟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界定。
社会世界的理论框架和其中包含的互动论观点，在分析古埃及涂鸦时非常适用，无论是洪苏神庙还是MMA504坟墓中的涂鸦，均构建了一个有效沟通的空间。其内部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有效沟通：其一，涂鸦对所在空间各要素的回应，主要表现为涂鸦制作者对空间原主人的回应；其二，涂鸦之间的互动，即涂鸦制作者之间的互动。
1. 涂鸦对其所处空间的回应
任何涂鸦都有其产生的时空背景，正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涂鸦才具有了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而涂鸦制作又赋予了其所在空间额外的意义。涂鸦对其所在空间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空间内的原有铭文和装饰，会对涂鸦的格式和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在MMA504坟墓的东墙上，存在一处用墨水绘制的石碑形图画，内书一段铭文，内容为请求国王和神协商，赐福于其制作者：“希望国王向阿蒙—拉神奉献供品，他是两土地王权的主人，向奥西里斯神奉献供品，他是西部定居者和其他所有地方定居者的管理人……天空赐予大地重生，尼罗河从它的源头为书吏尼斐霍特普（Neferhotep）的灵魂带来新生。”此涂鸦在内容和格式上，均呈现出对坟墓中原有石碑形制和铭文内容的模仿。
在进行涂鸦制作时，制作者通常会与空间内其他要素之间保持和谐。涂鸦一般不会覆盖空间原有的浮雕和铭文，而是选择从空白位置嵌入。例如，在洪苏神庙中，涂鸦大多分布在一些没有装饰和雕刻的位置，特别是神庙屋顶的石板上；在MMA504坟墓中，涂鸦也多穿插于原有铭文间的空白位置，少有对空间原有装饰和铭文造成遮盖和破坏的情况。
图1 MMA504坟墓中的涂鸦，图片引自C. Ragazzoli et al. (eds.), Scribbing through History, Graffiti, Place and Peopl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Oxford, New Delhi and Sydne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图2 洪苏神庙中的涂鸦，图片引自H. Jacquet-Gordon, The Graffiti on the Khonsu Temple Roof at Karnak a Manifest of Personal Piety,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plate 64
其二，涂鸦会对坟墓中原有铭文进行回应。在古埃及的坟墓中，存在一种被称作“呼吁生者”（Appeal to the Living）的祭祀悼词。当死者的供奉没能被如期奉上时，坟墓的主人会寄希望于参观者，请求他们念诵如下咒语：“噢，那些依然存活于世的人，当你经过我的坟墓时，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那些热爱生命厌恶死亡的人，将会说道‘把1 000块面包和1 000罐啤酒奉送给这座坟墓的主人’。我将在此墓地中看到它们，因为我是非常优秀且拥有灵魂的。”在古埃及人看来，通过念诵此类悼词，死者可以获得面包和啤酒供奉。
当参观者看到墓主的请求时，可能会朗诵这些咒语，并在墓中写下祝福性的话语，从而为墓主祈福。例如，在孟菲斯地区的金字塔建筑中，参观者曾留下如下涂鸦：“由来此参观的书吏X制作，他发现这里像天空一样美丽，太阳在其内部升起。”这种来自参观者的祝福和赞美的话语，是涂鸦制作者回应纪念物主人的方式之一。
2. 涂鸦之间的互动
在涂鸦聚集的区域，涂鸦之间的互动非常普遍，这是涂鸦制作者之间进行信息分享和交换的方式。此互动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
其一，在空间分布上，涂鸦具有一定的群聚性。在洪苏神庙中，涂鸦高度集中在神庙屋顶的石板上；在MMA504坟墓中，涂鸦则聚集在墓壁和天花板上。较早出现的涂鸦，通常占据一块空白区域的中心位置，后来者多会尊重此涂鸦，并将涂鸦散布于其周围。所以，整体来看，特定空间内的涂鸦呈放射状分布。例如，在MMA504坟墓的西侧墓壁上，出现在涂鸦群中心位置的，是上述刻写在石碑形图画内的文字和其左侧的一处人形图案。从位置分布和制作方式来看，这几处涂鸦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在这几处涂鸦的周围，存在很多仅记录制作者名字的涂鸦，这些涂鸦相对粗糙，可能是以上述最初几处涂鸦为参照而制作的。而最初的涂鸦，很可能又是以坟墓中原有的装饰和铭文为蓝本的。如果事实如此，借助涂鸦的空间分布情况，我们可以重构涂鸦在年代学上的先后顺序。如果我们把此坟墓中的原有铭文看作一次铭文，那么最初的几处涂鸦就是二次铭文，而其周围的其他涂鸦则可以看作三次铭文。三次铭文的制作，是涂鸦与其所在空间其他涂鸦交流的结果，体现了其制作者进入该空间并加入交流的渴望。
其二，在具体内容上，涂鸦之间也存在着广泛互动。在洪苏神庙屋顶的一处涂鸦群中，包含六处同属一个祭司家族的涂鸦，其制作者跨越该家族的四代人。每一代人在继承祭司职位后，都会来到神庙的同一位置留下自己的涂鸦。在该家族内部，形成了一个以涂鸦串联的共同体，涂鸦制作俨然成了该共同体内部交流和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
涂鸦之间的互动，不止出现在熟人内部，在陌生人之间也表现得很明显。例如，在洪苏神庙中，一处属于瓦布祭司帕恩塔威杰瑞特洪苏（Pa-en-tjaw-em-djeret-Khonsu）的涂鸦写道：“每一位进入神庙的祭酒祭司和瓦布祭司，都应该在洪苏神面前为我的灵魂祈祷。”在MMA504坟墓中的一处涂鸦中，作者写道：“注意！每一位书吏，每一位净化书吏，每一位埋葬书吏，当你读到这块石碑的时候……”在上述的两处涂鸦中，其制作者均在向其潜在的读者喊话。从铭文内容可知，这些潜在的读者和涂鸦制作者身份一样，也是低级祭司和书吏，均属于低层官员。
除了和谐对话外，涂鸦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竞争。在洪苏神庙中，为了防止自己的涂鸦被他人擦除，很多制作者会在铭文中写明对涂鸦的所有权，并诅咒潜在的破坏者。比如，在一处涂鸦中，制作者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制作目的后，以洪苏神的口吻说道：“如果有任何人胆敢擦除我的仆人杰德伊赫（Djed-ioh）的脚印，我将从本本石和伟大恢宏的神庙上擦除他的名字，我将不允许他的儿子继承他的职务。”这种对空间的争夺，有时候会非常激烈，在MMA504坟墓中的一处涂鸦旁，标注有数个人的名字，均意在声明他们对此涂鸦的所有权。此外，因纪念物中可资利用的空间有限，涂鸦制作者会尽可能多地占有。在MMA504坟墓中，有些涂鸦制作者会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多个位置。例如，一个叫作瑞赫尼（Rehny）的书吏，在该坟墓中的数个位置，甚至天花板上，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标记自己对附近空间的所有权。
无论是涂鸦之间的和谐共生，还是激烈竞争，都是其制作者交流和互动的方式之一。正如有学者所言：“涂鸦展示了其制作者通过书写和涂画加入交流的渴望”，特别是对自己名字的书写，表达了行为人曾在此地出现，其深层寓意是“我也在此行列，和你们一样”“还有我，我也属于这个群体”。这一寓意特别符合古埃及文明的逻辑，因为在古埃及人看来，人的名字和身体及灵魂同样重要，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的最重要标记，只要某人的名字还在这个世界存在，他就不会从世间彻底消失。
洪苏神庙中的祭司和MMA504坟墓中的书吏，均通过涂鸦制作活动实现了群体内部的有效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们就群体所坚持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所具备的特殊技能等因素进行磋商，进而实现以这些因素为代表的共同文化在群体内部的认同、共享和内化，结果是每个成员的群体身份认知得到不断强化。
（二） 社会世界内部的组织
社会学家施特劳斯认为，在每个社会世界内部，通常均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其一，一个或者数个基本的活动；其二，一个或者数个为活动的开展提供空间和舞台的场地；其三，通过继承或创新获得的技术；其四，某种形式的组织关系。
在洪苏神庙和MMA504坟墓中，社会世界涉及的活动为涂鸦制作；活动场所分别为该神庙和MMA504坟墓中的空间，前者主要集中于神庙屋顶的石板，后者则为该坟墓的墓壁和天花板；就技术而言，无论是洪苏神庙，还是MMA504坟墓中的涂鸦，都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读写和绘画技术。洪苏神庙中的铭文涂鸦，多采用圣书体、僧侣体等文字书写而成，在MMA504坟墓的天花板上，存在几处采用墨水书写的涂鸦，其精美程度可以和纸莎草上的文字相媲美。在上述两个社会世界中，前三个要素均简单明了，无须赘述。但是，其中的组织关系则相对复杂，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洪苏神庙中，涂鸦制作者之间的组织关系，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关系；而在MMA504坟墓中，则表现为小的核心家庭关系和同僚关系。
在洪苏神庙中，涂鸦制作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体表现为对父系祖先的强调。在此类关系网中，“父子关系”是其基本形式，也是洪苏神庙中涂鸦的共同特征。例如，在神庙屋顶的一处涂鸦群中，存在几处属于同一祭司家族的涂鸦，内容分别如下：
① “由洪苏神庙的瓦布祭司帕玛如（Pa-ma-ru）制作”；
② “由洪苏神父舍德苏洪苏（Shed-su-Khonsu）制作，其父是帕玛如……”；
③ “神父，神所钟爱的舍德苏洪苏（Shed-su-Khonsu），其父是帕玛如，其祖父是安赫夫恩穆特（Ankhef-en-Mut）……”；
④ “由洪苏神的瓦布祭司帕狄洪苏（Pa-di-Khonsu）制作，其父是帕玛如，其祖父是安赫夫恩穆特”；
⑤ “由洪苏神的瓦布祭司杰德洪苏恩舒尤夫安赫（Djed-Khonsu-en-Shu-iuf-ankh）制作，其父是舍德苏洪苏，其祖父是帕玛如，其曾祖父是安赫夫恩穆特”；
⑥ “由洪苏神父安赫恩洪苏（Ankhef-en-Khonsu）制作，其父是舍德苏洪苏”。
图3 MMA504坟墓中的涂鸦，图片引自C. Ragazzoli et al. (eds.), Scribbing through History, Graffiti, Place and Peopl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图4 洪苏神庙中的涂鸦，图片引自H. Jacquet-Gordon, The Graffiti on the Khonsu Temple Roof at Karnak a Manifest of Personal Piety, plate 113
根据上述涂鸦内容，我们可以重构该家族的族谱：
在MMA504坟墓中，涂鸦制作者常以“朋友”（xnms）或者“兄弟”（sn）相称。在古埃及文化中，“兄弟”和“父子”等称呼，不仅适用于家族内部以表明血缘关系，还适用于家族以外来表明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家族以外，如果两人以“兄弟”相称，则表明他们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彼此，其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和相互之间的行为举止规范，均以亲兄弟为标准，进而表明两人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而当两人以“父子”相称时，则说明两人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儿子”必须像对待生父一样对待这位“父亲”。
MMA504坟墓中的一些涂鸦作者，既然以“朋友”和“兄弟”相称，则说明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其关系当为“同僚”或其他在职业上存在联系的人。例如，其中的一处涂鸦，制作者写道：“书吏尼斐霍特普（Neferhotep），他的兄弟是书吏帕拉赫尼（Parehny），他的兄弟是潘伊曼（Panyimen），他的兄弟是胡尼（Huy），他的朋友是普塔迈斯（Ptahmes），他的兄弟是阿蒙迈斯（Imenmes）。”他们之间的社会组织关系网络，可以表示如下：
在由涂鸦制作活动所构建的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各种社会组织关系。在洪苏神庙中，主要表现为纵向的家族关系；而在MMA504坟墓中，则表现为小的核心家庭关系和同僚关系。这种社会组织关系方面的差异，可以从涂鸦制作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解读。
如前所述，洪苏神庙中的涂鸦多制作于第三中间期，此时埃及中央集权衰微，地方豪强各自为政，国家处于战乱之中，这就导致两个结果的出现：其一，祭司职位的任免不再由中央政府决定，而是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祭司职位获得的合法性来源于继承关系。其二，身逢乱世，为了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抵御个人或者核心家庭可能面临的风险，大家族内部的互助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洪苏神庙中的涂鸦制作者倾向于强调大的家族关系，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家族往前追溯到第五代。与洪苏神庙相比，MMA504坟墓中的涂鸦多制作于新王国早期的第18王朝。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后，埃及人驱逐外族统治者，建立了本土王朝并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此时的埃及人信心倍增，在文献中更加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认同优秀的个人品质在获得职业生涯成功和个人声望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此时人们更加关注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强调核心家庭和职场关系。
结 论
在埃及诸多纪念物中，存在大量涂鸦。这些涂鸦的内容多样，其制作者多为低级祭司、书吏等为代表的低层官员。与自传体铭文一样，涂鸦是其制作者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记录有制作者本人的各种信息，最关键的部分是关于其身份的声明。
在表明个体身份的基础上，涂鸦制作者尝试寻求群体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因经济条件限制，他们无法像高级官员一样制作石碑等纪念物，转而采取在公共空间制作涂鸦的方式，对群体身份进行探讨和磋商。从社会互动论的视角来看，涂鸦是一种类似于博客的、可视化的沟通方式。通过有效地沟通，涂鸦制作者创造了一个社会世界。在社会世界内部，存在各种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是社会世界的重要构成要素，在洪苏神庙中表现为大的家族关系，而在MMA504坟墓中则表现为核心家庭和职场关系，两者在社会关系表述上的差异，根植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春季号，作者张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孙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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