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森圣柱伊尔明苏尔及其现代意义
张友杰
摘 要：萨克森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其基督教化之前崇拜圣柱“伊尔明苏尔”，认为它是“支撑万物的宇宙之柱”。作为萨克森原始信仰的象征，伊尔明苏尔在772年随着查理曼对萨克森人的征服开始而被摧毁，并在萨克森人基督教化的过程中与基督教碰撞融合，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留存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其“异教象征”的定位逐渐凸显，在基督教世界中愈来愈成为古代日耳曼人信仰和文化的象征，为近现代以来的重新诠释提供了基础。然而从20世纪纳粹到当代极右翼团体对伊尔明苏尔的片面性解读，伊尔明苏尔被变为了一种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全面地认识伊尔明苏尔有助于避免历史被狭隘的意识形态扭曲，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伊尔明苏尔在当代社会中的回归，从而更好地应对极右翼思想的威胁，促进社会的包容和进步。
关键词：德国 萨克森 基督教 伊尔明苏尔 极右翼
极右翼是一个泛化的概念，不同的极右翼团体有着不同的追求，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有关系，主要共性在于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核心即“民族”（völkisch）—一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因此，极右翼是当今社会突出的不稳定因素之一。若对极右翼加以进一步了解，可以发现极右翼团体会使用一些符号作为自身的标志，如与纳粹相关的黑太阳、“万字符”等，古日耳曼文化元素更是重要来源。其中日耳曼人的一支萨克森人所信奉的圣物即被视作“支撑万物的宇宙之柱”的伊尔明苏尔（Irminsul），被当代众多极右翼团体或借用其名、或借用其外在形象广泛运用（详见下文）。伊尔明苏尔何以成为众多极右翼的选择，它有何涵义，是值得关注的要点。
当前学界少有关于伊尔明苏尔的专门研究，相关信息多散见于早期萨克森史的研究之中，而早期萨克森史研究重在阐述萨克森人信仰转化的过程和结果，如基督教在萨克森的传播与发展、萨克森的宗教实践与仪式转变、宗教文化和知识传承、萨克森地区的教会组织与权力 等，对此前的信仰传统，包括反映其“异教”传统的伊尔明苏尔着墨不多。德国考古学家斐迪南 · 浩克曾在1918年撰写过一篇聚焦于伊尔明苏尔的文章，对伊尔明苏尔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追溯希腊神话和北欧—日耳曼神话中可能存在的伊尔明苏尔的原型，但该文内容相对简略，更多停留在介绍层面，未能进一步深入探索。反倒是在研究古代树木崇拜和日耳曼异教的论著中，伊尔明苏尔常被作为古日耳曼人树木崇拜或者世界树的一个典范样例，其形态、意义、8世纪之后的发展等或多或少得到涉及。然而这些内容大多零散、不成体系，对于全面了解伊尔明苏尔作用有限。故此，笔者希望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伊尔明苏尔的相关知识，力求将其来源与发展、文化内涵尽可能地全面展现，从而理解现当代极右翼对伊尔明苏尔的解读与使用，进而深入理解当代德国的极右翼和国情，也希冀加深对古代日耳曼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体认。
一、 伊尔明苏尔的渊源及其意义
“Irmin-”意为“Great”，伊尔明苏尔即“圣柱”（Great Pillar），其形式是一根粗壮的树干，矗立在树林之中，装饰着精美的祭品和战利品，萨克森人认为它可以连接天地。目前最早的记载见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772年查理曼“从沃尔姆斯（Worms）首先行军至萨克森地区，占领了埃雷斯伯格（Eresburg）的堡垒，一直推进到伊尔明苏尔，摧毁了这座异教偶像，并掳走了大量金银财宝”，此举导致萨克森人在773年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并由此开启了长达33年的萨克森战争（Saxon Wars）。
（一）伊尔明苏尔的渊源
伊尔明苏尔的来源可以从北欧——日耳曼神话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两个方向追索。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Old Norse）中，“Irmin-”对应的形式是“Jörmunr”，后者是北欧神话中第三代神王奥丁（Odin）的别名之一。因此，20世纪早期的学者多认为“伊尔明”是萨克森人信仰的神或者就是奥丁。也因为奥丁是在大迁徙时期才逐渐取代战神提尔（Tyr）成为日耳曼人主要信仰的神，有学者认为“伊尔明”在早期日耳曼时代可能是提尔的一个别名，只是后来才转移到奥丁身上。到20世纪中后期，上述观点逐渐被抛弃，“伊尔明”不再被视作某个神的别名，但它与奥丁存在一定联系的观点被学界接受。奥丁还有一个别名为尤戈（Yggr），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Yggdrasil）的字面含义即“尤戈的马”或“尤戈的绞刑架”，传说这棵世界树位于世界的中心，连接天地和各个世界。无论形态还是意义，伊尔明苏尔与之极为相似，而萨克森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支，二者存在渊源是应有之义。
此外，早期日耳曼人中存在一支伊尔米诺人（Irminones，也作Herminones或Hermiones），其词源同样来自“Irmin”。伊尔米诺人生活在易北河流域，伊尔米诺语也被称为易北日耳曼语，是西日耳曼语的来源。在日耳曼传说中，出生于大地的神祇隤士妥（Tuisto）和他的儿子曼奴斯（Mannus）被奉为全族的始祖，伊尔米诺人与英盖沃内斯人（Ingaevones）、斯泰沃内斯人（Istaevones）均由曼奴斯的三个儿子而得名。塔西佗表示，“这些族名都是真正的旧名，而‘日耳曼人’却是后来增添的名称”。在《法兰克民族表》（The Frankish Table of Nations）中，三兄弟的后裔演化为13个部族：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戈比德人（Gepids）、萨克森人（Saxons）、勃艮第人（Burgundians）、图林根人（Thuringians）、伦巴德人（Lombards）、巴伐利亚人（Bavarians）、罗马人（Romans）、布列吞人（Bretons）、法兰克人（Franks）和阿拉曼尼人（Alamanni）。
另一方面，塔西佗还记载，在沿莱茵河到大洋之滨处保存有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赫拉克勒斯之柱是指古代地中海地区海峡入口处两座标志性的岩石或山峰，分别位于今天的直布罗陀海峡的北侧和南侧，被古代人视作世界的尽头。其名源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他半神半人，以勇猛和力量著称。科维的维杜金德（Widukind of Corvey）在《萨克森人史》（Deeds of the Saxons）中也提到：“早晨，他们在东门放一只鹰，并按祖先的信仰设立庆祝胜利的祭坛，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灵。在祭拜其中一个叫作马尔斯（Mars）的神时，他们设立一个圆柱的形象来模仿赫拉克勒斯”，同时基于二者相似的柱状形态，伊尔明苏尔也被认为与赫拉克勒斯之柱存在联系。
欧洲蛮族的兴起与大迁徙使得欧洲不同群体产生交往，社会性的接触自然导致文化的交往互动。古典文化与蛮族文化、蛮族文化之间产生碰撞和交汇，萨克森文化在此背景下同样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与塑造，在文化交流互动中发展变化。其原始信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随之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对伊尔明苏尔的崇拜，并在多种文化影响下赋予并逐渐丰富伊尔明苏尔的内涵，使其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乃至经济意义。
（二）伊尔明苏尔的意义
据维杜金德所述，伊尔明苏尔在6世纪初已经成为萨克森人庆祝重要事务、进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是“按祖先的信仰”进行的。所以对伊尔明苏尔的信奉实际上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只是囿于史料限制，难以实现。伊尔明苏尔崇拜于785年被取缔，该年萨克森人中顽固抵抗的威杜金德（Widukind）投降，萨克森战争第一阶段结束进入了七年的和平期。于是查理曼颁布了第一份针对萨克森人的条令—《萨克森地区条令》（Capitulatio de partibus Saxoniae），该条令第21款明文禁止萨克森人以任何形式敬拜树木、泉水和森林。虽然此时萨克森人尚未被彻底征服，但在当时法兰克人的认知中萨克森人已经“全部降服”，792—804年萨克森战争第二阶段只是对内部叛乱的镇压。因此，在法理上，萨克森人对树木的崇拜—其突出表现即伊尔明苏尔崇拜——已经被取缔，之后的树木崇拜仪式与行为均是非法行为。
树木崇拜并非萨克森人特有，在日耳曼众支系乃至世界各地都广泛存在。即便是日耳曼尼亚的森林也曾存在过众多圣地，比如古典时期马尔西人（Marsi）、塞姆诺内斯人（Semnones）和纳哈纳瓦利人（Naharnavali）的圣林；目光转向更广的范围，还有瑞典的乌普萨拉圣树（Sacred tree at Uppsala） 和 被 博 尼 法 斯（Boniface） 砍 倒 的 多 纳 尔 橡 树（The oak of Donar）；欧洲之外，还有中国神话中的扶桑木、建木，印度的如愿树（Kalpavriksha）、阿刹耶婆多（Akshayavata）等。可以说，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树木崇拜的痕迹。芬兰学者克莱夫 · 托里认为前基督教时代的北欧所崇拜的树木往往象征着世界之树或者宇宙之柱，它被视作世界的起点和支撑、生命之源。世界树虽然属于虚构的神话世界，但它又在现实中通过实际的树来呈现，构成了神话理想的投影。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米尔恰 · 伊利亚德总结了树木的几种重要意义：
1. 在大多数古代宗教中，有一种石头—树—祭坛的模式，构成了世界的一个缩影（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支那、印度、腓尼基、爱琴海）；
2. 是宇宙的形象（印度、美索不达米亚）；
3. 是宇宙显灵的场所（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
4. 象征着生命、取之不尽的肥力和绝对的真实，与象征不朽之泉的水相联系；
5. 是世界的中心，是宇宙的支撑物（阿尔泰、斯堪的纳维亚）；
6. 树与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树能孕育人、是祖先灵魂的寄托）；
7. 象征着植物的复活和春天的到来。在日耳曼世界中，世界支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萨克森人的伊尔明苏尔。作为“支撑万物的宇宙之柱”，伊尔明苏尔象征着对世界的维护，是萨克森人信仰的中心，同时也维护着萨克森人的宗教和法律。
除了重要的宗教文化意义，伊尔明苏尔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772年查理曼摧毁伊尔明苏尔后从该处掳获了大量金银财宝作为战利品，并且他希望在这里停留“两三天”以便彻底将其摧毁。这一描述反映出伊尔明苏尔处存有大量金银财宝。财物的保管需要相应的存放之处和守卫力量，因而可以合理推测在伊尔明苏尔周围会有相配套的建筑。同时考虑到伊尔明苏尔重要的宗教意义，可能还会有相应的类似于“祭司”的人员。并且该处的相应设施已经有一定规模，查理曼才会认为需要“两三天”方能彻底摧毁。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 · 兰顿在论证查理曼征服萨克森的经济动因时，也将查理曼在伊尔明苏尔处掳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重要支撑材料。
此外，早期萨克森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生活紧密依赖于周围的自然环境，自然界的季节变化和动植物的生命周期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敬畏和依赖自然，其信仰体系也与自然界紧密相连。他们以部落为基本单位，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袖和社会秩序，部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信仰观念。因此，萨克森人的原始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体系，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萨克森人对伊尔明苏尔的崇拜不仅是信仰的表达，也是社会聚合和强化社会联系的纽带，宗教的仪式性和象征物通过集体体验、共同参与的方式，将个体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加深其对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体验。
二、 伊尔明苏尔与基督教的碰撞
772年之前，查理曼的父亲、祖父都曾率兵攻入萨克森，最远甚至到达了易北河沿岸；也曾令萨克森人降服、上缴人质并每年缴纳贡品，但从未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破坏其信仰。因此，772年查理曼摧毁伊尔明苏尔具有标志性意义，查理曼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Einhard）称其是在“对萨克森人发起一场全面战争”。《圣经》教导信徒：“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澳大利亚学者卡萝尔 · 库萨克认为，一神论本质上是普世的和不宽容的，而多神论是地方性的和多元合法的，当一神论遇到多元主义信仰时，它的本能倾向是认为它们是“错误的”并根除它们。8世纪后期，查理曼颁布法律以罚款的形式打击对树木、泉水和森林的崇拜。895年，南特会议（The Council of Nantes）特别下令摧毁供奉“恶魔”或当地神灵的树木。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查理曼摧毁伊尔明苏尔后，他本欲“在此停留二三日，以便彻底摧毁这座偶像，然由于无水，三军将士干渴难捱”，但“在上帝眷恋下，正午时分，一股如甘露般的清流出人意料地喷薄涌出地面，足以解大军饮水之需”，随后进军至威悉河畔，接受了萨克森人的投降后班师回朝。这一描述实际上承认了萨克森神灵的能力，但甘泉的出现则意味着基督教的神战胜了萨克森人的神。这并非孤例，4世纪后期图尔（Tours）主教马丁（Martin）拆毁一座异教庙宇时，正准备砍倒异教徒的圣树，旁观的异教徒问他敢不敢站在即将倒下的树下。出于传教的目的，他站在了即将倒下的树下，并用手比划十字。树倒下后，马丁安然无恙。724年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博尼法斯砍伐多纳尔橡树时，旁观的异教徒“看到这一非凡的景象，一直在诅咒的异教徒停止了辱骂，反倒开始相信并祝福上帝”。在异教徒看来，马丁和博尼法斯的行为没有受到神的惩罚，代表着他们所信仰的神的失败，同时也代表着基督教神更优越、更强大。
博尼法斯砍倒多纳尔橡树常与查理曼摧毁伊尔明苏尔一起，被视作欧洲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与日耳曼异教冲突的典型。多纳尔橡树后来还被博尼法斯用作建筑材料在弗里茨拉尔（Fritzlar）建造了一座教堂。巧合的是，773年萨克森人对法兰克人的报复行动中，弗里茨拉尔的这座教堂就是他们攻击的重点。面对萨克森人的此次反击，查理曼“决意向那些狡猾奸诈、背弃和约的萨克森部落发动进攻，并发誓一定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直至将其彻底征服，迫使其接受基督教信仰，否则就将其斩尽杀绝”。
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在不同地区境遇不同。相对“中央集权”的地区，传教士可以通过说服君主，由君主主导实现信仰的和平过渡，即“自上而下”的皈依。而萨克森缺乏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无法代表所有人做出决定。查理曼在对萨克森人进行了仪式性的毁灭之后，又多次集中进行实际打击。782年，4500名萨克森叛乱分子在凡尔登被绞死；在战争后期萨克森人呈现出明显劣势之时，查理曼多次派兵对萨克森人进行打击和扫荡，并将萨克森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分散迁入法兰克王国各地。
即便如此，武力征服并未实现萨克森人对基督教的真正皈依。在萨克森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里，萨克森人的异教信仰残遗始终未能根除。840年，“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0年在位）去世之后，他的三个儿子陷入内战，萨克森人分为两部分，分别支持罗退尔（Lothair，817—855年任加洛林皇帝）和“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843—876年任东法兰克国王）。支持罗退尔的以中下层为主，被冠以“斯特林加”（Stelingia）之名，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放弃基督教，回归传统信仰”。加洛林史家尼特哈德（Nithard）在评论斯特林加起义（Stellinga-Aufstand）时说“路易十分担心诺曼人和斯拉夫人会与那些自称为‘斯特林加’的萨克森人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所居地区彼此相邻，担心他们会入侵自己的王国，加以屠戮报复，从而将基督教信仰从这一地区连根拔除”。“报复”一词表明，法兰克人也知道萨克森人对被迫皈依这一事实怀有合理的怨恨。
美国学者鲁斯 · 玛佐 · 卡拉斯（Ruth Mazo Karras）指出：“当教会使新的民族皈依时，它既与异教习俗做斗争，又将一些旧信仰和习俗的元素纳入基督教的框架；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公开的异教习俗可能已经被根除，但一些更微妙的痕迹幸存下来。”c9世纪左右，在距离萨克森不远的富尔达（Fulda）的圣米迦勒教堂（church of St. Michael），伊尔明苏尔的痕迹再次显现。可能受伊尔明苏尔的影响，教堂的建设者在教堂中心竖立一根圆柱作为基督的象征，“整个建筑仿佛都是由它生长出来的”。富尔达距离埃雷斯堡的萨克森圣地只有60英里左右，早期在圣米迦勒教堂进行礼拜的信徒多为曾经崇拜过伊尔明苏尔的萨克森人的后代。
比利时学者卢多 · 米利斯（Ludo J. R. Milis）针对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化过程，提出了以“说服”（persuasion）为中心的“米利斯模式”，并将这个“说服过程”划分为三个步骤：（1）在世俗当局的支持下，强制推行新形式的社会集体行为（例如禁止异教的宗教仪式）；（2）个人外在行为的改变（例如遵守安息日）；（3）个人内在行为、情感和思维方式，以及人们的良知和善恶观念的改变。在教堂内模仿伊尔明苏尔树立圆柱，可能是为了将萨克森人的异教习俗基督教化而采取的措施。将伊尔明苏尔改头换面放置在基督教堂之中，以一种非基督教的形式吸引萨克森人走进教堂，从而改变其外在行为。实际上，在萨克森人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因为语言或者文化的隔阂，基督教与其原始信仰常以一体两面的形式存在，使得双方都能欣然接受，比如萨克森人可能将三位一体与其信仰的三个主神等同起来。
在萨克森人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习俗都被基督教化，一些异教习俗被吸收为基督教的一部分，一部分则被作为迷信保留。虽然迷信仍旧是基督教所反对的，但较之“异教”，“迷信”更能够被基督教世界容忍。美国学者德博拉 · 谢泼德指出，在北欧，皈依并不是简单地用基督教信仰取代旧的异教，而是两种鲜活的世界观的融合，并由此创造了至少存在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与异教历史紧密联系的混合体。或者不只是北欧，纵观整个基督教史，教会通过传教吸收信徒，改造异教徒的信仰与文化，其自身亦在交流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文化中的内容。
事实上，将世界树/圣树作为异教传统的特征、一个本质上非基督教的主题可能有失偏颇。世界树/圣树同样可以作为基督教的符号，比如《圣经》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很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树下：亚伯兰经过迦南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oak of Moreh at Shechem）那里，耶和华显现，在这里亚伯兰为耶和华筑了坛；雅各在此处埋葬了外邦人的神像；之后上帝又在幔利橡树（the oak groves of Mamre）那里向亚伯兰显现；基甸（Gideon）在俄弗拉（Oprah）的一棵橡树下见到了建议他逃离以色列的天使。基督教早期其实鼓励将圣树视作十字架的前身，支持“活树被砍倒做成十字架，助力基督拯救人类”这样一种解释模式。同时，十字架也被想象成一棵生命之树，世界树/圣树的形象可以有效地忽略宗教差异，它的存在本身并不代表任何潜在的异教传统。
与富尔达相隔不远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有一座圣维克伯特（St Wigbert）教堂，那里同样有一根象征基督的独特柱子。它的四周围绕着四根柱子，地基相对于中央的柱子略低，象征着四大福音使徒；科隆（Cologne）的圣潘塔莱昂（St. Pantaleon）修道院也有一根象征基督的主柱和四根辅柱。奎德林堡和圣潘塔莱昂都与萨克森王朝（Saxon dynasty）王室关系密切，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62—973年在位）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954—999年）曾是奎德林堡的女修道院院长，圣潘塔莱昂的
创建者则是奥托的兄弟、科隆主教布鲁诺（Bruno，925—965年）。
在位于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圣米迦勒（St. Michael）修道院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伊尔明苏尔更紧密的联系。该修道院的创建者是希尔德斯海姆主教伯恩沃德（Bernward，约960—1022年），他出身萨克森贵族家庭。996年，在修道院完工后，伯恩沃德从圣潘塔莱昂修道院请来一位修士担任第一任院长。修道院面向城镇的主要立面是中殿的南墙，南墙两端有门，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墩台，是用大块砂岩砌成的，从这个墩台的两侧分别延伸出一排六个较小的柱子，柱子的基座较低。这一设计并未出现在北侧与之构成对称，因此，中央的墩台被视为基督的象征，而12个较小的柱子则代表12位使徒。伯恩沃德还在修道院东面的圣坛后竖起一根铜柱，称其为“基督柱”（Christussäule）。约翰 · 奥奈恩斯认为基督柱以及富尔达圣米迦勒教堂的圆柱都是对伊尔明苏尔的模仿。在圣坛前还矗立着另一根柱子，被称为伊尔明苏尔柱（Irminsäule）。后来在该镇的大教堂中也竖立起一根伊尔明苏尔柱，甚至这根伊尔明苏尔柱可能就是查理曼所摧毁的伊尔明苏尔原物。16世纪史家瓦尔特 · 马特斯记载，9世纪“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伊尔明苏尔被从原萨克森人领地威斯特法伦（Westphilian）的科维（Corvey）修道院挖出，后来又运到希尔德斯海姆，甚至在将伊尔明苏尔运输到希尔德斯海姆的过程中，萨克森人还试图将其夺回。虽然瓦尔特 · 马特斯记载的内容并非切实可考的信史，但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确实存在一根柱子，并保存至今。它作为教堂设施一部分，或充作日常用的烛台，或作为某些节日的仪式性器具，从中世纪至今一直在被使用。
图 1 奎德林堡圣维克伯特，930年
地理位置上，富尔达、奎德林堡、科隆和希尔德斯海姆均距伊尔明苏尔遗址不远，并恰好将其环绕在中心，这也许不是巧合而是刻意安排的结果。约翰 · 奥奈恩斯表示，统治者和教会为了让萨克森人彻底摆脱原始信仰，不遗余力地在旧萨克森宗教中心的东、西、南、北四面建立新的基督教崇拜中心，甚至树立起基督柱来取代伊尔明苏尔。如果从奥奈恩斯认为的这些柱子是对伊尔明苏尔的模仿的观点来看，教会为了萨克森人的基督教化甚至不得不做出妥协，容纳了伊尔明苏尔，将其以一种基督教的形式呈现出来。基督教堂虽然已经取代伊尔明苏尔成为宗教崇拜的中心，但伊尔明苏尔仍然以一种特殊方式存在着。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于基督教会而言，伊尔明苏尔可以视作他们的战利品，将其继续保留在教会之中，未必不是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夸耀战功。这与前者其实并不冲突，只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见仁见智的个人理解问题，这一理解显然更符合基督教会作为胜利者的心态。
图 2 科隆的圣潘塔莱昂修道院，930年
伊尔明苏尔作为萨克森人原始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符号，代表着萨克森世界中宇宙的秩序和神圣存在。随着与基督教的接触，伊尔明苏尔受到排斥，但萨克森人基督教化的特殊性使伊尔明苏尔获得留存。无论是将伊尔明苏尔的残存视为教会为了实现萨克森人的基督教化所采取的折衷方案，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战利品进行保留，客观上伊尔明苏尔这一萨克森人异教信仰的标志得以留存，为后来者的解读与运用提供了可能。教会通过强调对异教的征服，将伊尔明苏尔等符号描绘为被征服的野蛮信仰，作为萨克森原始信仰中的圣物，其“异教”的定位逐渐凸显，在基督教世界中愈来愈成为古代日耳曼人信仰和文化的象征。到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之时，身份认同成为普遍问题，人们开始追寻历史，从历史中挖掘身份认同。作为古代日耳曼文化典型符号的伊尔明苏尔受到青睐，一些人试图通过重新解释伊尔明苏尔来构建和强调他们“纯粹”和“原初”的文化身份。
三、 伊尔明苏尔的现代解读
（一）伊尔明苏尔的艺术解读
1820年，意大利音乐家乔瓦尼 · 帕西尼（Giovanni Pacini）与剧作家菲利斯 · 罗马尼合作创作歌剧《伊尔明苏尔的女祭司》。故事以查理曼与萨克森人之间的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女祭司洛米尔达（Romilda）、萨克森王子克洛多米罗（Clodomiro）和鲁杰罗（Ruggiero，原型为查理曼）之间的三角恋。故事最后，鲁杰罗打败克洛多米罗与爱人洛米尔达重聚，在合唱团对鲁杰罗的歌颂中落幕，该剧在之后的数年里多次演出。之后，文森佐 · 贝里尼（Vincenzo Bellini）又与菲利斯 · 罗马尼合作创作歌剧《诺玛》（Norma）。故事发生在罗马占领下的高卢，围绕罗马高卢总督波利昂（Pollione）、伊尔明苏尔女祭司诺玛（Norma）和年轻的阿达尔吉萨（Adalgisa）之间的三角恋展开，背景是高卢人民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该剧是贝里尼的代表作，20世纪兴盛一时，在英国、美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地多次上演，直到今天仍是常演的经典剧目。两部剧中女主角的身份都是伊尔明苏尔女祭司，在19世纪民族主义浪潮以及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背景下，女主角对爱情的争取正是意大利人民渴求自由和独立的映射。
随着对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兴趣的增长，一些现代团体和个人试图恢复和重建伊尔明索尔，以传承古代日耳曼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资料匮乏，伊尔明苏尔在现代的回归与重建通常基于对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的有限了解，以及对萨克森文化和信仰的重新诠释。
1990年，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希尔德斯海姆的伊尔明苏尔镇（Irmenseul），七个当地人对当地的历史产生了兴趣。通过研究，他们认为其所在的小镇与772年查理曼摧毁的伊尔明苏尔有关，并萌生了重建伊尔明苏尔的想法。1992年，他们向政府提出重建伊尔明苏尔的申请，1994年获得批准。1996年，伊尔明苏尔重建完成。其形式是一根长达9米、直径40—50厘米、重1吨多的橡树树干，底部嵌入地下2.5米，顶端镶嵌一个中间带十字的圆轮，轮子的边缘交替覆盖着金色的小麦花环以及四朵玫瑰和蓝色矢车菊。他们还建立了网站用以介绍宣传伊尔明苏尔的历史。此外，他们于1995年成立了伊尔明苏尔地方协会（Heimatverein Irmenseul），该协会至今已有200余名成员，其宗旨是培养和促进哈尔巴恩森——伊尔明苏尔镇（Harbarnsen-Irmenseul）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感，研究地方艺术和文化史，以及探索和保护自然，并时常举行各类文化活动。
图 3 伊尔明苏尔镇重建的伊尔明苏尔
（二）从纳粹到极右翼对伊尔明苏尔的滥用
16世纪，路德宗神学家赫尔曼 · 哈默尔曼（Hermann Hamelmann）将伊斯坦岩石（Externsteine，也译作“天外来石”）指认为被查理曼摧毁的萨克森人圣物伊尔明苏尔的所在地。伊斯坦岩石是当今德国的著名景点，号称德国的“巨石阵”，包括数根巨大的岩柱，其中一个岩柱雕刻有图画。图画右下角雕有被折断的柱状物，被认为代表伊尔明苏尔，折断的形态则喻示着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20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威廉 · 图德特同样持此观点，他在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 ·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支持下联系了地质学教授尤利乌斯 · 安德烈（Julius Andree），对伊斯坦岩石进行考古发掘。在考古发掘中，他们发现了772年之前的陶器，以及可以拼凑成一个石桌的巨石，包括两块支撑石头和一块台面。安德烈声称这张石桌就是在公元772年被查理曼大帝摧毁的祭坛，并且他还在伊斯坦岩石第二个石柱的顶部找到了伊尔明苏尔的原始位置，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功能性的史前圣所。虽然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出现其他更有力的解释，但图德特和安德烈的观点仍旧是目前解释伊斯坦岩石的主流观点之一，尤其受民族主义者和新异教徒（Neo-pagans）的支持。他们将伊尔明苏尔视为古老的日耳曼信仰在基督教化过程中，被查理曼摧毁前最后抵抗的象征。图德特后来创立的日耳曼史前史之友协会（Vereinigung der Freunde germanischer Vorgeschichte）就采用伊尔明苏尔的形象为标志。1936年，该协会被并入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协会（Forschungsgemeinschaft Deutsches Ahnenerbe），但标志被保留下来，并在之后一直被纳粹主义者使用，也被当代新异教和极右翼主义接受并广泛运用。
大量证据表明伊尔明苏尔已经成为当代极右翼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一个极具影响力且访问量较大的极右翼网络平台（www.thiazi.net）带有伊尔明苏尔的标记，他们宣称自己是全球性的日耳曼网络社区。以极右翼为导向的组织阿玛南——奥尔登（Armanen-Orden）曾创办一本以伊尔明苏尔为名的杂志，将其作为宣传平台。他们认为伊尔明苏尔与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有关系，代表了其所提倡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2006年，德国极右翼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名为“伊尔明苏尔电台”（Radio Irminsul）的网络广播电台，运营者在2011年被警方逮捕，电台也被封禁。德国一个乐队也命名为“伊尔明苏尔工程”（Projekt Irminsul），其作品目前已被封禁。在捷克波希米亚（Bohemia）的皮尔森（Pilsen），有一家名为伊尔明苏尔的公司，他们出售一系列带有极右翼标志的时装，该公司网站显示其与德国极右翼服装品牌托尔 · 斯坦纳（Thor Steinar）有关。这个服装品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很受欢迎，但被德国勃兰登堡州议会判定与新纳粹主义密切相关，德国联邦议会、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Mecklenburg-Vorpommern）议会和萨克森州（Saxony）议会，乃至一些反对极右翼的公众场所（比如足球场）均明确禁止穿着该品牌服装。新异教、极右翼和新纳粹组织——“种族共同体—适合种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信仰共同体”也以伊尔明苏尔为标志，主张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2023年9月被德国政府取缔。
伊尔明苏尔在现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受到了纳粹主义、极右翼主义等团体的重新解释和滥用，这一过程与对历史的曲解、文化的扭曲以及种族主义密不可分。政治运动向来擅长通过寻找历史根源来构建和维护身份，以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历史通过其解释用于适配其意识形态，并被用来使其特定的世界观合法化。一般的政治运动和团体并不会追溯太过久远的历史，对它们来说，历史通常只是政治中的边缘要素，或者只是为政治行动提供一个广泛的背景。但对于极右翼而言，“历史代表了极右翼政治的核心方面”，他们会从第三帝国追溯到中世纪、古代晚期、古代日耳曼乃至北欧——日耳曼神话当中去。从海因里希 · 希姆莱开始到当代极右翼，他们将德国的民族根源视为根本，这种根源来自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是其种族意识形态的基础“völkisch”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代极右翼分子将自己定位为德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追随者和合法继承者。他们的各种新主张，如保护环境、维护习俗和传统、推广家园（Heimat）理念等，实际上只是对仇外、种族主义的掩饰，这些思想根植于“völkisch”意识形态之中。
为了适应极右翼世界观，为极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提供正当性，他们对古代日耳曼民族进行了片面解释，将日耳曼历史简化为一条简单的历史线，选择性地解读历史，强调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部分，而忽略或改写与其立场相矛盾的部分，以建构一种与其政治目标相一致的叙事。他们把日耳曼民族及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为英雄主义、战斗和战争，从而使日耳曼人的形象完全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再以日耳曼后裔的身份继承这些品质。萨克森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支，长达33年的萨克森战争尤其彰显其勇武、抗争的品质，战争中著名的抗争者维杜金德被民族主义者视作抵抗入侵的民族英雄，被新异教奉为捍卫传统信仰的英雄。伊尔明苏尔作为萨克森人的圣物也被极右翼当作萨克森精神品质的化身，被重新解释为一种纯粹主义和原初性的象征，借此一种狭隘的、排他的文化身份得以建构。他们还将伊尔明苏尔重新塑造成符号广泛应用，剥夺了它原有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内涵，将其变为一种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用于表达政治态度、进行身份建设，谋求合法性和阐述传统。这种对历史的曲解不仅扭曲了伊尔明苏尔的意义，也扭曲了整个古代日耳曼文化的历史。这种做法往往排斥多元性和包容性，进一步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结 语
日耳曼人作为古代欧洲的三大蛮族之一，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与凯尔特人和当地居民融合，衍生出了诸多亚族，成为近代西欧大多数国家民族的祖先，其血脉后裔覆盖了大半个欧洲，其自身原有的日耳曼文化同样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底色，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早期族群而言，其文化集中体现在其信仰与风俗上，各个文化和民族的信仰体系扮演着构建社会结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重要角色。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神秘力量和超自然现象的思考和崇拜逐渐演化为各种宗教和信仰体系。在这些体系中，原始信仰作为追溯人类信仰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日耳曼人的原始信仰体系不仅是他们与神秘自然、祖先的纽带，更是构建他们社会认同和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萨克森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部分，其信仰体系承载了他们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与其他部落的交往，成为研究古代日耳曼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伊尔明苏尔作为萨克森原始信仰的神圣象征，既承载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也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伊尔明苏尔的历史展示了欧洲中世纪早期宗教冲突和融合的复杂性。在基督教与古代日耳曼宗教的碰撞中，异教徒的符号和实践虽然受到基督教的排斥，但也影响着基督教的发展，其元素在碰撞中逐渐融入基督教。然而伊尔明苏尔“异教象征”的凸显以及近现代以来的重新诠释，表明了文化符号的意义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文化符号往往成为权力争夺和文化认同建构的场所，我们更应关注伊尔明苏尔与当代德国社会极右翼运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极右翼对伊尔明苏尔的重新解释往往与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滥用有关，将伊尔明苏尔与排外主义和仇恨言论联系起来，这对于维护社会的多元和包容性构成了威胁。这种滥用将一个本来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象征变为分裂社会的工具。在一些情况下，极右翼力量甚至试图通过将伊尔明苏尔等古老象征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来打造一种虚构的传统，以此加强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这种策略的危险在于，它可以导致历史的歪曲，使人们更容易受到极右翼思想的影响，从而削弱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伊尔明苏尔历史的解读需要注重客观性和多元性，避免历史被狭隘的意识形态扭曲。在当下，伊尔明苏尔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象征，现代解读使其更具有时代意义。只有深入理解和回应伊尔明苏尔在当代社会中的回归，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极右翼思想的威胁，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进步。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夏季号，作者张友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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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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