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式的古典学研究何以可能？
——“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争”的来龙去脉
摘 要：19世纪下半叶，尼采与维拉莫维茨就德国古典学的现实生态展开了一场 “学术争论”，具体呈现为两种学术取径，即强调“哲学—美学”体验的人文主义和研究“整体历史”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对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分别为侧重联系古代与现实的哲思式路径和侧重客观标准的科学式路径。尽管这场学术风波源于《悲剧的诞生》有违传统规范的“未来语文学”构想，尼采却未直接回应维拉莫维茨有失斯文的书评，因而难称真正的“争论”。然而鉴于当事者在相关领域影响深远，事件本身不仅牵涉学者的个人气质和治学理念，更关乎人文学科在德国乃至欧洲的整体发展趋势。因而分析此次“争论”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近代学术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对现代人文研究的启示性意义。关键词：尼采 维拉莫维茨 哲思式研究范式 未来语文学 历史—实证主义![]()
陈默发表在《古代文明》的《德意志古典学“文献派”与“通学派”之争探赜》一文，围绕伯克与赫尔曼之争，探讨了古典学学科内部通学派（Sachphilologie）和文献派（Wortphilologie）在研究路径上的分野。事实上，德国学界就此问题的讨论并未就此结束，19世纪下半叶即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与维拉莫维茨之争。不同的是，《新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中，“伯克与赫尔曼之争”（Böckh-Hermann-Auseinandersetzung）与“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争”（Nietzsche-Wilamowitz-Kontroverse）的德文措辞之别（Auseinandersetzung与Kontroverse）已然显示出两次争论的迥异：前者为伯克与赫尔曼有来有回的争论，而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间并未真正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但二者“交锋”的思想与学术背景依然值得探讨。尼采作为古典语文学家以《悲剧的诞生》掀起了一场批判德国古典语文学过度注重历史与实证主义的风波，并且提出了“用哲思的方式省视古代精神”的“未来语文学（Zukunftsphilologie）构想”。笔者所称的哲思式的古典学范式，主要强调的是对古希腊精神的探究，兼具哲学的思辨和审美（philosophisch［-ästhetisch］）的意味。尼采因不符合当时学术写作规范的离经叛道行为，当即被判为“在学术上已经死亡了”。《悲剧的诞生》引来了当时的学界新秀、极力维护古典学学术传统的维拉莫维茨的激烈批判，最终虽以尼采退出古典语文学界结束，但被看作古典学的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这场学术论争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论辩的过程叙述，更站在学术史的高度来谈论这场学术论证的实质和影响。这场学术论辩的发生，与德意志学界鼓励思辨、批判的学术传统紧密关联。正是通过伯克与赫尔曼之争，德意志古典学冲破了以赫尔曼为代表的古典语文学的藩篱，与历史研究融合，成为一门历史通学；而通过尼采与维拉莫维茨这场不成争论的争论，特别是尼采对已趋成熟的“古代科学”的批判（尽管遭到维拉莫维茨的激烈反击），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得以另辟蹊径，甚至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本文以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争为切入点，着重讨论尼采哲思式的古典学研究范式，并从尼采的个人气质、学术旨趣与求学经历等方面探析这一“争论”的成因及影响。![]()
伴随着19世纪上半叶希腊解放运动的胜利，19世纪后期欧洲古典主义者中的“爱希腊主义”（Phihellenism）盛行。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正经历政治上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之争的民族主义理念和政权的构建。工业革命让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发展成就，技术革新和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对不甚注重实际功效的人文学科形成了巨大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一以贯之的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新希腊精神”出现断裂：人文主义不再是前进的推动力。古典语文学内部在追求“客观真实”“科学”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历史—实证主义化。
来自外部、内部的危机使当时的古典（语文）学人对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充满担忧。此种具有前瞻性的担忧不无道理。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于1890年12月的一次致辞中称“我们必须以德语作为高中教育的基础，我们应该教育国家的年轻德意志人，而非年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我也希望在民族的历史、地理和传说问题上看到进一步的提升”。可见，他已经注意到政治、文化教育对构建爱国思想、民族情怀的重要性。但这对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和古典语文学而言是一种灾难性的打击：古典学相关课程在中学、大学均大幅减少。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世纪之交处于回归传统与迎接现代性曙光之间的紧张状态，这也体现在教育体系和理念上。高校学科建制方面，19世纪早期洪堡、康德等杰出新人文主义者对大学建校理想、大学使命的理解使得哲学体系和人文科学处于中心地位，但随着德意志帝国时代（1871年之后）自然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其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影响波及人文类学科。大学理念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日渐分离，洪堡大学理想中的“修养培育”逐渐转向“专业教育”。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古典语文学这一以研究英雄史诗为傲的学科不得不成为时代的追随者，以追求历史真实为目标，以“科学”标准规范研究方法，进而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机构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冀求以此凸显自身“科学”的学科地位。而这种体现“科学”属性的趋势是德国古典学界失去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
被后世誉为德国古典学之父的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85—1824）的百科全书式（如其课程名为Encyclopaedia Philologica）的古典学理念为后继者勾勒了古代通学的轮廓，他的学生伯克（August Böckh，1783—1867）继而建立起一种系统的结构。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则转向对这一学科的方法论认知，他将人对历史的认知过程规范化：对历史的探究被系统化地划分为“收集材料（Quellensammlung），进行史料考证（Kritik），说明性地（deutend）、解释性地（interpretierend）叙述（erzählen）研究对象，从而获得并呈现对其的理解”这样的标准化进程。在德国历史学领域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学者的学术论辩、互动对古典学研究的形塑作用。在受温克尔曼“新希腊精神”影响的18世纪古典学学者中，沃尔夫与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48）的学生以及追随者们形成不同派别，如19世纪上半叶伯克与赫尔曼就语言在古典学研究中的角色和功用展开争论。伯克视古代世界为整体的认知观念决定了他将语言视为认识古代的工具之一，他更关注事物（Sachen）。而赫尔曼认为一名语文学学者应该知道“诗人本该表达什么”（Quid debuerit poeta dicere），因此在方法上更注重语言文字。研究方法上的迥异表明二者作为古典（语文）学学者在研究古代时视角的差异：前者有将之视为客体的意味，以一种观察者的视角（etic）切入古代；后者视之为主体，以一种代入者的角度（emic）由内而发研究古代。尽管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异，但都注重考据。不管是对文本的考据还是对历史的实证，二者都令“古代科学”走上了实证的道路，重视史料搜集、考证和客观叙述。如果说以赫尔曼与伯克为代表的“语文学派”与“通学派”的论辩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向沃尔夫所勾勒的古代史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转向，是语文学与古代历史的融合，那么，后来尼采哲思式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向业已将历史学融合在内的古典学研究范式提出挑战。事实上，在尼采提出哲思式的范式之前，古典语文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在18世纪初期就已有所显现。不同于赫尔曼、伯克的研究旨趣，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1784—1868）表现出对宗教神话、艺术的特别偏好。韦尔克有丰富的想象力，对古代精神世界的领悟令其能够重构已经散佚的古希腊诗歌。韦尔克的感官体验式的悟性及其治学理路似乎跟尼采的哲思式、美学式的取径不谋而合。因此，尼采与维拉莫维茨在研究古代时所表现的路径差异、角度差异，其实在早期德意志古典学者之间即已存在。![]()
二
1872年初，少年成名的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如德文标题所示，尼采称希腊悲剧诞生于音乐，他将以酒神狄奥尼索斯为代表的非理性精神与以日神阿波罗为代表的理性精神相对，进而探索古希腊非理性的精神之源。其《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初，并未引发足够重视，甚至反响平平，尼采的好友罗德为其撰写的书评也未能如愿发表。罗德在该书评中开门见山，称《悲剧的诞生》为探寻希腊悲剧的起源及其美学开辟了一条艺术性的道路，并戏谑编年史和诗学研究中干巴巴的笔记如同孩童玩耍的干瘪坚果。是年5月，在尼采音乐艺术界友人瓦格纳的帮助下，罗德的第二篇书评在《北德意志汇报》发表。该书评明确指出当时学界过度重视理性而导致的文化危机。罗德批判了德意志古典语文学界的历史—实证主义倾向，肯定了尼采的研究范式，称其研究方法是“跨越浩瀚的时间，将对遥远古代的历史性思考拽回到我们的现实中来”。罗德非常赞赏尼采的思想，认为语文学家唯有通过艺术的、哲思的途径才能够接近古代人非理性的思想，相反，用历史学或者科学实证的方法会使古人的智慧失去原有的光彩。
1872年6月1日，年仅25岁的学界新秀维拉莫维茨发表《未来语文学！对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回应》（“Zukunftsphilologie! Eine Erwiderung auf Friedrich Nietzsches ‘Geburt der Tragödie’”）一文。维拉莫维茨逐一列举《悲剧的诞生》中的语文学知识和其中的错误，如尼采对萨蒂尔（Satyr）神话形象引用的时代错乱问题、欧里庇得斯段落的引用错误等。英国学者希尔克和斯特恩在《尼采论悲剧》中写道，维拉莫维茨对《悲剧的诞生》的攻击行为只能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国内学者凌曦在《早期尼采与古典学》中称维拉莫维茨将《悲剧的诞生》拆解成“许许多多的古典语文学知识小零件”，毫无关系地“琳琅满目地摆了一地”。维拉莫维茨坚守古典语文学的阵地，认为历史考据方法是古典语文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Wissenschaft）的依据，借此，古典语文学才具备可靠的学术价值。与尼采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赫尔曼和拉赫曼等语文学派推行的历史性考据方法推动了德意志古典语文学的发展。维拉莫维茨除了指出尼采在考古、训诂方面的错误之外，更言辞激烈地给尼采贴上了诸多标签。他称尼采是“依靠直觉获得智慧”（seine Weisheit auf dem Weg der Intuition）、“形而上学者和使徒”（Metaphysiker und Apostel Nietzsche）、无视“至少原则上已成为学术研究共同财富的历史考证方法”（die wenigstens im princip wissenschaftliches Gemeingut gewordene historisch-kritische Methode），他还说尼采“高举狄奥尼索斯权杖，可以从印度走到希腊，但必须从讲台上走下来”（ergreife er den thyrsus, ziehe er von Indien nach Griechenland, aber steige er herab vom Katheder）。
尼采对维拉莫维茨的批驳未做回复。1872年6月23日，瓦格纳在公开信中戏称维拉莫维茨为“喝完啤酒喝烈酒，踉踉跄跄、游手好闲的柏林佬”。瓦格纳在信中斥责维拉莫维茨不识尼采撰写《悲剧的诞生》的深意和对德意志古典学教育现状的担忧。10月，罗德发表《落伍语文学，解释维拉莫维茨博士的〈未来语文学〉——一位古典学者致瓦格纳的公开信》（“Afterphilologie zur Beleuchtung des von dem Dr. phil. Ulrich von Wilamowitz-Möllendorff herausgegebenen Pamphlets: Zunkunftsphilologie! Sendschreiben eines Philologen an Richard Wagner”），但罗德的回应绕开了尼采的哲学和美学要旨，而纠缠于反驳维拉莫维茨指出的语法细节。1873年初，维拉莫维茨发表《未来语文学之二——回应对〈悲剧的诞生〉的挽救》（“Zukunftsphilologie II eine erwidrung auf die rettungsversuche für Fr. Nietzsches ‘geburt der tragödie’”）进一步回应。维拉莫维茨除了策略性地指出罗德和尼采的立场差异和相互矛盾外，依然耗力于语言学的细枝末节。这场争论最终不能简单以胜负定论，但以当时的学术氛围来看，维拉莫维茨更胜一筹。尼采此后退出古典语文学界，转而投身于哲学著述和文化批评。二人的间接交锋被认为是青年才俊初露锋芒，在当时并未得到特别关注，但尼采的思想寄意遥深，使这场“不成争论的争论”产生了历久弥深的影响。时至今日，《悲剧的诞生》已问世超过一个半世纪，梳析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仍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德国古典学建设的全貌、现代古典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学者个人气质与其研究方法、旨趣的关联。![]()
德意志作为人文主义的后起之地，在18世纪下半叶“一路高歌猛进”。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旨趣也从拉丁文献转向希腊文献。这片最后脱去宗教外衣的新地，经启蒙运动、新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洗礼，在文化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德意志古典学界形成共识，认为应该从古代社会汲取先贤的哲学与伦理思想，但就如何接近这一“真理”、采撷先贤的智慧，沃尔夫提出以全面的“古代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取代狭义的“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然而令沃尔夫始料未及的是，由他提出的具有人文主义理念的“古代科学”很快便与实证史学结合，走向狭隘的历史主义考据。这一转向涉及一个问题：古代究竟是当下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是仅为研究对象。类似的讨论也见于罗马法研究领域：罗马法只是一个专业细分后的研究领域，还是在当下仍然有效用？这一转向在现代古典学学史中的代表性事件就是促进古典语文学与历史学融合的 “语文学派”与“通学派”的学术之争。以赫尔曼为代表的“语文学派”恪守“不越复原和解释文本之雷池”的考据准则；以伯克为代表的“通学派” 同样重视考据，但认为对古代文明的认识应该“综合对语言以外的各领域的认识”。19世纪上半叶的这场争论余音未消之时，盛行思辨、批判之风的德意志古典学界又出现了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争。如果说赫尔曼与伯克之争是语文学与历史学的抗衡，那么维拉莫维茨与尼采之争则是获胜后的“通学派”与语文学中的哲学、美学倾向的抗衡。如果说赫尔曼和伯克的时代已经开始淡忘甚至遗忘温克尔曼时代的理念，忽视古代研究为现代人文教育服务的要旨，尼采则通过《悲剧的诞生》试图重唤这一被遗忘的传统。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语文学与相邻学科如历史学、哲学的对抗与融合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而尼采作为反对历史—实证主义的语文学家，提倡“将语文学与哲学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偶然。尼采对哲学的偏爱在其童年时期就有迹可循。尼采个人的追求与志趣，依靠直觉、灵感的认知模式，促使其对趋于僵化的德意志古典语文学充满担忧、进而产生了“不合时宜的沉思”。他与恪守历史—实证主义且为当时德意志的学术生态大唱赞歌的维拉莫维茨的学术分歧，早在波恩大学追随不同导师、甚至在普福塔中学（ Landesschule Pforta）求学的经历中，便可见端倪。
尼采五岁时经历父亲离世。他在精神失常前的最后一年完成的自传性著作《瞧，这个人》（Ecce Homo）中，开篇就提到了父亲离世这一重大不幸。他以一种成熟冷静的口吻诉说自己的遭遇，意在回答小节题目“我为什么如此有智慧”这一问题，可见他对自己多产的创作性与自身的经历之间的关系是有所认识的。心理学家对尼采个人气质的形成已有研究，认为幼年丧父与那种失落、死气沉沉、忧伤中夹杂着无意识的愤怒和怨恨的个人气质密切关联。尼采在1870—1871年作为医务兵参与普法战争，这段参战经历令尼采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人间疾苦。这一系列坎坷经历促成尼采敏感多思的哲人气质。
尼采对古典学现状、社会现实的担忧，是他与以维拉莫维茨为代表的正统有所分歧的主要原因，而这与他的哲人气质密切相关。作为“离经叛道者”，尼采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充满批判性思维和对自我的严格规训。这点从他脱离宗教之行为及在众多作品中思考的问题里得到了印证。尼采在少年时代就对音乐、抒情诗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他压抑了自己对哲学、艺术的热情，最终选择了语文学这门显学，并将此经历称为一种“有意识的舍弃”（eine bewußte Entsagung）。他早期也的确在这一领域得心应手，颇受同行好评。在莱比锡学习阶段，尼采师从里敕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通过对拉尔特的第欧根尼（Diogenes Laertius）的研究与古代希腊哲学建立起思想联系。1866年，对德谟克利特（Democrites）的研究使他关注到哲学中的唯物主义问题。是年，尼采阅读了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及其对当下意义的批判》（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使他对唯物主义、科学革命等问题都有所思考，这与他后期对“客观性”的反对一脉相承。尼采于1865年开始阅读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作品，加上后来与瓦格纳的结识和对他的欣赏，也激起他在中学时对音乐和哲学未能释放的热情。
从中学时代到巴塞尔大学担任语文学教授，尼采的笔记、手稿和通信中都透露出他对当时德意志古典语文学的反思和担忧。尼采不是要离弃语文学，而是要用万分的勇气构建一种新的语文学。在与里敕尔的书信中，他称自己追求德意志精神本质，不顾自身利益挽救青年一代，而非埋首故纸堆。他反对那种堆砌知识的考据，认为应该带着审美的眼光采撷古代先贤的智慧（特别是音乐与艺术）和伦理思想。而作为语文学家，尼采认为只有自由的、独立的人，才能够联结古代与现代，才能发掘古代智慧并为当代人文教育服务。尼采对语文学的认识、对古代与现代关系的关注、对当时古典语文学的历史—实证主义倾向和人文精神匮乏的担忧，都与维拉莫维茨的理念相悖，更准确地说，是与当时古典学业已成为“古代科学”的主流理念相悖。尼采对语文学的反思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大部分的古典语文学家眼中，语文学正茁壮成长，这点在维拉莫维茨对《悲剧的诞生》的驳斥中、在学界对尼采作品的冷眼旁观的态度中均得到了印证。在这一层面，尼采作为语文学家，其个人志趣决定了他与主流的格格不入。作为与主流不符的“异类”，跟维拉莫维茨有分歧是必然的。除了学术分歧之外，二人的门派之别、求学经历等似乎是更能激起纷争的潜在原因。维拉莫维茨与尼采同为普福塔中学的优等生，但尼采更受欢迎。而这种情形在二人同入波恩大学之后，因所追随导师的个人恩怨而进一步走向分离。维拉莫维茨追随奥托 · 杨，而尼采深得里敕尔的赏识。奥托 · 杨与里敕尔于1865年因古典学教授的人选问题产生隔阂，最后里敕尔携尼采负气出走莱比锡大学。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奥托 · 杨的攻击，足以激起作为后者追随者的维拉莫维茨的愤怒。此外，二人的分歧也是同侪竞争所致。1872年出版《悲剧的诞生》之时，尼采已经是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的教授。他在尚未完成毕业论文的情况下，受里敕尔力荐被任命为古典学教授，堪称当时全欧洲最年轻的古典学教授。尼采轻而易举就获得语文学教席，而1871年，同为学界新人的维拉莫维茨还是一个尚未进入主流系统的年轻学人，直到1876年才获得第一个教职。不同的学衔等级也决定了二者对主流语文学界迥异的态度：尼采意在改进语文学，而维拉莫维茨尚处于力争上游，努力进入所谓的“主流队伍”的状态，对尼采的攻击除了在具体的考据知识方面，也不乏有失斯文的情感用事，故而称尼采这样的语文学教授应该“从讲台上走下来”。![]()
余 论
诚如前文所述，规模较大的“语文学派”与“通学派”之争是古典语文学与历史学融合的过程，而尼采所提出的语文学与哲学思考的结合，为语文学指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相较于前者，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间并非争论的“争论”，规模虽小，但因为对历史—实证主义的反思而对当今古典学界仍然有所启示。1921年，已是一代宗师的维拉莫维茨出版古典学术史，书名作《语文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他特意要用“语文学”（Philologie）一词来统摄他的前辈伯克大力倡导的“古代通学”（Alterrumswissenschaft，如前文所述，伯克甚至为此与语文学派发生论争）。可以说，德国古典学研究的各个派别至维拉莫维茨终于合流。该书开宗明义指出：“古典学术的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方方面面。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那么，尼采所探寻的古希腊精神是否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呢？
尼采在围绕《悲剧的诞生》的“争论”之后退出了语文学界，但这只是暂时“败退”。不久，尼采竟由维拉莫维茨的学生重新“请”回语文学界。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1888—1970）撰文写道：“对老师（笔者按：即维拉莫维茨）的依恋和对自己的忠诚（笔者按：即倾向尼采）使他们陷入一种紧张状态，这种不断的对抗和自我控制，导致了内心的愤怒与危机。”维拉莫维茨的高足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 1886—1958）曾公开表示尼采对自己产生了深刻影响。维拉莫维茨的另一位学生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ander，1882—1968）是柏拉图研究的专家，他曾致信说明尼采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是造成师生分歧的原因。将希腊综合教育视为理想教育范式的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也是维拉莫维兹的得意门生，但他倡导的“第三次人文主义”正是对历史—实证主义的反驳，是对希腊人文教养模式的倡导。这正与尼采、更早期的温克尔曼所倡导的以审美、哲思范式采撷希腊先贤的思想一致。1994年，巴塞尔大学召开以“尼采在巴塞尔”为主题的大会。维拉莫维茨的第三代弟子拉塔齐（Joachim Latacz，1934— ）做了开幕致辞，题为“有益的愤怒—尼采《悲剧的诞生》与希腊悲剧研究”，与尼采当年夫子自道的“不合时宜的沉思”相映成趣。哲学与古典学作为不同的学科，因为学科的本质、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自然无法完全融合。然而注重哲思—审美的研究范式不只是治学理路，更可作为一种思辨式的方法， 更好地采撷先贤智慧，与维拉莫维茨“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的治学理念并不冲突。尤有进者，尼采指出古代希腊非理性精神的存在，并用之反对近代（基督教）理性主义及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贫瘠，这一高瞻远瞩的站位更将尼采拉进大众视野，超越古典学的一门一派，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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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春季号，作者张红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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