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英印军队 族群 分而治之 大博弈 尚武种族
引言
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授予它英国与印度之间贸易的垄断权。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逐渐从商业贸易走向领土征服，最终变成印度次大陆的主宰者。在此过程中，英国人建立了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招募印度本地人作为士兵的武装力量，即东印度公司军队中的印度人部队（Indian forces或native troops）。这些部队分属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管辖区，之间相互独立。1858年，英国政府接管印度后，在官方档案和相关文献中，常将这些部队统称为“印度军队”。1895年，三支管辖区军队合并，正式确定“印度军队”或者“英印军队”（British Indian Army）为其名称。这支部队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名称和归属有所差别，但作为殖民军队的性质前后一致，因此具有整体考察和分析的价值。
英印军队士兵的族群构成具有明显的特点，与印度各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有显著差异（参见表1）。
表 1 1912年英印军队士兵的族群构成
从表1可以看出，一些特定族群出身的士兵在军队中占据很大比例。比如，在1912年，锡克教徒在印度总人口中只占0.96%，却在英印军队中占比20.5%；而锡克教徒、廓尔喀人、多格拉人、加瓦尔人、拉吉普特人、贾特人、帕坦人以及旁遮普穆斯林，人口之和大约只占印度总人口的10%，在英印军队中占比却高达76%，在军队中的比例远高于人口比例。这些族群在地理分布上，大部分集中在次大陆的西北部和北部，如旁遮普、西北边境地区以及尼泊尔。19世纪中后期，在英国殖民者中形成一个观念，认为在次大陆繁多庞杂的族群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善战族群具备训练成为优秀士兵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他们在当时被统称为“尚武种族”。这个观念频繁出现在该时期官方文件以及军官的个人著作中，成为招募印度士兵时的重要参考。在英属印度时期，尚武种族在英印军队士兵中的主导地位，对许多重要事务产生了影响，比如促使英印政府在1912年将都城从加尔各答迁至德里。
国外一些学者曾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如阿马尔·法鲁奇认为英国殖民者施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促成了英印军队中这种族群构成的状态；普拉迪普·巴鲁阿强调英国人发明尚武种族的观念，是受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希瑟·斯德瑞斯则认为，尚武种族观念给将对英帝国不忠诚的族群驱逐出军队提供了理由。国内学者中，郭家宏在讨论英帝国对印度的分而治之政策时，也谈到了这个现象。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清晰地梳理英印军队（及其前身即公司军队中的印度人部队）族群构成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也没有对尚武种族观念形成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因此，本文将结合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考察英印军队族群构成的变迁，分阶段论述尚武种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并探究英国殖民者形成尚武种族观念的原因。
一、殖民统治内部稳定的挑战与族群分而治之原则的确立
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开始，英国人用近100年的时间逐步征服了整个次大陆。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军队中印度士兵的数量也逐渐增多。1794年，有82 000名印度士兵服役，1824年增长到154 000名，到1856年，则是214 000名。当时的公司军队分为三部分，以英国在印度殖民地设立的三个管辖区命名，即孟加拉军队（Bengal Army）、马德拉斯军队（Madras Army）和孟买军队（Bombay Army）。三支军队实力大致相仿，并且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总体而言，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英国人继承了莫卧儿帝国的传统，在招募时较少关注士兵的族群出身，因此也缺乏具体统计数据。据英国军官描述，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军队从各个族群、各个种姓中招募士兵，混杂编排在军队中。而孟加拉军队则有所不同，其主体被称为“东方人”，是北印度亚姆纳河以东的比哈尔和奥德地区的婆罗门和拉吉普特人，即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孟加拉军队情况的形成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族群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就有充当雇佣兵的传统，18世纪北印度大部分火绳枪士兵都来自此地，英国殖民者延续了这个传统。第二，据当时英国军官分析，孟加拉的英国军官过度融入印度本地，变成了“半个印度教徒”，因此和印度人一样青睐高种姓，觉得他们“最为高大、英俊、干净”。
1857年5月，印度爆发兵变。据印度历史学家估计，前后大约共有7万印度兵参加兵变，一度威胁到英国人在北印度的统治。三支管辖区军队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孟加拉军队的十个轻骑兵军团全部叛变，而步兵部队也大多脱离英国人的控制，要么参与兵变，要么被紧急解散；而孟买军队只有两个营加入兵变；马德拉斯军队则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英国人对兵变的镇压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1849年才被纳入英国殖民地的旁遮普地区贡献颇大，不仅该地区的印度士兵始终保持了对英帝国的忠诚，而且积极响应为镇压兵变而进行的紧急招募，士兵数量从3万迅速上升到了7.5万，进而在重新占领德里的战斗中争得头功。1858年8月，兵变基本平息后，东印度公司将对印度殖民地的治理权正式交还英国政府。
巩固在印度的统治地位，英国政府计划在行政管理、社会政策等各方面推进改革。作为这次危机的核心角色，军队是改革的焦点。英国人意识到，英印军队的稳定与忠诚是英国维持在印殖民统治的根本保障。1858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以陆军大臣乔纳森·皮尔少将（Jonathan Peel）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兵变的起因，并提出对军队重组的具体建议。1859年，皮尔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在调查为何孟加拉军队会成为这次兵变的重灾区时，委员会发现了族群问题对军队忠诚的重要意义，从而达成共识，不能像兵变前那样，大比例地依赖来自比哈尔和奥德地区的高种姓印度教徒，而是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委员会的第一条建议是，“土著军队必须由不同的民族和种姓组成，而且遵循一个总体规则，即在各个军团中混杂编排”。在皮尔委员会报告的附录中，辑录了各地军官和行政官员的观点。其中旁遮普委员会更为直白地说：“既然我们必须在印度维持一支土著军队，那么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保障这支军队的安全可靠……我们要以土著制衡土著。”旁遮普委员会建议从旁遮普进行招募，以制衡北印度士兵，并且通过不同宗教和种姓，来达到印度兵之间互相牵制的目的。由于旁遮普在镇压兵变中的卓越表现，故当地意见格外受到重视，尤其得到了英国负责印度事务的最高官员印度事务大臣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的肯定。1861年，伍德在信中写道：“关于在印度的军队，我赞成分而治之。”在1862年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在军队中不同的军团中，我希望培养互不认同和相互竞争的氛围，从而在需要的时候，锡克士兵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印度教士兵开枪，廓尔喀士兵可以向锡克或印度教士兵开枪。”
由上可见，19世纪中期，兵变的震撼促使英国人认识到英印军队的稳定和忠诚是在印度维持殖民统治的根基，而保障军队忠诚的关键在于对印度士兵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即招募多个族群的士兵，并令其互相制衡。兵变后的孟加拉军队变化很大，族群构成明显趋于多元化。1862年，孟加拉军队的建制中列有58个军团，其中只有18个军团继承自兵变前的军队，剩下的40个军团中，20个军团来自旁遮普，5个是廓尔喀军团，4个是锡克军团，7个是低种姓军团，另外4个军团来自其他地区。
二、俄国的军事威胁与英印军队族群政策的调整
19世纪后期，英属印度所处的国际局势与世纪中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英俄大博弈的历史背景下，印度西北方来自沙皇俄国的军事威胁日益凸显。俄国在18世纪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在19世纪则加速在中亚的扩张，不断向南推进。1868年，布哈拉酋长国投降，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873年，希瓦汗国投降，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879年起，俄国入侵土库曼斯坦，1884年土库曼人投降，土库曼斯坦并入俄国。1885年，俄国已经抵达阿富汗边界附近。
同一时期，英属印度在西北部的军事行动却屡遭挫折。1878年，阿富汗埃米尔在外交上向沙俄靠拢，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向阿富汗宣战。在三年的战争中，英印军队暴露出许多缺陷。虽然英国取得了对阿富汗军队的胜利，
但最终被迫撤军。同时，印度与阿富汗交界处许多部落对英国抱有敌意，为了保护帝国边疆，以防当地部落与俄国合力入侵，英属印度不得不发动一系列战争收服边界部落。总之，19世纪后期，英属印度西北部安全局势紧张，俄国步步紧逼。英印军队不仅要与漫山遍野的部落武装作战，而且要应对技术先进、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的威胁。军队的战略重点从维持内部稳定逐渐转向应对外部威胁，这对军队的战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军队组织亟待改革。
1879年，英国政府组成以孟加拉省督阿什利·伊登（Ashley Eden）为首的委员会，目的是调查英印军队的组织和开支情况。当时的印度总督利顿认为这是一个开启军队改革的好时机，因此努力将许多赞成改革的军官和行政官员安排进委员会。在军队建制方面，伊登委员会建议将英印军队现有的三支管辖区军队统一整合为四个军（army corps），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从而减少军费开支，增强作战能力；在士兵招募方面，伊登委员会建议减少马德拉斯地区的军队，而大量从印度西北部招募士兵，因为“旁遮普地区是印度大部分尚武种族的家乡所在，也是我们最优秀的士兵的摇篮”。
伊登委员会的建议并没有立即得到推行。时任在印军队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India）的海恩斯等许多高层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反对改革，认为这会破坏现有的制度安排，削弱各管辖区、各族群之间的互相制衡，危及军队的整体稳定。虽然改革暂时搁置，但从长期来看，委员会的建议为日后改革埋下了种子，委员会中的一大批年轻军官将是日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改革也变得势在必行。1885年的旁贾德事件为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该年3月，俄国军队进占阿富汗的旁贾德，引发英国政府的恐慌。英俄两国之间展开外交对抗和军事对峙，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紧张的气氛中，在印度的英国居民纷纷志愿入伍，印度土邦王公也将自己的军队献给英印政府以供调遣。最终，这次危机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虽然危机没有导致战争，但严峻的形势足以令人确信，增强英属印度的武装力量迫在眉睫。
1885年11月，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上将就任在印军队总司令。罗伯茨1851到1893年间在英印军队中服役，是英印军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他曾参加伊登委员会，参与撰写报告。而如今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1886年，对于维持军队内部族群制衡和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相关争论，罗伯茨认为孰轻孰重已经非常清楚：“如果有人仍极力主张这些（改革）措施会令我们军队中的尚武种族增长到危险程度，从而令制衡作用不复存在……我会这样回答：无论这种观点有多少说服力，与缺少一支可以应对我们边界上欧洲敌人所造成的危险的军队相比，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而在1887年英国下议会的文件中，英印政府也明确向印度事务大臣指出：“由于俄国近期的扩张，印度政府需要处理的军事问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边界的不远处就是一个欧洲强权，而且随时有可能和我们进入对抗。因此，我们现有的军事机制不再能够应对它面临的局势了。”改革成为共识。
士兵素质是决定军队战斗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当时盛行的“尚武种族”观念，印度各族群兵员的军事素质并不等同，有很大差异。罗伯茨强调，要对抗俄国的军队，素质低劣的士兵无法胜任，在西北部边界上，必须要部署最吃苦耐劳的、最具战斗能力的种族。他认为自己作为在印军队总司令，要想训练出一支完美的“战争机器”，“第一步就是用来自更具军事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种族的士兵，替换掉原来军队中孟加拉的印度斯坦兵，马德拉斯的泰米尔兵和泰卢固兵，以及孟买的所谓的马拉塔兵”。而更具军事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种族，他认为是“廓尔喀人、锡克人、多格拉人、拉吉普特人、贾特人以及一些穆斯林”。在罗伯茨的推动下，从尚武种族中招募士兵成为正式政策。
在英印政府的要求下，依托当时繁荣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一些军官编写了一系列尚武种族的信息手册，并不断更新再版，作为英印军队的官方参考资料。这些手册的篇幅长则两三百页，短则六七十页，详细介绍了相关族群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宗教文化、经济生活、族群特征以及内部更细致的家族划分。通过这些手册，军队管理者得以对印度族群形成相当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方便对尚武种族士兵的招募和管理。
在英印军队乃至英帝国的整个武装力量中，罗伯茨的威信极高，被尊称为“伟人罗伯”（Bobs Bahadur）。1895年罗伯茨被授予元帅军衔，1901年晋升为英国陆军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orces）。他的回忆录《在印四十一年》极为畅销，在1897到1901年四年间就重版或重印了34次。因此，即使是在1893年卸任在印军队总司令之后，他所倡导的尚武种族观念以及相应的招募政策仍被之后的英印军官奉为圭臬。比如，另一位英印军队中的重要领袖，1902到1909年间担任在印军队总司令的赫尔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就曾在给罗伯茨的信中表示会延续他的政策，如“重组一些军团，增加廓尔喀士兵的数量”。
在19、20世纪之交，还有另外一个有利条件，也加快了尚武种族在英印军队中比例提高的进程。那就是三支管辖区军队走向统一。罗伯茨曾抱怨自己的改革想法遇到阻力，因为当时有观点认为“必须保持三支管辖区军队之间的力量均衡”。这个阻碍在他卸任在印军队总司令之后的十年里得到克服。1895年，三个管辖区军队各自的名称被废止，统称为“印度军队”。1902年，基奇纳就任在印军队总司令后，统一进程加快。1903年，部队被重新统一编号，消除管辖区对军队的残余影响，总司令部对各地军队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如此一来，就不必再因为维持各地军队的均衡而妨碍军事部署的调整了。
因此，尚武种族在英印军队中的占比快速上升。从表2可以看到，1862年，英印军队步兵部队总数为131支，其中来自尚武种族集中地，即旁遮普和廓尔喀的有33支，占总数的25%。这个比例在之后不断上升，1885年是36%（44/122），1892年是42%（49/115）。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121支部队中，有77支来自尚武种族集中地，占比63%。据另一个更为精确的细分到连级的统计，在1914年英印军队的552个步兵连中，从尚武种族中招募建立的有412个，占比近四分之三。
表 2 英印军队步兵部队数量的地域分布（1862—1914年）
由上可见，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了应对来自西北方向的军事压力，英印军队军队建设的侧重点从确保部队忠诚转向提高战斗能力，因而对兵变后确立的分而治之策略进行了调整，不再刻意维持各管辖区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力量均衡。不过这不代表放弃利用族群因素分而治之，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伊登委员会的报告中，仍然强调要依照“分而治之的大原则”来确定英印军队的地域构成。在这个时期的军队组织中，分而治之的意图仍然十分明显，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英国人重视的尚武种族基本都是印度社会中的边缘族群。20世纪初，虽然一些族群在英印军队中占比很大，如锡克教徒、廓尔喀人以及旁遮普穆斯林（参见表1），表面看来与兵变前高种姓印度教徒在孟加拉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类似，但两者实则有着本质区别。高种姓印度教徒是传统印度社会中的主导族群，在广大印度民众中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强的号召力，因此具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恢复被殖民前状态的动机和能力。而锡克教徒、廓尔喀人等族群则不属于印度的主体民族，是印度社会中的边缘者，其地位在加入殖民体系后还有所升高，因此对英国忠心耿耿。另外，英国人也刻意强化各边缘族群独特的文化习俗，以凸显其与印度大众的区别，以防止其产生印度国民的普遍归属感。比如，在锡克教中，成年男子在正式进入锡克社群（khalsa）时，会举行帕胡尔（pahul），即用双刃剑进行洗礼的仪式。英印军队的军官将这个区别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的仪式列为锡克部队入伍的必要条件。研究锡克教徒的英国军官写道：“要求锡克士兵严格地遵守锡克教的习俗和仪式，尽一切努力阻止他们与印度教接触。英印军队中的锡克人被尽力地‘民族化’了，或者说他们被怂恿将自己视为一个（与印度教徒）完全不同的独立的民族……这个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
第二，英国人仍注意保持军队中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军队的编制中，英国人施行族群连和族群军团制度，即在同一连或军团中安排同一个族群的士兵，以保持该族群的“独特性”，以及“棱角、情绪和偏见”。英国管理者按照自己的看法，将各族群的特点夸大并固化，比如认为多格拉人就应该害羞而自豪，帕坦人就应该独立而精明，廓尔喀人就应该狂躁而嗜血。也就是说，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士兵被割裂为一个个封闭的、各不相同且相互排斥的群体，这样的安排显然增加了各族群之间的对立情绪。
第三，英国人也继续在地理上隔离各支部队，利用印度的地区差异来“以印制印”。伊登委员会的报告明确建议在平时要将部队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招募地，只有在紧急时刻才开赴其他地区进行增援，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对其他地区抱有同情”。总而言之，英印军队的管理者努力避免各族群印度士兵之间的相互交流，以防他们产生作为印度人的共同的国民感情。
三、尚武种族观念形成的原因
如上文所述，从伊登委员会的报告和罗伯茨勋爵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到19世纪80年代，尚武种族的范围基本确定，一些特定族群更为善战的观念已经形成。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会认为这些族群具有更好的军事素养呢？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对各族群军事传统的观察。尚武种族中的代表族群锡克教徒，18世纪起就与莫卧儿王朝长期对抗，向来以善战著称。锡克教男子用双刃剑来进行洗礼仪式，统一将姓氏改为辛格（意为狮子），并且日常佩戴短刀。英国人在征服旁遮普的过程中，就曾被锡克教徒的军事素养所震撼。第一次锡克战争（1845—1846年）中，英军在法鲁泽沙赫遭遇挫折，一名叫泰勒的军官感叹道：“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现在在我们对面的是印度最强大的对手”；第二次锡克战争（1848—1849年）中，高尔将军也称赞锡克教徒“天生勇敢”。在征服了锡克教徒后，印度总督达尔豪斯勋爵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感慨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最终击败了敌人……但我必须再说一遍，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战事的话，我们将无力支撑。”其他尚武种族也有类似情况。如早在1819年，英国人哈密尔顿就曾讨论尼泊尔人是一个“尚武的”民族。陆军中将乔治·麦克默恩（George MacMunn）撰写的《印度尚武种族》，也用了大部分篇幅来描述各族群的军事传统，如拉吉普特人在历史上对穆斯林入侵者的顽强抵抗等。而对于印度的“非尚武种族”，麦克默恩也从缺乏军事传统的角度进行解释。他认为由于种姓制度的原因，“只有特定的种族被允许使用武器，因而久而久之只有这些种族还适合使用武器”。
第二，对各族群加入英印军队后具体战绩的评价。19世纪后期，英印军队频繁参与次大陆周边的战事。在这些战事中，各族群的战绩不大相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年）中，来自北部的旁遮普和尼泊尔的士兵被认可为非常英勇善战。在1897年与次大陆西北方边界部落的一场战斗中，锡克军团和廓尔喀军团也屡建奇功。而南方的马德拉斯军队在1885年的第三次缅甸战争中则饱受诟病，被批评“喜欢卧倒，不愿起立”，“在行进时总是躲在牲畜后面，出于恐惧而胡乱开枪”。英国人也注意到南方士兵战绩大不如前的现象。罗伯茨勋爵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马德拉斯军队：“他们的祖辈在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前期的战争中曾展示出过人的战斗能力”，但是也许是由于长时期的和平，如今“古老的军事精神已经在他们这一代身上消失了，就像在孟加拉地区的印度人和孟买管辖区的马拉塔人身上消失了一样，他们不再具有与尚武种族对阵的能力了”。学者推断，南方士兵战斗能力下降的原因，是在迈索尔战争和马拉塔战争结束之后，次大陆南部再未有大规模战事。由于缺少通过实战得到晋升和奖金的机会，孟买和马德拉斯军队越来越难吸引到有才干的军官的加入，当地有志向的军官也都尽力转任到其他地区，即距离政治中心更近的孟加拉和距离前线更近的旁遮普。军官群体的劣化导致南方部队的精神面貌和作战能力每况愈下。
第三，忠诚是英国人挑选尚武种族时最根本的要求。前文中讲到，在1857到1858年的大兵变中，旁遮普地区招募的士兵始终效忠英帝国，并积极参与镇压，类似的还有廓尔喀人、拉吉普特人等。兵变被镇压后，在皮尔委员会的报告中，英国人称赞这些忠心的族群具有荣誉感，是印度真正的尚武种族。在英国人关于廓尔喀人的写作中也可以看出对忠诚的看重。英国著名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在《印度兵》一书中写道，廓尔喀人一旦认定了自己的英国长官，对他的“忠诚与奉献的程度不仅像人，更像忠犬”。在关于廓尔喀人的信息手册中，描绘他们“勇敢、坚韧、忠诚、坦率……他们鄙视印度本地人，仰慕欧洲人并与他们结为兄弟，他们钦佩欧洲人卓越的知识、力量和勇气，并模仿欧洲人的穿着和习惯”，并且“非常容易控制，坚决遵守纪律”。殖民者并不希望印度士兵有过多的主见，以免不服从英国人的统治。罗伯茨勋爵这样写道：“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东方种族即使勇敢并善于战斗，也还是不具备作为领导的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事。”
英国人努力找到对自己最为忠诚的族群，倘若不具备这一点，即使他们有悠久的军事传统和良好的战绩也不被认可。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印度的印度教徒。从军事传统来看，北印度的刹帝利种姓是印度传统的武士阶层；从战绩来看，来自这个族群的士兵帮助英国人成功征服了北印度和西北印度，包括战胜了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锡克教徒。在兵变前，研究印度的英国专家罗伯特·欧尔默（Robert Orme）还曾断言只有以小麦为主食的农业劳动者才具备军事素质，因此公司主要在北印度的比哈尔和奥德地区招募士兵。然而，由于这个族群积极参与兵变，所以在之后就成了重点防范对象，被排除在士兵招募的优先级之外，被认定为不适合战斗的非尚武种族。
综上所述，尚武种族观念是在19世纪中后期内部挑战和外部威胁的时代环境下，英国军官以及行政官员在综合考虑各族群的忠诚程度、军事传统以及具体战绩等多个因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共识。英国人相信，根据这个观念招募士兵，可以保证英印军队的忠诚以及战力。“尚武种族”诞生于长期的殖民实践之中，也为继续巩固殖民统治的现实目标服务。
结 语
本文讨论了英印军队（及其前身即东印度公司军队中的印度人部队）族群构成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57年兵变之前，在这个阶段英国人大致遵循莫卧儿帝国的传统，在招募士兵时不太关注族群问题。第二阶段是1858到1885年，在这个阶段英印军队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国内稳定。兵变的震撼促使英国人认识到族群问题对保障军队忠诚的关键意义，因此对印度士兵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即招募多个族群的士兵，并令其相互制衡。兵变后的军队变化很大，族群构成明显趋于多元化。1885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由于面临俄国的军事威胁，英印军队急切需要提高战斗能力，因此在维持分而治之原则的情况下，改为主要从尚武种族中招募士兵。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尚武种族在英印军队中的占比已达四分之三。
此后的数十年中，尚武种族始终在英印军队的族群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印军队的人数一度扩充到一两百万，临时招募了许多其他族群的士兵入伍。但在战争结束恢复常态后，族群构成又迅速回到了战前的局面。即使是在印度独立后，印度陆军也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1971年，印度共和国中的西北部的三个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与喜马偕尔邦（在英属印度时期属于尚武种族最为密集的旁遮普省），人口占全国的4.9%，但在1968—1971年间的士兵招募中，却贡献了占比高达27.8%的兵员。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1975到1977年“紧急状态”时期颁布条例，要求按照各邦的人口比例来招募士兵。但是到了1996—1997年，在印度陆军的统计中，来自上述三邦的士兵仍占17.1%，是三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三倍以上。尚武种族的观念和相关族群的参军传统是殖民时期留给印度的重要遗产，至今仍然有着持久的影响力。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夏季号，作者高学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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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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