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共和传承与统一战线的精神

古代中国政治没有民主的传统，但有共和的传承。中国政治很早就形成、确立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多元一体也因而成为我国民族的“法的精神”。相应地，“大一统”“和而不同”也就成为政治上备受推重的两方面价值，而它们的有机统一或曰核心要义——“天下为公”（或“公天下”，我们视其为中国本土的共和价值）也自然成为国家历史理性的选择，成为共同体本位的中国社会的传统、道统。历经千年沧桑，经过改造和重铸，共和精神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内核。中国共和政治的现实基础，是共同体内外政治的结盟、联盟。作为特殊的结盟活动、政治联盟，作为能经纬现代国家治理、统摄全部公共生活的统一战线，更是中国独特共和传统的集中体现。中国统一战线的精神，在于人民共和；中国共和实践的关键，在于统一战线。

结盟大抵出自人类政治的本能。由于始终要面对外部自然界的、其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挑战，也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人们不免会为着彼此间共同的安全福祉而联合起来。亚里士多德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其时人类的结盟活动已经进入城邦时代。在此前文明初始的时候，由于生产与战争中有分工、合作的需要，氏族、部落即已作为天然形态的联盟而存在了。原子化个体排除人的合作的所谓自然状态是不存在的——无论其究竟是霍布斯所谓“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还是卢梭所说的人们彼此疏离且隔绝的和平状态，都只是思想的假设。现实是，人类普遍进入充满阶级分化与斗争的文明社会，进入广泛存在着结盟、维系与破解联盟等努力的政治时代。

以氏族部落为基础、起点，在西方，古代古典的民主较早孕育发展起来。在中国，先民们则是较早开启了共和的滥觞。公元前 841 年，是中国历史纪年中的共和元年。这一年，由于此前周王与上层贵族间的斗争持续加剧，再加之当时的厉王要垄断山林湖泽之利、严重侵犯到统治集团下层——“国人”的传统权利，于是触发了一场赶跑厉王的暴动。暴动后的周一度维持了 14 年的共和之治，直至厉王死后又归政于其子宣王。周的这场暴动是贵族联合、贵族与平民联合的结果。联合的目的，是共同对付周王的独裁暴政。暴动后的共和，也以贵族们所组建、主导的联盟为基础。周的此次暴动及共和，比之古罗马类似的历史事件——推翻塔克文王朝的独裁统治、确立共和体制还要早 330 多年。周的共和无论是《史记》所谓的“周召共和”，还是《竹书纪年》等典籍所载的“共伯和干政”，皆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贵族的共治，在统治上有别于厉王的独断，在贵族内部相互妥协，还与族人、国人协商——尽管协商或许是非对称的。

周的短暂共和还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且不论古国时代的天下万邦并立，以及传说中唐尧虞舜的禅让天下，一直到三代，原始氏族军事民主的遗风仍在，而作为天下共主的王者依惯例还是要受贵族、宗亲族人制约。中国上古典籍中所谓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在统治集团内部，君臣应一体共治，这是部落时代以来就有的主流意识。而当时臣子的权位、权利也不是人君所能任意予夺的。这就很不同于后世君权日隆、臣严重受制于君的情况。封建时代，周王朝的礼制虽然首先着眼于怎样更好地维系王权统治，但一定程度上确认了臣民固有的权利。当然，无论何时，君王们独裁专断的意志都是一贯的，且其强调自己作为权力地位绝对至上的“予一人”的努力也都是普遍的。

力量均衡是政治的法则。君权膨胀使得周厉王既不愿与贵族共治、亦不愿与周人共财，结果招致强烈反弹。暴动、共和的意义，在于重申君王以外多元主体的权利，在于要反对君王的唯我独尊、专横独裁，特别是反对其以天下为私。中国的封建时代讲究尊尊贵贵亲亲贤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实质上都反映了君臣之间、臣民之间客观存在着一种彼此互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的关系。要维护这一关系，首先就要维护王朝统治、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由此才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及“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的教条。当然，不是为了社稷、公益，那一切就要另当别论了：“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这一思路继续推演下去，古代共和也就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成。

共和的目的，是天下为公。首先要确认共同体以及代表共同体利益的共主具有至上性。中国数千年间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质的文明更容易强化家国至上的思维。联合起来抵御天灾人祸，加入并向更强大的共同体寻求保护，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民本能的、第一位的选择，也是古代中国形成炎黄部落继而融合其他族群形成华夏民族、汉民族的内在动力。其次是确认天下是多元的存在，包括君主与臣民在内各方面的主体及其权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即便是君王的设立，也是为了要守护万民与天下。天下为公的“公”字，不仅意味着整合后的各方面利益的公益，同时也意味着要尊重、保护各方面差别化的利益。重新审视古代中国氏族—部落—联盟—邦国—天下的政治演进的链条可见，在一定意义上，天下为公同联盟政治是直接关联的，它一开始应当就是结盟者、联盟对于其领导阶层的基本要求：不能只想自己活得好，也要让大家都能活得还不坏。

共和、天下为公的现实的倚仗，是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维系。这当中关键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它们应保持这样一种均衡：一方面，“多元”不至于脱离“一体”而独立，继而导致“一体”的破解、离散；另一方面，“一体”又不至于抹杀“多元”而独尊，以致人们不得不放弃必要的自由空间、权利利益。中国古代意识形态所推重的公天下，基本就是要维护这样的力量格局、这样的政治均衡。如果已然失衡，那么恢复均衡就成了正义所在、众望所归。但若具体而言，不同流派在理解上还是有差别的。除杨朱之学，先秦政治思想大都有共同体优先的意思。但墨家、法家是大共同体本位，儒家则是小共同体本位。大共同体主义者，墨家因有浓郁大众取向而不合君王口味、遭到漠视；法家主张严厉控制个体和共同体并使之彻底依附于国家，受君王重视但缺乏广泛的支持。早期儒家反对绝对君权因而并不讨喜，但其后学却发明出大一统王天下的微言大义，给了专制君主驯化儒家以及儒法并举的绝好契机。

农村村社是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有这样的基础，君权日张、臣权日削就是必然。进入郡县时代，皇帝、君权的绝对优势确立起来。即便导致王朝更迭、权力重组的“革命”，无论是缘于异族侵入还是统治集团上层的火拼，甚至是凤毛麟角的、最后成功了的农民起义，也都无法根本扭转这一趋势。及至唐宋，尽管“载舟覆舟”的道理被阐发得很明白，而且形式上也一度出现了接近所谓“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景象，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中古以降，政治上牵制皇权的制度性支撑逐步化为乌有，剩下给士大夫的也就只有守住道统，在精神上反复不断地倡导大同理想、重申天下为公了。

公天下、共和从政治实践中逐渐隐退，折射了统治集团、剥削阶级内部联盟的裂解。原本在士大夫心目中，君臣理想、正常的关系应是臣不能上凌其君、君不能下侵其臣的合作关系。然而到了明清，这已是心心念念想着私天下的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了。皇帝要的不是合作，而是绝对、无条件的服从，那顽强存续下来的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则越来越成为凝聚和动员劳动人民反对独裁暴政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现代化来得相对晚近，19 世纪中叶才起步。外来列强的野蛮侵略，打乱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趋势和节奏，也根本打破了中国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近代以来，伴随新生产方式连同新价值观念一起被引入社会生活，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到来了，中国的旧传统大都面临被扬弃或被抛弃的命运。在此基础上，古代共和获得了全新的、强大的生命活力，终于经过创造性转换、发展成为现代共和。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席卷而入，本土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也继之而起。在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工商、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领域中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逐渐发展起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多元性不断强化。资本主义不断生产、再生产特定的生产关系，包括此前所没有的新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也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的新特质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有效遏制商品经济，也无法再继续“收天下之利以出于一孔”的皇权统治，已经是空前的孤立和缺少底气了。且不论对外战争期间绝大多数人民对皇帝及其政府命运的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即便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与之貌合神离甚至心怀异志者也不乏其人。

近代中国主要社会矛盾、基本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急剧且深刻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面对矛盾，中国社会的各主要阶级纷纷登场，都希望按自己的主张重塑社会和国家。农民阶级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尽管“除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未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最终走向覆亡，但客观上还是揭开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序幕，且极大地动摇了皇权统治的基础和权威。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帝国中兴，但无论是搞洋务，还是推立宪，都拗不过腐朽王朝的自私、任性与专横。于是其后东南互保就成了洋务派无奈的选择，而不少改良派最后也只能转向与革命派合谋。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腐朽满清王朝、两千多年专制帝制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共和政治。辛亥革命是空前伟大的革命，它是中国社会矛盾、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结果，它的成功端赖于此前各进步阶级接续的努力。

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现代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先驱的努力下，共和价值更加深入人心，中国革命的导向也逐渐清晰起来。此后，国权或可被窃取，但人民对皇权的厌弃、对共和的拥护却再也无法撼动。中国确曾发生过两次短暂的帝制复辟。较之欧洲革命后王朝复辟持续之久、为祸之烈，它们来得就很不成气候。原因何在？人民对暴政独裁的惨痛记忆使然，要实现千年理想的坚定意志使然。反复的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地唤醒、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共和精神，并有力推动它去实现融会自身与现代价值的根本嬗变。

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现代民主来丰富和发展传统共和，使其对于公天下、多元一体的理解从皇帝一统以及君主民本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使人们不再被动消极地去幻想皇帝的开明、仁政和寄望于皇权的谨慎、克制，而是转向坚决摒除皇帝与皇权、主动积极地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对于太平天国的“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孙中山曾提出批评，他努力融会贯通中西政治文化，创造性建构出“三民主义”的体系、纲领，并且坚定地付诸革命实践。作为集大成者，孙中山先生及其政治思想是以近代进步思潮为基础的，既吸收了太平天国对旧制度的控诉和批判，也吸收了改良派对“中体西用”的批判以及对于人权、平等、自由和独立原则的理解和阐发。这些都触及深层次的世界观、思维方法，都系统影响并深刻重塑了人们的政治观。概言之，反对皇帝及其独裁暴政，这已是近代中国各进步阶级的基本共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它们或自发或自觉的共同行动。二是在传统共和价值中引入现代民族主义的元素，转向更多地出于共和思维来看待国内族群关系，从而将传统共和发展成现代的民族共和。就文化立场而言，古代中国“进则华夏、退则夷狄”的观念本就易于促成一种良性的民族关系。然而阶级社会中宗法制度连同独裁暴政势必会带来民族压迫。譬如清朝，它倾力编织也出色维系了高度大一统的国家体系，这些终究还是要服务于其狭隘的目的，尤其是“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这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党人排满革命的重要原因。晚清中国已呈瓜分豆剖之势，又反而激发出了国内整合族群、共御外侮的社会意识。梁启超较早引入现代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匡正了革命党人早期只要光复汉人天下的偏狭意识。短短十多年，“五族共和”就成了全国上下的普遍共识。总的看，民族共和虽表面上看来是由异族侵略、列强挤压而成，但其本质上是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各民族人民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分觉醒的结果。

由于历史的、自身的局限性，对于上述民主共和、民族共和的问题，连同更根本的民生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都只是大体上辨别了方向、提出了主张，并没有在革命中予以彻底解决。总的来看，空前严峻的时代挑战，以及深刻变化的社会矛盾，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也决定性锁定了传统共和历史演进中的方向和路径。

尽管近代中国革命早已展开，但对其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及目标、任务真正有了充分自觉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实现新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其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从而牢牢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在旧阶级、旧政党已无法继续深入推进革命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的革命纲领、找到了现实可靠的革命力量，并最终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直接通向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就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现人民共和。

作为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启了将公天下、共和传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历史探索。它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提出的民主共和、民族共和进一步推向深入发展，在建构出人民共和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成功地动员和组织、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了民主与共和政治的新的基础——中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它应当是共产党领导的、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彻底的自由和解放的特殊政治联盟。在不同时代，出于实现不同战略目标和任务的需要，联盟对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等采取不同策略，以尽可能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无所谓统一战线。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政治联盟，譬如著名的“合纵连横”，但不好说它就是统一战线；又如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外政治中都有复杂多样的政治联盟，却也很少自谓统一战线。总的看，科学理论的指导、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以及整体上不断趋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一致性和进步性，这些应当是统一战线最基本的特质。也正是这几方面的特性，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共和的新主体、新形态。

真正发现人民及其力量，创造性提出并坚决主张和实现人民的共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关键所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同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范畴的理解和把握是直接关联的。何谓人民？这是共产党出现前一切旧阶级、旧政治力量普遍无感或无知的问题。自近代起，“人民”被广泛使用，多与公民、国民混同而泛指全体社会成员。在古希腊、古罗马，它曾被用以统称奴隶主、自由民。在这里，人民系与敌人相对的概念，当然不包括奴隶在内。中国古籍中“人”通“民”。“民”，《管子 • 小匡》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广雅》曰“民，氓也”，所谓土著者曰“民”，外来者曰“氓”，其中明显有人我区分的意味。当人、民并举时，则或泛指人，如《韩非子 • 五蠹》提及的“上古之时 ,人民少而禽兽众”，又或特指平民、百姓，如《周礼 • 地官司徒 • 大司徒》中提到的“其人民之数”。整体看，在古代中国，所谓人民即是境内人群的集合，也是与君、官相对待的群氓。及至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精英虽从西方引入公民、国民概念，但其对人民的理解却并非更加高明。譬如孙中山，他就曾将人民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以及不知不觉者——其实，类似的说法孟子很早就阐发过了。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民群众是理论和实践的主体，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赢得自身解放以至全人类解放的第一步，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民主政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立场，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关键。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自觉担当起领导新的民主革命、新型政权建设的使命。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它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忠实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长期致力于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化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尽管如此，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也较少使用人民概念——虽然其早在二大宣言中就曾明确提及“联合战线”“中国人民”。原因是，早期年轻且带书生气的这个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直接和深入。在这方面较早作出突破性贡献，并使党的统战工作后来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尤其重视深入群众、走好群众路线。早在1926 年，他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同时也鲜明地提出了革命中的“敌我友”问题。1935 年前后，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概念，并不断提及人民共和、人民民主。1935 年 12 月，他讲：“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1939 年，他强调，“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从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到 1945 年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一直在深入探索如何建构新型国家政权，特别是这个新政权基础何在的问题。1948 年底，国民党蒋介石独裁败局已定，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 1949 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号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且明确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一开始就是也始终都是从民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角度、从联盟政治和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待、分析革命与建设问题的。他对于人民范畴的探讨，也遵循了同样的理念。后来到了陕北，面对年轻的胡耀邦，他就脱口而出道，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其实，这是在说，政治就是人民的政治，就是统一战线的政治。不同时期，这一认识在党内得以不断深入、完善，逐渐成为普遍的共识。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组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壮大了民主革命力量。但也因党放弃了统一战线领导权、未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等原因，党的事业、民主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由于在基本路线上又犯了“左”倾错误，搞关门主义、片面强调“纯而又纯”，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武装力量甚至整个中国革命一度陷入危险境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实现了党内思想、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党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统战策略，高举民族的、民主的伟大旗帜，争取到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有力打击了国内外敌人。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它对统一战线的娴熟运用，使中华民族更加向心统一、中国人民更加进步团结，终于迎来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国家、政府与军队必须体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毛泽东、共产党人在反蒋革命斗争中反复强调的政治价值，它赢得了一切革命进步力量的认同和支持。1949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这些力量协商建政，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明确了国家的国体、政体以及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时明确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各阶级阶层、各族各界等一切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制定了宪法，明确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前述的基本精神、相关原则也得到了它的确认。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体、政体和国家形式的选择，都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对于共和精神的承继与追求。

通过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化了对于人民的政治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拓展了中国人民的外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统一战线把各族各界群众以及一切革命进步力量都纳入人民范畴。这就从根本上重铸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的以及民族的共和的基础，使之进一步升华并有机统一于现代新型的、中国特色的人民共和。

革命年代，为维护国家独立与自主、民族自由与解放，民主革命、民主建国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统一与富强、民族团结与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共同事业。中国人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共和理想同科学社会主义先天契合、高度亲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祛除了传统共和理想的空想性，找到能真正实现它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那么，走通这条路、实现现代化，自然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共同事业。

共同事业离不开共同奋斗，共同奋斗离不开民主保障。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应然的内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的领袖们反复申明，没有民主就没有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民族复兴都是长期的事业，都必须有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对于领导这一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一贯支持，以及其对于社会主义的长期信守和积极贡献，因此必须始终不断地通过统一战线来集智、凝心、聚力。处理好统一战线这个联盟内部的关系尤其关键。最好的、唯一正确可行的选择，就是平等协商合作、充分实践民主。

统一战线在民主实践中举足轻重。新中国成立后，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一向都把民主同大团结、大联合直接联系起来，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都以维护和巩固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向心团结的共同体作为民主的直接目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的基础越来越巩固，统一战线也已逐渐从此前的“阶级联盟”转变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外延上，我们确乎可以把这个联盟视同为中国人民。这个联盟空前广泛，其结构和成分也空前复杂，参加联盟的各族各界群众、各方面政治力量都有其独特的权利和政治诉求，但同时也都为着共同的理想而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的这一结构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这个一致性与多样性有机统一的、空前广泛和强大的政治联盟内部的共和的民主。

因何会是共和的民主？其实一开始，中国人就更倾向于以共和的思维、形式来建构和实践自己的民主。共和本意是反独裁，反对以政权、以国家为私产；民主本意则是反专制，反对任何排除、排斥政治参与的统治。一直到近代，中国政治都对反独裁、反对私天下更感兴趣。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打出了民主旗帜，但若审视其实践内容，却主要还是打倒独裁——皇帝的或军阀的独裁。即便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重心仍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所以能不断凝聚、壮大起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国家、政府和军队“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主张深孚众望是非常关键的。换个视角，即便相对于人权本位的、基于政治市场选举竞争的西方“多数决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人民民主仍以鲜明的民权（社会）本位、协商治理的内容和过程而更凸显其共和气质：不仅尊重多数的意愿，也照顾少数的合理要求；不仅代表社会整体的、根本的利益，也反映不同阶级阶层、社会各方面具体的利益诉求。这里要指出的是，共和的民主毕竟是一种民主，作为民主，它在保护权利、扩大参与等方面总有其无可替代的特质——这也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始终要创新发展、要广泛借鉴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直接原因。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关键内容，中国的民主更加突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本色。在中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互为条件的。正如党的领导要以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为前提、依法治国要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为前提一样，人民当家作主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在协商政治和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统一、明确的人民意志，并以党的主张的形式体现出来。法治是优质民主必要的保障。党的领导、权力的运行、权利的行使都依法依规，民主才能落到实处，才能高效、有活力。法本身是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的统一。只有依法治国，人民具体的权利和政治诉求，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党的主张，才能在党的领导下体现到和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是依靠人民来掌握国家政权，二是说服人民坚定跟自己走。前者诉诸的是权力，后者诉诸的则是权威。权威是成功的说服。现代社会中，应当也唯有基于此种说服，统治才更具有正当性。通过绵密、持久、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在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同时，在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内部实行全过程的民主特别是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时时处处事事同广大人民群众商量，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功说服人民并形成高度的政治权威、长期执政并拥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所在和关键所在。社会主义是全新的、长久的事业，不是一党一派的事，也不是朝夕可竟的事。社会主义也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从旧社会形态的母体中自然孕育、发展成熟。它必须先依科学的理论建构出理想的蓝图，然后才能按图施工并不断发展、完善起来。如此就离不开共产党，离不开共产党对国家、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领导。同样，这也就离不开新型的、共和的民主，离不开由它所保障和规范的党和国家同人民之间全过程协商治理的民主实践。新型民主能够确保实现党的长期正确领导，党的长期正确的领导才更富于权威，党更富于权威才能驱动权力更有效运行，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际共运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其经验教训都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应是一个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巩固的共同体的长期的事业，这个事业永续发展的关键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长期正确的领导。只有领导人民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共产党才能永葆其纯洁性、先进性，才能不断壮大和巩固同盟者的力量、真正赢得并长期守住民心，才能长期领导国家和社会建设、把社会主义坚持到底。具体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关联。一方面，中国人民要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必须长期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壮大中华儿女最广泛政治联盟的力量，不断强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唯有始终扎根人民群众、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始终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与人民生死与共，才能长期有效地维护最广泛政治联盟的团结统一，才能吸引各族各界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人民共和的伟大事业永续发展、牢不可破。

综上，中国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了深蕴于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的价值、基本的规律。长于、善于“两个结合”，以人民至上的原则和统一战线的形态来推动革命、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觉地遵循、创造性重铸了中国的共和传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法的精神”或曰宪制原则充分体现在人民民主的政治体系、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才有今日中国生机勃勃的新型民主实践和政治文明创造。依靠人民来掌握和运用权力，以及说服人民以形成和巩固权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彼此贯通、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一起构成直接驱动新型的共和的民主——中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过程、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力机制。中国统一战线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共和价值。同时，它本身也成为中国人民 / 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自觉形成、不断发展的政治形态和组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