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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宗年间,由弘福寺的和尚怀仁集王羲之字迹书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中国书法史上鼎鼎大名的剧迹,而碑文所涉及的事件——唐玄奘西天取经——更是著名,经由明代文人吴承恩所著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演绎渲染,在中华文化圈中,可谓是家喻户晓。
当然,现实中的玄奘法师杖策孤征,远游印度,可没有孙悟空、猪八戒等大罗金仙的辅佐,完全是一种基于虔诚宗教热情的壮举。玄奘远游十余年,从印度带回梵文经藏六百五十七部,引慈云法雨于东土。这一壮举、善举在当时连皇帝李世民也大受感动。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唐太宗即命玄奘于弘福寺将诸经译成汉文,同时为之作序一篇,以拉开整个大规模译经活动之序幕。其时,还是东宫皇太子的李治亦撰《述三藏圣记》一篇。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弘福寺沙门怀仁开始集王羲之书法,摹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二十余年潜心收集、研究摹习,至高宗李治咸亨三年(六七二),碑文集字始成。此次集字书碑,较之刻立于永徽四年(六五三)的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龙朔三年(六六三)的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二碑,在碑文内容上多了唐太宗、唐高宗的两道简短答敕以及玄奘新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正文。怀仁集书之碑,碑通高三百五十厘米、宽一百零八厘米、厚二十八厘米。碑文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为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鎸字。碑螭首方座,且碑首雕刻七佛像,故此碑亦称为“七佛圣教序”。碑原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天祐元年(九〇四),朱温胁迫昭宗东迁洛阳,大毁长安宫室民居,“集王圣教序碑”也和其他许多名碑一样,散落于缩建后的长安城郊野,至北宋时期,才被移到京兆府文庙保护起来,成为组成“碑林”的最早名碑之一。碑文所记之历史事件,时过境迁,如今除了史学、宗教学的专家,可能不再有人感兴趣;此碑之所以著名,完全是因为其书法的特出。
中国书法经过魏晋时代的发展,已然出现一个高峰,而锺繇和王羲之、献之父子便是这座高峰上三颗璀璨的明珠。自六朝齐、梁以来,此三家之优劣已成为历代文士圈的一个话题。有人喜欢锺繇的肥古,有人喜欢王献之的妍媚,也有人深赏王羲之的不古不今、中道而行,三家各有各的粉丝,各有各的拥趸。至唐初李世民以帝王之尊提倡王羲之,遂使三家优劣之争定于一尊,从此“书圣”的桂冠也就毫无争议地加到了王羲之头上。唐初纂修《晋书》,其《王羲之传》的赞语竟由皇帝李世民亲自撰定,其中“尽善尽美”的评语也几乎成了王羲之书法的千古定评。至少,在唐初士人的书法审美观念中,王羲之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撼动的信仰,同样撰写于唐初的孙过庭《书谱序》便充分地反映了这点。这也就是怀仁以集王羲之字迹来书写《圣教序》的时代背景。王羲之的真迹传到清代更是稀如星凤,一件唐代精勾细摹的“响拓本”右军书帖,到后世已被视同王羲之真迹。而普通人要欣赏学习右军书法,主要就是凭借碑帖刻拓。北宋时由皇家主持的《淳化阁帖》《大观帖》收有王羲之大量的手札,但这些帖的原拓本也并非普通人可以得到的。到了后世,一般人只能看到再三翻刻的《淳化阁帖》,里头的书迹可能早就走了样。此时再回头去看看《集王圣教序》,尽管作为集字作品,章法、行气上大有可议之处,但里头的字迹到底是没有经过辗转翻摹的唐石原刻,碑里的近两千个字的底本可都是唐初怀仁亲见的王羲之真迹,那比之后世翻刻走了样的王羲之书迹岂不好了许多?倘若其拓本的年代较早,那就更是上上佳选了。正因为《集王圣教序》对于右军书法的学习有如上述之妙用,故该碑早就很受重视,有没有唐拓不好说,但传至于今日的宋拓,仅张彦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三期)记载,已有十六种之多。凡物以稀为贵,一般的碑帖,宋拓本都已非常了不起了。而《集王圣教序》的存世宋拓既如此之多,于是收藏家、鉴定家们又开始在宋拓中区别出北宋拓、南宋拓之不同,不消说,当然是北宋拓更为珍贵。但传统的区别北宋拓、南宋拓的办法并不科学,藏家或其友人总倾向于将自家的藏本往早了说,而剪裱、涂描等碑帖拓本中的常见事项也对断代产生了重大干扰。一九七三年,西安碑林在整修“石台孝经”时,发现了一件整幅的《集王圣教序》拓本,由其伴随的出土物品可以考订,该整幅拓本的时代下限是金大定十九年(一一七九),相当于南宋早年——宋孝宗的淳熙六年(参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载《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五期)。这一发现,可以说是为《集王圣教序》的拓本鉴定提供了时代标杆。该整幅本《圣教》第十六行“圣慈所被”之“慈”字右上角泐,第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角与石花泐连。然则,“慈”字不损、“缘”字未连石花者,大体可视之为北宋拓本了。现在影印的这件《集王圣教序》就是这样的一个北宋拓本。本为剪裱册页,册高四十四厘米、宽二十七点六厘米。共十八开,每半开五行,行十一至十二字不等。此拓本为淡黄麻纸,拓工精湛,墨色浓淡相宜,字口锋利神足,笔画肥润有神。拓本前后有明人董其昌及清人郭尚先的题跋。是本明末清初时由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的刘正宗所藏,如今一般称为“刘正宗本”,即因其曾经刘氏收藏故也。至清嘉庆、道光间,转由云南昆明籍进士倪应观收藏。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郭尚先在鹭门(即今日之厦门)于倪应观处见到此本,上述郭氏跋文即书于此时。至近代,是本则为民国财政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监督的浙江石门人吴乃琛收藏。后来可能又为活动在河南郑州的篆刻家杨实若递藏。一九三九年由河南郑晴湖送往北京,存北京文物商店,一九六三年又由原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从北京文物商店购得,后转捐当时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一九九一年,陕历博新馆开放,碑林单独成馆),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
本次由宝玥斋策划,西安碑林博物馆授权,经过专业拍摄,高精图像采集,达到七千九百万像素!并进行多次打样与原件校色,以求达到最佳的还原效果。
△原件重新拍摄
△第三次打样稿与原件校色
最终成品效果▽
印本扫描图与拍摄原图比较,细节几无缺失,最大程度保留原本信息,扫描印本偏色比较严重,色彩可忽略,以实物为准!
开本宏大,较已出版名品宽大许多。
采用中式布面四合函套,装帧方式为蝴蝶装,附解说副册,微涂层艺术纸,初版印量1000部,市场可售数量仅有800册。
△函套设计图稿
函套为黄文新老师题签,青年书法家。现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书法编辑室主任,中国书协会员,天津书协理事,天津青年书协副主席。
封面采用可打印装帧布,仿原件图纹印刷,内衬海绵,既美观且耐用。赠品一:《圣教序》碑文全本原大临帖卡一套,90张双面印刷,成品尺寸:28.9cm×4.8cm,300线四色精印,微涂层艺术纸,夜晚灯下临写可无忧,《北宋拓圣教序》由博物馆授权原大影印临帖卡,此为国内首次!
赠品二:《圣教序》碑文首开单页一张,可欣赏亦可装框作为装饰!
定制专用运输盒,天地盖包装方式,材料为美国牛卡+三层加强瓦楞,四角处达24层防护,另包裹两层气泡膜,确保书品完好到手,给爱书人更放心的服务!(运输盒若有磕碰破损,内书无损情况下不予退换。)
最后再来个全家福,本次印制将给书友带来全新的观感体验!
为满足不同书友的需求,同步推出简装版,定价亲民,同为300线印刷,微涂层艺术纸,帖芯原大,裸脊锁线装,可平铺展平,欣赏、临帖皆可,题跋未辑入。
采用裸脊锁线装帧,任意打开一页,均可平铺展平。(实物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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