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胡婶的故事，是让他最感慨的一个。
2021年5月，胡婶约我见面，手里提着十年前的那个篮子，装有我爱吃的腌菜。除此之外，还有一张起诉状副本，她被人告上了法院。“万一要上法庭说理，倒也是个说理的地方。或许诉讼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我是老油条，没啥可怕的。正好告诉她们，我到底为啥活着。”
我接过篮子，同胡婶开玩笑：“现在找我打官司，收费可不低，这点腌菜不够写份材料的。”
胡婶反而认真了：“我有我要守住的东西，钱当然是不会少你的。你学生我，老了啊，今年六十五岁了，钱这个东西，唉……”
六十五岁的胡婶很会打扮，头发白了一大半，却不曾刻意染黑，灰白微卷的头发反而看着时尚，脖子上系着丝巾，挡住了颈纹以及松垮的皮肤，口红鲜亮而不浓艳，眉毛修剪得精致得体，即便年纪大了，天然的长睫毛依然浓密，一双杏眼，让人忍不住遐想她年轻时的模样。胡婶这天穿一件淡黄色大衣，配高腰牛仔裤、海盐色系带靴子，比十年前我初见她时还要利落。
起诉书副本上有对她“狐媚惑主”的指控。
原告是孙伯的女儿，向法院起诉孙伯所立遗嘱无效，其与胡婶的婚姻亦该撤销。“被告为了利益，公然违背公序良俗，同时违反相关法律，明知原告父亲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还与其登记结婚，并在其丧失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时，连哄带骗，诱使老人立下遗嘱，窃取资产。”
我与胡婶相识于十年前，认识孙伯却比胡婶还要早半年。那时孙伯精神状态确实欠佳，破衣烂衫，成天在街上游荡，时而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充满愤怒，指天大骂，说要弄断谁的手脚。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对他有所恐惧，见着孙伯都是绕着走，大家都喊孙伯“癫老头”。一些人知道“内情”，说他是受了情伤。
胡婶进城后，认识了孙伯，不到两年，便与孙伯登记结了婚。当时认识他们的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孙伯亦自知会有诸多阻力，也没通知家人，只请了几个街坊老友参加了婚礼。
两年前，孙伯因中风瘫痪在床，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后离世。他立下遗嘱，将城里的一套小公寓、镇上的一间铺子、十二万元存款，以及个人物品处理权都给了胡婶。用孙伯女儿孙舒文的话说：“一套公寓三十万起卖，镇上的铺子少说值六十万，以后发展起来，上百万不是不可能，还有现金，加起来总共一百多万。被告就算给我父亲做了七八年保姆，高于市场价开工资，也不过是二三十万，简直想钱想疯了。”
胡婶思来想去，说到底不想闹得太僵，便委托我作为中间人，找时间约孙舒文谈一谈，看能否就一些问题私下达成和解。“舒文始终不肯接我电话，再怎么说，我们都算是老孙的亲人，应该在家里关起门来，把该吵的架都给吵了，再去外面说理。”
听说孙舒文在国外工作、生活多年，原以为与其协商时，我们至少能理性地对话。然而，我一坐下，她便歇斯底里地喊：“放臭屁的老狐狸精，谁跟她是亲人？这会儿知道认怂了，早知如此，当初就别动歪心思。说是保姆，都算抬举她了，站街都没人要的诈骗分子，只能打神志不清的老人家的主意。你让她等着，我有她好看的。”
我看了胡婶手上与孙伯遗嘱有关的材料，作为法律文件来说，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孙舒文的代理律师对我说：“你应该清楚这种案子，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家属提出异议，闹到法庭，法官会酌情让你的当事人退还至少百分之二十的遗产。”
胡婶得知孙舒文的态度后，与我签了委托协议。“可不是什么百分之二十的问题。”
02/知音
开庭当天，我在法院门口遇上了孙舒文的律师，她笑着望向我说：“蔡律，有个事我本不该说，想待会儿在法庭上打你个措手不及。但现在看到你，又忍不住想说了，你们情况不妙。如果你的当事人在进法院之前肯放弃全部遗产，并向我的当事人道歉，我倒是可以看你的面子，劝说一下我的当事人，给老人家留点颜面。”
我当即表示，自己一直很欣赏她，此前我就有所耳闻，她是国际法方面的高手，而国际法这一块正是我的短板，于是我发出邀请，说有机会想请她吃个饭，讨教一下相关知识。见孙舒文的律师答应了，我又顺嘴提了一句：“你说的情况不妙，大概是哪方面的？”她倒也乐意提点：“是关于你当事人过去的事。”
我确实对胡婶进城之前的事知之甚少，在我印象里，她总是笑嘻嘻的，不多话。送孙舒文律师进去后，我又回到法院门口，等胡婶过来。一见面，我赶紧问她之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如诈骗之类的前科，是否被人掌握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我直言对方律师扯到了“颜面”什么的，让胡婶不要对自己的律师隐瞒什么。
胡婶瞪大了眼睛，嘴型夸张：“啊？我还想着那个美女律师挺好的，她怎么那么厉害？”
见我神色凝重，她扭头看着我道：“我找男律师，总不会受道德谴责吧？”
见我一头雾水，胡婶拍着我的肩膀道：“你放心好了，胡婶做的事都能拿到太阳底下晒，就算晒蔫儿了，也只是一道菜，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口味，总会有人不喜欢。”
在办案过程中，确有当事人对律师隐瞒相关事实而导致案件频出问题。但既然胡婶这么说了，我自然愿意相信她。在我的印象里，胡婶是一个体面而自尊的女人。关于孙伯遗嘱的情况，她坚称合理合法，不存在任何阴谋诡计。
只是，等到了法庭上，胡婶却开始面带忧色，看得出没有之前那般轻松，似乎很在意对方到底会出哪一招。
孙舒文的律师没有危言耸听，拿出了她所谓的“撒手锏”，当庭提交了新证据。胡婶的眼圈立时红了，眼泪没能憋住。
我那天身体有些不适，还没来得及质证，便突发低血糖，晕倒在诉讼台上。法官不大喜欢孙舒文律师这种临时提交证据的行为，见我又突发疾病，当即宣布休庭。
我被送至医院，就诊后，胡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口中念念有词：“我只是伤心，没什么的，过去的、现在的，都不怕。你以后要记得吃早餐，晓得吗？”
孙舒文提出的新证据指控胡婶是“骗婚、诈骗的惯犯”，她们查到胡婶离过四次婚，并已证实其跟过八个男人，且有证人证言及相关视听资料，以此攻击胡婶“品行不端”。其中一个视频显示，胡婶曾在大街上被几个女人当作小三殴打，还被骂是“惯犯”，专门破坏别人家庭。因此，她们的结论是：“胡婶心虚，被扒了衣服都不敢去报警。”
在我去医院的路上，孙舒文的律师发来短信：“蔡律保重，若不是我劝说当事人，恐怕这些东西都流传到网络上去了，那时候你们应该知道是怎样的暴风骤雨。”
就在我盯着手机沉思时，胡婶主动提及法庭上的情形：“我难过，完全不是因为对方律师提交了新证据。说我跟过八个男人，其实不止呢。我做姑娘时，难道就没有喜欢的人吗？名声这玩意从来不是我想要的，谁要给我一块贞节牌坊，立马拿去当柴烧了。别人越是把我当贱草，我越想孙老头，我的贵重在他那儿。”
没等我开口，胡婶兀自道：“声名狼藉，说再多也会被认为是套路，是策略吧。”
03/知音
十年时间，不一定能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人比任何动物都善于伪装。作为律师，我应当谨慎，但面对胡婶，我却不知究竟何谓“声名狼藉”，恍惚间以为是褒奖。
得知胡婶被告上法庭，从前的一些街坊邻居以及菜市场的熟人都来联系我，说一定要出庭为胡婶作证。尤其是卖鱼的“吝啬大爷”陈爹，扯着嗓子大喊：“就算损失再大，也要关门一天上法院。”陈爹是一个极其勤快的人，据说曾长达五年全年无休，即便年三十乃至正月初一，都要开门做半天生意。
陈爹认为，连胡婶都被告上了法庭，这个世道又会少一些美好，“养鱼的水越来越浑浊了”。我有些不大相信这是陈爹说出来的话，他却不在乎：“我杀鱼无数，美不美好还是分得清的。你勤快点，帮她赢了官司，我送你一条十斤的鱼。”
我调侃道：“胡婶是美好的，陈爹血仍未冷。”陈爹也不回避：“当然，难道她不够美好？”
记得初见胡婶，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太阳明晃晃的，连树枝下的光影都是白色的。我被晒蔫儿了，打着哈欠，有气无力地走在路上，一个不小心踢在一个竹篮上。我连忙道歉，却发现篮子的主人压根没有反应。定睛一看，发现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大婶，她靠在路旁的护栏上打盹。我站了一两分钟，犹豫着要不要叫醒她，很快大婶醒了，瞥了一眼篮子，又看了看我，问道：“小伙子啊，现在几点钟了？”
我向大婶道歉，发现篮子里装的是腌好的雪里蕻，便提出要全部买下。大婶看着篮子里的腌菜说：“这些我不能卖给你。你想吃，我另外再腌，你拿五块钱给我买雪菜就好，大约一星期就能送来。”于是，我给了大婶十块钱，并念了一遍自己的电话号码。大婶说她的手机坏了，我们便约定一星期后在此地见面。末了，她走了又折回来：“忘了告诉你，我姓胡。”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其实，我压根没想过胡婶一星期后会来给我送腌菜，那时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研，整日忙碌，第二天便将此事抛诸脑后了，此后半个多月都是早出晚归。直到有一天，凌晨一点左右，我走在那条街上，突然听到一声呼喊：“哎哟，小伙子，终于见到你了，欠着你的东西一直不好受，我可不想老了还被人当成骗子。”
看到地上的篮子，我想起是胡婶，心里有些感动，正想着说些什么时，胡婶连声道歉：“小伙子，对不起啊。我们约好是一星期会面，可是第七天我正好有事。第二天再过来时，就找不到你了。是我的错，以后你想吃腌菜，我都给你送。”
我坦言自己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大婶却猛地甩手，语气急促：“唉！那可要不得，人活一辈子，得讲诚信。提前收了你的钱，怎么着都得把菜送过来。”
半个来月，胡婶为了等我，竟意外赚了不少钱。她做的腌雪里蕻、酸萝卜，还有藠头，很多人来问，但每次都是等到太阳落山了，她才肯卖出去，然后第二天再来等。
04/知音
此后，我经常能见到胡婶，她常常提及：“小蔡啊，我是靠你的十块钱发的家。”我笑问：“是不是发大了？”胡婶总是笑着答：“可发大了，我又好好活了一世呢。”
与胡婶熟络后，我才知道她曾长达好几个月无家可归，住在因拆迁而废弃的楼房里。
我能在街上遇见她，是因其住处没有水源，要来城郊附近的井边打水，顺便把菜洗了。那天她的水桶坏了，有些累，靠着栏杆休息便睡着了。当初她不肯将腌菜卖给我，只因菜叶子是从菜市场捡的，她说自己吃无妨，卖给别人不能缺德。
在等我的那半个多月里，胡婶卖腌菜加上捡废品所赚的钱，总共有一千多块，还有一家手工米粉店约定让她长期供应酸豆角。“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遇见你我才发现，就算是一个没人要的老太婆，也能在城里生活下去，而且日子还能往好里过。”
我无法相信胡婶是一个曾流浪了几个月的女人，整个夏天她都穿一袭长裙，身上散发出香皂的清香，头发一丝不乱。捡瓶子时胡婶会戴手套，装废品的蛇皮袋子也是洗得洁净。她卖菜没空去捡废品时，有人会主动将矿泉水瓶装进她的袋子。胡婶走在街上，气定神闲的样子，仿佛一个复古装扮的模特在走秀。
我去过胡婶住的地方，外面是残垣断壁，得弯着腰，摸着砖块才能进到屋内。走进房间，发现那是一个整洁温馨的“家”。房内一尘不染，蚊帐轻盈洁白，物品摆放看不出一丝凌乱，一排排坛子擦得透亮，胡婶全然不像偷摸闯入的寄居者。
我夸胡婶讲究时，她谦虚道：“是房子本身就不错，老天爷并未对我赶尽杀绝……”说着胡婶脸上闪过一丝感伤，很快又恢复如常。“这个房子总会拆掉的，何况冬天洗澡什么的都不方便。我算有了赚钱的门路，等过完这个热天，就出去租个房子。”
我终于忍不住问胡婶：“您的家也是被拆迁了吗？”
胡婶点头：“算是吧，不过没有补偿，不算回迁户，是命运要把一个家拆得七零八落，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见胡婶回答得模棱两可，我不好继续追问，为了避免尴尬，情急之下又问出一个更尴尬的问题：“这里没有水，就算是夏天也没法洗澡啊。”
胡婶丝毫不介意，双手做出游泳的姿势。“我可以晚上去河里洗澡，穿我女儿的泳衣，像鱼一样，可舒服了。就算被人发现也没什么的，小蔡不会也觉得老女人下河游泳，有伤风化吧？”我连忙说不会。
那时我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二十出头，为生存奔波，为学业忙碌，整日忙得晕头转向，真心觉得她洒脱、有个性，年纪再大也掩盖不了自身的魅力。我猜测胡婶一定是经历了重大变故才暂居此地，可她身上依然有我不敢有的自由。
这样的胡婶，也迷住了平日里有些“疯癫”的孙伯。孙伯突然不再愤怒，衣着变得干净清爽，开始定期理发、刮胡子。胡婶来卖菜，他就在不远处假装卖水果，按季节摆点橘子、三两个西瓜、一盘李子、一堆红柿子，有时提着一杆秤就出来了。
孙伯的生意很差，只有小孩光顾，他也不收钱，更多的时候是在唱歌、用外语念诗、在地上写毛笔字或者说书，有时他一声不吭，拿两把伞，看天气，守到胡婶收摊。
在法庭上，孙舒文多次攻击胡婶“卖弄风骚，几番勾引老年人”，胡婶有些生气，扬起头骄傲地说：“我是爱孙老头，但得有一说一，起初我还真没把他当回事。是后来他实打实陪我听过夏天的蝉叫，见过秋天的银杏，迎过冷冬的风雪，等到初春的桃李盛开时，我才过去问他一句——嘿，老头，看够了没有？我要收摊了。”
胡婶说，孙伯摸着自己的头，小声地说了一句：“看不够，你和我说话了，明天还来吗？”
05/知音
孙舒文坚持认为，她的父亲绝不会再对她母亲以外的女人产生感情。“我之所以决定远赴国外，就是因为不想看到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想尽法子折磨自己，不肯抽离。”
关于孙伯的过往，我知之甚少，直到接手胡婶的案子，才对他有所了解。孙舒文在法庭上也证实了一些传闻，她的父亲与母亲一直情投意合，结婚一二十年，少有争吵。孙伯曾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年轻时一表人才，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收入颇丰，妻子是一名小学老师。两口子在家，都是孙伯做家务，大事小事都是妻子做主，孙伯则言听计从。尽管孙伯是理工科出身，却很懂浪漫。无论是结婚纪念日，还是情人节，他都会放在心上。
提起母亲，孙舒文泣不成声，说父母伉俪情深、遭到了老天的妒忌。一天夫妻俩外出散步，走到半路孙伯突然烟瘾犯了，说去小卖铺买包烟，让妻子等他两分钟。就在孙伯买烟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急刹车的声音，接着砰的一声，一辆失控的渣土车直冲路旁，孙伯的妻子当即被卷到车轮底下，当场身亡。
那年，孙舒文在上高中，在她眼里，“失去母亲的同时，父亲也不见了。那个温文尔雅的男人，让女儿引以为傲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关在笼子里咆哮的野兽”。
周围的人，包括孙舒文外婆家都指责孙伯：“你买烟，就不能带她一起吗？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等，她没有任何错，就为了你一口烟，最后竟把命搭上了。”
孙伯也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妻子，经常狠抽自己耳光，用打火机烫自己的嘴，大喊大叫：“老婆让你戒烟，你不听。贱骨头，要不是你为了买烟，两个人早走开了。”
父亲越咆哮，孙舒文越沉默，成绩很快一落千丈，她同样将责任归结于孙伯。“他毁了我原本幸福美满的家，以前老师、同学乃至其他家长都羡慕我，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变成了可怜虫。因此，我但凡有挫败感，就算是自己的错，也会往我父亲身上推。他想管却不敢管我，我拒绝与他交流，偶尔有眼神交流也满是厌恶。”
孙舒文上大学以后，就很少回家，即便寒暑假，大部分时间也是待在朋友家。大学毕业后，国外有一个工作机会，尽管最初只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她也要出去。
女儿尚在国内时，孙伯尽管性情大变，还能勉强支撑上班。而孙舒文出国的第二天，孙伯就办了病退。因专业过硬，有公司找他挂名技术顾问，有需要才找他。自此以后，孙伯就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街上来回游荡，行为怪诞，不搭理任何人。
早些年，即便孙伯有些不修边幅，还是有不少各方面都较为出色的女人愿意嫁给他，做媒的亲朋好友也挺多，有些人还联系上了孙舒文，但都被孙伯一口回绝。孙舒文也曾劝过孙伯：“我妈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给谁看？你要找就找吧。”孙伯也只没好气地回复一句：“你说死了就死了？”
后来，孙伯干脆拿出医院开具的一个“精神分裂”证明，说自己“随时可能进行家暴、搞破坏，惹急了还会杀人放火、毁灭地球，坏事做尽，没法安心过日子”。
孙伯总出现在街上，不知不觉晃荡了二十来年，除了愤怒、孤僻、日渐苍老，倒也没什么其他过激行为，“差不多在街上走完了他的一生”。直到后来胡婶出现。
06/知音
第一次休庭大概过了半个月，法院进行第二次开庭。怕我再次低血糖，孙舒文的律师特意给我准备了早餐，告诉我，若她是被告律师，定会劝胡婶放弃遗产，因为这个案子打下去，有很多“劲爆”的地方，“而且不是道听途说的，我们手头证据一大把”。
这次我直接告诉孙舒文律师，我接受她的早餐，但既然是官司，当然要打下去才有意思。
上次休庭后，我对孙舒文一方当庭提交的证据展开调查。胡婶未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连“行政拘留”都没有，关于“做小三被打”，以及“不守妇道、举止放荡”之类的“证人证言”，在我方质证后，视频中的“原配”以及相关“证人”也向胡婶当面道了歉。
至于离婚四次，除此之外，还有一段婚姻是丧偶。对此，她笑言：“总还谈过几个。”
出于八卦的心态，我问过胡婶，她最爱哪一个。胡婶认真答：“我都爱过。”为了让她打开话匣子，我故意逗她：“是不是最爱初恋？”胡婶语气俏皮：“没有啊。我后来也爱得很深。”我又问：“那你会不会在法庭上，说你最爱的是孙伯呢？”
胡婶回答干脆：“我不会那么说。到时候要问问法官和律师，一个人爱很多次犯法吗？就算犯法，我爱了心甘情愿。难不成每个人都好运，爱一次就得以圆满？”
因对方律师为赢官司，多少有些不择手段，我不确定她们是否会利用舆论，为保险起见，我辗转见了胡婶两任前夫，以便谣言出现时，自己能及时反击。
胡婶的第一任前夫对其赞不绝口，夸她人美心善、心灵手巧，曾是当地很厉害的裁缝，甚至连家里改建房屋，胡婶都参与了设计。只不过他俩有缘无分，结婚三年一直未孕，夫妻二人去医院看了，却查不出问题。男方家四代单传，在农村无法承受“断后”的压力，才提出离婚。胡婶哭了一场，哭完后表示理解，亲手做了几套小孩的衣服给前夫，并安慰他一定会儿孙满堂的。
就在我离开前，胡婶的第一任前夫还特意交代：“尽管我都当爷爷了，但她有难处，我会出面。我老婆子的娘家也是这附近的，同为女人，说心里对她只有敬佩。”
第二任前夫则是自己身体有问题，一开始他是为了面子去追求的胡婶，以为胡婶是个比较开放的性格，后来他发现胡婶是个实在人，不想害了她，不到一年就离了。那个年代的农村，离过两次婚的女人，免不了遭受非议，家里有人建议胡婶消停几年，不然就远嫁他乡。胡婶则不以为然：“我没有对不起谁，为啥要藏着掖着？”
一年后，胡婶又欢欢喜喜地结婚了，并顺利生下一个女儿。男人知冷热，尽管自己是头婚，却从未对胡婶说过半句难听的话，对女儿也是疼爱有加。不幸的是，他俩结婚四年后，男人被查出结肠癌。胡婶毫不犹豫地拿出所有积蓄给他治病，最后还是没能将男人救过来。胡婶一个人带着孩子，并独自还清近万元债务。
此后胡婶再婚就大受诟病了，周围的人骂她“不考虑孩子感受，只顾自己快活”。胡婶却“厚着脸皮”回应道：“我想找，即使不找也不要扯上孩子。我可不想到时候跟孩子算账，叫嚷着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孩子没那么狭隘，看你会不会爱。”
说是这么说，当胡婶发现男人在家打赤膊，有时只穿一条内裤，还屡教不改时，尽管男人勤劳能干，与女儿相处融洽，没对女儿做更过分的事，她还是坚决要离婚。尽管在农村很多男人都这样，但胡婶觉得，“绝不能置女儿于危险的境地”。
胡婶的第五段婚姻，半年不到就离了。男方与胡婶交往时，是离异状态，但与胡婶登记结婚后不久，又回老家与前妻复婚了。由于当年婚姻登记信息没有联网，胡婶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男方妻子带一伙人找来，将她按倒在地，胡婶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胡婶没有报警，她说：“我们都是受害者，这种事说不清的，只能一方让另一方出口气。”
最后，男方因重婚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胡婶去探监，问他到底爱哪个，还是贪心不足？男方想了很久，还是说：“就是真的两个都爱。”胡婶听了反而消了气。“这是真实的回答，我们是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只是有些人这么说，不可信，他们可能谁都不爱，无论是说忠贞地爱一个人，还是苦恼地爱几个人，都不过是他们玩弄感情的借口。但真的有人会两个都爱得很深，只不过他们不说，或是不敢说。”
我半开玩笑地调侃胡婶：“真就是一个渣老太。”
胡婶却语重心长地回道：“你还年轻，不要因为别人说几句话，就去定义好坏，群起而攻之。话不好听，但可能就是真相。”
07/知音
第二次庭审，孙舒文的律师撤回了之前提交的一些证据。我私下质证时，给那些证人普了法，先不说做伪证，光涉嫌侮辱、诽谤等，我方就可对其提起刑事自诉。
那些证人听后立马道歉，并如实交代让他们诋毁胡婶的人正是胡婶的女婿。我这才知道，在孙舒文前去打听胡婶的相关情况时，胡婶女婿表现得尤其积极，对胡婶更是百般诽谤，并教唆自己十三岁的女儿说外婆不是好人。孙舒文当时想：“这老女人在仅剩的两个亲人眼里都如此不堪，女婿还拿出不少证据，更坐实了她是无情无义、毫无底线、年老色衰的‘诈骗犯’，那她就是要处心积虑地搜刮城里独居老人的养老钱。”
我建议胡婶将其女婿告上法庭，他的行为可比“搜刮独居老人的养老钱”恶劣多了。胡婶一番犹豫后说：“还是算了吧，我不在乎。以前老孙听到那个人骂我，气冲冲地说要去教训他，被我劝住了，只要老孙在乎我就好。”
十二年前，胡婶的女儿才二十六岁，也被查出结肠癌晚期。女儿为了不拖累家庭，打算放弃治疗。女婿老实巴交，说一定得治，但马上又说自个儿有天大的难处。“我们在城里工资不高，孩子才两岁，身体也不好，奶粉钱都不够，要留点钱保障孩子的生活。家里的车子不值几个钱，就一套房，卖了就得带着孩子流落街头。”
胡婶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女婿有诸多难处，她不能有。“我唯一的难处是怕失去女儿。”她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十四万元，又将农村的房子卖了十万元，一共二十四万元，都给了女儿治病。习惯了农村生活的胡婶，为照顾女儿，提着一个包住进了女儿女婿家。
女儿在病床前当着丈夫的面说：“钱算我们两口子借的，以后得还。”女婿点头，表态说：“怪我没能力，将妈妈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到时候您开口要，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还。”
两年后，胡婶的女儿还是走了。原本客气的女婿一反常态，经常借着酒劲儿胡乱找碴，怪她做的饭菜咸淡不协调；洗小孩的衣服，洗衣粉倒多了；女婿甚至怪胡婶给女儿的钱数是“24”万，不吉利……
为给女儿治病，胡婶能掏的钱一分不留全掏了，真的是身无分文。她也曾想过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但她不去医院交费，女婿也不会交一分钱。其实胡婶一直看得清：“我不能拿女儿的命同他耗同他赌。老婆没了，男人能再找；女儿没了，当妈的世界就塌了。看着他对外孙女还不错，我就不忍心翻脸，等我赚点钱就会腾地方。”
但不到一个月，胡婶女婿就下了逐客令，理由是孩子还小，想给她找个妈，也有女人愿意与他接触。他痛哭流涕地劝说胡婶：“家里就两室一厅，对方倒不是嫌房子小，她和孩子她妈一样，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愿意照顾孩子，就是说没理由还要服侍您。要不然，我就只能一个人带孩子，您就当再帮这个家一次。”
见女婿急不可待，胡婶顺嘴提了一句：“那我以后怎么办？”见胡婶松口了，他难掩兴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女婿是不用赡养丈母娘的。不过我不可能对您不闻不问，以后只要您开口，几百上千块我凑一凑还是拿得出来。至于那二十几万，那是您母女之间的事，当然那时她病得厉害，为了不刺激她，我也就提了一嘴。”
本来“识趣”的胡婶，见女婿如此无情无义，偏要争一下。胡婶跑去社区控诉女婿欠钱不还，社区工作人员说女婿确实不用赡养丈母娘，何况女儿都不在了。至于欠钱的话，得出示借条。最后他们让胡婶与女婿达成和解，女婿出于道义，每月支付胡婶生活费六百元，社区也会尽量与村里商量，为其争取低保等福利。
尽管孑然一身，但胡婶没有签字，也就没要钱，只说了一句：“女儿死了，我还得活。”
在小区一个保洁阿姨的好心提醒下，她暂时住进了那栋拆了一大半的楼房里。
08/知音
在法庭上，双方律师少不了唇枪舌剑，但法庭之外，双方的过招其实更为重要。我总算是将胡婶的过往厘清了，也拆掉了孙舒文律师的一些招数，却没想到她们还有“后手”。
孙舒文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出了一堆胡婶的“不雅照”，用来证明胡婶放荡无度，用干瘪的身子勾引老人。我看了一眼胡婶，大声说道：“我的当事人可是不省心啊！”胡婶却有些羞赧：“难不成我给你看吗？”孙舒文插嘴道：“她只给老人家看的。”
我没有搭理孙舒文，接着调侃胡婶：“现在好了，我是看呢，还是不看？不看的话，现在向法官提出，原告律师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这样能给你留点面子哦。”
这次的庭审庄严，却因涉及家庭琐事而不乏温度。法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自从听我讲清胡婶的经历后，似乎温和了很多，她私下说：“我也谈过三四个，离过两次了，没什么的。”书记员也嘀咕：“我谈了三次还是个好人。”
法官问胡婶：“对于照片，被告什么意见？”胡婶说：“既然都交了，那就看吧。有几张拍得还挺不错，尤其是侧身的那一张，胸部下垂没那么厉害，我还蛮喜欢自己的身子的。老孙拍照技术不错，他还设想过有机会拍一组老年女性的身子，怕是少有人能拍出那种美。”看得出来，胡婶说这些时，心里自信，眼里思念。
八张照片，时间跨度正好是八年。最后一张，只有胡婶半裸的身体，那时孙伯已卧床了，只能动一只手，却不忘结婚纪念日，照片里的胡婶依旧满脸温柔，笑着看孙伯。
那时，被女婿扫地出门的胡婶，在开始摆摊后，不到两个月便租上了房子，一年后就在菜市场旁有了个小摊位。胡婶不再是流浪女，稍加打扮便风姿绰约，加上为人和善，顾客不论男女，都喜欢来她的摊位买菜。
周围的单身汉更是轮番表白，其中不乏比她小好几岁的。卖鱼的陈爹是追求者之一，他老家拆迁，有三套房、一辆面包车，儿子在上海工作。陈爹自认为自己的杀鱼技术全县第一，工作又努力——原本他全年无休的记录能连续保持八年，但胡婶结婚那天，也难过地关门三天。
胡婶自嘲“阅人无数”，越老越难追。“我才不会被一些老头廉价的付出感动，以为帮忙收个摊，买一瓶水、给点红糖就是爱了。我都没‘大姨妈’了，还喝红糖水？在我不需要钱的时候，拿房子跟车子来显摆，也是廉价的爱，我要那些做么子（方言，什么）呢。”
起初，胡婶将孙伯的守候也当成廉价的追求。“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本就靠晃荡打发时间，玩些小把戏。后来才发现有些话不必问，不必说，他一开口，我就信了。”
听到孙伯说“看不够”，胡婶一改往日的冷漠，问：“你家里有的看吗？我对你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就知道你以前总是在骂人，还想着你会不会把我篮子给扔了。”孙伯如实回答：“我老伴还没变老就走了，我想了她二十年，这两年才看到你。”
胡婶又问：“我不想瞒你，我在老家的名声可不好了，结过五次婚，够可以的吧？”
孙伯答非所问：“几十年前我可能见过你。”
胡婶笑道：“没必要吧？”
孙伯却一脸认真：“我也是听你说话的口音，才想起的。那年我是知青，下乡插队，见过一个女孩，笑得很甜，脖子上也有一颗痣。我只见了两次，后来就去了别的生产队。”
孙伯说的地方正是胡婶的娘家，他所描述的场景与胡婶的记忆相差无几。
09/知音
在法庭上，胡婶拿出一张泛黄的作业本纸。“我舍不得将两口子的心迹展露给他人，这可比我的身体更隐私。可不拿出来，有人会说我为了钱怎么的，我会伤心。”纸上是孙伯用正楷写下的结婚时他说的一句话。
法官看了问：“有必要进行鉴定吗？”此时，孙舒文一方态度已经缓和了很多，说没必要了。
五十七岁的胡婶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时，菜市场附近的老头个个痛心疾首，说一个大美女挑来挑去，挑一个“疯子”，连退休的老干部都败下阵来，大家实在想不通。
婚礼现场，就是趁着下午两点，没多少人来买菜的时候，在菜市场简单布置了一下，简单到大家只能看到漂亮的新娘。胡婶毫无避讳：“结婚五次，总算穿上了婚纱。”
我是这对“新人”的证婚人。起初我不愿意，怕乱了辈分，也怕惹麻烦，孙伯却对我“道德绑架”，因为胡婶说了，我不做证婚人，她就不嫁，这是她提的唯一要求。
看着身穿婚纱的胡婶，我热泪盈眶，胡婶递来纸巾，孙伯则拉着她的裙摆。我擦干眼泪，念道：“我在此见证一对新婚夫妇的誓言——老头啊，你一定要珍惜你的姑娘。”
孙伯发言时，只说了一句：“我见过你，我忘了你；我记得你，我娶回你。”胡婶则是不停地重复：“很好，都好；我觉得很好，一切都好。我很认真地嫁给你了。”
刚结婚的胡婶说：“即便遇见老孙，一样也有苦有甜，我从来没想过哪次婚姻会是甜到底的。”后来她又在法庭上说：“按理说，是有苦的，但我不记得那滋味了。”
在老孙的指导下，胡婶用上了智能手机，学了半个月才知道如何发微信。因为老孙说两个人年纪大了，容易得老年痴呆，所以要留下爱的痕迹，说“晚安”和“爱你”时，当面说一遍，还要在微信上发一遍。胡婶问：“既然得了老年痴呆，连人都不认识了，哪里还会认字？”老孙特意打字回复：“此意为，届时可让他人来告诉你我一声，我们彼此如此在意，一字一句摆在心中，存于手机。”
孙伯的呼噜声太大，胡婶无法入睡。他便等胡婶先睡，但决不分房：“揽卿入怀，我愿等到半夜。”孙伯曾在胡婶的一条朋友圈下面留言：“我们过夫妻生活较为频繁，你怎么看？”胡婶回答：“共同好友也能看到。”孙伯则回复道：“正合我意。”
陈爹说：“孙老头结婚后，比之前更‘疯癫’了，成天炫耀，就不怕被罩麻袋。”
我深表认同，孙伯越来越“讨嫌”了。有一回，我去他们家做客，不小心裤子绷坏了，孙伯连拖带拽逼着我将裤子脱下，说他老婆是“缝纫大师”，为此他还特意买了缝纫机在家，三两下就能给我缝好。等胡婶将裤子缝好给我，孙伯说比原来的针线还要细致均匀，“这才是天衣无缝”。
胡婶心里一直有个遗憾，认为自己初中没毕业，算是文盲。她初恋是个知青，当时胡婶为了让他吃饱饭，省下自己的口粮。后来知青回城了，还数落胡婶读不了名著。孙伯得知后，一直陪着她去老年大学上课，有次我被邀去讲课，看到胡婶皱一下眉——其实是被蚊子咬了——孙伯马上站起来：“蔡老师，我认为你没讲清楚，经验不足。我老婆子智商那么高的人，都没听懂，其他人更不用说了。”这句话几乎得罪了整个教室的人，胡婶赶忙拉他的衣角，孙伯却不管不顾：“我老婆子好厉害的……”
我哭笑不得，只得跟其他人解释说：“孙伯是老一辈的高才生，毕业于名校的……”孙伯这才谦虚起来：“我们学校后来合并了才名气大，还是老年大学好。”
开庭之前，我确实没料到，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民事案件，庭审会从早上九点持续到下午五点多，中间只短暂休息了一会儿。法官相当有耐心，对于具体细节，她也非常乐意倾听。
其实，在我方证人出庭之前，孙舒文就已经改口喊她“胡姨”了。陈爹却还是气鼓鼓的：“尊敬的法官大人，被告那么好的人不应该坐在这里接受审判。”
我赶紧打断他：“您是前来证明被告在菜市场诚信经营，且其与原告父亲结婚，系原告父亲主动追求。”
陈爹像是没听见似的：“我请求法官将被告判给我做妻子，我愿意与其结第七次婚。”
孙舒文的律师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
陈爹望向孙舒文，说：“就凭以后我脑出血瘫痪，她不会走，而是辛苦扶我站起来再活几年；就凭我儿子不敢忘恩负义，在我死后为难我爱人，丢人现眼……说得够清楚了吗？你父亲脑出血那会儿你在哪儿？”
若不是这次官司，连我都不知孙伯曾患过脑出血。若不是胡婶及时发现，孙伯很可能就没命了。胡婶每天陪他做康复治疗，伺候吃喝拉撒，孙伯只用了一年就能正常行走了。为了方便照顾孙伯，胡婶离开了菜市场，与孙伯一起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铺。这些年，她赚了些钱，两人买城里的那套公寓时，她还拿出了自己的八万块钱，而且没有要写自己的名字。她说：“我无儿无女，没有什么亲人了，外孙女与她爸爸和新妈妈处得很好，不用我做打算。小孙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哪天回来了，就当我封了个红包。”
孙伯去世一年，胡婶从未想过要将那些房产过户，孙伯的银行卡，原来放在哪儿，现在还在那。
“我不过是想守住我们共同的日子，还有他的一些心愿。我一直想带小孙去看看，可小孙只当我是骗钱的保姆，什么都不听。”至于胡婶说的“心愿”具体是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当年两个人一起开的那家杂货铺，主要是胡婶在经营，孙伯自己也管了一个角落，生意不大好，但他总要进些货。“都是舒文和她妈妈爱吃的，还有满满的各种各样的烟。”胡婶说，老孙其实一直惦念着自己的女儿和已故的发妻。
至此，庭审其实已经结束了，孙舒文的眼泪说明了一切。她倾诉自己在国外不易，不过是打苦工而已，丧母之痛一直未能缓解，想找个出口，只能怨恨自己父亲，恰好他也是破罐子破摔。“我亲眼看着一个家就那么坍塌了。”
胡婶在几年前就给孙舒文备下了十几双布鞋，一套红色礼服。是孙伯让她亲手给孙舒文缝制的，按照他们当地的规矩，女儿出嫁要穿红衣服，带布鞋去婆家。她安慰孙舒文：“我不需要代替你母亲，你也无法替代我女儿。我之所以还在，是替老头等你回来。老孙的遗嘱我只拿来做纪念，上面有他的字，继承记忆就够了。”
对于陈爹的示爱，胡婶表示感谢，说：“我的老头还没走，我在他就在。一些东西还在延续，这就是我的一生了。我做小生意，最赚的就是遇见他，花了五十多年的成本才赚到的。”当天，孙舒文撤诉，此后，她与胡婶一起守着自家的店铺，一起听吵闹的音乐，开门迎客。我的答辩状，有一段与案件无关，法官说这也是审理案件的意义，我是如此写的——
如我有幸，历世间疾苦，生离死别，全无神灵眷顾，孤身一人时，还能看见我所爱所念之人，无畏、炽热、坚定地向我走来。我不幸失去所有，那么所爱即所有。即便你先走，爱留下了，就非一无所有，我要守下去，守到最后无人记得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