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三部曲”的修改与重写
张义奇
1954年后，上级根据李劼人的要求，不再分配他担负实际工作。摆脱了行政事务的老作家重新回到书斋，开始了他文学生涯里最后的辉煌时期。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历史小说——重写本《大波》。尽管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却足以成为留存于史的经典名著。
李劼人画像（罗雪村 绘）
在李劼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河三部曲”的修改与重写的间隙，还留下了两个短篇小说，这就是《解放前夕一小镇》和《帮林外婆搬家》。写这两个短篇时，距离上一次发表短篇已过去了十多年。《解放前夕一小镇》（后更名为《天快亮了》），写于1959年10月，发表于《峨眉》杂志创刊号，是老作家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作品。写的是成都东大路上一个小镇的故事，地点就是沙河堡。1949年冬，在面对解放军即将打来，小镇上的“歪人”们陷入了一片惊恐万状的混乱中。小说没有刻意正面塑造某一个人物，而是着力营造氛围，通过袍哥陈大爷、人力车夫、溃兵、路警等各色人物在特殊气氛下的表现，来表现其性格，揭示社会的变迁。
《解放前夕一小镇》全文不足五千字，艺术结构平淡中显奇特，将大时代的风云压缩在乡镇人物的生存状态中，以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人物性格在简洁的文字中活画得入木三分，叙事内涵丰富而含蓄，尤其是保持了老作家惯常讽刺的一贯手法，字里行间充满了作家的睿智以及幽默、诙谐的文风。著名文学评论家谭兴国曾评价这篇小说：“显示了这位老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那充满幽默感的文学化了的四川方言，真实地描写了国民党溃逃时的惊恐、狼狈景象，非常简练而又精确地勾勒了小镇上那些地痞、流氓、袍哥舵把子、滚龙烂眼的可笑形象……他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绝妙的地步。”
《帮林外婆搬家》写于1960年7月，同年9月由《上海文学》发表。这是李劼人唯一的一篇描写1949年之后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是他所有小说的“另类”。小说以大东铁工厂的几个青年工人为主角，但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工业生产，而是着眼于呈现一代青年工人的精神面貌。钟天生是大东铁工厂的青年工人，他有几个十分要好的同事，休息日经常相约一起去林外婆家聚会。但是自红旗竞赛以来，大家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已经整整五个星期都忘记了休息，直到生产指标超额完成，领导才决定休息一天。如何有意义地利用好这个星期天，几个青年人商量了一阵，最终决定去帮林外婆搬家。因为林外婆居住的南门一巷子大杂院，在建设人民南路时面临拆迁，政府已经替林外婆在陕西街选好了新居。林外婆是钟天生的外婆，但并不是亲生外婆，而是一个孤寡老人。但钟天生曾经与林外婆相依为命。在抗战前，钟天生的母亲领着儿子到成都谋生，因有拖累，很难找到工作，林外婆便收养了钟天生。钟天生在林外婆看护下长大成人，婆孙俩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所以，钟天生工作之后，时常带着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到林外婆家来喝茶聊天。当得知林外婆要搬家，便一致决定一起来帮忙。然而，当他们一行来到大杂院时，见到的则是一片瓦砾，房屋都已经拆了，只有一群学生和干部在挖下水道。原来学生们早已经帮林外婆搬了家。钟天生和他的朋友们立即商议决定，以大东铁工厂青年小组的名义支援学生们劳动一天。
这个作品没有被评论家关注过，几乎被人遗忘，既非重大题材，也没有多少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但是若联系到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个短篇仍可视为历史的一页记录。《帮林外婆搬家》极有可能是他在主持兴建成都人民南路时听到的某些故事而激发的创作灵感，作品中涉及的诸多地名，如一巷子、陕西街、汪家拐以及大杂院等真实的存在，几乎信手拈来，使之成为成都城市变迁的一页文学记忆。
《帮林外婆搬家》的叙事很具匠心，现实当下与历史过往熔为一炉，时空跨越自然巧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从几个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中得到了淋漓表达。艺术结构上，这篇作品亦不同于以往，尤其特别是结尾出人意料，一群学生打乱了钟天生们的计划，而钟天生们又决定以大东铁工厂青年小组的名义支援学生劳动，写出了当年昂扬向上的社会风尚和积极奋进的风貌；小说结构上异峰突起，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颇有欧·亨利小说的味道。
《解放前夕一小镇》和《帮林外婆搬家》的风格和结构，与作者之前的短篇小说都大相径庭。尽管作家晚年只留下两个短篇，但看得出他晚年仍在不断吸取现代短篇小说的新表现手法。
1954年5月，李劼人接到作家出版社函件，根据冯雪峰的建议，希望老作家能够修改重新出版长篇小说《大波》。李劼人则想先逐次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是年9月，他与出版社谈妥出版事项后，便集中精力进入了写作状态。
“大河三部曲”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版完成后，便再未出版过，作品从内容到校对，的确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虽然作家出版社只提出了修改《大波》，但李劼人则坚持要将前两部作品一并修改再版。更主要的是，由于时过境迁，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李劼人自己的思想认识也有了重大转变。作者提出同时修改再版《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部作品，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作者很认可这部作品。这次修改作者并没有费太多的工夫，只改动了十分之一左右，仅仅是对某些字词和短语、短句做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注释。归纳起来，修改的地方有几个方面，一是将原来过分地方化或口语化的词汇，使所有读者都能读懂；二是增强了词语的准确性与生动性；三是增添了注释；四是增加了个别句子，以便更明确作品所写的风俗历史；五是个别的字词句被删除掉，使行文更简练。
《暴风雨前》的修改就没这么简单。《谈创作经验》一文中，李劼人说修改了三分之二。无论作者或是读者对《暴风雨前》的感觉都存在“勉强”的看法，这是李劼人要坚持修改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时代发生巨变，作者的历史观有了新的进步。李劼人在谈及修改后的《暴风雨前》时，说他在作品中塑造了3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前进的、革命的，但不知道革命后该怎么办；另一个是保守的，等革命胜利了来享福；再一个是摇摆不定的，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的两面性……修改后的《暴风雨前》，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尤铁民。原版中的尤铁民不仅是一个空头的政治家，还近乎是油头滑脑的情感骗子，他喜欢郝家大小姐香芸，却口口声声装出一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高尚情怀，待到把大小姐勾引到手后，话语又变成“拿破仑也有约瑟芬作为他的红颜知己”，以此来掩饰他无耻、虚伪的灵魂。修改后的《暴风雨前》，尤铁民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尽管他的革命还是有些漂浮不定，但以前那种轻浮情感没有了。按照李劼人的创作计划，在重写本《大波》第四部中，尤铁民“不但要露面，而且还有许多戏文。”遗憾《大波》未完成，只能从修改后的《暴风雨前》去判断这一文学形象。
修改后的《暴风雨前》也有出彩的地方，如对蔡大嫂和钟幺嫂两个在《死水微澜》中出现的女性形象的补充描写。这是“大河小说”中两个栩栩如生的女性角色。修改本中这两个女性形象，虽然不再是主角，但她们出现在郝公馆的叙事线索中，丰富了《暴风雨前》生活内容。除了对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之外，新版《暴风雨前》更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作者不仅在叙事中修改了过去模糊不清的史事，包括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而且增加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从而更准确地营造出“暴风雨前”的主题氛围……为此李劼人翻阅了二十多万字，又去访问了十几人搜集证据，最后就用了一句话。李劼人说，“这是是非问题，轻率不得，武断不得。”
李劼人生命的最后7年是在重写《大波》中度过的。在新文学史上，对同一题材作品进行大规模二度创作，大概只有李劼人。
重写更主要还是作家自己的意志：“说要重印我写的《大波》，叫我改写。我大吃一惊。《大波》我不愿提及，要我改写，这倒给了我业余创作的勇气，但一翻原来的作品，我又出汗又脸红。不行，得重写！”
写作匆忙，史事掌握不充分，遗漏了历史许多大事件，李劼人对此深为遗憾。无奈首创《大波》时，因为要卖文为生，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时间去查阅核对更多的史料；加之抗战爆发之初，救亡运动高涨，嘉乐纸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更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正如李劼人后来在《〈死水微澜〉前记》中评价大河三部曲，“偏以《大波》写得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背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建构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学叙事，是李劼人重写《大波》另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到晚年，由于思想与艺术观念的重塑，老作家建构宏大叙事的意识愈发强烈，重写《大波》已成为他创作的必然。
从萌生重写《大波》开始，李劼人就不遗余力地四处搜集资料。抗战时期，李劼人常住重庆嘉乐纸厂分公司，曾多次前往杨沧白家中，去寻觅核实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一手史料。杨沧白是李劼人中学时的英文教员，二人有师生之谊。杨沧白早年曾参与领导重庆起义，后又担任过重庆蜀军政府顾问，是四川辛亥革命的元老。晚年因年老体衰，从不跑警报，李劼人也就甘冒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去向老师讨教，目的便是尽可能多地获取准确的史事材料。由此可见李劼人早就为重写在准备素材，而且已经有些“奋不顾身”了。
从那之后，李劼人便一直没有停止过获取史料的工作，他向辛亥革命的当事人请教，也与学者交流。1954年，他听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伍非白搜集有不少辛亥材料，遂前往“访候借抄，以作印证”。保路运动研究专家戴执礼就与李劼人有过资料上的交流。直到1962年1月4日，还收到巴金寄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李劼人回信说，“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
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因素，促使李劼人不顾行政事务与社会活动缠身，更不惜自身年老体衰的现实，一定要花费大力气去重写《大波》。此时的李劼人，写作已别无杂念，完全是为着作家的责任担当而来。
在充分准备材料的基础上，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好在老作家久经沙场，如郭沫若所说：“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凭借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重写《大波》设置了两大线索，一条是真实的历史叙事，一条是虚构的世情叙事，两大叙事内容在文学艺术的统领下达到了有机的融合。
世情叙事，老《大波》已经提供了成功的范本，李劼人只是根据新的道德原则加以修订，如黄澜生太太与情人们之间情感纠葛的描写。而对历史叙事，李劼人则秉承了太史公以来史传的优良传统和法兰西自然主义文学强调文献性和资料性的原则，艺术结构上却学习了中外优秀历史文学的成果。
为建构中国式的现代历史文学宏大叙事，几乎耗尽了李劼人晚年写作的大部分精力。为了让这个历史叙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他常常将写了几万字甚至十多万字的书稿推翻重写。“一九五四年写的那一遍，不好，就丢掉了。一九五五年又写了第二遍，十多万字，看后觉得仍不好，也丢掉了。”
重写《大波》一开始就不顺，李劼人被儿子批评得一塌糊涂。据李眉回忆说：“我兄弟当时对这篇初稿的主要意见是，要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除却意识形态对历史叙事的要求外，青年时代就以“精致”著称的李劼人，在处理历史事件时，丝毫不敢马虎，对某些情节是正面描写，还是侧面描写？又抑或该如何入手，才方为有力，都要写三五次才能定局。
上述种种，都大大增加了“重写”的工作量和难度。所以重写《大波》越写越长，连作者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了，在致日本汉学家竹内实的信中，李劼人坦诚道：“《大波》原只安排写两册，不意内容太复杂，两册实在写不完，大约四册是可以写完的。”
重写《大波》可谓耗尽了老作家晚年的全部心血。李劼人生命的最后几年疾病缠身，高血压、肺气肿、气管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都来找他麻烦，有几次在写作时竟昏倒在书桌上，不知啥时候醒来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就此搁笔，而是加快了写作进度。从1955年9月动笔算起，到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去世，重写《大波》已经耗时了整整七年之久，可离最后脱稿仍然尚有30万字。李劼人带着满腔的遗憾走了。但他的身后，一座用文字树起的艺术丰碑却已悄然屹立。
（本文有删节）
来源： 《成都日报》2024年9月24日第8版
作者：张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