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闪烁的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
每当星星闪烁在深邃的夜空里，我们兄妹就会站在窗前，抬头仰望，用手指着天空里密密麻麻的星星，寻找母亲说已经变成小星星的父亲。“是这颗”“是那颗”“都不是”“全都是”。思念飘到云天上，泪水湿在衣襟里。父亲啊，您距离我们好远好远，您离开我们好久好久，可您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我们耳旁，您的言行举止，一直闪烁在我们眼前，您的鲜血生命，永远浸润在我们心里。
王凤仪烈士
1940年5月，父亲来到晋绥边区358旅714团2营6连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刚入伍两个月，他就参加了娄烦县米峪镇战斗。这次战斗一举全歼侵华日军村上大队700多人，打掉了日军轻装精锐部队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第一次上战场的父亲感受到战斗的残酷和激烈，他亲眼目睹了102名战友在战场上不怕牺牲，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立下决心，要像他们做一个勇敢的八路军战士。接着，父亲又参加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百团大战”。历时半年，大小战斗一千多次，八路军重创日伪军，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父亲在战役快要结束之时，为掩护战友负伤，被部队送回家里治疗，在爷爷奶奶的精心照顾下，父亲的伤渐渐好转。他调到娄烦县三分区公安处警卫连，从班长到排长，样样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当时，晋绥根据地为解决抗日根据地军需民用的极大困难，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父亲带领战士们参加劳动，种瓜种豆，纺线织布，荣获劳动模范称号，记三等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凤仪换装留影
1949年南下大西南席卷晋绥地区，父亲毫不犹豫地报名南下，随即到晋绥党校参加培训。几个月紧张的学习和训练结束，他分到南下工作团第四梯队三大队某中队担任班长。
1949年10月，从山西临汾出发，父亲踏上了南下大西南的征程。行军初始，背着行李步行，连续几天行军，许多战士的脚上都磨起了大血泡，父亲为了让大家提起精神，带领同志们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前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在歌声中，他们忘记了疼痛与疲劳，坚定了勇往直前的决心。渡过黄河，翻过秦岭，走到了四川。
1949年12月30日，成都和平解放。入城仪式让父亲领略到部队的威武雄壮，感受到成都人民的热情友好。在成都休整近一个月，部队接到随军挺进西昌的命令。父亲却接到带领一个排，支援晋绥军区警三团的兵力，护送西干校学员到雅安的任务。
1950年4月4日，西昌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西昌军事管理委员会。当天，宣布父亲担任西昌军管会公安保卫队队长。他带领保卫队队员，巡逻在西昌城。冒着危险到土匪窝子抓匪徒，保卫西昌新生政权的安全。
随着西昌地区各县人民政府的相继成立，各县建立了公安局。1952年10月父亲奉令调金阳办事处任公安局副局长。1953年10月28日金阳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年12月任县公安局局长。
1956年1月金阳发生土匪叛乱，他担任平叛指挥重任，亲自制定部署作战方案，率队出击平叛，剿灭了大批叛乱土匪。因此，被叛匪视为眼中钉，发誓要拔去这颗钉子。
王凤仪使用了20多年的帆布挎包，在与匪徒斗争时挎包带子被扯断（已捐赠给山西省档案馆）
一次，父亲带着两名通信员跟随部队的同志们去南瓦区开展工作，回县途中，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位通信员骑。他经常这么做，自己骑一程马就要下来让身边的人骑上，好让大家轮流休息。这天土匪们早就埋伏好了，看见三个人从远处走来，认定骑在马上的就是王局长，举枪就射击，等大家反应过来，通信员已倒在血泊之中，光荣牺牲。又一次父亲去昭觉开会返回途中，与同行的21人遭遇土匪伏击，经过激烈战斗，两名军邮员英勇牺牲，县中队战士李正邦大腿中弹负伤。后来证实那天不法奴隶主黑乃日一伙伏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公安局长父亲。因当天下着大雪，父亲没有骑马，土匪们弄不清这么多人里哪一个是王局长，所以就专门打穿着军装并带枪的人，父亲又一次幸免于难。父亲就是在这样的险境之下，不顾个人安危穿行于金阳的崇山峻岭之间，为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而战斗和工作着。
采访王凤仪的遗孀赵贺英
五
1956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金阳县副县长，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金阳的工、农业生产建设之中。
1959年夏天，金阳三家寨窝子沟生产队发生了一次山体大滑坡事件，父亲连夜组织发动群众抗灾自救，妥善安置灾民，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不顾疲劳每天都跟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一起，背着大大的背箩到六、七里地远的深山老林里捞树叶积肥。
1960年修建派来上堰时，因没有爆破器材导致工程进度缓慢。他不顾安危，运用在部队学到的技术，组织社员四处寻找硝泥，跟社员们一起挖硝泥、砍柴熬硝，自制火炸药，并在现场指挥，常常干到深夜。
县城人民饮水困难，群众呼声强烈，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带领相关人员，在崇山峻岭中风餐露宿20多个日夜，找到了优质水源，很快建成了城关大堰，解决了县城人民饮水难问题。
六十年代初，县委、县政府经多次研究决定，在县城山脚下的金阳河上拦河修建天台水力发电站，父亲任电站建设工程总指挥长。修建过程中他常年住在工地同工人们打成一片，为赶工程进度，春节汉族工人回家过年，他动员彝族工人留守工地，在他带领下继续施工。电站基建快完工时，发电机、水轮机、变压器等从外地运到县城，要将这些设备运到电站厂房安装成了一大难题，因县城到山脚电站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约五华里的陡坡羊肠小道。当时县领导中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是请求上级拨款速修公路到山脚；二是自力更生想办法。父亲是第二种意见的发起人，他向县委立下“军令状”由他负责这个事。他精心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富有经验的小伙子，采用平路众人用杠子抬，坡道用钢钎打桩套上钢绳用钢绳牵拉着机器慢慢向下一步步地滑行，整整六天时间终于将机器全部运送到预定位置。这六天父亲没有回过一次家和工地，每到天黑他就叫大家都回去，而自己却在荒郊野地里吃着自备的干粮、睡在机器旁，守护了五个晚上。
1964年天台水电站终于建成。随着发电机的转动，县城机关、学校、医院、老营盘、粮食加工、农机加工等用电得到解决。
1966年1月上级决定在金阳修建金阳县城到灯厂区的公路，即“金灯公路”，父亲任副指挥长。他亲自坐镇工地指挥部与参建人员同住同劳动，参加修路的群众回忆说：“夏天，他把自己的蚊帐让给彝族群众用；冬天，他亲自上山割来干草，把所有工人的床铺垫得厚厚的，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一种慈爱和长辈般的关怀。”
修建公路必用的扁担、竹筐、撮箕等工具损耗很大，急需更新和购置，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波洛乡和波洛牧场组织发动彝族群众砍竹子编撮箕支援公路建设。
父亲牺牲前的五、六十年代，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可父亲从未叫过苦和累。他听党指挥、苦干实干加巧干完成了城关大堰、派来上堰、务科大堰、天台水电站等等一系列至今对金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工程，为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9年11月30日，王凤仪的遗孀和子女合影〔一排左起：王建军（老四）、王建鸣（老六）、赵贺英、王建林（老五）；二排左起：王建良（老二）、王建珍（老三）、王建康（老大）〕
父亲的一生身居权位而无私。父亲牺牲前，我们搬过三次家，一是从西昌搬到金阳县中队，四十多平米住房；二是从县中队搬到县公安局，三十多平米；三是从公安局搬到县政府，二十多平米。越搬越小，越搬越差。外人很难想象二十多平米的土墙房，没有天花板，刮大风时还掉尘土，下雨要漏雨的小小房间，竟住着我们八口之家。母亲原在金阳保育院工作，六十年代初国家号召精简工作人员，父亲竟首先精简了自己妻子，我们的母亲。1964年建国后的第一次调工资，父亲主动让出调资指标。
父亲心中装着老百姓。他一个“老八路”出身的副县长根本没有一丝的官样，出差、开会经常被门卫挡在门外。自己患病住医院不顾自己的病情，而是帮助病员买饭送水、洗便盆，安慰病员，领到工资还给困难病员送钱、送物。
金阳县波洛牧场被群山环抱着，四周用土修筑了一圈围墙，墙里建有职工宿舍、厨房、办公室和畜圈。牧场干部职工总共有十来余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放牧着羊群，种植着土豆、苦荞、燕麦、圆根萝卜等高山农作物，平静地工作、生活着。
1969年11月22日，是波洛牧场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的日子，县革委会要派一位领导前往祝贺。正巧父亲要到波洛乡，去筹集采购金灯公路必需的生产工具。作为县革委委员、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参加成立仪式是最合适的人选。父亲接受了县革委会交办的两项任务。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一个吃饭的饭盅、一把断了柄的饭勺、不离身的烟斗、烟袋。
父亲到达牧场，被大家迎了进去。会议室里，代表和村民们到齐了，牧场场长李正荣严肃而庄重宣布：波洛牧场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会议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完毕。父亲最后说：“我代表县革命委员会对波洛牧场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在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
日落山间，会议结束。寒意袭来，人群散去。喧闹的牧场，只剩下父亲和牧场的几个职工。他们还在为修路需要大量的撮箕、竹筐、扁担等工具和职工们商议着。时间到了晚上八点过，天色完全黑下来。突然传来剧烈的狗吠声，有人惊恐地叫，“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自从1968年开始，金阳县境内，新的叛匪活动死灰复燃，十分猖獗。土匪纠结在一起，突然袭击村寨，拦截行人，抢物劫财，杀害干部群众，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损失，到处弥漫着紧张恐怖的气氛。
父亲临危不惧，他沉着冷静地叫道：“大家不要慌！”“各自隐蔽起来！”人们迅速地找可以躲藏的地方藏身、藏物。
会议室里剩下父亲和两个牧场工人，他们三个迅速从会议室的窗户跳出去，分别藏在水沟和墙角下。
父亲明白，只有冲出去一个人，搬来救兵，人们才可能获救。他果断地对工人吉子布打说：“情况紧急，你先冲出去，跑到乡上，去叫基干队来救我们。”
“你怎么办？”吉子布打焦急地问。
“我不能离开这里......”
这时两个土匪从后门进来，来不及多想，父亲迎面上去，趁端着枪的土匪不备，冲上前抱着土匪，把他狠狠地摔在地下。跟在后面的土匪冲上来抱住父亲，大声喊叫：“有人！这里有人！”
吉子布打见状，转过身冲上来，想解救父亲。
“不要管我，快跑！”父亲对他厉声喊道。
吉子布打看了看斩钉截铁的父亲，含泪冲出了牧场的后门......
土匪们蜂拥而至，抓住了父亲，把他押到了牧场会议室，里面已经关着不少被抓来的职工和群众，匪徒威胁大家指认谁是王凤仪。
“我就是王凤仪！”父亲无所畏惧地挺身而出，“把我抓起来，马上把群众放了！”
王凤仪牺牲时的血衣（已捐赠给山西省档案馆）
穷凶极恶的土匪有二三十人，大都带着枪。当知道眼前的这个高大威武的北方人就是令他们闻风丧胆，恨之入骨，追杀十几年未果的王凤仪时，发出狰狞的大笑......
面对嚣张的土匪，父亲大义凛然地展开攻势。他大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指出毛主席、共产党是来解救受苦受难的奴隶娃子，义正辞严地警告土匪头子“放下武器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土匪头子恼羞成怒，举起刺刀狠狠地刺进了父亲的大腿，鲜血入注，瞬间喷散地面，父亲忍着巨痛，愤怒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土匪气疯了，拿起刺刀狠狠地朝父亲身上疯狂地刺去......
一刀、两刀、三刀、五刀、十刀......
大腿、双臂、上下、左右......
父亲倒在血泊中，断断续续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二十刀、三十刀、三十六刀......
前身、后背、心脏、喉管......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
......
1969年11月29日，王凤仪追悼大会主席台。
1969年11月29日，金阳县各族人民为王凤仪送行。
五十五年了，父亲早已化成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放光明！
五十五年了，父亲的壮烈牺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金阳人！
王凤仪的儿女：
长女：王建康 长子：王建良
次女：王建珍 次子：王建军
小女：王建林 小儿：王建鸣
2024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