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平民书记吴邦国

平民书记吴邦国

《岁月留痕：吴邦国工作纪事》编写组

开发开放浦东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跨世纪战略决策。他曾多次对吴邦国讲，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失去机遇是最大的失误，上海的发展机遇不多，这可能是上海发展的最后一次机遇。吴邦国铭记小平同志的嘱托，带领上海干部群众牢牢把握上海发展的历史机遇，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坚持以东带西、东西联动，坚持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打好“中华牌”和“世界牌”，为开发开放浦东注入了新动力。

浦东浦西只有一江之隔，但因缺少越江工程，浦西外滩、南京路热闹繁华，被视为上海地标，而黄浦江对面的浦东却在沉睡，除沿江的浦东大道、浦东南路外，几乎没有一条上等级的道路。加快浦东开发开放，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1992年，浦东杨高路拓宽工程被列为全市头号重点工程。全长24.5公里的杨高路，南接南浦大桥，北连杨浦大桥，是连接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等重点开发区的南北快速干道，又是外高桥港区的重要疏港之路。针对杨高路最初设计路宽只有8米2车道的问题，吴邦国指出，浦东开发开放一定要高起点、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杨高路要建设成浦东新区的南北经济走廊，必须坚持高标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吴邦国明确提出，路宽要扩至50米8车道，道路两侧不许开小店，并要求“当年设计、施工、建成、通车、绿化”。扩建工程指挥部的同志有些担心地说：“这样大的工作量，最快也得两年呀。”吴邦国斩钉截铁地回答：“就一年建成！投资要包，质量要保，后墙不倒（指竣工时间不变)。不是我们要求苛刻，中外客商都涌进来了，道路不能不畅通啊。”在提出明确的工期、质量、标准的同时，吴邦国经常深入工程建设现场，协调解决施工难题，慰问工程建设者，与大家共同研究加快工程进度。经过近10个月的奋战，杨高路顺利建成通车，创造了上海道路建设史上的新纪录，向世界展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效率。与此同时，内环线浦东段和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也相继高质量建成；当时位居世界斜拉桥跨度第一的杨浦大桥和第三的南浦大桥，从开工到建成通车分别只用了两年零四个月和近三年的时间。“两桥两路”的建成，逐步使黄浦江两岸在地理和思想观念上融为一体，浦东成为人们向往的热土。

邓小平在吴邦国等陪同下视察上海市政建设

吴邦国多次强调，开发开放浦东的目的不仅仅是发展浦东，而是要加快整个上海的发展，要坚持东西联动，充分发挥浦东对外开放度高、国内外交流密切的优势，推动上海在金融、商贸、产业、管理等方面与世界接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新格局。针对当时一些人存在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陈旧观念，吴邦国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革除陋习。在1992年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吴邦国批评上海的一些企业“坐等”思想严重：中央为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而我们的一些企业仍然熟视无睹，有关部门多次动员还推不动。吴邦国要求市委专门办个学习班，把全市200多名局级干部集中起来，学习领会中央决策，提高思想认识。在吴邦国的有力推动下，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全市兴起了“东进浦东”的热潮，大批企业结合旧城改造与产业升级，积极到浦东去办厂、开店，提升产业能级。东西联动的发展新格局悄然形成。

浦东开发开放还肩负着带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经济带发展、培育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历史重任。吴邦国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克服自满情绪，真心实意地打好“中华牌”“世界牌”，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为打好“中华牌”，吴邦国要求破除壁垒，吸引全国的资金和人才。上海为此专门成立了外地投资企业服务中心，简化审批手续，实现“一站式”管理和“一条龙”服务，让全国共享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中华牌”在全国引起强烈共鸣，当时的航空航天部、机电部、石化总公司等中央部委、企业，安徽、山东、江苏等兄弟省市纷纷携资下浦东，抢抓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裕安大厦、中电大厦、齐鲁大厦等一幢幢“省部楼”拔地而起，成为中央部委、企业及兄弟省市连接浦东、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为打好“世界牌”，吴邦国利用出国考察和会见来访外国政要及跨国公司总裁的机会，不失时机地宣传、推介浦东，争取更多的外商投资。他还直接穿针引线，推动一些世界著名企业落户浦东，上海贝尔就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首批合资企业之一，工厂设在浦西，生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程控电话交换设备，连续多年蝉联全国“十佳合资企业”。公司因发展需要，亟须扩充外资、更新技术、增加生产用地。吴邦国得知后，亲自协调，帮助公司将扩建的厂址定在浦东，成为第一家落户金桥开发区的跨国企业。贝尔落户浦东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美国吉列、通用汽车、瑞士迅达、德国西门子、泰国正大等一大批著名的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外商投资的制造业项目90%以上属于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大批知名企业的涌入，浦东利用外资的质量快速提高，开放的重点也由生产加工领域扩大到服务贸易领域，金融、贸易、会展、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

吴邦国认为，上海要落实党中央的战略构想，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优势，按照“三、二、一”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上海要争取到20世纪末完成产业结构及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不是适应性的调整，而是战略性、根本性的调整，这是上海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

吴邦国提出“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思路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人的思想一时还扭不过来。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长期实行“二、三、一”方针，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工业基地，这是上海的荣耀，更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成果。花了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把上海从消费城市转变成工业城市，现在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是又要回到从前吗?甚至还有不少人担心，实行“三、二、一”以后我们吃什么。

面对各种疑虑，吴邦国清醒而坚定:第二产业曾经对上海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从中央对上海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目标看，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看，如果没有发达的第三产业，上海中心城市的功能就不可能重建，真正优势也得不到发挥。

关于如何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吴邦国明确指出，要根据上海独特的区域条件和综合优势，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产业，形成大流通、大贸易、大市场。他集中上海各界的共识，把培育和发展现代市场体系作为上海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吴邦国要求，在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坚持面向全国、服务全国的方针，坚持市场的高起点、规范化和法制化。在大力发展的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调控，规避市场风险。上海在成功开办证券、金属两大交易所基础上，从1992年12月到1993年12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先后成立了煤炭交易所、农业生产资料交易所、化工交易所、石油交易所、粮油商品交易所、汽车交易市场、建筑材料交易所、外高桥保税区生产资料市场和上海技术交易所等9个国家级交易市场。1994年4月，又成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上海初步形成了一个依托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要素市场体系框架，市场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充分，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物资流、人才流、信息流的交汇点。

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在吴邦国等陪同下听取上海闵行开发区情况汇报。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并不是放弃实体经济。恰恰相反，吴邦国认为，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海的第二产业必须着眼参与国际竞争，下决心、花大力气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升工业企业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通过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和工业布局的调整，实现向效益型、外向型、技术进步型的转变，形成上海工业新的发展优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上海确定了汽车、通信设备、电站成套设备、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钢铁及家用电子电器等六个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还确定现代生物与医药、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为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

抓落实是吴邦国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要求党政主要领导分头挂帅，亲自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按照分工，吴邦国亲自担任通信设备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他要求发展通信设备产业“起点要高、规模要大、技术要新”“不搞小打小闹，不再分散布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势，打好歼灭战”，全力以赴把通信设备产业搞上去。在吴邦国的直接推动下，上海出台了多项促进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的政策，坚持“打破部门、行业界限，走内联外合的道路”，遵循合资合作“寻找国际著名大公司，货比三家、择优选择”的原则，加快对外合资合作步伐，先后组建了一批国内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通信合资企业，包括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公司、上海爱梯恩梯(AT&T)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休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等，形成了程控交换机、光纤通信、移动通信、卫星通信和通信终端五大类产品的新格局。通信设备产业产值从1992年的32亿元发展到1994年的102亿元，成为第二产业支柱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市中心居民点与工业厂点犬牙交错，弄堂内小厂比比皆是，这种生产力布局既不利于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也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还造成市区污染加剧、交通拥堵、水电煤气供应紧张。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新定位，吴邦国要求开展产业布局的空间调整，推动工业生产主体向郊区转移，不仅拓展了发展空间，加快了中心城区功能转换，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郊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带动了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上海这个特大城市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吴邦国等陪同下视察闵行区

住房难被称为上海“天字第一号”难题，由来已久。1990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6.6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有30余万，市区还有1500多万平方米二级旧式里弄以下的住房，其中成片棚户危房、简屋365万平方米。吴邦国对上海市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愿望有着切身体会。1967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同许多普通市民一样住过小阁楼。后来担任了市委常委，一家五口人也依然挤在天潼路一间11平方米的西厢房里。他在家烧过煤球炉，拎过木制马桶，对百姓的苦和盼感受很深。他多次提到，上海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80万只马桶、80万只煤球炉，如果还要把这些带到下个世纪，无法向全市老百姓交待。1991年5月，担任市委书记不久的吴邦国就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三件大事，即煤气与住房、交通、“菜篮子”工程，作为全市的工作重点。

1992年12月15日，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吴邦国向全市人民庄严承诺：力争90年代新建住宅超过6000万平方米，完成全市365万平方米棚户危房、简屋的改造任务，普及城市家庭煤气和基本卫生设备。

把解决住房难作为刚性的、具体的任务写入党代会报告，是吴邦国的主张。当时有些同志还有顾虑：党代会报告要不要写上这么具体的民生问题，要不要立下军令状，能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但在吴邦国看来，这一举措是自我加压，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他做过可行性研究，认为经过努力，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解决住房难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钱从哪里来；二是如何去做。全市棚户区的改造，如果用老办法，每年只能改造15万平方米，需要100年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所需投入如果全部由财政包下来，政府包不了，也背不起。

怎么办？吴邦国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向改革要出路，用改革的方法破解难题！

为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吴邦国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土地批租的办法，加快利用外资改造旧区和建设新区步伐，利用级差地租，将所需改造的旧区住宅地块进行批租，收入用于动迁安置、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和完善市政设施，发挥上海特大城市不同地段土地的效益。土地批租开始时，党内外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认为这样做又退回到租界时代。为解疑释惑，顺利推进改革，吴邦国让相关同志准备了大量材料，亲自就土地批租的性质、目的和政策作宣讲。他指出，土地批租本质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通行做法，目的是充分发挥上海地租级差的作用，利用好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筹措资金。曾有海外人士说，上海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就是指上海没有发挥土地的级差效益。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打消了顾虑，赢得了各方的理解与支持，上海的土地批租得以顺利实施。

土地批租解决了“钱从哪里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吴邦国提出，还是要向改革寻出路，通过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解决这一难题。

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1992年5月，上海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吴邦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在财税、基建、规划、土地等方面进一步向区县下放权力，形成市、区(县)“两级政府，两级管理”新模式。针对有人担心的放权给区县会出乱子，吴邦国认为关键还是转变思想观念，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冲破旧的框框，不能求稳怕乱裹足不前，要放手让基层大胆实践，调动他们想干事的积极性，赋予他们能干事、干成事的权力和手段，切实发挥区、县一级政府的作用。同时，在“放”的基础上加强“导”和“控”，明确市里和区县政府的权限、责任。事实证明，简政放权激发了巨大活力和创造力，上海财政收入、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各区县利用外资成倍增长。1992、1993年两年时间，上海批租土地449幅，收取出让金44.6亿美元和57.5亿人民币，为城市建设和旧区改造提供了急需的建设资金。至1995年，全市共拆除危旧房1163万平方米，是“七五”期间总量的306倍，动迁居民29.7万户，是“七五”期间的4倍。其中改造危棚简屋180万平方米，完成了“365改造”任务的近50%。

同住房难并列的是上海的行路难。1990年，上海人均拥有道路仅2.28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交车仅7.43辆。交通高峰时公交车内每平方米要容纳12人。而按常规测算，每平方米至多能容纳8人。吴邦国曾多次说过，现在上海是30年代的马路、70年代的车辆、90年代的人流。沿袭旧的思维方式、老的工作方法，上海的交通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在1993年12月的市委六届二次全会上，吴邦国提出：关于当前群众意见最大的市内交通问题，我们设想，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初步形成由内环线、外环线、南北高架和地铁组成的上海城区立体交通网络，建成市区通往各县、县与县之间的快速道路框架。

解决行路难同样面临资金问题。在吴邦国支持下，有关方面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盘活资产存量，借鉴国际上通行的BOT方式，把一些已建成的市政基础设施的产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经营权的转让，吸纳社会资金，继续用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滚动开发模式。延安东路隧道复线就是上海首次采取BOT 形式建设的市政工程。

1992年是上海市政建设的大年。年初，全市有20多个市政项目列入实事工程，全市近200条马路在同时施工。为把好事办好，吴邦国经常到建设工地现场查看工程进展情况，要求施工部门保证施工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并要求交通部门统筹调度、科学管理，尽可能方便群众，把施工建设对市民的困扰降到最低。1993年是上海市政建设的丰收年。这一年，内环线一期高架路、外滩综合改造二期工程、江苏路拓宽工程、合流污水工程、石洞口煤气一期工程等重点工程相继竣工。翌年12月，贯通浦东浦西的内环线全线通车，地铁一号线顺利运营，实现了上海地铁工程零的突破。

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吴邦国等陪同下视察杨浦大桥。

作为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班长，吴邦国始终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重中之重，把作风建设摆在突出地位。他经常讲，对党员干部，真正的关心爱护就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抓好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也给干部队伍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吴邦国注意到，一是各级领导干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大大增加；二是各级干部的权力也比以前大多了。他反复强调，经济越发展，对干部管理要越严格，要敢于坚持原则。他坚决反对在干部管理中存在的要求不高、管理不严的问题，坚决反对对干部中的一些错误思想不敢批评、也批评不得的情况，要求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原则性，不能一团和气。他曾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批评在一些干部思想中存在的经济利益挂帅、个人利益第一的思想，要求领导干部要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中严格约束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愿奉献。

随着浦东开发和中心城区大规模改造，上海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吴邦国敏锐地意识到，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土地批租，一个是工程发包。他明确要求:搞房地产经营、土地批租，不能独断专行，一定要通过集体讨论才能拍板定下来。要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环境，杜绝私下交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不是随心所欲的。在新形势下，对干部一定要有更加明确的、严格的要求。如果一时还来不及制定具体规定，可以先提些原则要求，明确底线。这既是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如他曾定下一条规矩，参与土地批租谈判的人不直接拍板决策，而决策的人不参与谈判。

吴邦国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己的亲属，管好分管部门的干部。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嘉定区曾查获一起谎称是其堂侄进行诈骗的案件，吴邦国当时批示指出，任何干部及其亲友都不许谋取特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党的一贯政策，决不允许找靠山、拉关系、讲人情的不正之风在上海蔓延。我要重申：我从未为自己的亲友谋取个人及小团体的利益打过一次招呼、批过一张条子，今后凡发现打着我的名义招摇撞骗的，无论真假，一律从严处理。他还给子女立下了规矩：不许打他旗号办事；不许带客人、带材料回家。

1994年2月，邓小平要求上海抓住20世纪最后一次机遇。

吴邦国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要求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他深有体会地表示，下去跑得多了，各方意见听得多了，思路也就开阔了。他常说，基层有许多能人，他们接触实际问题，有治理这个城市的好思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无权指挥别人去干，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思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付诸实施。机关面向基层、为群众服务，不能总是在办公室听汇报,不能开完会就完事大吉，要三分用于会前准备，七分用于会后落实。他提议市委每周三不安排会议，每周四领导同志下基层调研。吴邦国赴基层一贯轻车简从，经常是一辆车子只身前往，而且不提前打招呼，有时到了调研现场附近才打电话通知。在吴邦国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醒目的上海地图，这是他特意要求挂上去的。每去一处，就在地图的这个位置上画个小方块，久而久之，地图上用铅笔标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方块。上海郊区的每个县他都跑过多次，方块上的乡、镇、村他都去过。

在向群众取经的同时，吴邦国注重发挥各级干部的作用。他常说，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将自己的工作思路变成整个集体的自觉行动，团结带领大家共同奋斗。为鼓励全市干部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在吴邦国的倡议下，市委建立了“专题研讨班”制度，围绕上海发展的重大问题，全市区县和委办主要领导定期集中研讨，谈情况，摆问题，想办法，找出路。研讨班尽管时间不长，却能畅所欲言，互相启发，开阔思路，真正起到了集思广益、统一思想的作用。吴邦国还开创了每年召开促改革、谋发展的务虚会制度。出席务虚会的都是上海各区、县委办的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不预设主题，鼓励大家敞开思想，自由发言，交换意见看法。吴邦国不要他人事先准备自己的讲话稿，而是一边认真听一边认真记，最后结合大家的意见，谈自己的看法。上海的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在类似的会议上逐步形成共识的。在一次务虚会上有人反映，建成于1985年的雁荡公寓，共28层，因水、电不配套，经常出现停水停电的状况。而根据原有的相关规划，要若干年之后才能实施对这一地区的水电改造，显然原有的规划已经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要求。经过会议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城市管理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分层制定规划，宏观规划是刚性的，而具体的操作层面的规划则应根据需要作柔性调整。这一条也成为后来上海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后，上海精神文明建设曾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吴邦国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未雨绸缪、常抓不懈。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上海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坚持五个“不搞”，不搞跑马场，不搞博彩公司和各种变相赌博，不搞供外国人参与的赌场，不搞选美，不搞“三陪”和任何形式的色情场所。为解决“抓什么、怎么抓”问题，吴邦国主持开展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精神文明专题调研，召开30多次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91年8月8日，原定召开生产一线的工人座谈会，不巧前一天上海遭受龙卷风袭击，参加座谈的同志一早通过电台广播，得知吴邦国正在郊县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大家估计会议要改期了。但当彻夜未眠的吴邦国准时出现在会场，所有参会的工人深受感动，纷纷抢着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1991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通过了《关于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从推进各行各业职业道德、加强青少年德育工作等九个方面，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要求。为贯彻意见，1992年3月，市委召开万人大会，吴邦国亲自作动员报告。尔后在全市开展了历时一年,几十万人参加的“90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讨论。这些举措对增强上海人民的责任感、自豪感和凝聚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年零六个月的解放思想、团结协作；三年零六个月的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吴邦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抓住20世纪历史赋予上海的重要机遇，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为上海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吴邦国也因作风务实、平易近人、生活简朴而被上海市民誉为平民书记。

1994年除夕之夜。这是小平同志自1988年以来，第七年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会见厅里，花满春浓。吴邦国等上海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小平同志表示诚挚的祝福。小平同志高兴地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实在好。”在上海期间，小平同志视察了浦东，登上了杨浦大桥。在视察了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后，小平同志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他对吴邦国等人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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