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都虽大，也有闹中取静的好去处，那就是都内23区大大小小的寺庙禅院。车水马龙之中，择一处静僻之地，徜徉于定格的时光中，品味禅意，应是一种闲暇乐趣。近日偶得时间，前往港区的东禅寺，比起在临济宗的历史经络中感悟万千，倒觉得被时间的尘埃击中了。说来倒也没什么，毕竟，江户幕府时代下的这片“净土”，实则一点都不宁静。
1610年，东禅寺创立于江户城外的樱田，1636年迁移至港区的高轮。在创立后250年的漫长时间里，东禅寺都是各地大名在“参勤交代”制度下于江户驻在期间的菩提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意义。1853年美国“黑船来袭”打破了日本的宁静和闲暇，日美、日英之间带有胁迫性的通商条约撬开了紧闭的日本国门。数年之后，英国驻日本首任公使阿礼国在东禅寺把英国国旗挂了上去，将此地作为最初的英国驻日公馆。如果说阿礼国在日本是个“名人”的话，那么一个是因为他成为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登顶富士山的外国人，另一个就是他被迫地卷入了“东禅寺事件”。
1861年5月，阿礼国在从长崎前往江户时，全然不顾江户幕府从安全警备角度力荐的水路路线，强硬地主张自身拥有“条约”给予的陆路权，而改走为陆地路线。对此，尊皇攘夷派大为不满，直呼“神州日本被蛮夷的外国人所侵犯”。14名从水户藩脱藩的浪士选择晚上闯入英国驻日公馆意欲杀害阿礼国，遭到了幕府的警备人员的奋力反抗，阿礼国最终免于受伤。事后，这些警备人员还受到了幕府的嘉奖。而英国政府的银质奖章，是在事件发生28年后，才颁发给了能够取得联系的55人。那位叫作江幡吉平的警备人员获得的奖章，至今还被东京都港区政府作为“文化财产”珍存保管着。
东禅寺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对幕府的信任度大为降低，将公馆搬迁至横滨。阿礼国回国期间，代理公使又将馆舍迁回东禅寺。屋漏偏逢连阴雨。翌年，参与馆舍警备的松本藩藩士伊藤军兵卫意欲在深夜闯入代理公使卧室，被英国警卫发现后产生激烈肢体冲突，伊藤军兵卫负伤后选择自尽。颇为讽刺的是，第一次袭击事件中受到褒奖的公馆警卫人员，这次却靓丽转身成了袭击者。据史料记载，伊藤军兵卫发起袭击的原因，是不满东禅寺警备工作导致自己所在的藩城付出昂贵的预算代价，而日本人为了外国人却要“自相残杀”。
这次袭击事件打破了东禅寺的静谧，也把东禅寺推上了幕末时期日本外交的历史舞台。或许，在那个内外交织的动荡之中，这种对峙和冲突是刻在时代基因里的某种必然，也是幕府的命运。但是，在坚守传统的日本人眼中，被“夷人”所占领的寺庙，被冲撞的灵魂住所，流血和刀剑，都成为不该有的意外，是对神圣之地的一种污秽。就在第二次东禅寺事件的同年9月，此前我在这个系列中和大家分享过的“生麦事件”，就在神奈川上演了。历史，连接起来看，更有一番味道。这在菊地明《幕末证言 阅读史谈会速记录》（洋泉社，2017年4月第一版）中有精彩的描述。
置身于东禅寺内，我又想起为保护英国公馆而挺身而出的警备人员江幡吉平。他之所以在几十年后由遗属代为接受英方的奖章，更多是出于事件发生之时日本与外国交往的敏感性。他作为事件中唯一战死的警备人员，也成为世人们触摸那颇为特殊的一段往事的“万花筒”之一。据保存在东京都港区教育委员会的《江幡家文书》介绍，英国人对其强烈的职业操守和英勇精神的大加赞赏，日本保守人士则对其“同室操戈”的蔑视和愤恨，还有家人对他的不解……个体身上的这种混合，也正是19世纪中叶日本的真实写照。（2025年1月8日写于千叶“丰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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