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代表着一个可以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的国家诞生了，也代表了中国人民不会在受到欺压，中国要开始强大起来了。可是为什么会有”安亭事件“这件造反事件呢?还有安亭事件到底发生什么，安亭事件的起因又是什么，最后安亭事件是如何被镇压。接下来由小编来带领大家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造反事件——安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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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亭街景
安亭事件指称的是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小时(一说三十小时)的事件。这件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发迹史的起点。 如果一切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王洪文只能从科员，慢慢往科长、处长爬，一辈子最多也就混个局长，再加上厂党委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都不合他意，更加深了他对厂党委，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 他开始寻找发泄私愤的机会，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于是在6月12日，他纠集其他六个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8日，王洪文等人又贴出了《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 王洪文在这些事件中“声誉鹊起”，成了厂子里的“风云人物”。大字报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派来了工作队，整顿秩序。王洪文凭直觉预感到工作队于己不利，于是掉转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字报，使工作队的行动步履维艰。 不久，王洪文的目光开始从党委、工作队转到厂外，投向上海市委。11月6日，上海的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纠集在一起，召开了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于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所以被推为“工总司”的“司令”。 接着，王洪文又派人到上海市委，向市长曹荻秋(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但上海市委没有接受这三项条件，他们开会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对策。市委还要求“全市各工厂的工人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参加工总司”的活动。王洪文对上海市委的不肯就范非常恼火，但是他一时之间又毫无办法。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后，王洪文决定，率领造反派到北京去告状。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卧轨拦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小时(一说三十小时)，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安亭事件”就此爆发。 11日10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11月13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背着中共上海市委擅自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等五项要求，激起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侯美度(红鸥)作为曾亲历安亭事件的红卫兵，写下《1966年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提供了所亲历的一些史料，可供研究。 最后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11日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6日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28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尤其是张春桥签字支持“工总司”后，王洪文最终同意结束卧轨拦车行为，并承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运动”。张春桥也表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将继续关注上海的情况，并支持相关工作。 其实，此时的张春桥已经说一套做一套了，在与王洪文达成一致后，张春桥很快就返回上海，在王洪文的支持下，张春桥制造了“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委的大权。1967年2月，上海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张春桥担任了主任，王洪文担任了副主任。经过安亭事件之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夺权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其中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被迫害致死 。总的来说，正是因为安亭事件，才使得张春桥与王洪文达成了一致，也是安亭事件，使得王洪文进入张春桥的视线，开始了造反、升迁、垮台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而当时张春桥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是实打实的高层领导。后续他们更是结成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