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演奏家王健:我喜欢名利,没有名利音乐就没地方去,“一辈子听不懂古典乐也没事” | 独家对话

文摘   文化   2024-06-05 16: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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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王健


 以下为采访摘要 



艺术是脆弱灵魂的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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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王健 

王健,大提琴演奏家,他是全球最大唱片公司100年历史里签约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辑在英国流行榜排到了第22位,这对古典类专辑而言可谓奇迹。2002年,出版专辑《时间终结四重奏》,获第44届格莱美奖最佳室内乐演奏奖提名。

2023年,旅居多年的王健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


王健:当时因为疫情,我决定回上海陪父母。他们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我不太敢长期放他们在上海不管。我是家里的独子,如果不做出这一步,我将来会非常后悔。当然我也明白,无论如何未来还是会后悔。

艾楚怡:始终是有亏欠的。

王健:是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掌控所有的事情。


 对话  王健 

王健四岁时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大提琴。


△王健跟父亲学习拉大提琴


王健:
我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农村了,因为听了贝多芬的交响乐,他在音乐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想寻找另一种生活。

后来父亲就开始教我拉大提琴。当时他在样板团工作,但教我的是西方音乐,训练方式也非常西方化。他告诉我拉琴没有简单和难的区别,只有质量的区别。不管拉什么曲子,即使只是一个音,都要拉得很好听。他会编几句旋律然后唱给我听,让我用琴拉出来。他还会让我自己唱,再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唱得比拉得好听,我说是,他说那你要把琴拉得比唱得还好听。那时候他就是这样要求我的。

艾楚怡:那个时候有大提琴吗?

王健:我爸从同事那借了一把中提琴。中提琴本来是夹在脖子上拉的,但因为是小朋友,把它竖过来用就相当于大提琴的尺寸了。


△王健


王健:那时我妈妈还没有被调到上海,爸爸就一个人带着我。有一次他要到北京把样板戏拍成电影,需要在北京住六个月。但他不能带我,只能把我一个人扔在上海。当时幼儿园的阿姨们都非常好,周末轮流把我带回家里过夜。其实我不太会想小时候的辛酸事,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弱者,没觉得自己可怜。但有好几次睡在幼儿园时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我一直记得。父亲很久没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感觉自己就一个人了。


因为爸爸要上班,蚂蚁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拉完琴我就一个人出去乱跑,把石头翻开看下面的蚂蚁。看到两拨蚂蚁打架,我就会去帮失败的蚂蚁,把胜利的一拨全部打死。专挑大的蚂蚁打,因为觉得它们在欺负那些小一点的蚂蚁。那个时候干了很多坏事,杀掉很多蚂蚁,但这也是童年的一部分。

艾楚怡:您之前说好的艺术家,童年时期心里都流过血,“流血”指的是什么?您流过血吗?

王健:就是我会同情、共情别人,很奇妙,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记得第一次让我特别伤心的事情是,我们院子里出现了一条流浪狗,当时我还不知道狗是什么,但它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毫无代价的爱。我每天都会拿东西给它吃,看它啃骨头我的满足感就特别强。只要在院子里它就会跑过来跟我玩。我想带它回家,但那会儿我家只有7平米,所以压根没地方让它睡觉,它就会一直在楼下等我。结果有一天这条狗被人偷走吃掉了,我没有保护好它,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挽救它。

那时我正在读《三国演义》,就想如果自己是赵云多好,可以骑着白马拿着长枪把那些坏人干掉,想象自己是一个英雄。人最终的幻想其实都是相似的,作曲家在作品中表达的那些甜酸苦辣我们都有。比如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四乐章,他想象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在战场上遮住所有朋友不被子弹打死。这些情感我们心里都有,当它们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时,共振会变得很强烈,让你感到一种支持,说出了你的心声。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脆弱,但如果在音乐中能感受到全人类的共情,就会觉得温暖一些。我觉得艺术就是我们脆弱灵魂所需要的强心剂。


△王健


艾楚怡:您说米亚斯科夫斯基的大提琴协奏曲伴随了您的童年,我听了一下,很悲壮、很哀伤,为什么小时候会喜欢这种风格呢?不是应该喜欢欢快、明媚、充满希望的音乐吗?

王健: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欢乐,我们都渴望这些。区别在于,只喜欢欢快的人往往相信欢快是永恒的,而像我这种人,天生就知道欢乐是瞬间的,孤独和脆弱才是永恒的。世界观不一样。

艾楚怡:那首曲子会让您联想到什么场景?

王健:跟我当时的生活场景非常接近,在一个小屋子里,很暗的黄色灯光,街上雾蒙蒙的,街灯也非常昏黄。像我这种性格,这种场景有时会让我觉得有安全感。就是你一旦接受了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欢快是珍贵的,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因为它不是永恒的。

只有那些对人生艰辛极为敏感的艺术才能打动我。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演奏缺少忧伤和悲悯,他们更多的是欢快、光鲜、希望和欢乐。这并不是批评,它是一种现象。



灵魂在有音乐的时候
可以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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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王健 

19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是东西方音乐交流史中重要的一页。


王健:那时我们确实不知道斯特恩先生是谁,因为当时中国的古典音乐主要是从苏联进来的,所以我们对西方的音乐家不是很了解。改革开放后,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文艺团体都会到上海音乐学院来,我那时一个星期要演出好几次。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对话  王健 

1982年,王健随上海乐团首次赴美演出。


王健:我们在美国57个城市进行了演出。当时一下大飞机,领事馆就派了一架私人飞机来接我们,从没见过。到机场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惊讶美国居然也用铁丝编成的网,没想到他们用的东西跟我们是一样的。

后来我在私人飞机上喝可乐喝上瘾了。1982年,中国根本没有可乐,所以我当时拼命地喝,然后晚上就睡不着了。我们当时住在领事馆里,就用袜子编了一个足球,整晚都在踢球。


 对话  王健 

1985年,在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先生资助下,王健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师从大提琴演奏家奥尔多•帕瑞索。



△王健与老师奥尔多•帕瑞索 合影


王健:
我一到美国,斯特恩先生就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之所以大家称他为音乐界的教父,就是因为他真的在关怀年轻音乐家,也很在乎他们。他总是希望帮助年轻音乐家,所以他经常在家里举办派对,邀请年轻的音乐家来演出,并将他们介绍给音乐界、政界及其他领域的精英们。有一次他专门邀请基辛格到他家,为我举办了一场派对。见到基辛格时我太紧张了,握手的时候我一下就把酒杯打倒了,红酒全部洒到他身上,我就觉得很沮丧。斯特恩先生就安慰我说,不用沮丧,最起码基辛格不会忘记你是谁了。

艾楚怡:您喜欢参加这样的社交场合吗?

王健:不喜欢。我可以表现得很好,但我不觉得这很有趣。

艾楚怡:是因为您特别淡泊名利吗?

王健:我喜欢名利,名利很重要。没有名利,你的音乐就没有地方去。

 对话 王健 

迄今为止,王健已经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过音乐会,在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均留下足跡。


艾楚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音乐厅聆听古典音乐。但有时总感觉它像罩了一个罩子,很难真正走进它,为什么我们总是听不懂古典音乐呢?

王健:就算一辈子听不懂古典音乐也没什么错,这不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听古典音乐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仪式,是让你寻找心里珍贵的东西。

艾楚怡:哪次演奏经历最让您难忘?

王健:个人来说,有一次在瑞士的演出我印象很深。那次的演奏我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心情不好,但看到台下一位老太太泪流满面,我感到非常震撼。演出结束后她来到后台问我下一次演出在哪里,我告诉她是在巴黎,大约在半年之后。她就看了我一下然后说“我可能等不到了”,这句话我永远记得。如果我们的音乐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那是很令演奏者欣慰的事。













音乐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件工作,更不可以偶尔为之,那是你的生命,是你深信不疑的奉献,因此你要先相信这种热诚奉献,随后人们也跟着相信你的热诚。
——斯特恩

王健:只要你愿意将自己放入另一个人的心中,你会发现你也能听到别人灵魂的声音。在有音乐的时候,你的灵魂可以飞起来。

有时我们看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他一事无成,什么都没做,似乎他的生命毫无价值。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平淡无奇的。在音乐的世界里,你的灵魂可以无所不能,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这就是音乐的伟大之处。这些感受和想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重要和普通之别。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可歌可泣的。艺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能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是珍贵的,值得珍惜的,是一个奇迹。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作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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