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采访摘要
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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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崔健
1986年5月，崔健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表演作品《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今天，他的音乐唱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声音。
△崔健
崔健：刚起床。
田川：您昨晚在忙什么？
崔健：做音乐，要参加一个艺术双年展。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外面的妞》，讲外星人降落地球，十几年前写的，但不是很大众口味的东西。
田川：感觉您对科幻、外星人、量子等话等题都很感兴趣，涉猎非常广。
崔健：其实没有那么广，只是对这些感兴趣而已。首先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定型，我不愿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所以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时间太多了，不允许拿出任何自己都不感动的东西。唯一不变的，是我不断地在更新，提出新的质疑。
窦文涛：你在严肃的思考、观察，但似乎你关注的人也不听你的声音，你会觉得矛盾吗？
崔健：错位。常常有人跟我说，老崔你怎么谈论政治问题，你还是回去好好唱歌吧。大量的人这样说我，看不起我，说你不就是唱歌的吗。甚至有人说“婊子无情，戏子无意”，你怎么可能谈论这么严肃的问题。
田川：比如发生了什么变化？
崔健：比如我们曾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主导权的领域，但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太年轻。当你岁数大了以后，会发现很多机会就摆在身边，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抓住它。而且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小事做起，从容易得事做起。千万不要放弃，也不能空想。光想不做，光做不说，都有问题。
这个餐厅就代表我们从小事做起，实干。之前除了演出和录唱片，我没有机会做其他事。现在有餐厅了，干起来。这里有好吃的，好音乐，装潢非常好，非常轻松。而且大家不会觉得进入了一个高消费区。这儿的声音非常好，没有一个餐厅有这样的声音。
田川：他们跟我说，这里每一个音箱角度都是您亲自调的。
崔健：我们做了很多实验，这么大的系统，就一个笔记本的耗电量。它不像一个音响墙打在你的耳朵，而是环绕着你。无论听什么音乐，都有沉浸感。我们只在空间里加了音响，地面、墙面都没有做隔音处理，省了一大笔成本。但是我们说话仍然很畅通，不会有别的频率干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餐厅做成可以让所有就餐者，有共同感知分享的空间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健康吗？
艺术家应该不断发现社会问题，创造新的想法。不是十天一个，而是一天十个。
崔健：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听我的音乐，而且越来越少。我并不太在意这些。这是我必须承担的结果，因为我做的是实验音乐。但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喜爱异类的人，只有音乐给异类留了非常大的空间，你越不一样，我越喜欢你。
田川：当年您以军裤、皮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声音一出，全场沸腾，大家说得原来可以这样。
崔健：这就是摇滚本身的魅力，我只是上了摇滚乐的车而已。随着工业发展，有了电，有了扬声器，大的音响聚集，观众的人数越来越多，它就变成社会活动了。这个时候摇滚乐落地中国，我恰好在门槛上。我当时有一种潜意识，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听的那些音乐不如听这个。你要是没听过，我就给你做出来。
田川：那您有想过可能会失败吗？
崔健：没想过，就想肯定能成。
田川：老一辈艺术家能欣赏摇滚乐的形式吗？
崔健：我记得第一次带着《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去比赛，几位大咖在那儿一坐，很严肃。
田川：他们什么反应？
崔健：没表情，但起码这帮孩子好玩、认真、有才华、敢表达，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则不可能给我这么重要的机会，在1986年5月9号。（注：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表演作品《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乐时代）
崔健：对，我觉得一个开放的社会，音乐是没有煽动性的。周边的不公，人天生就能看到。不是说没有艺术就看不见了，跟那没关系。艺术家的表达一定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他应该反映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艺术，文化就是奶嘴文化，把嘴堵住，孩子没有营养，一定会出问题。孩子哭是好事，他在告诉你他有问题。
如果我在所有采访中都不这样表达，逐渐就会让很多人会失望。我在商业上的成功已经不用再去怀疑，财务自由，住自己的房子，开自己的车，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在看社会问题。不是说开上车了，有了房子，社会就没问题了，不能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存环境。希望年轻人可以不断去突破这些。
田川：那您最近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吗？
崔健：我觉得我发声不够，妥协得也挺多的，有一部分来自恐惧。我曾经说我们上嘴唇是主旋律，下嘴唇是主流，中间留出一个缝，我们能挤出来，这叫夹缝生存。人要是没有愤怒，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反应，有话就说，有火就发，是很正常的状态。
田川：生活中您也这样直率吗？
崔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说老崔挺随和的，不像音乐中那样暴躁。
田川：您如何评价自己？
崔健：我也觉得自己很好，很好打交道。比如有人说不希望我唱某首歌，那我今天就不唱了，我也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
田川：那您最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崔健：我不知道，太多了，这是个特别抽象的问题。我觉得我坚持最多的可能就是没有停止股哟质疑，包括对自己、对精英、教育系统的质疑，对新闻、自媒体、商业形态的质疑，都有。
放弃音乐严肃性
> 专访下集 | 音乐人 崔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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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崔健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今天，崔健的音乐唱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声音。
田川：您的《继续》特别打动我们的导演，她和她的朋友抱头痛哭。
崔健：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流过泪，莫名其妙眼圈就湿润了。我不能允许自己拿出任何我都不感动的东西。社会就像一个高处你要攀爬的扶手，但它是浮动的，和抓单杠是两回事。你要保证自己永远不撒手，一旦放手就是碎尸万段。你怎么练这块肌肉，怎么拥有这个能力，我好像在《继续》里找到了。
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将来一代一代的人，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理解到，严肃的音乐创作者的状态。我觉得音乐完全可以承载最庄重、最严肃的思考。
田川：您曾经那么辉煌，有那么大的轰动和反响，但您说现在作品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在听，会有落差吗？
崔健：我为什么要做音乐？就是为了观众高兴吗？为了挣钱吗？我们推掉了大量一线的广告，就是要证明我不是缺钱花的人，你让我挣那钱有什么意义？因为挣钱而降低我严肃性的信誉，我为什么要做？如果创作类似《二无所有》的歌曲，我就跟做广告一样，无非就是在讨好观众，我可以不用思考。
田川：但是当您创作了一个作品，您怎么能确认它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崔健：我从来没有确认过，最起码我做了这个记录。一个人在若干年前，通过音乐记录了世界变更给人带来的影响，我能做到这个就可以了。
崔健：艺术家的属性应该是能量属性。如今广告音乐，再加上标准的“奶嘴”市场音乐，你孤独了我就给你孤独的音乐，算出来给你听。给你时尚，给你排行榜。艺术家一生追求的，是创作出有永恒价值的作品，而时尚正好相反，只要有两个月的价值就够了。他是为了商业，为了广告，为了生存，为了养家让孩子上学，他说出一万个理由，没有一个跟艺术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属性紊乱，跨越自己的属性去获取另外的东西，勾兑都是我看不惯的。所以我说我应该去演讲，大家越能同意我的观点，这个世界越和平。现在中国有交叉学院和混沌学院，但我认为应该再有一个属性隔离学。职业上广泛的开放，属性上严格的隔离，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千万别想着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隔离能力的人，一定会造成社会混乱。大家属性划分了以后，世界就和平了。
田川：我觉得您还挺理想主义的。
崔健：恰恰不是，这跟乌托邦不一样，乌托邦是个污名。
田川：我的意思是您将希望寄托在每个个体身上，它需要每个人都高度文明化。
崔健：没错，每个人都需要。只不过我们常常认为解决问题的是“高高在上”的人，忘记了最简单办法是我们自己解决。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恰恰有最好的机会，如果这个时候哑音了，你可能就失去了最能发光的时机。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到了必须表达的年纪。过去可能羞羞答答，但现在我认为应该多跟人分享，不必过于在意其他方面的得失，到时候了。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作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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