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美术》选登 | 书法研究的多重空间——《唐太宗及其书法研究》绪论

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盛世受学界关注颇多，唐朝书法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亦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且相关的研究成果俯拾即是。关于唐太宗的研究，相对来讲，学界对其政治方面和诗歌方面的研究着墨较多，对其书法艺术研究相对较少。而研究唐太宗书法的学者却多偏重于关注唐太宗书法作品的技法分析、书论思想的嬗变、书法对后世帝王的影响等与书法相关的方面，却较为忽略了其作为帝王，政治思想、文治主张、诗歌艺术与书法的内在关联，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文化传承的渊源等因素对初唐乃至整个时代的影响，因而对于有价值的“问题”也就难以深入挖掘，因此，关于唐太宗及其书法艺术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书法研究空间渐趋多重化。学术界关于书法的研究，以往多以书家的个案研究为主，如“以近几十年出版的书法史专著和书家的专题研究为例：所有的士大夫书家都是生卒、家世、简历、撰著、作品的模式，可谓千人一面，这是从史学移过来的方法。”[1]这种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的书法史抑或书家的个案各有优劣：益处是资料扎实，史料丰富，考证详实等，令读者对书家的生平事迹等一目了然。弊端为研究角度过于传统，论述方式过于平面化，面面俱到而缺乏重点突破，且缺少新颖的阐释方式和拓展空间。因此，对书法的本体研究以及单纯从书法到书法的研究策略似乎有些难乎为继。然而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科的日渐完善与不同学科的交叉发展，从事研究书法人员的身份亦随之多重化，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与书法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去寻找书法研究的生长点，继而拓展书法这门学科发展的多重空间，如书法与文学、书法与政治、书法与制度、书法与宗教、书法与地理、书法与传播等角度。这种文史哲并存、多门学科贯穿交叉发展的学术格局渐趋形成，因此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蔚为大观。然而相对来讲，学术界关于书法与政治之关联的研究专著却相对较少，而本论唐太宗及其书法艺术的研究即以此角度为切入点进行了阐释与解读。

其次，学术思想为政治统治所导向。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言“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而作为文学艺术门类的书法艺术更是如此。纵观中国书法史，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书法艺术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演变历程，然而影响其发展演变的因素却不胜枚举。尤其在古代时期，帝王的政治权力和文化策略对书法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甚至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展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帝王的政治策略以及审美好恶。而在中国历史上，历数帝王对书法艺术之推崇，并制定一系列政治决策制度，对书坛造成重大影响且福泽后世的应以“帝王书家第一人”唐太宗为最了。从政治学的角度言，“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2]唐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其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具有较长的稳定性，然易主频繁，先后有二十一位皇帝执政。其中，唐太宗执政期间所制定的一系列文治政策不仅造就了书法盛世，为盛唐书法的到来夯实了基础，而且功泽后世，其制定的书法政策及取得的“书坛效应”亦影响甚至决定了书法几百年的发展趋势，此后虽有帝王小有作为，然与太宗功绩不可同日而语。从此角度论，唐太宗对书法艺术的筚路蓝缕之功可见一斑。

再者，政治文明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关联密切且相辅相成。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制保障。而文学艺术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基本上离不开政治文明作为保障的影响。研究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不能不首先考虑那些虽然在表面上独立于政治现象，却对政治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文化及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外部要素。而那些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及其创造的各种组织机构、管理制度、思想意识、精神文化及政治活动等内容，构成了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3]其中，尤以主政者“政治人”为主导力量，因其作为主政者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政治文明的范例。而本研究就是以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唐太宗为论述对象，对构成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即影响初唐书法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有关唐太宗制定的书法政策、设置的机构以及相关的书法现象、书法活动等进行研究，具体如隋唐书法发展的政治文化诸因素、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政治体系和文化审美对初唐的影响，唐太宗的政治理念与文治主张的来源及嬗变，唐太宗的三教政策对书法之影响，唐太宗的书学观念与艺术实践，唐太宗与书学设置、书法鉴藏及相关活动，唐太宗与贞观书家的升降隆替，唐太宗与王羲之及《兰亭序》艺术范式的确立，以书致治：唐太宗与七至十世纪书法的嬗变等等问题。通过对政治主体的研究反观政治、制度、文化对书法的影响，此为本研究所要解读的内容文本。因而，本研究所论主要分为以下三方面：“点”的考察：以唐太宗作为关键线索的中心考察；“线”的考察：以历史发展贯穿事件关联的纵向考察；“面”的考察：以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等的横向考察。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以唐太宗为切入点，将其置于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架构中，着重研究了南北朝、隋唐历史进程中政治制度、文化体系的变迁以及文艺思潮的流变对唐太宗的政治理念、文治主张、书学观念及书法实践的形成与嬗变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赜“政治”与“文化”背景下唐太宗的政治理念和文治主张对初、盛唐乃至中、晚唐书法艺术的重要影响，进而揭示了政治、文化与书法艺术之关联，并总结了唐太宗在中国书法嬗变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此外，书法艺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技艺，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由于面临的境遇不同，其所承载的意义和折射的观念亦不同。在唐朝，书法文化作为唐太宗构建政治形态的一部分，作为封建王朝获取文化正统地位的途径，太宗即位之初留心翰墨目的即粉饰治具和润色太平，《宣和书谱》有言：“方天下混一，四方无虞，（唐太宗）乃留心翰墨，粉饰治具。”米芾《书史》：“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无他好，留意翰墨，润色太平。”因此，唐太宗主要从政权得失的角度考虑艺术问题，着眼点在于艺术是否有益于政教上，这从其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书法的政策可管窥。但是过于将文学艺术政治化，将书法当作政治的附属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束缚书法自身发展的本性，亦会影响书法艺术的正常发展，并造成诸多弊端。如首先唐太宗政治统治的北朝化与文学艺术的南朝化之矛盾。太宗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领导者，其在政治制度方面秉承的是西魏北周以来的统治理念，然初唐的典章制度却多源于东晋南朝，二者之间未能协调发展。其次，由于唐太宗身份的特殊性，即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和作为文艺家的唐太宗，其审美主张和旨趣在面临不同身份和层面时表现有所不同。从作为帝王代表的国家层面上论，政治家的唐太宗主张文学艺术要有益于政教，提倡“裨于政理”的文艺思想。而作为文艺家的唐太宗却喜好南朝绮靡华艳文风，推崇陆机、庾信南朝文学和王羲之南朝书风等，二者之间存在着错位发展。再者，唐太宗个人的好恶和审美主张影响甚至左右了初唐文艺的发展趋向。如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专崇王羲之，虽奠定了羲之“书圣”地位，然亦有弊端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书法艺术的正常发展！

如上所述，唐太宗作为一代英主，虽然在早期的政治文化建设方面功过皆有，但是其在贞观后期能匡正自我，积极寻找方法以解决上述存在的诸多矛盾。如在政治统治的北朝化与文学艺术的南朝化方面，唐太宗因势利导，让士人们有分析地对待南朝文学的传统以更好地与政治统治相协调。具体乃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和作为文艺家的唐太宗在文学方面提出反绮艳并主张“文质并重”[4]文学观，在书法方面主张南北书法“中和”的书法观，在音乐方面主张“乐在人和”的[5]音乐观等，使其政治主张和个人审美得以协调发展，进而相得益彰、互为裨益，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