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文：
作者简介：玛丽·L·特朗普（Mary·L·Trump）为川普大哥的女儿，拥有德纳高级心理学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教授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她和女儿住在纽约。
第十二章 崩塌
我拿着电话坐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事情完全超过了我能处理的范围。
我拨通了哥哥的电话。听到他声音的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哥哥又打电话给祖母，尝试着解释清楚我们真正的诉求，但不过是把刚刚我和祖母之间的对话重演了一遍。祖母对他的临别赠言略有不同，她对哥哥说：“你父亲死的时候，连两个铜子儿都拿不出来。”在我的家族里，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钱是唯一的货币，那它就是衡量价值的唯一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像我父亲那样成绩寥寥的人是无足轻重的，即使他恰好是你的儿子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甚至，如果我父亲死时身无分文，他的子女也无权得到家族的任何财产。
祖父完全有权利在他觉得合适时更改遗嘱，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也应该严格遵照祖父的指示行事，尽管他们谁都不如我父亲更配得到祖父的财产。如果不是投胎时走运，他们都不会成为百万富翁。毕竟一般情况下，检察官和联邦法官可买不起棕榈滩两千万美元的别墅，行政助理也无法在南安普顿拥有周末别墅（不过公平点说，除了我父亲之外，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确实是所有兄弟姐妹中唯二不在家族企业工作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表现得好像祖父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赚来的，并且觉得这些钱和他们自己的价值紧紧相连，因此让他们放弃任何钱都是不可能的。
在欧文的建议下，我们联系了杰克·巴诺斯基（Jack Barnosky），他是拿骚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法雷尔·弗里茨律所的合伙人。杰克这个人有点自负，但他接受了我们的咨询，给出的对策是：要证明我祖父弗雷德1990年签署遗嘱时头脑不清醒，受到了孩子们的不当影响，因此那份遗嘱应当被推翻。我们和遗嘱执行人见面后不到一周，杰克就收到了卢·劳里诺（Lou Laurino）的来信。劳里诺是个身型矮小精壮的男人，负责代理祖父的遗产。自我们出生以来，特朗普集团就一直为我们提供医疗保险，但现在却撤销了。特朗普家族的每个人都有这份保险，我哥哥就是靠它来支付我侄子的巨额医疗费。威廉第一次生病时，罗伯特曾向弗里茨承诺，他们会处理好一切，弗里茨只要把账单送去就可以了。
撤销我们的保险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徒增我们的痛苦和绝望。威廉虽然那时已经出院，但仍然频繁发病，多次出现严重的心脏骤停，幸好及时进行了心肺复苏，否则已经丧命了。他仍然需要24小时的医护服务。
保险被取消的事家族里的人都知情，但却无人反对。祖母和其他人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病入膏肓的曾孙很可能一辈子离不开昂贵的医疗护理，却依然无动于衷。
弗里茨和我别无选择，只好又发起了一场诉讼，要求他们恢复威廉的医疗保险。这需要照顾威廉的医生和护士提供证词和宣誓书，整个过程费时费力，最后还要出庭作证。
为他们撤销保险的行为辩护的是劳里诺。他先声称我们无权期望保险永久有效，那只是我祖父出于善意赐予我们的礼物。然后，他对于威廉的病情轻描淡写，并坚持说那些24小时照顾威廉、不止一次救了他的护士只是“高价的保姆”，还说如果弗里茨和丽莎担心他们的小儿子再次发病，就该去学习心肺复苏术。
这次取证完全没有帮到我们。我简直无法相信杰克的表现那么糟糕，他不仅不追问，还在法庭上走神。我和弗里茨为他准备了一长串的问题清单，他却几乎没有提及。罗伯特也比我上次和他交谈时疏远了很多，他重申祖父之所以剥夺我们的继承权，主要是因为他厌恶我们的母亲；玛丽安娜愤怒地称呼我和我哥哥为“缺席的孙辈”。我回忆起去看望祖母时玛丽安娜给家里打的那些电话，恍然大悟为什么她从来不曾让祖母代她跟我打招呼。她还说，祖父觉得我们兄妹从来没有和祖母相处过，因此才对我们大发雷霆，这话完全置过去十年的情况于不顾。显然，祖父还曾讨厌弗里茨从不打领带，讨厌我十几岁的时候穿松垮的毛衣和牛仔裤。当唐纳德作证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记不得了，他不止一次用这种“战术性失忆”逃避责任和拷问。他们三姐弟在证词中都声称，我祖父在去世前一直“很精明”。
注：弗雷德（1905年10月11日－1999年6月25日）在1990年代初就患老年痴呆症，去世前已经患病六七年。
那时，我姑姑伊丽莎白碰到了一位家族里的朋友，那位朋友后来把他们两人交谈的内容转述给了我哥。当时姑姑问这位朋友：“你知道弗里茨和玛丽在做什么吗？他们只关心钱！”遗嘱当然与钱有关，但对于我们这个只有一种标准的家族来说，遗嘱也与爱有关。我想姑姑可能已经想明白了，她其实没有任何权力，除了我和我哥，其他人都不在意她的看法。但她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一点还是很伤人，毕竟一个沉默没有任何权力的盟友也好过什么都没有。
差不多两年后，我们的法律账单不断增加，和解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只能决定是否要将家族告上法庭。开庭审理要消耗巨大的精力，需要当事人极度专注，这是我哥哥无法保证的，因为威廉仍然病得很严重。因此我们勉强决定和解。
但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拒绝和解，除非我们同意让他们购买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集团20%的股份和“无价”的租约。
我的姑姑叔叔们向杰克提交了财产评估报告，杰克和劳里诺利用报告里那些数据（真实性存疑）算出了和解金额。杰克告诉我们，如果不走庭审程序，那个数字就是我们最好的结果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这事无凭无据。还有，你祖父的遗产其实只值三千万左右。”三千万只是罗伯特1999年泄露给《纽约时报》的估价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个估价本身只有遗产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
弗雷德无疑相信我父亲获得了和唐纳德一样的工具、一样的优势和一样的机会。如果父亲把这些都丢掉了，也不是祖父的错。如果不是他们，我父亲会继续成为一个糟糕的赡养人，父亲在世时没把信托基金挥霍完，我和哥哥应当庆幸才是。不管之后我们经历了什么，都与祖父无关。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无权奢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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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还未结束，我收到了祖母去世的消息。祖母经历了短暂的病痛之后，于2000年8月7日在长岛犹太医疗中心（祖父病逝的同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8岁。
我想如果我知道她病了，一定会去看她。但她生前并没有要求见我，这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依依不舍”。在上次电话交谈后，我和祖母再也没有说过话，我也没有再和罗伯特、唐纳德、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说过话，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试着联系他们。
弗里茨和我决定去参加祖母的葬礼。我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于是站在了马布尔学院教堂后面的备用间，和唐纳德的几个保安一起在电视上观看了葬礼。
和悼词相比，反倒是没有直说的话更引人关注。悼词里对于我的祖父母在天堂团聚的情形有诸多猜想和勾勒，但却完全没有提到我的父亲——他们死去近27年的大儿子。他甚至没有出现在祖母的讣告中。
祖母去世几周后，我收到了一份她的遗嘱副本。这份遗嘱简直是我祖父遗嘱的复制版，不同点只有一处：概述孙辈所得遗产的部分删除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我父亲和他这条支系已经完全从家族中抹去了
第四部分 最糟糕的投资
第十三章 政事即私事
再次与家族的人见面已是近十年后。2009年10月，我应邀参加表妹伊万卡与贾瑞德·库什纳的婚礼。请柬是用特朗普集团钟爱的加厚信笺印刷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收到请柬。
我乘坐豪华轿车从长岛的家一路行驶近唐纳德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会馆，会馆看起来和祖父母曾经的宅邸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招待员给我们发了黑色的披肩，我披了一条在肩膀上，这才稍觉安心。
户外仪式在一座白色的大帐篷下举行。鎏金的椅子成排摆放在镶着金边地毯的两侧，扎满了白玫瑰的传统犹太式华盖有我的房子那么大。唐纳德戴着圆帽稍显笨拙地站着。贾瑞德的父亲查尔斯三年前才从狱中获释，在新人宣誓前，他起身对大家说，当贾瑞德第一次向他介绍伊万卡时，他曾认为伊万卡永远不会优秀到可以加入他们的家庭。伊万卡承诺皈依犹太教并努力做到之后，他才开始觉得伊万卡配作他的儿媳妇。查尔斯曾雇佣妓女勾引自己的妹夫，录下了他们幽会的录音，并在外甥的订婚派对上把录音发给了自己的妹妹。他就是因此获刑入狱的。鉴于此，我觉得他的高傲有些过分。仪式结束后，我和哥哥、嫂子进入会所。
在会所的走廊上我看到了罗伯特叔叔。上次和他说话是在1999年，当时我告诉他我正和弗里茨聘请律师争取祖父的遗产，他听后挂断了我的电话。而这次当我走向他时，他竟冲我微笑，不禁令我大吃一惊。他微微倾着身子——即便我穿着高跟鞋他还是比我高很多——非常“特朗普式地”和我握手并行了吻面礼。
“亲爱的！最近过得好吗?”他爽朗地招呼我。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我们家族应该不该再疏远彼此了。”说罢，他踮脚一跃，一只手握拳锤进另一只张开的手掌中，这动作是在模仿祖父，但不太像。
“听起来不错。”我回应说。互相寒暄了几分钟后，我走上楼梯，来到鸡尾酒会，发现唐纳德在和一个人说话，那人我认识，是个市长或州长，但我想不起他究竟是谁。
“嗨，唐纳德，”我一边走向他们一边说。
“嗨，玛丽！很高兴见到你，你看上去气色真好。”他像罗伯特一样和我握手，并吻了吻我的脸颊。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我俩之间的氛围愉悦得体，这让我很欣慰。确定了这一点后，我把位置让了出来，因为身后还排着长长的一队人，其中一些正等着祝贺这位新娘的父亲。那时《学徒》刚刚播完第八季，所以许多人也可能只是为了和特朗普一起拍照。我走开时，特朗普在身后冲我说：“玩得开心。”
鸡尾酒会是在一个巨大的宴会厅里举行的，距离餐前甜点供应处有一段距离。走过去的路上，我远远看到姑姑伊丽莎白在追赶她的丈夫。我向她招手，她也向我挥了挥手说：“嗨，我的小甜心。”但她没有停下追赶的脚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我走过遍地插满的彩旗和高度抛光的舞池，终于在舞厅外围的第二代堂或表兄妹那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远处偶尔传来直升机起降时旋翼发出的“呼呼”声。
上完第一道菜后，我决定去找玛丽安娜。我绕过桌子时，唐纳德上台敬酒。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在说谁，我会以为他在给他秘书的女儿祝酒。
注：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荤段子。川普除了在电视上说关于伊万卡的荤段子外，还在白宫说关于女儿的荤段子，逼得白宫幕僚长提醒他伊万卡是他女儿。
我找到了玛丽安娜，停下了脚步。但直到我走到了她面前她才看到我。如果没有她的同意，我和弗里茨不会被邀请参加伊万卡的婚礼。
“嗨，玛丽安娜姑姑。”
她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我是谁。“玛丽，最近过得好吗？”她没有笑，表情很僵硬。
“挺好的。我女儿刚满八岁，还有……”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
她当然不知道我有个女儿，不知道我是在祖父的葬礼后，和前妻结婚一起抚养了这个孩子，后来又离婚了；也不知道我最近刚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但她表现得好像因为不知道这些而受到了侮辱。后来，我俩简短的谈话依然紧张。她提到伊凡娜（注：川普的第一任妻子，伊万卡的母亲）错过了伊万卡的单身告别派对，但又嘀咕说不能讨论其中的缘由。
我回到了座位，发现自己点的素食还没有上桌，于是又点了一杯马提尼作为替代。有橄榄就够了。
过了一会，我看到玛丽安娜神情坚定地朝我们走来，仿佛在执行任务。她径直走到我哥哥面前说：“我们需要进房间谈点事情，”然后示意我也要去，“我们三个人。”
伊万卡和贾瑞德的婚礼结束几周后，我和弗里茨在玛丽安娜位于上东区的公寓见到了玛丽安娜和罗伯特。我不知道罗伯特为什么会在那儿，但我想，也许他打算践行他所说的“家族疏远时效已过”。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不太确定了。我们没有讨论任何相关的话题。正当我们坐在客厅欣赏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绝美景观时，玛丽安娜提到了那场诉讼，她管它叫“崩塌”。但其他人似乎都不想接话。
罗伯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我祈祷终于可以开始谈正事了。但罗伯特却讲了一个故事。
当时的十年前，罗伯特还在大西洋城为唐纳德工作。当时唐纳德的财务状况很糟糕，投资人遭受重创，银行跟在后面催债，他的个人生活也一片混乱。当境况糟糕到极点时，唐纳德给罗伯特打了电话，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
“罗伯特你听我说，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怎样结束，但过程真的太艰难，我可能会突发心脏病死掉。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希望你能确保玛拉（注：川普第二任妻子）的安全。”
“当然。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给她一千万美元。”
我正想着：天哪，那可是一笔巨款啊！但同时却听到罗伯特说，“抠搜的混蛋。”
罗伯特一边回忆一边笑，而我坐在那里整个人惊呆了，无法想象他们到底多有钱。最后我听说，1000万美元应该是我祖父当时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注：那时川普接连破产，家产败光了？）
玛丽安娜接着说：“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唐纳德还打电话对我说，我是他最喜欢的三个人之一。他显然忘记了他有三个孩子。”(那时，蒂凡尼和巴伦还没出生。)
那次之后，我和哥哥再也没有见过罗伯特，但偶尔会和玛丽安娜姑姑吃午饭，有时三人一起，有时各自单独见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了解姑姑。自从我开始写关于唐纳德的书以来，我再也没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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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距离→姑姑4月份的生日派对已经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正在客厅系鞋带，门铃响了。平时我几乎不接门铃，因为大概率是耶和华教或摩门教的传教士，或是有人要我签署请愿书。但那次我却鬼使神差地开了门。
唯一记得的是当我打开门时，门口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人，她留着金色卷发，戴着黑框眼镜，身上的卡其布衫、纽扣衬衣和斜挎包表明她不是洛克菲勒中心的人。
“您好，我叫苏珊娜·克雷格，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记者们已经很久不联系我了。除了来自《琼斯母亲》的大卫·康恩和《前线》的某个记者之外，唯一在选举前给我留言的是《内幕新闻》（Inside Edition）的记者了。在2016年11月之前，我要说的任何有关唐纳德的话都不重要，怎么还会有人要听我的意见？
这种徒劳的感觉让我很恼火，于是我对她说：“你就这么来我家是不妥的。”
“我理解，非常抱歉。但我们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特朗普家族财务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我们相信您一定可以帮到我们。”
“我不能和你讲话。”
“请至少收下我的名片。如果您改主意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不和记者讲话。”我这么说着，但还是收下了她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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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我的左脚第五跖骨骨折，之后的四个月只能像囚徒一样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时脚始终要高高翘着。
那时，我收到了苏珊娜的来信，信中她重申相信我能提供有帮助的文件资料来“改写美国总统的历史”。我没有理会，但她却坚持给我写信。
之后的一个月，我每天瘫在沙发上刷推特，背景新闻不断更新，我眼看着唐纳德破坏规矩、陷联盟于危机之中、践踏弱势群体。唯一让我震惊的是，竟有越来那么多人愿意支持他。
看着民主在瓦解，人们的生活也因为我叔叔的政策而分崩离析时，我不断回想起苏珊娜的信。于是我找出了她的名片，给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帮忙，但手里已经没有和多年前那场诉讼有关的资料了。
“杰克·巴诺斯基可能还留着一些资料。”苏珊娜说。
十天后，我动身前往杰克的办公室。
法雷尔·弗里茨律所的总部位于两栋有着蓝色玻璃墙的矩形建筑中的一栋里。刺骨的冷风从两栋楼之间开阔的停车场呼啸而过。入口附近无法停车，所以找到停车位后，我花了十分钟才拄着拐杖来到大厅，乘坐扶梯和在大理石地板上行走时都格外小心。
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疲惫不堪，燥热无比。30只纸箱摆满了两面墙和一个书架，除此之外，房间里就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杰克的秘书友善地拿出了一叠纸，一支笔和一些回形针。我放下包，把拐杖靠在墙上，瘫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箱子全都没有标签，我不知道该从哪里找起。
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熟悉箱子里的东西并编制了一份清单，期间不得不坐在椅子上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还要单腿站着把箱子抬到桌子上。杰克路过时，我已是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他提醒我不能把任何文件带出房间。他说：“这些文件也同样属于你哥哥，我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让你带走。”这根本不是事实。
当他转身离开时，我在他身后喊道：“杰克，你等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决定和解这场官司来着？”
“因为你很担心费用问题。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办案子不靠侥幸。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那都拿不出实在的证据。再说了，你祖父的遗产只值三千万美元。”这和近2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对我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哦，好吧。谢谢你。”那时，我手里攥着的文件可以证明，祖父去世时，其遗产的价值实则已经接近十亿美元，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确定杰克已经离开之后，我把祖父遗嘱的复印件、装有诉讼所有证词的软盘，以及祖父的一些银行记录塞进包里带走了。这些文件都是诉讼的一部分，我依法有权拥有。
第二天，苏珊娜来我家取文件，并送来了一部一次性手机，这样我俩就可以更安全地交流了。我们不冒任何风险。
在我第三次探访法雷尔·弗里茨律所时，我有条不紊地检查了每个箱子，发现所有文件都有两份拷贝。我向杰克的秘书说明了这一点，并建议既然备份够多，拿走文件就不需要征得我哥哥的同意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我会给他留下一套文件，以备不时之需。
我刚开始对着《时代周刊》所需的材料清单找文件，就收到了杰克的信息，他说只要我留下一份备份，其他想要什么都可以带走。对此我毫无准备，因为我原本计划带着能“偷”出来的东西，1点钟在家里和苏珊娜以及她的两位同事——拉斯·布特纳（Russ Buettner）和戴维·巴斯托（David Barstow）——见面，他们也和苏珊娜一样在忙活文章的事。我给苏珊娜发了短信，告诉她我晚些才能到。
三点钟，我开车到楼下的装货处，把19个箱子装进了卡车后厢。卡车是借来的，因为我车子的离合器坏了。
当我开上行车道时，天色刚刚开始变暗。苏珊娜三人在戴维的白色SUV里等我，那辆SUV上装饰着一对驯鹿角，护栅上还安着一个巨大的红鼻子。当我把箱子给他们看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互相拥抱。几个月来我从没那么开心过。
苏珊娜、拉斯和戴维离开后，我精疲力竭地松了一口气。那几周真让人头晕目眩。我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自己在冒多大的风险。如果家里人发现了我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有所反应。虽然我知道他们的报复心很强，但无法估量后果究竟会有多严重。与他们已经做的事相比，其他任何事都是小巫见大巫。我终于感觉自己也许能有点作为。
过去，我做不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所以也就没有怎么努力过，因为我觉得把事情做好或积善行德都没用，不管做什么都要极度不凡才可以。你不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检察官，而必须是全国最好的检察官，必须是联邦法官；你不能只是开飞机，而必须在喷气时代刚刚到来时就成为某大型航空公司的专业飞行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归咎于祖父。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祖父只将“最好”的期望寄希望于我的父亲（他已经失败了）和唐纳德（他已经疯狂超过了祖父的期望）。
当我终于意识到祖父并不在意我的成就和贡献，我不切实际的期望只是自我麻痹时，我仍然坚信只有做一件大事才能“重回正轨”。在帮助叙利亚难民的组织里做志愿者还不够，我必须把唐纳德斗垮。
注：做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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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束后，唐纳德给玛丽安娜姑姑打电话，表面上是想知道姑姑觉得他表现如何。当然，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否则根本不会打这个电话。他只是想让姑姑肯定他表现得很出色。
当玛丽安娜姑姑说“不太好”的时候，唐纳德立刻开始攻击她。
注：当家族人得知川普当选总统，很多人感到恐慌。因为他们最清楚川普的德行。
他说：“你真恶心。”玛丽安娜似乎能看到他脸上的冷笑。然后，他像无事发生一样问她：“玛丽安娜，要不是有我，你能有今天？”这话很得意。玛丽安娜的第一个联邦法官职位是拜唐纳德所赐，因为→罗伊·科恩多年前就在帮他俩的忙。（注：罗伊·科恩是神通广大、臭名昭著的律师）
但我姑姑一直坚持认为，她是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法官的职位，于是反击说：“你敢再说一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但这句威胁毫无震慑力。虽然玛丽安娜自称，唐纳德在这个世界只会听她一个人的话，但那些日子早已过去，这个事实在不久后的2018年6月就得到了证明。在唐纳德与朝X那位强人举行首次峰会的前夜，玛丽安娜给白宫打了电话并给他的秘书留了条消息：“告诉他，他的姐姐打过电话，想要给他一些建议。一定要他做好准备；要向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多学习；另外，让他远离丹尼斯·罗德曼，别玩推特。”
注：川普曾经在1999年加入了改革党，并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但后来退出了。他的竞选搭档是前NBA球星丹尼斯·罗德曼。
但唐纳德全然不听。第二天，《政客》杂志网站的头条是“特朗普称，与鑫的见面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已做好准备’。”如果玛丽安娜姑姑曾经对她这位弟弟有任何的影响力，如今早已消失了。除了生日时必不可少的祝福电话，他们之后就没怎么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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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几位记者撰写文章时，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参观我祖父的房子。2018年1月10日上午，他们开着戴维的SUV来牙买加火车站接我，车上的鹿角和红鼻子装饰依然在。我们从海蓝德（我长大的地方）开始看起。那一整天，我们在雪地里、斑驳的冰块间穿行，努力想尽可能多地参观“特朗普帝国”。
九个小时后，我们还是没能把所有地方看完。我已经把拐杖换成了手杖，但回到家后仍觉得身心疲惫。我尝试去理解所看到的一切。我一直都知道祖父拥有很多房产，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一些房产我从未听说过，但它们当中有20%曾为我父亲所有。
2018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近1.4万个单词的文章（注：中文大约2万字），揭露了我祖父、姑姑和叔叔们从事的一系列秘密欺诈和犯罪活动。这篇文章创下了该报单篇报道字数的历史之最。
从这篇石破天惊的报道中，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我家族的财务情况，那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注：《纽约时报》在该报道中称，特朗普家族有严重的欺诈行为，唐纳德在20世纪90年代从他父亲的房地产帝国那里至少获得价值4.13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涉嫌逃税。弗雷德通过开设空壳公司，用贷款或礼物的形式将资产转移他的后代手中，以避免缴税。该书作者玛丽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可想而知，唐纳德的律师查尔斯·J·哈德否认了文章中的指控，他说：《“纽约时报》关于欺诈和逃税的指控完全是虚假的，诽谤性极强。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欺诈或逃税。”
但调查记者摆出了一个杀伤力很强的案子。在祖父弗雷德的一生中，他和祖母给孩子们转了数亿美元。祖父在世时，仅唐纳德一人就获得了4.1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合理渠道获得的，比如一些他从未偿还的贷款，从未到期的房产投资，还有一些从未缴税的捐赠。这还不包括他从祖父变卖的“特朗普帝国”财产中获得的1.7亿美元。文章中提到的金钱数额令人瞠目结舌，让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特朗普四兄妹受益几十年。我父亲早年明明也享有这些财富的一部分，但三十岁时的他却身无分文。我不知道他的钱去哪了。
1992年，也就是唐纳德试图在我祖父的遗嘱上添加附录来将他的手足排除在外的两年后，唐纳德四兄妹突然又彼此需要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一生都将几位子女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如今四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护他们的遗产不受政府干涉。
弗雷德的律师建议他在去世前把家族庞大产业的控制权转手给孩子们，以减少遗产税，但弗雷德拒绝了。这意味着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要承担数亿美元的遗产税。除了几十栋楼外，祖父还攒有巨额现金。他的房产没有负债，并且每年都能带来millions（注：数百万到数亿）美元的新收入。
对此，姐弟几个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了一家“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那时候，祖父其实已经遭到了排挤，不是因为他可能会反对孩子们的计划，而是因为他的痴呆症日益严重。而且由于我父亲已经去世很久，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我和弗里茨的受托人，但却没有人强迫他们履行对我们俩的义务。把我们兄妹俩踢出圈子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我的姑姑和叔叔们几乎和祖父一样讨厌纳税，成立公司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把巨额的捐赠金伪装成“合法的商业交易”，从特朗普集团非法吸取资金。这种手法非常有效，以至于1999年弗雷德去世时只剩190万美元的现金，手中最大的一笔资产是唐纳德签给他的1030万美元的借条。据说，第二年祖母去世时，我祖父母的遗产总值只有5180万美元，但考虑到4年后，唐纳德他们以7亿多美元的价格变卖了特朗普帝国，5180万美元的说法真是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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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对唐纳德的投资从短期看是非常成功的。在唐纳德“事业”的关键期，祖父总会极具战略性地拨给他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有时候，那些资金帮助唐纳德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和一贯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则为唐纳德买来了成功和种种恩惠，并且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他的保护伞。弗雷德就是这样大手出钱，在唐纳德借助他获得的荣耀中沉醉。他知道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慷慨解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对此他很满意。祖父其实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的帝国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从长远来看，祖父其实失去了一切。
每当我和哥哥与罗伯特见面讨论祖父的遗产时，罗伯特都会强调要尊重我祖父的遗愿，不让我们得到任何东西。然而，当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幸存的特朗普四姐弟却毫不犹豫地做了我祖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唐纳德宣布他想出售特朗普帝国时，无人反对。
2004年，祖父花了70多年时间建立的帝国的绝大部分以7.05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鲁比·施朗（Ruby Schron）。为施朗出资的银行给这些房产的估价为近10亿美元，所以我的叔叔唐纳德，这位所谓的交易高手，一下子就折损了近3亿美元。
大量变卖房产是战略上的失败，最明智的做法其实是让公司保持原样，这样一来，四姐弟每个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每年赚500万到1000万美元。但唐纳德需要大量的现金，相比之下，这个数额微乎其微，即使每年都能挣这么多，也无法阻止唐纳德卖掉房产。
他们原本也可以将楼房和建筑群单独出售，那样一来，总售价将大幅提升，但过程却很漫长。唐纳德的身后有大西洋城的债权人步步紧逼，因此他不想再等了。另外，想把几十笔买卖的消息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一次性完成交易，并且要尽可能快、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成功了。这可能是唐纳德进行的房地产交易中唯一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的一次。不管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们都默默咽下了。即便是现在，玛丽安娜明明比特朗普大了近10岁，也比他更聪明、成就更高，但还是会听他的安排。用她的话说：“唐纳德总是能得偿所愿。”另外，他们谁都无法冒险等待；因为他们都清楚整件事的内情，那家“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就是关键。
卖来的钱分成了四份，他们姐弟四人每人拿到了约1.7亿美元。这对于唐纳德来说依然不够。也许他们四个都觉得不够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是够的。
注：川普四姐弟排除川普的大哥（一支）瓜分父母的遗产，每人可以多得1/20（/4-1/5）的份额，即约3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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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距离《纽约时报》发表那篇文章不足一个月。我去拜访玛丽安娜姑姑时，她说纽时记者戴维·巴斯托（注：见前文）联系过她。戴维曾一路跟踪我祖父的老会计师杰克·米特尼克（现年91岁）来到了佛罗里达州某处的养老院，笃信爆料一定是从杰克那儿走漏的。玛丽安娜推翻了他的猜想，并表示那篇文章只是关于1990年有关遗嘱附录的争议。不过，如果她的确和巴斯托谈过，她一定知道他们的调查已经深入到了“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开始调查公司可能存在的税务欺诈。但她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而如今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我很好奇她和罗伯特为什么没有尽力劝唐纳德不要竞选总统，毕竟他们肯定想过，当上总统的唐纳德（以及他们自己）将不能继续逃避审查。
文章刊出后不久，我又见到了玛丽安娜。她对于文章中的内容全盘否认。毕竟，她当时只是个“女孩”。有张纸放在她面前需要她签名，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便签了。她说：“这篇文章里的事可以追溯到六十年前。你知道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法官。”说得好像调查也是在六十年前完成的一样。虽然法院已经对她受到的指控展开了调查，但她似乎不担心会有什么影响，唯一必须做的就是用退休了结一切。她也确实这么做了，从而保住了每年20万美元的退休金。
在这期间，她的怀疑对象从年老体弱的杰克·米特尼克变成了她的大表哥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约翰是我祖父的姐姐伊丽莎白（注：唐纳德爷爷的长女，同唐纳德的奶奶同名，见→连载2）的儿子，已于当年（2018年）1月份去世。我对玛丽安娜如此轻易地下了这个结论感到震惊。约翰和我祖父并肩工作了几十年，从祖父财产中获得了巨额利益，深度参与了“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的事务，而且据我所知，他一直很忠诚。玛丽安娜姑姑会怀疑到他让我觉得很奇怪，虽然她的怀疑对我是有利的。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约翰的讣告中没有提及唐纳德。这个疏忽很严重，因为约翰一直对特朗普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并对自己与特朗普集团管理层的关系为傲。
更惊人的是，玛丽安娜似乎不觉得文章中的内容会令我不安，仿佛她也已经相信了那个真相被抹杀、历史被改写的事件版本。她根本没有想过这些爆料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唐纳德四姐弟用可能是偷来的巨款在祖父的遗产问题上与我们兄妹相争，把我们俩的合伙份额大幅贬值（我现在才第一次明白这一点），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显得他们病态般的小肚鸡肠；而他们对待我侄子（注：威廉→出生不久患癫痫病）以及我们医疗保险的态度更是无比残忍。（未完待续）
注：2020年作者出版本书时，她的哥哥弗雷德·C·特朗普三世（注：作者一直叫他弗里茨）却批评妹妹背叛家族利益。2024年7月30日，弗雷德·C·特朗普三世出版新书《全家福：特朗普家族和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书中特朗普三世揭露叔叔唐纳德除了口出“黑鬼”外，还说弗雷德患病的儿子威廉应该去死，这话让他彻底心里发凉，认清了叔叔的本质，也为自己当年指责妹妹玛丽而后悔。
他在接受ABC采访时透露：
“我叔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大约 12 次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为患有复杂残疾的人发声。”
“2020 年 5 月，这场集会最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唐纳德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亲切。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在场，包括我们带下来的那群人。’”
“我回见唐纳德，然后他就说，‘这些人，花费这么多。他们就应该去死。’”
其实，川普对残疾人的歧视早就是公开的。尤其是他对残疾军人的歧视和冷酷，令他身边的幕僚感到震惊。
唐纳德以弗雷德为榜样，凭借其兄弟姐妹们的同谋、沉默和不作为，毁灭了作者兄妹的父亲。
而玛丽兄妹不能再让唐纳德毁掉他们的国家和世界，所以玛丽在2020年揭露叔叔支持拜登，2024年弗里茨站出来揭露叔叔支持哈里斯。
承受巨大心理、伦理、政治和安全压力，他们兄妹冲破重重阻碍，向世界揭露出唐纳德的真实面目，让世人得以站在其家族内部这个角度目睹唐纳德的“庐山真容”。玛丽的远见实在令人惊叹（见→连载1文末视频），不愧为杰出的心理学家。
在此笔者向他们兄妹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堪称壮举，正是他们参与拯救美国，拯救真相！
俄乌相关：昨日川普同泽连斯基在纽约见面，川普仅仅是在会面时稍微换了一套说辞。实质内容没有丝毫变化，一直是延续其八九年来公开→“认鹅为爹”的态度。川普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完成“鹅爹”任务而骗票而已，泽连斯基一是为了安抚一些共和党议员和选民，毕竟援乌需要一些共和党议员和选民的支持，二是留有后路，万一川普卷土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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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6日，当川普从纽约川普大厦金色扶梯下来宣布参选的那一刻，美国政坛乃至英文世界就充斥谎言、仇恨、恐惧和暴力，并且毒害了全世界，是真相和人类智商面临空前灾难的起点。
八九年来，揭露川普MAGA就成了本人生活的重心，尽管得罪了很多好友和读者，遭到大量群友抵制甚至各种骚扰恐吓，收入自然遭受重创，但本人无怨无悔，因为世界需要说出真相的那个小男孩！
再过几年，曾经的川粉绝大多数不会承认自己当年粉过川，曾经嚣张多年的MAGA势力也将式微。但历史会记住MAGA的祸乱，后人会深入解剖MAGA现象和MAGA教主的起因。
深度阅读、深入思考，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我相信，我的读者属于1%，甚至1‰的佼佼者。
如实揭露川普的文章阅读量和打赏虽少，但我必须坚持，为的是真相不至于被谎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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