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特朗普的残忍——《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创造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译注),历史的十字路口

文摘   2024-09-21 00:07   江西  

前文:

连载1:特朗普的本质

连载2:特朗普个性起源


第一部分 残忍是关键

第二章  第一个儿子

弗雷迪作为家中长子的身份,一开始保护他不受弗雷德作为父母最糟糕冲动的影响,后来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有压力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父亲赋予他的责任和自然倾向的生活方式之间左右为难。弗雷德一点也不纠结:他的儿子应该花时间在Z大道的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和朋友们去长岛海湾,在那里他学会了划船、钓鱼和滑水。在弗雷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也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们这位平时悠闲风趣的朋友,在弗雷德身边就会变得焦虑不安,弗雷德和他的朋友们称他为“老人” 。弗雷德身强力壮,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他身材魁梧,头发从发际线向后梳得光溜溜的,除了剪裁考究的三件套西服外,很少穿别的衣服。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很拘泥,很正式,他从不和孩子们打球,也不做任何游戏。
如果孩子们在地下室扔球,车库门打开的声音就足以让弗雷迪僵住。“停!我爸爸在家里。”弗雷德走进房间时,孩子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他敬礼。
“这是什么?”他握着每个孩子的手问。
“没什么,爸爸, ”弗雷迪说, “大家都准备走了。” 
只要老人在家,弗雷迪就一直保持沉默和高度警惕。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弗雷迪开始向他的父亲隐瞒他在外面的生活,以避免他知道真相带给他的嘲笑和反对。他对他和朋友们放学后做的事撒了谎。他在吸烟这件事上撒了谎——这是玛丽安娜13岁时向12岁的他介绍的习惯——他告诉他父亲,他要去街角帮他最好的朋友比利·德雷克遛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狗。例如,弗雷德不会发现弗雷迪和他在圣保罗学校的伙伴霍默偷了一辆灵车兜风。在把车送回殡仪馆之前,弗雷迪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去给油箱加油。当他下了车,走向油泵的时候,正躺在后面想看看泵是什么样子的霍默突然坐了起来。在他们对面的泵旁,一 个男人以为他看到了一具死而复生的尸体,大声尖叫起来,弗雷迪和霍默开怀大笑。弗雷迪就是为这种恶作剧而活的,但他只有在他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才会用他的壮举来逗兄弟姐妹们开心。
对特朗普家族的一些孩子来说,撒谎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对弗雷德的大儿子来说,撒谎是一种防御——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为了逃避父亲的反对或避免惩罚,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例如,玛丽安娜从不反对她的父亲,也许是出于害怕普通的惩罚,比如被禁足或被关进自己的房间。对唐纳德来说,说谎主要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方式,目的是让别人相信他比实际上更好。对弗雷迪来说,与父亲作对的后果不仅在程度上不同,在性质上也不同,所以说谎成了他抵御父亲压制他天生幽默感、冒险精神和敏感性的唯一手段。
注:父母(老师)严厉,孩子(学生)就会被逼撒谎,这是心理学常识。
皮尔关于自卑情结的观点帮助弗雷德形成了对弗雷迪严厉的评价注:皮尔见连载2,皮尔是利用邪教兜售“基督教成功学”的骗子。,同时也让他逃避了对任何一个孩子的责任。软弱也许是最大的罪过,弗雷德担心弗雷迪更像自己的哥哥,即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约 翰:他软弱,尽管并非没有野心,但对错误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工程学和物理学,弗雷德觉得这些东西深奥而不重要(注:弗雷德的次子川普也是这种观点)。弗雷迪十岁的时候,弗雷德一家搬进了这所房子,弗雷德决定要让他坚强起来。然而,像大多数并不注意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这太愚蠢了,”每当弗雷迪想要一只宠物或玩恶作剧时,弗雷德就会说。“你想干什么?”弗雷德说,声音里充满了轻蔑,这让弗雷德退缩了,而这只会让弗雷德更恼火。弗雷德讨厌他的大儿子搞砸事情,或者不能凭直觉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但他更讨厌的是,在被责备之后弗雷迪的道歉。“对不起,爸爸。” 弗雷德嘲笑他。用弗雷德的话说,他希望自己的大儿子成为一个“杀 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在科尼岛收房租并不是一项高风险工作),但他的性格却恰恰相反。
注:这个父亲够变态,既要儿子“懂事”,又讨厌儿子“做错事”后道歉,让人无所适从。这教会了川普:道歉是软弱表现,绝不能道歉。
成为一名“杀手”其实就是刀枪不入的代名词。虽然弗雷德似乎对他父亲的死毫无感觉(注:川普的爷爷1918年因西班牙流感去世,此时川普父亲才12岁),但这突如其来的事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令他措手不及。多年后,当谈到这件事时,他说,“然后他死了。就这样死了。它只是看起来不真实。我没有那么心烦。你知道孩子们是怎样的。但我看到妈妈哭了,很难过。让我难过的是看到她这样难过,而不是我自己对所发生之事的感觉。” 
换句话说,这一损失使他感到脆弱,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他母亲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尤其是他没有分担这种感觉。这种强迫肯定很痛苦。在那一刻,他不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不可接受的。自那以后,他也拒绝承认或觉得失落。(我从未听他或家里的其他人提起过我的曾祖父。)对弗雷德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进,是因为他没有失去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
正如弗雷德认同诺曼·文森 特·皮尔关于人类弱点的观点一样, 他并没有领会到,通过嘲笑和质疑弗雷迪,他在创造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低自尊状态。弗雷德同时告诉他的儿子,他必须成为一个绝对成功的人,做他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弗雷迪生活在一个只有惩罚而没有奖励的体系中。其他的孩子,尤其是唐纳德,都注意到了。
注:三十多年前,本人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单位一位大领导(他还曾在中学做领导)经常嘲笑挖苦他读中学的儿子,我多次指出他教育方式的错误,但无力改变他。他儿子自尊和智力长期遭受打击,只敢向我说心里话,因为我是唯一理解和同情他的人。
对唐纳德来说,情况有些不同。由于年龄相差7岁半,他有足够的时间从弗雷德羞辱他的哥哥以及弗雷迪的屈辱中学习。最简单地说,他得到的教训是,做弗雷迪那样的人是错误的:弗雷德不尊重他的长子,唐纳德也不尊重。弗雷德认为弗雷迪很虚弱,因此唐纳德也认为弗雷迪很虚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兄弟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一事实。
在任何家庭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很难理解的——也许对家庭中的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无论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几乎不可能相信父母有意伤害他们。弗雷迪更容易认为,他的父亲把儿子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他,弗雷迪,才是问题所在。换句话说,保护自己对父亲的爱比保护自己免受父亲的虐待更重要。唐纳德会从表面上看待父亲对哥哥的态度:“爸爸并不想伤害弗雷迪。他只是想教我们如何成为真正的男人。而弗雷迪失败了。” 
相比于大声和暴力,虐待更多的时候可以是悄无声息的、阴险的,我的祖父不是一个身体暴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特别愤怒的人。他不必这样;他期望得到他想要的,而且几乎总是这样。让他愤怒的并不是他无法管好长子,而是弗雷迪并不是他想要的样子。弗雷德通过降低和贬低其人格和天赋的各个方 面来瓦解他的大儿子,直到最后,弗雷迪只剩下自责和迫切取悦一个对他毫无用处的人。
唐纳德逃脱同样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他的个性符合他父亲的目标。这就是反社会者所做的:他们拉拢他人并利用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情而有效,不容忍异议或反抗。弗雷德也泯灭了唐纳德,但不是像泯灭弗莱迪那样消灭了他;相反,他剥夺了唐纳德发展和体验人类情感的全部能力。弗雷德限制了唐纳德接触自身的情感,让他无法感受其中的许多情感,从而扭曲了他儿子对世界的看法,损害了他在其中生活的能力。他成为自己而非扩展他父亲雄心壮志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当唐纳德进入学校时,这种限制的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他父母和他的互动方式都不能帮助他理解自己的世界,这导致了他无法与他人相处,并在他和兄弟姐妹之间也一直保持了一种“缓冲区” 。对他来说,这也使得阅读理解人际关系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他至今仍存在的问题。
在理想的情况下,家里的规矩反映了社会的规矩,所以当孩子们走出家门,他们一般都知道该怎么做。当孩子们上学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不应该拿其他孩子的玩具,他们不应该打或戏弄其他孩子。唐纳德一点也不理解这些,因为家里的规则,至少在男孩身上适用的规则——不惜一切代价要强硬,撒谎是可以的,承认自己错了或者道歉是软弱的——与他在学校里遇到的规则相冲突。弗雷德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基本信念——在生活中,只有一个赢家,其他人都是输家(这一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分享的能 力),善良就是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唐纳德因为和弗雷迪一起经历过,知道如果不遵守父亲的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常常会受到公开的羞辱,所以即使在父亲的权限范围之外他也会继续遵守这些规定。毫不奇怪,他对“对”与 “错”的理解会与大多数小学课程相冲突。
注:所以正常的幼儿园小朋友都可以一眼看出川普的毛病。正如共和党人黑莉所说的,川普就是我教育自家的孩子们在幼儿园时不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唐纳德日益增长的傲慢,在一 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御被抛弃的感觉,也是他缺乏自尊的一剂解药, 更是作为他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的保护伞。因此,他能够与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容易。家里的生活让所有的孩子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情感感到不舒服——不是表达情感就是面对情感。对孩子们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感情的可接受范围极其狭窄。(在我的家庭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哭泣或以任何方式表达对彼此的感情,除了通过握手来开始或结束彼此的接触)。与其他孩子或权威人物亲近可能感觉像是对父亲的危险背叛。然而,唐纳德自信的表现,他认为社会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以及他对自我价值的夸张展示,的确吸引了一些人。许多少数群体仍然把他的傲慢和力量混为一谈,把他虚假的虚张声势和成就混为一谈,把他对这些事物表面的兴趣和领袖魅力混为 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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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很早就发现,要惹怒罗伯特,把他逼出极限是多么容易;这是一种他从未厌倦的游戏。没有人会这么做——罗伯特是如此的瘦削和安静,没有人会拿折磨他来开玩笑——但唐纳德却喜欢炫耀他的权力,即使是在比自己更年弱、更小、皮肤更薄的弟弟身上。有一次,由于沮丧和无助,罗伯特在他们家的浴室门上踢了一个洞,这让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实上是唐纳德逼他这么做的。当妈妈叫唐纳德停下来时,他没有;当玛丽安娜和弗雷迪叫他停下来时,他也没有。
有一年圣诞节,孩子们收到了三辆唐卡卡车,这很快就成了罗伯特最喜欢的玩具。唐纳德一发现这一点,就开始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的弟弟找到,并假装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罗伯特大发脾气,唐纳德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哭泣,就当着他的面把卡车拆掉。罗伯特迫不及待地想要救他的玩具,他跑到母亲身边。玛丽的解决办法是把卡车藏在阁楼里,有效地惩罚没有做错任何事的罗伯特,这让唐纳德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他没有因为自私、固执或残忍而得到奖励,但也没有因为这 些缺点而受到惩罚。
玛丽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她没有干预,也没有安慰她的儿子,表现得好像这不是她该做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家庭也因性别而严重分裂。尽管弗雷德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合伙人——实际上是她开始了他的生意——但弗雷德和他的妻子显然从来不是合伙人。女孩们是她的该管的,男孩们则是弗雷德的责任。当玛丽一年一度回到刘易斯岛的家中时,只有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陪着她。玛丽给孩子们做饭,给他们洗衣服,但她觉得不应 该由她来指导他们。她很少和儿子们的朋友们互动,她和儿子们的关系已经被他们早期的经历所破坏,变得越来越疏远。
当 14岁的弗雷迪把一碗土豆泥倒在他当时 7岁的弟弟头上时这深深地伤害了唐纳德的自尊心,以至于当 2017年白宫生日宴会上玛丽安娜在祝酒词中提到这件事时,他仍然会感到困扰(注:见连载1)。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或者它不应该是。唐纳德又在折磨罗伯特,没人能阻止他。即使在七岁的时候,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听母亲的话,因为母亲自生病后就未能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他对母亲嗤之以鼻。最后,罗伯特的哭声和唐纳德的做法变得太过分了,在一个后来成为家族传奇的时刻,弗雷迪拿起了手边最近的一件不会造成任何真正伤害的东西:一碗土豆泥。
大家都笑了,笑个不停。他们都在嘲笑唐纳德。这是唐纳德第一次被他认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所羞辱。他不明白屈辱是一种武器,在一场战斗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使用。在当时的所有人中,弗雷迪把他拖进一个羞辱他的世界,让事情变得更糟。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自己有那种感觉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挥舞这把武器,而从不让它的尖梢对准自己。
注:川普长期羞辱他的共和党同僚和民主党对手。

第三章  强大的自有者 
玛丽安娜去了曼荷莲学院,几年后,弗雷迪去了理海大学。此时,唐纳德在观察哥哥努力达到父亲期望(往往没有成功)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当然,这些期望比较模糊。弗雷德有一个专制主义者的习惯,即认为他的下属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该做什么。一般来说, 知道你没有做错事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没有为此被训斥一顿。 
但对唐纳德来说,避免被父亲盯上是一回事,赢得父亲的好感是另一回事。为此,唐纳德几乎完全抹掉了与哥哥相同的品质。除了偶尔与弗雷迪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钓鱼,唐纳德成了乡村俱乐部和办公室的常客,高尔夫是他和父亲唯一不同的地方。他还会强化自己迄今为止未受惩罚的行为:欺凌、指责、拒绝承担责任、无视权威。他说,他对父亲进行了“反击” ,弗雷德对此表示“尊重” 。事实是,他之所以能够反抗父亲,是因为弗雷德让他这么做。在特朗普很小的时候, 弗雷德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在他身 上;他的注意力在别处——他的生意和长子上,仅此而已。最终,当唐纳德 13岁离开家去军校时,弗雷德开始钦佩唐纳德对权威的漠视。虽然弗雷德通常是一位严厉的家长,但当他开始注意到唐纳德的傲慢和霸道时,他还是接受了这些品质,因为他认同这些冲动。 
在父亲的鼓励下,唐纳德最终开始得意忘形了。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右半边嘴总是撇着,流露出一 种自己意识到的优越感。弗雷迪称他为“强大的自有者” ,这与他在主日学校学到的《出埃及记》中的一段话的呼应,在这段话里,上帝第一次向摩西显露自己。 
由于成长环境糟糕,唐纳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凭直觉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得到安慰或安抚,尤其是在他最需要这些的时候。因此,表明自己需要帮助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他自己知道与否,但他的父母不会真正了解他——玛丽疲惫不堪,而弗雷德只对他儿子中最有用的那一个感兴趣——所以他成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样子。因此,他形成的固执性格就像一套盔甲,经常保护他免受痛苦和损失。但这也让他无法搞清楚如何充分信任他人,进而接近他们。 
弗雷迪不敢向弗雷德要任何东西。唐纳德已经看到了这种沉默的后果。每当弗雷迪稍稍偏离弗雷德通常没有说出口的期望时,他都会被羞辱。唐纳德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他选择去讨好父亲,冲破他哥哥从来不敢跨越的障碍。他很清楚该怎么做:当弗雷迪退缩时,唐纳德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他不经允许就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害怕不这样做的后果。不管唐纳德是否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反正弗雷德理 解:在一个家庭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赢家只能有一个;其他所有人都得输。弗雷迪一直尝试做对的事,但总是失败;唐纳德开始意识到他不可能做错事,所以他不再试图做任何“对的”事情。他变得更加大胆和好斗,因为他很少受到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他的父亲—— 的质疑或追责。弗雷德喜欢他杀手般的态度,即使这表现为不好的行为也是如此。 
唐纳德的每一次越界行为都成了他争取父亲青睐的机会。特朗普好像在说:“看,爸爸,我是硬汉。 我是杀手。 ”他不断越界,因为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后来他遇到了。但反对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尽管唐纳德的行为并没有困扰弗雷德——他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不经常看到家里发生的事情——但让他的母亲心烦意乱。玛丽根本控制不了他,唐纳德每次都不服从她。她任何管教孩子的努力都会受挫。他会回嘴。他从不承认自 己错了;即使她是对的,他也会反驳她;他拒绝让步。他折磨弟弟并偷走他的玩具。他拒绝做家务或其他被要求做的事。也许对她这样一个挑剔的女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他是个懒汉,不管她怎样威胁他,他都不肯收拾自己的东西。 “等你爸爸回来教训你”这句话对弗雷迪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威胁,但对唐纳德来说,这似乎是他爸爸参与其中的一个玩笑。
到了1959年,唐纳德的不当行为——打架、欺凌、与老师争吵 ——到了过分的地步。邱-森林学校再也忍不了了。弗雷德是学校董事会的一员,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让学校对唐纳德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这给弗雷德带来了一些不便。辱骂和戏弄年纪太小而无法反击的孩子已经升级为肢体冲突。弗雷德并不介意唐纳德的行为,但这已经打扰了他,而且耗费了他的时间。当邱-森林学校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建议把唐纳 德送到纽约军事学院以约束他时,弗雷德同意了。把他扔到不会容忍他胡作非为的教官和学长那里,可以让弗雷德的这个门徒更加坚强。 弗雷德有比应付唐纳德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玛丽在最后的决定中是否有发言权,但她也没有争取让儿子留在家里,唐纳德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感觉就像是过去她抛弃他的时光的重现。 
尽管提出了反对,但唐纳德还是进入了纽约军事学院,一所位于纽约市北部 60英里的私立男校。 家里的其他孩子都说纽约军事学院是一所“少年管教所”——不像弗雷迪上过的圣保罗学校那样有名。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纽约军事学院接受更好的教育,唐纳德理所当然地将此视为惩罚。 
弗雷迪知道此事后,困惑地告诉朋友们:“是的,他们控制不了他。 ” 他搞不明白。他以为父亲可以控制所有人。弗雷迪不明白的是,父亲对他的兴趣和对唐纳德的兴趣并不相同。如果弗雷德试图管教唐纳德,他肯定做得到,但是在唐纳德被送走之前,弗雷德对唐纳德和其他三个孩子都不感兴趣。 
无论家庭的动态如何,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总是不同的,但在特朗普家族中,弗雷德和玛丽的特殊病态对孩子的影响是极端的。五个孩子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离家闯荡世界时,劣势已经很明显: 
玛丽安娜是长女,一个聪明、 有抱负的女孩,却生在一个厌恶女性的家庭里。她是最大的孩子,但因为她是女孩,所以长子弗雷迪得到了父亲所有的关注。她只能和她母亲站在一起,而后者在家里没有权力。因此,在被达特茅斯学院的家庭经济学专业拒之门外、伤心欲绝后,她选择了曼荷莲学院。用她自己的话说,那 “几乎是一个女修道院” 。最终,她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因为她觉得父亲是在乎她的。
弗雷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完全改变自己。 
伊丽莎白的问题是她家人的冷漠。她不仅年龄排在中间,而且与她的两个兄弟相差三、四岁。青春期的她十分腼 腆,很少说话,因为她的父母都没有认真听她说话。直到步入中年,她仍然对他们充满爱意,每个周末都回到家里,仍然希望能得到“爸比”的关注。 
注:小时候缺乏父母关注者,很多人一生都渴望父母关注
唐纳德的问题在于,他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早年被遗弃的恐惧而形成了好斗、固执的人格,这种人格加上目睹父亲虐待弗雷迪的经历切断了他与其他人的真正联系。 
罗伯特的问题是,他是最小的孩子,不被重视。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或罗伯特做的任何事都得不到弗雷德的赞同;他对他们不感兴趣。就像行星绕着一颗特别大的恒星旋转一样, 五个孩子即使沿着弗雷德为他们规划的路线前进,也因他的意志力而无法接近他。 
弗雷迪对未来的计划仍然是成为他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 (Trump Managment)的得力助手,但 1961年,弗雷迪第一次驾驶塞斯纳 170飞机从斯莱顿飞行俱乐部的跑道起飞时,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只要他能达到商科专业的要求并保持优异的成绩,他就能开飞机,加入兄弟会,并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出于好玩 ,弗雷迪 选择了“西阿缪 ” (Sigma Alpha Mu),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兄弟会。这么做可能也是故意跟不太喜欢犹太人的父亲唱反调。兄弟会的兄弟们最终成为了弗雷迪最好的朋友。加入训练营还有另一个目的。弗雷迪渴望有意义的纪律。他在训练营透明的成就和奖励制度中茁壮成长。如果你按命令行事,你的服从就会得到认可。如果你达到或超过了预期,你就会得到奖励。如果你犯了错误或没有遵守命令,你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他热爱等级制度;喜欢制服;喜欢那些象征成就的奖牌。当你穿上制服时,其他人很容易认出你是谁,知道你取得了什么成就,你会因此得到认可。这与弗雷德·特朗普的生活正好相反,对他来说,把事做好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认可,而犯了错的人应该被批评和惩罚。
获得飞行员执照和参加训练营一样是个容易理解的过程:完成一定的飞行时数,获得使用特定仪器的认证,获得执照。他的飞行课程最终成为他的头等大事。就像划船一样,他非常认真地对待飞行。他开始不参加兄弟会的纸牌游戏,以便在飞行学校再学习一个小时或飞一小时。但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找到自己擅长之处的快乐,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快乐,这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夏天,弗雷迪像往常一样为弗雷德工作,但一到周末,他就开着高中买的船带朋友们去东部钓鱼和滑水。有时玛丽让弗雷迪带唐纳德一起去。“对不起,伙计们, ”他对他的朋友们说, “但我必须带着我那讨厌的弟弟一起去。”尽管弗雷迪很不乐意,但唐纳德兴致勃勃。不管他们的父亲是怎么看待弗雷迪的,弗雷迪的朋友们显然是爱他的,而且总是玩得很开心——这与唐纳德从小看到的情况相矛盾。 
1958年 8月,在大三开始之前,弗雷迪和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飞往巴哈马群岛的拿索度短假。他们两人租了一艘船,在岛上钓鱼和探险。一天晚上,他们回到酒店,坐在游泳池边的酒吧里,弗雷迪遇到了一位娇小可爱的金发美女琳达·克拉普(LindaClapp)。两年后,他娶了她。
那年 9月(注:1959年),唐纳德来到了纽约军事学院他从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不铺床就会受到惩罚、被学长无缘无故撞到墙上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在 12岁时失去了父亲,弗雷德意识到了儿子的孤独,从唐纳德开始读八年级到1964年毕业,弗雷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唐纳德的被遗弃感和委屈, 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父亲之间有一种他哥哥没有的联系。唐纳德的母亲偶尔会去他,但总的来说,他的离开让她松了一口气。 
注:所谓的军事学校其实就是管制学校,对心智不成熟的少年极容易产生心理扭曲,强化其不良品质。美国当年很多这种学校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虽然他不想上纽约军事学院,但唐纳德可以理解那里的一些事 情,就像弗雷迪可以理解后备役军官训练营一样。学校有体系,他的行为会产生后果。学校有合理的奖惩制度。与此同时,学校生活让唐纳德更加理解了弗雷德的说法:拥有权力的人(不管这种权力是如何随意地被授予或获得的)可以决定对错。任何有助于你维持权力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即使它并不总是公平的。 
学习生活还强化了唐纳德对脆弱的厌恶,而脆弱对于挖掘爱和创造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也会让我们感到羞耻,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必须改善自己对冲动的控制,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而且是为了帮助他完成那些需要更多技巧的不当行为。 
大四是弗雷迪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成就的一年。商业学士学位是最不重要的。他被任命为“西阿缪” (Sigma Alpha Mu)的主席,完成了后备役军官训练,毕业后将作为少尉进入空军国民警卫队。最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有执照的商业飞行员,但他并不打算使用执照; 他打算去布鲁克林和父亲一起工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接班。 
1960年夏天弗雷迪加入特朗普管理公司时,该公司已经包括了 40多栋建筑和综合体,拥有数千个单元,遍布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多年来,弗雷德一直带着他的大儿子去建筑工地;他最大的开发项目 (包括布鲁克林的海岸港和海滩港)以及牙买加庄园的小项目都是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弗雷迪成长过程中建造的。在参观工地的过程中,削减成本(如果自己做便宜那 就自己做;如果不是那就外包)和节省成本(红砖比白砖便宜一分钱) 的重要性深深烙印在弗雷迪脑海里。弗雷德还拉他去参加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会议和政治筹款活动,确保他认识这个城市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成为全职员工后,弗雷迪开始陪父亲巡视大楼,向管理员反馈情况,并监督维修工作。实地工作的感觉比待在我祖父的牙医诊所里好多了。这家诊所开在布鲁克林南部Z大道,空间狭小,灯光昏暗。虽然弗雷德的生意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但必要时他还是会直接与房客打交道。例如,如果一位房客的抱怨太大声或太频繁,弗雷德就会去拜访他或她,因为他知道他的 名声很响。有时,他会带上弗雷迪,示范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当一位房客反复打电话到办公室抱怨没有暖气时,弗雷德去拜访了他。敲完门,他脱掉外套,这是他通常在上床之前才会做的事情。一进到确实很冷的公寓,他就卷起衬衫袖子(这也是他很少做的事情),告诉房客他不知道他在抱怨什么。 “这里就像热带地区一样。” 他告诉房客。(注:太狡猾) 

弗雷迪开始履行国民警卫队的职责。每月一个周末,他必须到曼哈顿的武器库报到。弗雷德没有对周末的缺勤发表评论,但他对弗雷迪每年两周在纽约上州的德拉姆堡度过感到恼火。对不喜欢兵役的弗雷德来说,这是在浪费员工的时间。 

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弗雷迪接到了琳达的电话。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 了。她告诉他,她将成为一名美国国家航空的空姐,即将在爱德怀德机场(即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工作。她记得弗雷迪提到过他爸爸在皇后区有几栋公寓楼,所以希望他能帮她找一个离机场不远的地方住。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有几栋楼,从爱德怀德坐公交车只需 15分钟就能到。他们在高地大道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公寓旁边是 9英亩的森林公园,公园中央有一个大池塘。她马上就搬了进去。很快她和弗雷迪就开始约会了。 

一年后,也就是 1961年 8月, 弗雷迪带琳达去他们在曼哈顿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在喝鸡尾酒时,他偷偷把一枚订婚戒指放进琳达的杯子里,向她求婚。晚饭后,他们开车去牙买加庄园告诉他的父母。弗雷德和玛丽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考虑到琳达的成长背景(她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她的父母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附近开了一家蛤蜊屋),以及她缺少教养和教育,他们认为她肯定是个拜金女。 但这是一种根本的、故意的误解,完全无视现实;琳达可能不知道她未来的公公有多有钱。如果说琳达是个拜金女,那她肯定是个不合格的拜金女。 

鉴于祖母成长于苏格兰的普通家庭,她本可以成为我母亲的盟友,但玛丽 ·麦克劳德 (注:作者的奶奶)在爬到梯子顶端后就把梯子收走了。至于弗雷德,他就是不喜欢琳达。无论如何,她是弗雷迪的选择,所以她肯定靠不住。 

与此同时,当时对空姐的规定非常严格:头发长得太长或体重增加会被停职,结婚后也不能继续工作。1962年 1月(也就是婚礼前几周)飞完最后一趟航班后,琳达失去了独立的收入来源。 

琳达的母亲由于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所以弗雷迪和琳达决定在佛罗里达举行婚礼。教堂仪式结束后,劳德代尔堡的 66号码头凯悦酒店将举行一个简单的鸡尾酒会。弗雷德和玛丽不高兴,但由于他们不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弗吉尼亚上大学的伊丽莎白和仍在纽约军事学院上学的唐纳德都没有参加婚礼。弗雷迪夫妇蜜月归来后,特朗普家族在纽约举行了一场欢迎会。 

科尼岛的特朗普村——迄今为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最大项目——定于 1963年破土动工,弗雷迪将协助筹备工作。弗雷德希望儿子住进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公寓,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地处理突发问题,但弗雷德和琳达却搬到了纽约市东 56街第一大道和萨顿广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他们买了一只狮子狗,这是弗雷迪养的第一只宠 物,几个月后琳达怀孕了。 

那年11月,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三世(注:Frederick Crist Trump,III,作者的哥哥)出生。一个月后,弗雷迪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派珀卡曼契 180型飞机。圣诞节一过,他和琳达开着这架飞机前往劳德代尔堡,把它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带给琳达的父母看。琳达的父亲迈克经常把车停在劳德代尔堡机场的跑道附近,观看飞机起飞和降落,惊叹不已。 

在弗雷迪和琳达与玛丽安娜及其丈夫大卫·德斯蒙德(David Desmond)每周一次的晚餐中,弗雷迪告诉了他们有关那架飞机的事,并补充说:“不要告诉爸爸。他不会理解的。 ” 

1963年 9月,他们搬进了汉兰达大楼,这是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的大楼之一,与琳达三年前第一次搬到城里时住过的地方隔了一 个街区——这也是搬到长岛之前的一步。汉兰达是弗雷德的典型建筑, 有一个宏伟的入口,可以分散人们对不合标准的出租单元的注意力。大厅有一个很大的下沉式空间,有一个正式的休息区,一边用天鹅绒绳索和支柱隔开,另一边展示着巨大的热带植物。在它们之间,有几扇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平板玻璃 窗,窗外是宽阔的石板和通向人行道的砖砌台阶。台阶的两边是更繁茂的枝叶、高耸的橡树和叶子巨大的深绿色的异国植物——又是弗雷德·特朗普的风格。这栋建筑坐落在高地大道的山顶上,这条大道基本上是贯穿牙买加庄园的分界线:北侧更有郊区的感觉,大部分居民是白人;南部是城市,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大楼的前门和后门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弗雷迪和琳达在九楼的东南角租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一边可以俯瞰远处的公园和牙买加高中,另一边则可以俯瞰牙买加庄园南部。 

弗雷迪一开始担心,作为房东的儿子,同时也是这栋楼所属公司的雇员,人们会随时骚扰他。但是这栋楼建成还不到 15年,房客不多,而且管理员让其他房客不要打扰他。 

此后不久,弗雷迪告诉琳达他想成为一名专业飞行员。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份工作枯燥乏味。几乎从一开始,他父亲就把他排除在特朗普村开发项目的日常运营之外;他只负责处理房客投诉和监督维修工程。 

成为一名飞行员可以让他有机会做他喜欢的事情,同时赚很多钱。在20世纪 60年代初的喷气式飞机时代来临之前,商业飞行员的招聘被暂停了 7年。然而,随着波音707和道格拉斯DC-8进入航空公司机队,空中旅行激增。泛美航空于 1958年推出海外航班,并将其飞机借给美国国家航空用于国内航线。第二年,环球航空、美国 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开始使用喷气式飞机。与涡轮螺旋桨飞机相比,喷气式飞机体积和功率更大,而且更安全,可以承载更多乘 客、飞行更长距离。 

随着航空服务的发展,对可以快速适应新飞机的合格飞行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环球航空是最后一家采用波音 707的航空公司,承受着追赶其他公司的巨大压力。爱德怀德机场和麦克阿瑟机场(弗雷迪的卡曼契飞机就停在这里)的墙上贴满了航空公司的招聘告示。 

琳达不同意。作为一名空中小姐,她知道飞行员在中途停留时会做些什么。弗雷迪同意暂时搁置这个想法,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好好工作。 

但他和父亲的关系恶化了。他向弗雷德提出的创新想法被否决。 他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弗雷德拒绝了。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做出行政决策,弗雷迪为一栋老建筑订购了窗户。弗雷德发现后大发雷霆。“你应该给它们涂上一层油漆,而不是浪费我的钱!”他喊道,而员工们在一旁看着。 “唐纳德比你聪明十倍。 他绝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 ”唐纳德当时还在上高中。 

在兄弟姐妹面前被父亲羞辱是一回事,在办公室里被羞辱是另一回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不是他的同辈。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他们的老板。刚树立的权威被这样公然削弱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那天晚上回到家后,他告诉琳达自己被困住了,并承认为父亲工作从来没有让他开心过。这份工作他预想的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 到,特朗普管理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是个死胡同。“琳达,我应聘了环球航空的工作。我不得不这么做。 ”他不再向父亲提要求了。弗雷德可能会和他断绝关系,但弗雷迪愿意冒失去遗产的风险。飞行员,特别是环球航空的飞行员,有很好的福利和工作保障。他将能够独自养活自己的家庭,自己作主。 

当弗雷迪告诉父亲,他将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去当一名商业飞行员时,弗雷德震惊了。这是一种背叛,他不想让长子忘记这一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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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6日,当川普从纽约川普大厦金色扶梯下来宣布参选的那一刻,美国政坛乃至英文世界就充斥谎言、仇恨、恐惧和暴力,并且毒害了全世界,是真相和人类智商面临空前灾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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