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政治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政治为生”，他们醉心于权谋斗争，通常权术大于生命气质；另一种是“以政治为业”，他们的一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通常生命气质大于权术。然而，还有一种可谓凤毛麟角的政治家，他们不仅影响了历史进程，而且把自己的生命气质拓展到了其他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者。曾国藩就是其中的典型。曾国藩不仅改变了晚清时局，还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据说蒋介石的案头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书就是《曾文正公全集》。他经常说，“平生只服曾文正公”，毛泽东也曾评价曾国藩“完美无缺”。蒋介石常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点击图片一键购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历史学家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写到，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竞相模仿曾国藩的治国与治军之道，因为只有他才完美地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壮举——立功、立言、立德。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曾经的天朝上国突然变得无比地惶恐与迷茫。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短短两年，太平军便攻克南京，并控制了大清的赋税重地——江南。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皇帝被迫放弃北京，逃往承德。他历时十年，依靠团练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一起“剿灭”了“太平天国”，给行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回光返照——“同治中兴”。然而，彼时的大清早已根烂叶败，国政匡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朝中几乎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帝国垂暮，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试图使大清王朝这棵枯树焕发新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江南制造总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现代化兵工厂——正式破土动工，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尽管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它的意义，于晚清而言，等于再度续命；于近代中国，则是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开端。后来的晚清名臣，李鸿章、盛宣怀乃至袁世凯等人，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在传统叙事中，“儒家”总是僵化而又陈腐的，其实这是将被捧上政治祭坛的儒家和儒家思想混为一谈。任何思想，如果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是不可能存续下去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清末，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儒家思想面临空前危机，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却完全拒绝变革——“是否学习洋枪洋炮”争论了20年，“是否用电报”争论了12年，“是否修铁路”争论了17年……
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大臣则成了“承前启后者”——以开放的心态，应时代巨变，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
所谓承前——博儒家各派之所长，并把当时“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先进理念”融入儒家思想中。所谓启后——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将学习西方的蓝图付诸实践，开启洋务运动，培养了大量如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不仅对儒学理论造诣颇深，还能身体力行。他留下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全集，其博大精深的程度使诸多学者沉浸其中。以至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都自称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一生事君至忠，事亲至孝。”——这是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对曾国藩“立德”的高度概括。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麾下的湘军，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他们还占据着天下赋税重地——江南。当时不少人纷纷劝进，甚至还有人给曾国藩写密信说“鼎之轻重，或可问焉”，而曾国藩却对此置之不理，并将密信一律焚毁。可谓“事君至忠”。而“事亲至孝”更是在曾国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与兄弟曾国荃，互见肺腑，毫无芥蒂；与妻子相敬如宾，感情至深；对待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曾氏家族数代以来人才辈出，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比如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有机化学家曾广植等。这个与曾国藩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直接关系，以至于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曾国藩是成功的——就在儒家世界崩溃的前夜，出现了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恰似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人格集聚在他身上，在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做了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然而他也是失败的——他自比“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竟然如同拔刀斫水，丝毫不能影响水之东流。以他一人之力，根本无力挽回传统社会积累千年而成的巨大颓势。
这并非他的失败，而是晚清积弊太深，是被僵化的儒家文化在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必然结果。不过，吊诡的是，人们却在竞相模仿、崇拜这位“清末名臣”。在坊间流传的历史书籍中，曾国藩这一主题始终长盛不衰。他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普通人在看曾国藩——他们渴望通过《曾国藩家书》来培育自己的子女；历史学家在研究曾国藩——有关他的学术专著和畅销书，层出不穷；领导干部在模仿曾国藩——希望也能像他一样成就一番事业；企业家在学习曾国藩——模仿他的“治军范式”，把自己的企业变成强大的“湘军”。中国历史几千年，风云人物不计其数，为何唯独曾国藩如此大热？每个人学习曾国藩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他克己慎独、克服人性之恶这一壮举的崇敬：戒贪——曾国藩很早便立下誓言：“以做官发财为可耻”。赵烈文曾形容，已贵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仍然所穿旧衣……足下敝靴……可谓清苦。”戒色——曾国藩有一次多看了几眼别人家里的美妾，便在日记中写到，“目屡邪视，耻心丧尽……”戒奢——曾国藩主张不留给子女大笔遗产，其目的是让他们自立，免得养成奢侈之风，而且以身作则，生活清贫。曾国藩完美地达到了儒家“尚贤”文化的要求：“内圣”——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外王”——治国、平天下，以建立伟大功业为人生目标。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真正符合“贤者”标准的，可能只有曾国藩、王阳明这二人而已。“尚贤”在实践中更多的情况则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古语云：“人人可成圣贤”，这句话放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含义是：学习曾国藩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想要通过克服人性之恶，成为他那样的“完人”，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概率游戏，所谓侥幸就是把小概率事件幻想成大概率事件，但盲目追求侥幸，则成为人生最大的不幸！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被誉为是具备“立功”“立德”“立言”三大德的圣人，也被称为是挽救晚清的第一功臣。这样一个几乎被“神化”的人其实起点并不高，曾国藩智商平常，考秀才就考了七次，身体禀赋也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他的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但最终是通过各种事件的磨砺和持续奋斗抵达“三不朽”的境界。曾国藩跌宕的一生伴随着晚清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他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光是命名为《曾国藩传》的书籍就有很多种，如朱东安、萧一山、唐浩明都曾写过曾国传记。张宏杰的博士论文与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张宏杰还出版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张宏杰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了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的《曾国藩传》。除了《曾国藩传》外，作为高产作家的又相继写了几部极为优秀的作品，每部作品都极为畅销。正如莫言所说：“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张宏杰是极为特殊的写作者。他受教于复旦大学葛剑雄和清华大学秦晖，专业功底没得说，都经得起考证；他既有学术背书，又有独特见解，写得比小说还好看。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张宏杰作品集”（9种11册），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先知书店还特别收集了张宏杰老师的签名版作品。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6种8册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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