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森林可以卖空气赚钱？
李怒云
在许多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如长江源头的青海以及其他偏远高山地区，植被茂盛。这些地方的居民和社区成员在维护良好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确保了清洁水源和清新空气的供应。
然而，由于这些生态产品的无形性，它们很难转化为经济价值。尽管我们一直强调这些地区居民的贡献，但如何将更多资金引入这些地区，以支持他们更好地维护生态，仍是一个挑战。虽然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提供了一定的补贴，但这仍然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我们考虑如何将这些生态产品转化为商品，使企业和公众为他们所享受的绿水青山和清洁空气支付相应的费用。
海博
许多媒体采用“森林银行”这样的表达，把林业碳汇交易视为一种能通过空气进行交易的机制。关于中国碳排放市场，可以进一步给我们介绍它的主要运行机制和交易产品嘛？
李怒云
在碳市场中，交易的核心产品是碳配额。所谓碳配额，是国家为重点排放单位（即履约企业）设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每个企业根据其排放量获得相应的配额。例如，一个企业获得了10万吨的排放配额，但经过技术改进后实际排放为8万吨，则剩余的2万吨配额可以出售给其他企业。如果另一个企业的排放量超过了其配额，实际排放为12万吨，它就需要从市场上购买额外的2万吨配额。通过这种机制，市场上形成了碳交易。无论是试点碳市场还是国家碳市场，交易的主要产品都是配额。
除了配额交易外，还有一些新兴企业和行业，特别是清洁能源项目和其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了让这些贡献得以体现，这些企业可以将其减排成果转化为产品，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帮助履约企业和重点排放企业抵消其碳排放。这类产品被称为“国家核证减排量”，或简称为“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要获得CCER认证，首先需要编制符合方法学要求的项目设计文件，并预估减排量。例如，某森林项目在20年内预计能够吸收一定量的二氧化碳，这一预估减排量需要通过科学计算得出，并将相关数据写入项目设计文件。完成设计文件后，项目还需经过第三方审定，确认其是否符合方法学要求及国家标准。
海博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森林都可以进入到碳汇的交易市场。有些原始森林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只有后期种植的才有可能进入碳汇市场交易机制。
李怒云
是的，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误区，很多人认为所有森林都能吸收二氧化碳并参与交易。实际上，在碳汇项目申请进入市场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环节都需向生态环境部的注册登记平台申报并公示，经过核查后，减排量才能被确认。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程序后，减排量才能进入碳市场交易。因此，碳汇交易不仅需要科学的计算和认证过程，而且需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在当前的全国碳市场中，能够交易的CCER产品仅占清缴配额的5%。这5%的产品中，既包括碳汇，也包括其他减排量。
森林是吸收二氧化碳的重要“主力军”，那为什么林业碳汇在CCER中的比例这么小呢？
李怒云
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所有缔约方国家需要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两年更新报告。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约为130.3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9.6%。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将温室气体表述为二氧化碳当量，是将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折算为二氧化碳的单位。
尽管我们的排放量很大，但碳吸收量相对较少。虽然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非常有价值，但与工业排放相比，它的净吸收仍然很少。所以，减排仍然是最核心的目标。对于重点排放企业，碳市场要求它们尽可能减少排放，如果能够减排并产生盈余，剩余的排放配额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如果企业的减排进展较慢，短期内确实减排不下来，可以购买配额。
海博
所以减排才是最核心的目标，碳汇只是整个碳市场交易机制中的配合部分。
陈姝璇
森林碳汇的开发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可以打个比方，就像我有一群羊，它们会产羊毛，但有羊毛并不代表我就有羊毛衫，或者能够将这些羊毛衫销售到市场。
正如李老师提到的，市场上可以交易的林业碳汇，是通过人为干预措施来增加碳汇增量，才能作为碳信用进入市场。这是“额外性”。这也表明，人的劳动赋予了产品价值。这种劳动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最终转化为碳信用的价值。打个比方，三江源地区的林业工作者在森林管护过程中所做的劳动，提升了森林资源的质量，增加了碳汇，最终体现在碳信用的市场价值上。
国际上对林业碳汇有很大争议？
陈姝璇
首先是其永久性问题。森林的碳汇功能是否有效，取决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状态，这一状态充满不确定性。生态保护措施、恢复方式以及自然干扰（如洪水、干旱、火灾等）都会影响森林的固碳能力。因此，森林碳汇的效果可能是不稳定的，甚至可能出现逆转，即碳汇转变为碳源，这是一个潜在风险。
其次，林业碳汇作为碳信用进入市场的过程也存在争议。只有符合相应的规则和方法学要求，经过资格认证的第三方审定和核查，才能成为合格的碳信用额度，并在市场交易。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人为干预，而碳汇的计量方法是否科学、基线设定是否准确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减排量和碳汇效益。
第三，使用森林碳汇抵消碳排放的合理性也引发了争议。森林碳汇往往是基于未来几十年可能吸收的二氧化碳作为抵押，换取当下的排放权。然而，这些碳汇可能被高估，且未来的碳吸收可能无法兑现，因此无法保证其永久性。而当前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是直接和即时的，是否能进行等价交换也成为许多科学家和环保机构质疑的核心问题。此外，如果过度追求碳汇收益，可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造林竟然还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消极影响？
海博
我之前看了一个有关宜家的纪录片，叫《树木猎人》。说宜家在新西兰购买6000公顷农场种植辐射松，并通过这种方式积累碳信用。辐射松的生长周期较短，能迅速达到碳汇要求，但这种单一树种的种植可能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所以这个项目在新西兰当地其实引发了一些争议。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待造林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
李怒云
关于树种选择，国家长期以来提倡种植乡土树种，并鼓励根据土地特性进行合理种植。人工林，特别是速生林如辐射松，生产力较高，有助于快速吸收二氧化碳。虽然速生树种在碳汇吸收方面具有优势，但过度种植单一树种会带来病虫害等生态问题。而混交林的种植能够提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稳定性。
陈姝璇
人工林与天然林的争论并非简单的是非问题，根源在于土地利用的科学规划。在木材生产为目标的人工林中，提升生产力是关键，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则应更多关注恢复当地特有的生态系统，种植适应性强的植物，以促进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目前，国际社会上人工林和天然林之间的冲突也不乏案例。例如，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企业通过砍伐热带雨林来扩展人工林种植，导致当地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这样的行为就在当地引发很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城市和环境生态学院的华方圆老师有一项研究，他们把全球的 53 个国家地区、264 个野外研究的 2 万多条数据做了一个汇总和分析。研究表明，结构复杂的天然林更有利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碳存储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保持土壤水源和氧气等。
我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个本土环保机构分享了他们进行了多年的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尽管项目在生物多样性恢复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短期内林场的碳汇量与基线相比出现了下降。因为在进行生物多样性恢复时，需要根据土地条件进行适当的植被选择，比如种植草本植物和灌木，以吸引更多昆虫，同时保证森林中的生物种类多样性。某些时候，适当砍伐树木、增加阳光照射也能促进地表植物的生长。然而，这种砍伐行为可能会导致一定的碳损失。
李怒云
森林碳汇的计量方法学确实复杂，尤其在涉及多样性时，评估的难度更大。我们不应仅仅为了单一目标（如碳汇）而种树。要根据经营目标，综合考虑森林的生态效益，例如，在做林业规划时要考虑当地的旗舰物种、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确保不破坏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当在不影响经济目标的前提下，优先考虑。
碳汇的计量方法要求精确，但其多样性价值并非仅由碳量决定。碳汇的多少取决于生物量，生物量越大，碳汇就越多。速生树种如辐射松能较快地增加碳汇，但其生长速度过快可能对土壤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根据土地适宜性选择适合的树种，并非盲目追求碳汇的最大化。
国际上还有哪些企业在购买林业碳汇？
海博
还有一些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使用碳汇机制，宣称其航班是所谓的“低碳航班”。这种做法被批评为“漂绿”行为。
陈姝璇
油气行业和航空业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应优先减少排放量。然而，这些行业在林业碳汇项目上的布局最为积极，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碳抵消行为的质疑，认为这类似于购买“赎罪券”，可能增加了其排放的权利。
近年来，林业碳汇项目出现了丑闻，更使得其信用受到质疑。例如，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主要的自愿碳市场信用认证机构Vera核发的碳信用额度中，可能有超过九成是虚假的，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减排目标。
2021年至2022年，每年都有超过25起因误导性碳中和声明引发的诉讼。使用低质量碳信用进行碳抵消的行为，正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
海博
碳汇的量化难度较大，容易出现漏洞，导致低质量碳信用的产生。李老师如何看待陈老师刚提到的“垃圾碳信用”问题呢？
李怒云
我认为这是管理和项目开发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碳汇交易项目和碳市场中的CCER项目要求满足额外性、真实性、唯一性和保守性这四个标准，以确保高质量的碳信用。在碳市场中进行排放权交易时，必须遵循这四个原则。此外，如果企业在碳市场之外承担社会责任，或公众参与自愿碳减排的行动，那么这些碳产品还应具备多重效益，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当地社区发展的贡献，这样才能被视为高质量的碳信用。
不止于“碳”，正视森林的多重效益
陈姝璇
绿色和平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是森林的多重效益。森林的作用远不止固碳一项，它在涵养水源、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维护以及促进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过度追求碳汇的经济价值时，可能会导致单一树种种植，从而破坏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在实践中，推动森林保护和修复的目标是实现多重效益。然而，在基层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比如，种植混交林需要多种类树苗，但由于种苗供应不足，许多项目在早期阶段便受到阻碍。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国家财政和政策支持，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与投入，包括更多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相比气候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关注度仍显不足。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许多人了解到气候大会，但对生物多样性大会却知之甚少。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主流讨论，推动森林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向多重效益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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