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红星》拍摄于1974年。它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烙印，传导着当时的社会思潮。
在影片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关注的问题是事业的传承的问题。“孩子”这一主题词在电影里屡屡出现，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在影片里构成了最直接的情感互动关系。
影片里与其说是表现了孩子与敌人也就是终极BOSS的斗争，勿宁说，是一个孩子如何寻找自己的父亲，回到父亲的身边，那意味着一种精神的慰藉，而这构成了电影里比与BOSS生死搏斗更为感人而动人的部分。
开始的时候，孩子也就是潘冬子仅仅是父亲行为的观望者，当父亲去带领红军进驻的时候，潘冬子还未进入到父亲的事业中，可以看出，匆匆而去的父亲，连自己去做什么，都没有告诉儿子。
后来父亲中弹，在他取子弹的时候，他让孩子走到病房门外，但潘冬子在父亲手术成功后，迅即来父亲的身边，见证了父亲的无畏壮举。这时候，他已经走近了父亲。
父亲随主力红军离开之后，他被“想爸爸”这一种情感折磨，到山上去等待父亲归来，而母亲的一句戏言，映山红开的时候，父亲就会回来，则构成了电影里的情感催泪剂，而这一情节，也比较真实地传导出了孩子内心里的简单的思维方式，那就是相信直感。
在期待父亲归来的心态作用下，潘冬子用实际行动，去推进事业的前进，早日实现父亲归来就是最终胜利的时刻的到来。
因此，电影里的情感线索，就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电影运用诸种梦幻式的手段，再现孩子心里的那种人性的诉求，潜藏着孩子对父亲的致敬，实际上，这里传导着的是七十年代一直被主流意识加以宣示的“接班人”的问题。
而这个接班人的主题，在影片里，是巧妙地建立在对盼父亲归来的孩子的心理动机之上的。
电影与小说原著相比，可以看出，原著过于简陋。李心田的小说，相当于一部原始素材，而电影改编的部分，仅仅撷取了小说里的三分之一，小说单线发展，一直写到渡江战役，而电影里则从1931年到1936年这一段时间。电影里最后父亲的归来，其实是带领游击队下山，共赴抗日前线。在电影里，这次归来，被描写成一次彻底的胜利，但实际上，电影隐藏了一个背景，那就是红军归来，是与胡汉三为首的反派势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而电影的巧妙之处，是在这一战线建成之前，由潘冬子手刃了胡汉三，从而在电影的结尾部分，巧妙地回避了胡汉三作为友邦的出现，试想一下，如果胡汉三没有被杀死，他会与潘冬子的父亲把盏言欢，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何等尴尬的场面。
电影截取了小说的前半段，将胜利的节点，放在国共合作、红军可以回到敌占区的这一个时点上，为影片设置了一个完美的胜利的句号。而在小说中，潘冬子与父亲的相见，还要经过漫长的抗战与解放战争这一段时间。
影片里的潘冬子的原型是不是许世友的儿子许光？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只能说小说作者李心田综合了多种素材，形成了潘冬子这个形象。从李心田的自述中，至少他创作的潘冬子来源有四个：
第一个来源，是李心田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南京军区举办的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教员，学生中有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许光1929年出生于鄂豫皖根据地的湖北麻城，而《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小说里写他出生于1927年，电影改成了1924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让潘冬子才出身的时候，正好要赶上红军进入江西红色根据地。许光与鲍声苏都有相似的经历，就是红军离开后，他们留在沦陷后的根据地，都有相似的寻找父亲这一个历程。这无疑启发了李心田的创作。据作者李心田后来接受记者时所说，潘冬子的事迹更多地从鲍声苏的经历中撷取了情节要素。
第二个来源，李心田曾经听说，江西红军长征后，一位父亲留下一个军帽给儿子，儿子珍藏着这一父亲留下的记忆，坚守着对父亲的信念。这一个情节更有戏剧性，构成了《闪闪的红星》里的象征性主题。
第三个来源，抗战时胶东地区有一位女党员，年仅十七岁，入党后的第二天，就被敌人烧死了，这构成了电影里潘冬子母亲的经历原型。
第四个来源，作者说曾看到毛主席的三个孩子流浪上海，后来找到两个，一个失踪。
可以看出，这四个来源，都是反映了革命者的后代的遭际，而实际上，这个切入点，恰恰是与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相关的。红色革命从秋收起义开始，实际上，每一次根据地的建立，都是一次被逼撤退的结果。秋收起义攻打长沙不克后，被逼选择来到井冈山，敌人围剿，又迁徙到赣南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敌人再次围剿，开始了长征，来到了延安，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延安失守，再次寻找新的根据地，最终绝地反击，一剑封喉。《闪闪的红星》的大背景即建基于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的脉线，反映了后方根据地如何在共震于前线的战斗中，所遭遇到的创伤及奋斗，而尤其是通过后方这一条特别的视角，更多地交织着情感的线索，能够更容易以小搏大地衬托着事业创造中的精神诉求。
即使今天来看，《闪闪的红星》依然散发着人性与人情的魅力，原因即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