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初冬，高中毕业的我回到了生产队，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作。然而，我的心并不甘于被黄土地永远束缚。当公社征兵的消息传来，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幸运的是，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收到了那张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
11月中旬，我身着崭新的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与公社的二十五名新兵一同踏上了前往南京军区的征途。经过三天的火车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在新兵训练中，我凭借出色的军事素质和灵活的头脑，迅速脱颖而出。入伍第二年，我便被提拔为副班长。到了1972年，我已经是连队里最年轻的班长了。年底，我还有幸到师教导队接受了三个月的集训。归队后不久，我便被提拔为干部。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1978年，我已经担任连长一职。那一年，团里准备提拔一批干部，我们连队有两个提干名额。经过我和指导员以及连支委其他干部的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将这两个名额给了一班班长王建亮和五班班长张小平。
张小平是城市兵，家境殷实，他曾担任过两年的连队文书，不仅头脑灵活，而且军事素质和能力都十分出众。而王建亮则是农村兵，家里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和我一样来自陕西延安。王建亮是我非常看好的提干人选，他的军事素质和专业技能在连队都是数一数二的，唯一的不足就是性格直率，为人处事不够圆滑。
然而，当团政治处对王建亮的档案进行审查时，却发现了问题。原来，王建亮在填写家庭成分时，误将“中农”写成了“上中农”。这个小小的疏忽，却导致他的政审不予通过。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深感惋惜。王建亮是一个如此优秀的战士，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因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埋没。于是，我和指导员商量后，决定向上级反映情况。我找到政治处的刘主任，恳请他对王建亮的提干一事进行重新审核。在我的极力争取下，团政治处终于向王建亮的出生地发了政审调查函。经过核实，确定王建亮的家庭成分确实是中农。就这样，王建亮终于如愿以偿地提了干。
1979年，军区决定抽调部分战斗骨干及特殊岗位人员奔赴前线作战。我们连队的王建亮等十名骨干被选中，调往昆明军区原14军40师119团。在这场战斗中，王建亮表现英勇无畏，多次完成艰巨任务，还俘获了三名越军俘虏。因此，他荣立了二等功，并被保送到南京军区步兵学校深造两年。
两年后，王建亮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他放弃了留在军校任教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原部队，担任了三连副连长。在我的撮合下，1982年，王建亮和团卫生队的女兵张爱红喜结连理。
1984年12月，我们军区奉命接替昆明军区部队，担负起了老山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当时我担任副营长，而王建亮则任连长。我们随大部队一同奔赴老山前线。然而，在这场战斗中，我不幸腿部被炸伤，只能提前退出战斗。1985年底，我转业回到了老家，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在两山轮战期间，王建亮多次带队完成艰巨任务，展现出了出色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素养。战斗结束后，他被调任到团机关工作，后来以副师职退休。
王建亮心里一直对我充满感激之情。我转业后，我们虽然相隔两地，但他始终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退休后，我们经常相约聚会聊天，共忆往昔的峥嵘岁月。虽然如今因为身体原因我们很少见面，但那份深厚的战友情谊却永远铭记在心、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