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金胤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案     号：（2018）最高法民再163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类型：再审民事判决

2009年10月10日，发包人金胤公司与承包人中建三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工期约定“开工日期暂定2009年11月15日，以甲方工地代表，总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指令为实际开工之日，竣工日期暂定为2011年6月17日，合同总工期不超过580日历天。”2009年11月18日，发包人金胤公司签发开工令，并由承包人进场施工。后经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五方查验，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日期为2012年9月12日。工程竣工后，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了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2013年3月11日，发包人出具《龙胤凤凰城二期工程造价结算审核结果函》后，诉至法院，认为承包人实际施工工期为790天，工期延误，请求承包人支付工期违约金35195860元。承包人中建三局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580日历天的工期条款因违反行政法规“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一审诉讼中，承包人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依照《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等规定对本案工程所需的定额工期进行鉴定、对本案应顺延的合理工期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咨询单位鉴定意见为：合理工期为1182天，实际施工工期为790天；合理顺延确认工期为48.5天，无法确认的顺延工期事项已在“鉴定过程”中说明。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地方，一是合同约定工期低于按照定额标准计算的工期，是否可以认定压缩合理工期？二是压缩合理工期是否导致合同工期条款无效。本文针对上述两个争议焦点内容进行分析和点评：

工期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的工程项目建设消耗时间标准，其具有一定的法规性,对确定具体工程项目的工期具有指导意义。

法律法规上，虽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修订）》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等文件也明确规定建设单位“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但对于如何认定合同约定工期实质上构成“压缩合理工期”，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未进一步明确，导致各地行政管理、法院的裁判等均存在较大差异。

不过国务院法制办曾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释义》对合理工期解释为“合理工期是指在正常建设条件下，采取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和管理方法，以现行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工期定额为基础，结合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而确定的是投资方，各参加单位均获得满意的经济效益的工期，合理工期要以工期定额为基础确定，但不一定与定额工期完全一致，可依施工条件等作适当调整，这是因为定额工期反映的是社会平均水平，是经选取的各类典型工程经分析整理后综合取得的数据，由于技术的进步，完成一个既定项目所需的时间会缩短，工期会提前。判断工期是否合理的关键是使投资方、各参建单位都获得满意的经济效益。”实践中常以此作为依据以现行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工期定额为基础确定合理工期。

此外，对于压缩多少属于任意压缩这一点，部分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合理工期的确定亦做出了相关规范，如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执行2018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定额>和2018年<北京市住房修缮工程工期定额>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法〔2019〕4号）第三条规定：“发包人压缩定额工期的,应提出保证工程质量、安全和工期的具体技术措施，并根据技术措施测算确定发包人要求工期。压缩定额工期的幅度超过10%（不含）的，应组织专家对相关技术措施进行合规性和可行性论证，并承担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建设工程工期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建规〔2015〕4号）第七条规定：“招标人确定的招标工期不宜低于定额工期的80%，低于定额工期80%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采取相应的技术经济措施。”等。可以看出，地方上对于构成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不仅需要在定额工期基础上压缩达到一定幅度，还需要建设单位未组织过专家技术措施合规性可行性论证等内容。

从上述规定及本案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可以看出，合同约定工期低于按照定额标准计算的工期，是不能直接得出压缩合理工期的结论的，定额工期虽然可以作为确定合理工期的参考，但定额工期不等同合理工期。定额工期通常依据施工规范、典型工程设计、施工企业的平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订，虽具有合理性，但在实际技术专长、管理水平和施工经验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不同施工企业在不同工程项目的合理工期，实践中需要结合定额工期、施工单位管理水平施工实力、采用的科学技术方法、各方主体的意思表示以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合理工期的规定等多种因素共同考量得出。

司法实践中，涉及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是否导致合同工期条款无效问题的裁判观点目前还是较为混乱的，除了本案中的应尊重双方合同约定的“约定工期为真实合意”的观点，还存在“约定工期严重低于定额工期，工期延误责任由双方分担”的观点，甚至存在否定约定工期条款效力的观点，认为“定额工期是确定合同合理工期的基础，并在合同约定工期低于定额工期一定幅度情形下，认定发包人任意压缩合理工期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笔者认为，压缩合理工期是否导致合同工期条款无效取决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该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考虑到建设工程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作为保障建筑质量和安全之根本，如果认为该条款不具备强制性,会进一步加深建筑行业的恶性竞争，应认定压缩合理工期将导致合同工期条款无效才符合建筑业健康发展的要求。而对于“工程的承发包双方当事人均是其所从事领域的专业企业，对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天数应有较为准确的预判断能力”等观点，应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判断“压缩合理工期是否导致合同工期条款无效”的要素。在合同条款被认定无效后，可以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再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工期延误损失责任进行适当的分担，方能确立良好的司法导向。

最后，有鉴于目前司法观点的未统一，很多案件法院仍然认定约定工期有效且据此认定承包人的工期延误责任，作为承包人又通常需要对于工期进行全面负责，因此作为有资质、有经验的承包商应重点注意：即使合同工期约定严重低于定额工期，为避免司法机关从尊重当事人合意角度认定合同约定的工期是有效的，应充分认识到不合理工期对工程质量、安全、利润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合同签署时慎重考虑合同约定的工期目标能否实现，如果发包人基于自身投资利益和侥幸心理，未经科学论证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承包人应积极、主动与发包人沟通，科学论证，明确告知后果，不可盲目服从，避免盲目接受合同工期要求后，因无法达成工期目标需承担高额的工期延误违约金。

作者：

张琦

专职律师

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学士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20-0216）使用指南》编委

为江苏某大型施工单位起诉上海某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提供诉讼代理法律服务，涉案标的额近13亿元

为北京某大型国有建筑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自执业以来，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建设、房地产和建设工程等领域法律服务，拥有丰富的建设工程领域诉讼和仲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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