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宏观经济低迷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2023年以来德国经济持续低迷且前景黯淡，引起多方关注。受到能源成本高企、内外需低迷等因素影响，2023年德国经济增长-0.3%，出口持续疲软拖累增长，经济增速明显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今年二季度德国GDP环比增长为-0.1%，经济尚未摆脱萎缩状态，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等机构认为，尽管通胀下降将使消费有所回暖，但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深陷衰退，出口难有起色，2024年德国经济将陷入停滞，并将继续落后于欧洲其它国家。IMF最新展望报告预计德国未来两年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德国政府近期预计2024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2%，较此前的预测值（春季预计增长0.3%）大幅下调。

德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其制造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内外部挑战。19世纪以后，德国逐步构建了以大型跨国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集聚产业链的强大工业网络。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提速，德国通过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大量进口和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并形成了以汽车、机械、化工、医疗和电子技术为主的全球优势产业。制造业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占GDP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随着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分裂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德国制造业面临严峻内外部挑战，优势产业基础受到侵蚀，为其宏观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德国在地缘政治剧变中过度被裹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一是俄乌冲突之后来自俄罗斯的稳定廉价能源供应中断，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使德国工业产品成本优势逆转。长期以来，德国低价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并加工为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行出口获取高额利润。俄乌冲突前，德国超过一半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冲突升级后，德国虽然度过了天然气短缺最艰难的时刻，但俄罗斯廉价的管道气替换为美国等德国盟友国家的液化天然气，使其能源供应价格难以重回疫情前水平。从德国工业生产数据看，受能源价格影响，高能耗产业产能持续下滑，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化工行业产能较2019年已下降了17.5%。不少企业寻求将产能从德国外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廉价能源的丧失对德国高能耗产业带来的疤痕效应难以消退。经贸政策方面，德国政府跟随欧盟采取“去风险”对华战略，一度试图在供应链上“去中国化”。但德国作为对中国市场依赖度最高的欧盟国家，其制造业的需求和利润中心均在中国，降低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直接伤害德国经济。2023年德企对华投资仍创下新高，显示政商两界似乎并未在减少中国依赖问题上达成共识。

二是中德经贸关系从双赢转向零和，制造业相关贸易品竞争加剧。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不断增长的本土市场和作为“世界工厂”的出口产能，为德国高端制造业带来了丰厚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德国部分制造业的优势。荣鼎咨询数据显示，德国对华出口额从2009年的530亿欧元飙升至2021年的1230亿欧元。但随着中国从价值链微笑曲线低端向高端升级，中德经贸关系的互补性有所弱化而竞争性不断增强。例如，新能源汽车领域，2020年以来由于中国车企的快速崛起，德系车不仅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27%降至22%，在欧盟的市场份额也受到挤压。整体而言，中德两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中国在化工能源、专业机械、汽车、电子设备等关键制造业领域正在迅速赶超和替代德国出口份额。

三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强调供应链安全，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一定程度导致德国制造业投资外流。疫情后各国对供应链安全问题的关注度空前高涨，美欧在此背景下均试图加速推动制造业的回流并培育本土新兴产业。美国陆续出台了《基建法案》《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拟投资约合5030亿美元以推动半导体与电子、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生物制造和重工业等主要领域的本土生产和应用，欧盟在感受到产业外流风险后也相继推出《芯片法案》《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予以回应。然而，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推出恰逢欧洲深陷能源危机之时，成本优势叠加大额补贴和歧视性的产业政策使得美国对德国制造企业的吸引力大幅增强，德国本土制造业投资萎靡。

德国“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制造业转型均较为迟缓，难以应对“游戏规则”的改变。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过重，市场对新兴产业的关注和投入不足。丰厚利润带来的产业惯性使其固守优势集聚的传统行业，而不是更多投资于新兴领域。如在汽车制造方面，由于德国车企的燃油汽车制造技术十分成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将使其丧失部分竞争优势，且新能源汽车的利润远不及燃油汽车，传统车企普遍存在较大内生转型阻力，因而在电动相关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上逐渐落伍。德国在数字化领域同样进展缓慢，根据欧盟发布的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其数字化水平在欧盟排第13位，数字化人才、企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程度三项指标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FI）认为，德国正在陷入一个“能力陷阱”，即已有的优势产业不断吸引研发投资和优秀的科研人员，而新兴产业却不断失去优秀人才，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德国制造业全球市场份额和利润率也因产业新旧替换而不断遭到侵蚀。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出台困难，政策引导效果有待观察。一直以来，德国对“计划调节或国家引导”持非常保留的态度。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传统产业政策可能会造成市场垄断，阻碍自由竞争。2019年德国公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引起很大争议，因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支持大企业发展等内容，与德国一直秉持的市场经济原则以及德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实际经验并不一致。该战略的短期效果有限，比如德国在企业“互联网+”水平以及ICT产业的设备制造与技术应用领域均愈加落后于美中日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产业政策力度，促进特定部门的创新的大背景下，德国的产业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待中长期的观察。

近年来德国制造业的式微对制造业大国把握市场竞争先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是被地缘政治过度裹挟损害自身制造业发展。在俄乌冲突中，德国未能找到战略自主和欧美同盟关系之间的平衡，不仅安全制度架构遭遇挑战，经济模式也失去了长久以来的稳固优势。在中美博弈中，德国也同样深受美国影响，其价值观主导的对华政策不仅可能损害中德经贸关系，也不利于其自身制造业发展。

二是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有赖于市场和政府力量的兼容。虽然产业政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但也应看到历史上有若干产业政策发挥效力的案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若干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变短、“赢者通吃”效应增强，可能给产业政策运用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产业政策的设计应注重与市场机制形成合理动态边界，共同创造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与生态环境。

三是始终保持敏锐嗅觉与创新意识。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基础创新可能改变制造业游戏规则，造成新产业的迅速崛起和旧产业的快速衰落。德国过于依赖机械、汽车、化工等传统优势行业的惯性发展路径，例如汽车行业在燃油车领域里的超强竞争力使其被传统汽车工业发展路径所“锁定”，在电动汽车崛起的时代难以快速调整与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来袭，只有重视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以创新推动制造业不断自我革新，才能前瞻性地把握经济的下一轮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