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我死后
人家得把江青整死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学生李云鹤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
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十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1931年在青岛大学做图书管理员的李云鹤（红圈者），右三戴眼镜者为梁实秋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
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
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
蓝苹与王莹（左）
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
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文革”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他把秦桂贞抓起来，一关许多年。
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
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集体婚礼。前排左起：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为证婚人，左起：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
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
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
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
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
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
“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
“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
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
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
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
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
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
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
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
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
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
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
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
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
“你这个人呐，跟谁也合不来！”
“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毛泽东最后一次召集政治局会议
痛骂“江青混蛋！”
离开中南海的江青，任意胡作非为，在政治上终于走到尽头。
70年代初期，江青一般住在钓鱼台11号楼旁边的17号楼，那里有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功能厅，并能做头发，结果被江青一人占据。不过在1974年以前，她还经常回中南海拨弄是非，愿意长久住在外面，是因为搞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更为方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政治权力的增长，江青的生活追求也腐朽到了极点，完全以“女皇”的派头自居。她在北京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附近专门修的201号住所、钓鱼台的10号楼（17号楼实际也被她一人控制）、颐和园一处小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搞得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影片和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享用，并用于在政治拉拢所需求的人（当时江青对其死党表示亲近的重要手段，便是请其看片子）。
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到哪里吃饭不满意，便声言“我不出钱”。
1974年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后，毛泽东一面肯定这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一面也认清了江青的野心。
从这年起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并亲自给他们加上“四人帮”这一称号，还申明：“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从这时起，江青想见毛泽东，也要事先写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进“游泳池”。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
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听到这话，王洪文、姚文元脸都吓白了，大概是感到自己攀的这棵大树眼看要倒了。江青本人和张春桥这时却脸不变色，毕竟是有些政治斗争经验，知道毛泽东还不至于真正打倒自己。
1975年5月到毛泽东身边当护士的孟锦云也回忆说，毛泽东此时在生活上对江青已是厌恶至极，平时不许她来看望。江青为了拉拢张玉凤、孟锦云，送来衣服和其他东西，毛泽东得知后便生气地说：“她给的东西你们不要要！”
有一次，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孟锦云，如果自己同江青离婚，全国人民会怎样看？
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当年怒斥江青一伙的那些话也都公布出来，这都是事实。不过许多人也产生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毛泽东晚年那样厌恶江青，斥责如此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说出她“是一个大女流氓”，可是为什么不处置她呢？当时受到“四人帮”攻击的周恩来，为什么也会对此事搁置而不便处理呢？
如果把领袖当成人而不是视为神，其实这一问题也好理解。作为一般人夫妻之间气愤之时的一些责骂，局外人有时不可过于当真。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来看，自己骂自己的老婆，无论怎样严厉都可以，别人来骂则不行。
毛泽东不能处理江青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泽东已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虽感不如意却还要坚决维护。江青作为这一运动的干将，如果将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1975年内一再批评“四人帮”后，发现邓小平事实上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又感到不能容忍，于1976年初同意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此又要依靠“四人帮”这一伙人。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虽极度讨厌江青，也长期不同她生活在一起，却最终也还是留给她一个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地位（却没有具体的工作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于1977年在讲话中也说明，毛主席去世，才解决了处理江青一伙“投鼠忌器”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晚年将江青一伙定为“四人帮”，一再怒斥，并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对于党内健康力量同他们斗争，以及最后将其粉碎还是有重要作用的。虽然当初重用江青是一个严重错误，然而毛泽东毕竟还是认清了其丑恶面貌，这在历史上仍应公正地写上一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审判“四人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客观地说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属于一个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结论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晚年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属于过左的思想指导，目的还是把国家搞好，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从生活追求看，毛泽东直至晚年还是朴素的，进行政治斗争的确不是为了个人私欲。
江青则完全不同，这个从旧中国黑社会和污泥中滚出来的“大女流氓”进行的“政治斗争”，则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和私欲，并且一直在利用毛泽东的错误。
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工作过的人也都体会到，他们二人的情操和志趣也完全不同，当初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和悲剧。
毛泽东病逝前夕，江青毫无悲伤之感，于9月初不顾中央其他人挽留跑到大寨，一再宣传所谓“共产主义也要有女皇”之类令人惊愕的怪论。这不仅反映出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和利令智昏，也说明其政治水平和品格的极其低下。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到达大寨后，把人们集中起来，询问大家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在当时中国的农村环境中，回答自然是都随父姓，在场找不出一个随母姓的人。
江青大为不满，竟要求当地人以后要随母姓。这一番荒诞不堪、违反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普遍习俗的做法，让大寨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这时的江青，不仅大肆称颂宣传历史上暴虐却又能擅权的吕后、武后，甚至还有韦后、西太后……其司马昭之心，当时对国内有政治头脑者而言几乎是路人皆知。她还模仿武则天的唐装模式，设计了奇形怪状的裙服，骨子里的封建帝王思想完全暴露无余。
她口口声声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复辟。她的这一套当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上受千年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之深，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任务的实现真是任重道远！
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央值班的领导人通知江青尽快回北京。当时中央的工作由华国锋主持，这是1976年1月21日由毛泽东确定的。
病危之际的毛泽东，头脑仍然清醒，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后的自我总结：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晚年干的“另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已非常失望，也知道其很不得人心，但是他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检讨这件事为何会遭到多数人反对，还担心交班时可能“血雨腥风”，对后事认为“只有天知道”。
从这番话看，他预见到了那些“左派”可能会被解决，不过随后并没有出现“血雨腥风”，而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人就顺利地解决了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的江青一伙。
经过一次次抢救，毛泽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过这时他对老一代同志的怀念之情也涌上了心头，也许是晚年心理矛盾的一种表现。
据孟锦云回忆，当快到最后的时刻之前，政治局的成员围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毛泽东的床前，实际上是在告别。毛泽东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反应，发现叶剑英走过来时，嘴唇却微微动了一下。
孟锦云长时间照顾毛泽东，意识到他肯定是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剑英马上走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
那位领导着老帅们夺取了政权的领袖，此刻凝视着自己的这位老部下，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临终之前，对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提升起来的“左派”并无什么感情，对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友还有些眷恋之谊。至于他最后想对叶剑英说什么，这已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