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囚犯
我接任以后第一桩事就是释放几十名囚犯。我查阅了案卷，有些人只是偷了一点白薯或一点柴草，便被拘捕监押，久久不放，或竟死于狱中。大多数都是轻微犯罪，极少数是杀人犯。看了案卷，我有一种凄楚的心情。偷是最不光荣的行为，它可以使家族子孙，长期蒙受耻辱。偷的事情在农村比较少见，农民非到死亡边缘，不肯轻易走上偷的道路。偷一般是偷衣物钱财，而现在他们却是偷白薯和柴草，说明偷的人固然是死里求生，被偷者只有柴草和白薯可偷，其为穷而非富，也就可知了。
然而汤恩伯却在这时放任部队，任意向农村征派勒索，诛求无厌，这当然只会更加重农村的贫困。我曾经在陈大庆召集豫皖边区各县县长会议上公布这一事实，指责他的部队纪律的废弛，他也无话可说。我在查阅案卷后，没有经过任何重审手续，也没有请示上级批准，开了个名单，到监狱中亲自点名释放了几十个这类的犯人。这一举动不仅犯人的家属感到满意，地方上也有一些好评。
在这以前我没有见过监狱。这一次我亲眼看到监狱条件的恶劣和犯人的痛苦。我叫看守所的负责人改善监狱环境，并不时到监狱去查看。监狱的毛病是克扣囚粮和收受贿赂。至于犯人的卫生问题，看守人员自然从不过问。由于我常常去看监狱，而且去不定时，看守人员特别小心。克扣囚粮和不注意卫生的情况，在当时确实有所改善。
大敌当前
到太和不久，我得了副伤寒症，卧床一个多月。就在这时，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进攻，主攻方向是河南汤恩伯的防地。日军怕临泉一带汤部西调支援，所以寿县、蚌埠一带日军就佯攻阜阳、临泉，以牵制汤军，使他的部队不敢西调。进攻的目的，难以预测。但出动的兵力不大，却是知道的。然而却把陈火庆等吓得惊惶失措，纷纷作西逃的准备。人心慌乱，谣言四起。传说阜阳失守，将要西犯界首。这时城内的机关学校、绅商市民，一齐看着县政府，也一齐向县政府要办法。
我本来还在养病，为着稳定人心，应付非常，就抱病召集了各机关学校和近郊乡镇负责人(包括在太和的中央和省属机关)的紧急会议。我不能保证日军不来太和，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对参加会议的人分析敌人的动向和可能采取的步骤。我说：“敌人来自蚌埠和寿县。已经知道它第一步目的是正阳关，并且占领了正阳。第二步他可南可北(当时我们不知道日本在河南的攻势)。南边多山，行军不易；西进阜阳和临泉的企图比较明显。阜阳有重兵(骑二军驻地)，临泉是十八和三十一两个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何柱国和陈大庆都在那里。军事行动以消灭对方的军力为目的。所以日军真要继续行动，就一定以阜阳和临泉为目标，而不会是太和。只在一种情形下有可能，那就是在进攻临泉时遭到坚强抵抗，可能取道太和，对临泉进行包围。现在阜阳尚在，我们完全可以不必恐慌。”
但是，我知道，仅靠这种空话不能解除人们的惊惧，必须对万一的变化有准备。第二天我又召集第二次紧急会议，即席宣布了以下的决定：(一)选定李兴集黄泛区域作为县级机关的撤退地带；(二)由县府负责筹集可供两个月用的盐粮，于两日内送至根据地屯集保存；(三)各机关在撤退时需用的大小车辆，由县府负责征集备用。我知道交通工具在这时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又宜布：根据各机关需用的数量，把车辆送到机关，由各机关供应伙食，自行掌握，以免临时争论。这三条规定，很受大家的欢迎。尤其第三条，因为车辆如不到手，大家总不放心。
这三条宣布以后，各机关确实心情安定了不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日寇来了，他们有去处，有粮食而且有车辆。但是谣言太多，城内商业和市民仍然惶恐不安；日本飞机不时从城的上空经过，就更增加了人心的慌乱。因为日寇历来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极其野蛮残暴，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日寇进攻立煌那一次也是亲眼看到过的。
曹朗斋是太和的名医，因为给我治病，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常来县府。我病好以后他仍然常来。我因他为人比较正派善良，也愿意和他接近。在那紧张的一个月中，他不时受着商民的委托，来县府探听情况。他也把县府的动静转达给市民。有一天他正在和我谈话，日本飞机越城盘旋。他十分害怕并劝我进防空洞躲避，我没有离开我的座位，依然和他谈话。日机飞走以后，他带着一身惊恐的汗跑出县府，但却到处宣传我的胆大。以后他仍然天天来，可是因为怕日本的飞机，所以他来县府的时间，就改在上午九时以前和下午五时以后。
就在这时，何柱国从涡阳路经太和返回临泉。因为防止日军进犯，我叫乡镇对几条大道进行了破环。我们的破路工作做得比较彻底，何柱国骑的马匹通过时很是不易，受到了艰难困苦。但他却非常满意我们的工作。我留他在县府吃了晚饭，并对他讲述了我对形势的分析和我们的应变准备。他听了更是备致赞许。晚上他住于沙河西徐寨。第二天一早我过河去送行，城内看到的人不知原因，便传说我起早走了。一时讹传，商店纷纷关门。我不知城里发生这样的事情，还和暂编十五军副军长王雨膏谈天迟迟未归。城里人的谣言越传越多。有人劝曹朗斋到县府探探情况，曹朗斋说明我去送客，但因我下午还没回城，有些人不相信。曹朗斋便再到县府，对我的妻子说明了城内情况。妻子十分机警，知道再向曹朗斋解释也不会有用，便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上了大街。她在街上走了一趟，市上的谣言马上停息。
在谣传最多，风声最紧的时候，我日夜和四周几个县的县长通电话，交换情报。这样，我的心中更有底，也就更加沉着了。扰攘了一个多月后，因为日军在河南的进攻得手，敌军没有到阜阳就撤退了。阜临太一带闹了一场虚惊。部队和别的县搬家逃难乱得一榻糊涂，独太和安定如常。（柴进注：这里所指的是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豫中会战，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5个旅团约15万兵力，分三路向豫中进攻。中国第一战区集中18个军约30万人，在第八、第五和第十战区的配合下，由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统一指挥，组织抵抗。由于此时的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路线，造成了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中国军队虽经艰苦奋战，丧师20万，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未能阻止日军打通平汉线的目的，河南全省以及郑州、许昌、洛阳、西平等战略要地沦陷。）
经过这次事件，我取得了太和绅商的信任。据临泉县长杨某告诉我，何柱国回到临泉后，在对部下讲话时曾公开说：“过去我一直主张战地县长应该用军人。可是这次我经过太和县后，才知道文人有大大过于军人者。”还说了不少对我赞扬的话。何柱国的赞扬，也使陈大庆等对我不能不另眼看待。王仲廉的两个乡前辈，一个名刘云昭，他曾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北伐初期任过江苏省府委员，王仲廉尊之如师。另一个名丁则民。他俩也对我十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