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太和县政
许汉三
初当县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当过三任县长。到太和是第一任。因此，它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久久难以忘怀的印象。
太和县地处安徽省西北角的边缘，和河南省的沈丘、鹿邑接壤，人口约七十万。县境内虽有沙河、茨河、淝河等河流通过，但因河道淤塞、旱涝无常，地方并不富庶。黄河花园口决口后，太和西北部的李兴集一带，被黄水淹没，一片荒凉。太和县的界首镇原来是只有五千人的小镇，虽然也有一些商业，但都是规模狭小、面向农村的一些旧式商店。文化娱乐方面，除说书的外，别无其他，教育也十分落后。可是到了四十年代，界首却成了苏鲁豫皖边沿一带的军事、商业重地。
军事方面：汤恩伯的庞大军事集团，重要将领陈大庆和王仲廉在临泉设立了指挥所。东北军的何柱国骑二军，霍守义的十二军，刘昌义的暂编十五军，阜阳师管区司令部以及汤恩伯扩编一些纵队等，都住在临泉、太和一带。苏鲁两省军政人员和后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联系，也都要假道太和、界首和临泉。江苏和山东两省的省政府，也先后流亡到太和。
商业方面：界首由于地势的关系和中日战争的长期胶着，处于安全区域，遂成为敌占区的工业品、食盐和后方的土特产品双方交换进出口的枢纽地带。敌占区商品，北自京津、东北、蒙古，南自宁沪闽广，都经由界首内销，远达鄂东、豫南甚至川陕等地。货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后方的土特产出口，因界首有水运之便，也多囤集于此。一时公私行号、军警机关，鳞次栉比，市区纵横扩展七、八里，人口多至十六、七万，有“小上海”、“小武汉”之称。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应付这个畸形新城市的需要，命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都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还设立了税收机构和海关。界首的畸形繁荣，引起了各方的垂涎。何柱国和安徽省政府也都在这里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税务警察一类的机关，对商民从事搜刮剥削。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最后，汤恩伯在这里设立了警备司令部，搜取了界首的最高统治权。
界首的新兴商业区，原包括太和的界首镇、临泉的刘兴集、河南沈丘的皂庙镇三个地方。三个县也都照例在这里设立有乡镇公所。但三个县的县长都无权过问这个地方的工作。因为这里不但有省级机关、中央机关，而且还有飞扬跋扈的汤恩伯部队和中统、军统等特务势力。
我在到太和以前，许多人向我介绍了太和县处境的特殊。临泉县长广西人韦某，有广西的后台，但因被汤恩伯、陈大庆的压迫，只得调职颍上，换了庞炳熊的女婿杨某。太和县在凤台人廖梓英任县长时，因他的侄子廖运泽是黄埔一期学生，现任骑兵二军军长，又驻于阜阳，陈大庆、王仲廉等都是廖的同学，自然会受到照顾，然而也不是没有一点麻烦。蒙城人武济五是蒙城的知名之士，但接廖梓英任太和县不久，便搞得焦头烂额，无法继续下去。河南省有个县长胡自安，原是我的熟人，还曾遭过汤恩伯本人的棍打。
我受职以后，听了这些情况，确实有点踌躇。我决定先对汤部的上层进行一些联系和了解。所以在到太和之前，就先到了临泉。在临泉我拜访了陈大庆、何柱国、何的参谋长沈克、汤的红人胡静如、骆某等人。陈大庆是江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匆卒接谈。当然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然而给我的印象却是：人颇萎琐，却很矜持。胡静如也是江西人，是搞政治工作的。虽仍有书生本色，但和陈大庆一样，也是故作矜持。何柱国于一九三一年榆关抗日，名震一时。当时我正在北京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曾经发电支持，并对其十分钦佩，但并不识而。这次初见，他气宇轩昂，性格爽朗，谈笑风生，绝无武人的粗犷之气。沈克带兵多年，曾任军长，却谦逊过人，像一个教书的儒士。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和何柱国以后还见过多次，谈话越来越随便，彼此能够开诚相见。他大概知道我虽是李品仙所委派，但和桂系并无关系，所以他对我直言无讳地谈李、白、李的秘事，并讥评他们。
我曾经想过：我和陈大庆、何柱国等都无隶属关系，都是初次相见，何以他们的态度竟如此不同？除了个性或有不同的原因之外，大概是由于陈大庆自恃是“天子门生”，蒋介石的嫡系；何柱国则是东北军的关系吧。
到界首，我拜会了警备司令李铣。李铣是合肥人，我没有了解他的情况。他在他的司令部里设宴招待了我，也只是一般的应酬。警备司令部设在北洋军阀臧致平的住宅内。臧致平的住宅在界首算是上等住宅，臧家的人则一向住在天津和上海。臧致平本人原是皖系军阀。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之中，他也算是个主要角色。他是太和县光武庙人，抗战前已去世。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离开立煌的。到太和县正式就职，大概是三月间。就职不久，就不断遇到汤部一些驻军的罗唆。主要的就是直接向乡镇要粮食、柴草、马料。军粮本来由军队的后勤部门供给；柴草马料部队可以照规定价格向地方购买；地方政府有代办的义务。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变成相反。部队随便开纸条向地方索要柴草马料，但他们常常不要实物，却要乡镇折成货币付给他们。如违抗不办，他们就用抗战的大帽子，说你贻误战机，随意拘捕责骂乡、镇长，甚至对县长也不例外。前边提到的汤恩伯亲自持棍打一个河南县长，便是最好的说明。
县长是所谓的“七品芝麻官”，官职不大。但在旧的中国却有它的特殊性。在中国历代的官制中，中央、省、县三级，历久不变。而其他官职则或存或废，变化不定。所以县长无论好坏，他是被公认的可以代表那一个县的。他如果和县中绅众关系好的话，他可以动员和指挥这一个县的群众，而别人则不能。军人即使是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他必须通过县长而不能直接对群众下达任何命令。对当时一般农民群众来说，他们只知道有县长，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官。
我在担任太和县长以前，在省级机关中任职已十年以上。过去虽然到不少县里去过，但大都是跟着省府代主席去的。县长自然是屏气敛声，随侍左右。所以我只觉得县长的渺小，而看不出他的权力。到太和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县长在一个县内的力量。要做事情的话，还必须从县里做起。当然，这还是一种以农业为本位的思想。几十年以前产生这种思想是自然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这种思想便只有局部的正确性。
力量产生于群众。重要的是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在旧政权中，官府和群众，前者压迫，后者被压迫，基本上处于对立的地位。然而饥者易为食。正是因为他们长期受压迫、受剥削，所以当县长只要在某一方面做点对他们有益的事，他们便会感觉满意，便会称赞你，鼓励你。
在立煌动身以前，财政厅长桂兢秋告诉我：太和县监狱中押了许多人，因为人太多，狱中卫生条件差，所以死人很多。
桂兢秋并不管司法，但他是财政老吏。他从囚粮和掩埋费的报销中，看出太和县有这个问题，提醒我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