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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济宁一中的五冬六夏

文摘文学 2025-01-12 07:00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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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济宁一中的五冬六夏

作者：梁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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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8月底报到入学，到1969年底毕业离校，两头占着，我们班四十多名同学在济宁一中度过了五个冬天六个夏天，大约五年零五个月的时间。我们是五年一贯制(初、高中连读)的大改班，按常规应在1969年暑假前毕业。但因当时正值文化革命高潮，济宁社会形势动荡不安，学校管理瘫痪，耽误了我们正常毕业时间。直到下半年社会形式趋于稳定，我们才仓促办了毕业离校手续。五年多的在校时间，我们只正儿八经上了两年课，其余三年多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我们荒荒唐唐地度过了。最终我们还是领到了毕业证，而且是高中毕业证。那毕业证上深深留着时代的痕迹，证件上在我们个人照片的一角凸现着“山东济宁反修战校”的钢印。那是1966年“革命”高涨的时刻，红卫兵小将们的杰作。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69年底。这就是历史，既是我们个人历史的一段，也是济宁一中历史的一段。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四十多年，2012年济宁一中已进入建校第110个年头。偶然在互联网上浏览到“济宁一中校友网”网页，看到历届校友回忆母校的文章，不由勾起自己对那段时光的回想。母校历经的辉煌时光值得我们回顾纪念;母校历经的灰暗时光同样会引起经历人的回忆。历史是割不断的。如今我们同学大都已进入花甲之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后，也有时间回味那段历史了。然而大多往事如过眼烟云，早已跑得无踪无影，就连那些曾经感人至深的人、物、景、事，也只是断断续续的印象，只能用印象描述那段历史了。

(一 ) 风清气正、蓬勃向上的1964——1965

1964年夏季的一天，在济宁一中校门正对面的墙上，贴出了大红色的新生录取榜。在五年一贯制大改班的新生名单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自此我就算是济宁一中的一名学生了。八月下旬报到入学，一进校门，令我们这些懵懂少年耳目一新。中学毕竟是中学，校园景貌与我们原来的小学大不一样。我们以好奇的眼光探寻着我们的新学校。

沿校门主干道东行，迎面而立的是端庄大气的“红楼”，该楼已有近五十年历史，不久前刚刚进行完改造，由原来洋式红瓦大屋顶结构改为品字型平顶结构，中间主楼为四层，两边侧楼为三层。这在当时济宁市区是少有的高层建筑了。红楼当时是老师的办公大楼，一楼分布着教导处、总务处、教工游艺室、会议室等，二楼、三楼则是各科教研室和实验室。站在三楼顶的平台上，可以把济宁市区风光尽收眼底。天气晴朗的早晨和傍晚甚至可以看到邹县和嘉祥一带的远山。

校门主干道南侧是一片小树林，透过稀疏树叶可以看到太白楼布满青苔的北墙和那具有中式传统风格的主楼。主干道北侧是一处小巧的花园，花园的温室里培育着罕见的花草。再向北越过两排教室，则是一处具有欧式古典风格的天主教堂。一南一北，分别具有中西两种文化特点的建筑包夹着一中校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久处在这里的师生们。学校的一些房屋紧连着教堂，或许它们原来就是教堂的一部分。教堂北侧是一处幽静的小院，和教堂相连的二层楼是学校公用的音乐教室。教堂南侧是一片特色独具的二层楼，呈U字状半包围着教堂，恰像教堂主楼的一片围裙，因此它被冠名为“裙楼”。裙楼灰砖灰瓦，长长的回廊由一个个弧形的拱门连接而成，木制的门窗、楼梯和围栏涂着暗红的油漆，简洁精制的建筑造型显露出欧式古典之美。裙楼一层为学生教室，二楼为单身教师宿舍。裙楼和教堂围出了一片天井，显得分外幽深静雅。

学校主干道沿红楼、裙楼之势蜿蜒东去，一直通向校区最东边的果园，把校园分为两大片区。道路北边为教学区，教室整洁明亮，从东到西依次分布着初中、高中由低到高不同班级。道路南边是活动区，规整地分布着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和高低不等的体操器材。还有那绿树环绕的气象站里白色的测温楼和高高的风向标;宽敞的图书馆阅览室里展现学校风貌照片，等等。眼前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新颖。

不仅是环境新颖，入校不久后我们便感到学校风气的清新。1964年、1965年是我们国家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学校的风气则更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闯了出来，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全国上下还都保持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1963年开始的学雷锋活动此时已为然成风蔚然成风。校园里，老教师温文尔雅，中年教师严谨干练，年轻教师青春焕发。上千名学生更是朝气蓬勃，同学们分别来自市区和周边乡村。市区同学活泼好动，农村的同学淳朴厚重。家在远乡的同学在校住宿，但每周都要回家背煎饼、窝窝等食品返回学校，他们的艰苦求学精神也激励着市区的同学。一中的老师来自省内外许多地方，汇集了许多优秀师资。他们讲起课来，那带着各自家乡特点的普通话，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入校后，我们班第一任班主任是孔庆尧老师，教我们语文。辛永旺老师教数学。他们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风华正茂。孔老师待人亲切，课堂上常用些幽默语言提问学生。辛永旺老师热爱体育锻炼，双杠动作做得特别好，让我们好生敬佩。英语课由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张老师代课，据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是刚出狱什么的。当时学校外语教学刚要改变全部是俄语的状况，英语老师极缺，就连学校教导处罗宏彦主任、语文组李国亨老师都因有深厚的英语功底，转行教起了英语。教我们政治课的是成杰老师。教物理课先有徐老师担任，他调回老家后，就有聂传文老师担任。教生物课的是谢铸老师。教地理课的是王长春老师。教音乐课的是姜凤英老师。教体育的是朱云千老师，他是活跃人物，由部队复员，因此常在体育课中纳入一些军体项目，很适应当时形式。大约还不到一学期的时间，授课老师有了变化。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四清)在学校悄然开展。出身好、年纪轻的孔庆尧、辛用旺、成杰老师被抽去搞运动，他们所教课程就换其他老师承担了。我们所学课程也做了些调整，美术课因官志训老师去市里办阶级教育展览取消了，书法课因孙瞿门老师出现问题也草草结束了。这时由姜凤英老师接替班主任，陈孟中老师教语文，张家荫教数学，吴永福老师教政治，张传云老师教英语。这几位老师一直教我们到1966年夏季。

那些年国家政治运动特别多，但不可否认当时社会风气也特别好。1965年全国又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同时又涌现出新的学习榜样——一心为革命的英雄战士王杰。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学校，校园里到处呈现积极奋发、蓬勃向上的风气。课堂上自不用说，下课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更能显示学校的朝气。清晨上千名学生集体出操，整齐的呼号声，唤起了初升的太阳。中午放学，校园主干道上歌声嘹亮，各班级同学排着队伍离校或者走向餐厅。下午下课后，同学们根据爱好和特长可以参加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射击、航模、园艺、音乐等各项文体活动。或者三五结伴在学校果园里散步闲聊，或者独自捧书在阅览室静读。高挂在操场攀登架上的扩音喇叭不时送来《音乐诗史东方红》中优美动听的歌曲。晚自习前是各班雷打不动的集体读报时间。晚自习的教室里明亮而安静，只能听得见笔尖和纸面唰唰地摩擦声和日光灯镇流器微微的嗡鸣。一天的学校生活充实而又愉快。校团委、学生会还经常组织一些有益的课外活动，各班级都是一呼百应、踊跃参加。记得当时学校篮球场还是黄土地面，雨后不能使用，准备改造为砖场，需要把砖从砖瓦厂运到学校。学校仅有一辆马车忙于其他任务，于是学生会一声招呼，高、低年级大、小同学一起参加，分头借来地排车从十几里外把砖运回学校。又拉起石滚平整场地，在田径场东边自力更生建起了学校第一块砖面篮球场。我们班男生还组织了小足球队，自己兑钱购买了足球。经常踢球很费鞋，为减轻家庭负担，我们学会了自己补球鞋。学校还经常组织文娱宣传活动，除校内节日文艺会演外，还选拔较好的节目到周边农村宣传演出。我们班的节目多次被选上。如：相声《好》，表演唱《夸夸咱村地雷班》、活报剧《两个美国兵》，对口词《镰刀》等。我性格比较内向，但演出时却十分投入，姜老师安排和我和性格开朗的皮少臣同学一起担当节目的角色。姜凤英、黄建勋等老师都曾为我们排练指导。吴永福老师则为我们化妆，他用面团做成“美国大鼻子”，用香烟丝做成黄色络腮胡，把我们扮成“美国大兵”，效果不错。我们的节目获得了济宁市65年少年儿童文艺会演三等奖。

好的校风处处展现。有几个事例印象较深。当时学校没有专职电工，物理教研室的年轻老师就顶起了这个角色。晚自习时，无论那班发生电器照明问题，戴洪德、乐效忠等老师都是随叫随到及时处理。物理组的老师们还和高年级同学一起设计了学校水塔的自动控制装置。校园干道两旁绿化带和果园里长着杏、桃、苹果、石榴等许多果树，每年夏秋两季果实累累。全校一千多名师生白天、夜晚徜徉其下，没一人随意摘下自吃。而是统一采摘后送给新入学的低年级同学，此做法已经形成一中的传统。还有一次，学校马车的一匹套马在外出运输时事故致死，驭手老赵运回学校后，学校当即决定由食堂烧成熟肉，免费供学生改善生活。当时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肉类食品较少，食堂一份菜仅二、三分钱，学校总是千方百计为学生改善伙食。食堂师傅每天还专门为生病同学做病号饭，一碗热腾腾的葱花手擀面，让同学们感到许多温暖。各班同学还轮流到食堂帮厨，协助管理伙食，学校后勤职工也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食堂卞玉芳老师积极进行节煤炉灶技术革新，取得了成功，在市里很有影响。现场会在学校伙房召开，我们也好奇地去参观。后来语文组黄建勋老师以此为素材编写成话剧《心红火旺》，师生共同排练后在学校礼堂演出，由王笑天老师担任主角。

1964、1965两年全国突出政治的气氛不断高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也越绷越紧。当时社会风气显得好，可能与此有一些关系。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很快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到来了。

(二) 狂热、动荡的1966——1967

1966年春季开学后，我们已进入二年级第二学期，同学们正逐渐从少年向青春期转变。政治环境促进了我们的成长，不少同学思想已显得比较成熟，他们积极表现、学着成人办事，很受老师欣赏。但也有一些同学仍然不更世事，思想发育明显迟缓，我就属于第二类人。记得学校当时政治运动很多，一次大概是由校团委组织对孙瞿门、扈炳钦等老师的揭发批判，会场设在阅览室。作为班级少先队中队长的我，应邀参加会议。批判会从晚7点开到10点，快要结束时主持人统计还有多少人要发言，台下纷纷举手踊跃响应，就连比我晚一年入校的一年级的几个中队长都高扬着手表示要发言。而我却没有任何表示，还天真的想：你们几个初来乍到，与这些老师并无接触，发言讲什么呢?何况天都这么晚了。其实会议不会继续了，主持人要的是这个阵势，台下人要的是这个表现。

当时教育革命也逐渐升温，内部已开始对建国16来的教育制度进行讨论。早在65年我们就取消了多门副科的考试， 1966年对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考试也将发生改变。对我们这些年纪尚轻、还无较强学习自觉性的初中生，一旦从考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还真有点窃喜。在教室里困久了，总希望着换个环境放松一下。所以同学们很喜欢参加每学期两周的劳动课，在这两周里，大家可以到学校果园拔草、剪枝，可以到食堂洗菜、蒸馍，可以到木工房修理桌椅，可以到校办工厂学开机床或翻砂造型。最高兴的是跟学校马车去拉货，赶马车的老赵师傅长鞭一甩，三匹老马拉着我们踮踮地驶向校外，十分惬意。没曾想我们这些天真孩子的想法竟然和伟大领袖有些契合。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了。毛主席指示中说了很多，与学生有关的我们记得最清楚，什么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要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改变考试制度等等。这下我们更加轻松了。但随后而来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更大的政治运动。

1966年上半年，一场由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引起的大讨论轰轰烈烈进行。同学们虽然年轻但十分关心时势政治，也像模象样地在班里进行了历史上有没有清官的争辩，哪知国家发生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一阶段全校师生都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关心时势政治，经常进行规模不等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陈孟中老师就在语文课上组织了我们班讲用会，我的一篇作文曾被选中在班上宣读。陈老师排球打得好，是校排球队兼职教练，为加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还组织排球队到市清卫会参加掏粪劳动。进入6月份，麦收季节开始了，这是当时人们最为重视的季节。“三年自然灾害”让人们缺粮缺怕了，对每年的农业收成都十分关心。夏秋两季各行各业都要组织人员到农村帮助抢收抢种，中学生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学校迅速组织了除高三毕业班以外的全部师生去支援夏收夏种。队伍分成两支，一支去南阳湖农场;一支去喻屯公社喻屯大队。我们班同学背起行李包，步行三十多里到达了喻屯村，分在两个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这一队由乐效忠老师带领。在长达半个月的劳动中，我们先参加了紧张的割麦、运麦、打场、拾麦一连串抢收劳动。后又迅速转入了整地、运肥、拔秧、插秧等抢种劳动。师生们和社员群众相处很好，在田间休息时，乐老师组织我们为社员群众演唱他自己编写的歌曲《喻屯是个好地方》，采用当地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柳琴戏”曲牌演唱，赢得大家一片掌声。乐老师还表演了口琴独奏，优美的琴声飘扬洒落在田间地头。

半月后同学们乘敞蓬汽车返回学校，没再继续上课。学校做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率先展开。在报纸、广播、新闻舆论、社会形势的强大鼓动下，师生们纷纷“拿起笔做刀枪”采用大字报向“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战。火力一片混乱，学生批老师，老师批老师。内容几乎涉及每个老师的历史问题、平时言行、思想作风、性格缺点甚至包括日常积累的一些人际矛盾和恩怨等等，这时都上纲、上线展开了批判，比着谁的“政治觉悟高”。大标语、大字报迅速贴满校内墙壁，一时间笔墨纸张供应困难。学生们忘乎所以，老师们人人自危。为把握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济宁市委很快派出以市武装部李清波政委和团市委张雪梅书记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学校很快成立了由干部、师生共同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记得校团委徐明珠、常广英、李业学等同学均为文革小组成员。文革小组指导全校师生开展运动，在制止了前段乱斗乱批现象后，全校加强政治学习。这段时间我们还真的较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许多长篇著作和两报一刊上有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像《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校内的批判斗争矛头逐渐集中在几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着或大或小“历史问题”、平日言行不慎的老教师身上。他们被列为“牛鬼蛇神”，集中在学校南楼，有专人看管。“牛棚”一词即由此形成。此间还发生了离奇的“西红柿事件”。一天清晨被看管的马莹老师突然在房间消逝，校内也未寻见其踪影。文革小组紧急排查案情，了解到事发前一天马老师的姐姐曾带着桃和西红柿来看望其弟，由此判断她可能是暗示其弟逃出学校到西大寺接头。煞有介事的分析，足见当时人们“阶级斗争觉悟”之高。很快1966年暑假到了，按照学校安排初中同学放假回家，高中同学继续留校搞运动。

进入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六条。这时运动范围不仅仅限于学校，学生们纷纷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效仿北京做法，各地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学校在文革领导小组之外又成立了红卫兵指挥部，“十六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红卫兵小将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一时济宁市区大街小巷到处闪现戴着鲜红臂章的红卫兵小将的身影。一些古建筑、老街牌、旧商号被砸，南门口的小广场上点燃起焚烧“封、资、修”书籍字画的大火，对旧社会遗留的大户人家进行了抄家。学校紧邻的天主教堂当然在劫难逃，在打砸一番后，教堂整个被围进了校区，为学校今后扩地创造了条件。在红卫兵组织组成的过程中，“血统论”被推向极至，学生按家庭出身被分为“红五类”、“黑五类”、“普通群众”三部分。只有红五类出身的同学才能加入红卫兵。因革命形势需要，暑假还未结束初中同学就纷纷返校。我急匆匆回到班里要求参加活动，却因“家庭问题”受到阻止。我感到十分委屈，便找到校文革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李业学接待了我。他是高中部学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显得十分成熟，向我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当不成红卫兵可以当红外围吗。后来我回到了班集体。

这时，文革运动的方向又出现了急转。红卫兵队伍发生了分化，一些急进的红卫兵提出了赶走市委工作组、解散官办文革领导小组口号。当然这都是在北京、济南等外地来济串连红卫兵鼓动下发生的。在市青年体育场召开一次群众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发生了外地红卫兵与济宁市委冲突的事件。从此济宁市的文化革命也是事件不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澜。原本就够厉害的群众运动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此时又变成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连”。大城市红卫兵不断来济宁扇风点火，济宁红卫兵分为公派和自行两部分到北京串连，各取各的经，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同，逐渐分为“革”与“保”两派。急进的一派从原红卫兵组织中杀出来，自行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先行到北京的红卫兵精英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主席检阅，回到济宁后成为革命的先锋。学校门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针锋相对，声嘶力竭的辩论从白天到夜晚，招来许多市民观看。谁对谁非一时难辩，就大多数同学来讲(特别是年纪较小初中学生)基本上是随大流。

1966年秋收季节到了，大部分同学都照例按统一安排去支援秋收，少数骨干继续在校搞运动。我们班同学先到市农科所参加了一段劳动，主要任务是摘苹果。跟着果园工人师傅学了不少苹果方面的知识，认识了许多苹果品种，当然也品尝了各种苹果的滋味。后又随学校大部队到喻屯参加秋收秋种。我们班和中五、一班的大同学结成帮带对子，共同劳动。从割稻、运稻、打稻，到运肥、撒肥、整地、耩麦跟社员群众一起足足干了半个月。相互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十月下旬回到学校后，革命的大串联掀起了高潮。我们班几个对时局观点相近的同学一商量，决定和高中的大同学一起到北京去串联。成员有：皮少臣、胡桂龙、郭兆顺、王金城、杨维仁、张方鹏、梁方苏。在北京女八中两名女生带领下，我们先到济南领略省城文化大革命的概况，后又赶往北京。火车上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学生，连座椅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大约十一月六日半夜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被安排到西城区一所小学接待站住下。平生第一次来到北京，我们兴奋不已，第二天一大早便奔向天安门广场。我们徜徉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这些高大雄威建筑之间，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我们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到军事博物馆看展览。几天之中竟想不起到公园、动物园去游玩。这并无多大遗憾，一件更令人高兴的事在等待这我们。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我们有幸参加。这天清晨天还未有大亮，接待站的解放军同志带我们整队出发到达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红旗如海、歌声如潮。由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标兵线把数万红卫兵隔成了一块块整齐的方阵。在等待接见的时间里，红卫兵们或相互拉歌，或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情绪高涨，神采飞扬。上午十点广播喇叭里响起《东方红》乐曲，身着棕色毛尼军服的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他身后跟随着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刘少奇等其他领导，周总理那天身着兰灰色中山装，其余人都穿着军装。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北角处，只能大致分清城楼上领导人的身影。皮少臣不知从那里借到两支镜片，一凸一凹正好组成一副望远镜。我们高兴地互相传着看，更加清晰的看见了毛主席的身影。诺大的广场上，千百万人“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竟变得越来越整齐。后来高音喇叭指挥群众分批越过长安街涌向金水桥边，以便革命小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再指挥人流从东西两边退出广场。然而那是十分困难的，涌在前面的群众那肯轻易离开广场。我们几个被幸运地拥挤在天安门西区观礼台处，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周总理频频向群众招手。接见结束了，领袖们离开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数千红卫兵们还久久不愿离去，继续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还好，在第二天(11月11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再一次接见全国各地到京红卫兵。这次他老人家乘军用吉普车沿长安街检阅红卫兵大军，我们在长安街公安部附近再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中央首长乘坐的吉普车一辆辆在我们面前驰过，大约是在第七辆车上，我们看到了身着军装的刘少奇，他瘦癯的脸上表情严肃，军帽下露出的白发是那么显眼。

这次到京令我们思想震动很大，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让人触目惊心。在清华大字报栏上我们看到了转抄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没想到中央竟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想到斗争竟如此复杂。回到学校后，看到校内已是群众组织山头林立。有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等等，还有众多的战斗队。我们经协商决定，以我们受到毛主席检阅的日子“11.11“为名称成立自己战斗队，并选择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把从北京带回的资料翻印、抄写进行宣传。这时运动的重点已从学校转向社会，济宁市各种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并以敢不敢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分成两大阵营，即“造反派”和“保皇派”。派系之间常为观点不同进行争辩，也常为争夺宣传阵地、宣传器材发生摩擦。根据形势发展各个红卫兵组织又纷纷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宣传运动发展的新动向。我们在山东财经学院几个红卫兵带领下到了济宁火柴厂。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参加厂里组织的批斗会，吃住在厂，直到临近年底才回学校。

1966年底，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校名的变更。济宁一中老校名将被“反修战校”这个颇具时代色彩的新校名所替代。记不清是哪个组织或个人首先提议出这个新校名的，但可以肯定不是保守一点的组织。新校名先以手写纸糊木牌形式立在校门前，曾几次被推倒，最后终于被大多数认可，如此革命的名字岂能抗拒。这比济宁二中的更名晚了许多，济宁二中早在8、9月间已改名为“抗大红卫战校”。两所学校的校风由此也可看出。

转眼进入1967年，炮轰各级党委、批斗“走资派”之风依然高涨。斗争这般复杂必竟是成年人的事，年轻的孩子一知半解，跟着打轰轰没多大意思。我们几个同学又商量着组成“长征队”徒步去串连，计划走遍上海、南昌、井冈山、韶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长征队有胡桂龙、范广星、张方鹏、张明和我五人组成，年轻人无所顾忌说走就走。我们先到达南京，在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留了影。头戴军帽、腰扎皮带、斜挎毛主席语录袋是当时最实行的装束。然后一路东行，到达了上海时已临近春节。我们在昆山路昆山花园接待站落下脚，准备休整几天。这时上海市内大街小巷革命气氛远远大于春节气氛，“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正在紧锣密鼓进行。2月5日“上海公社”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我们跑去观看，还使劲靠向主席台，想看清张春桥、姚文元等各位知名人物的尊容。春节过后，正当我们筹备下步行程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学校师生停止串连，返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了。年轻的孩子还是很听话的，我们几个分别乘车、乘船陆续返回学校。

一个多月没在学校，学校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原红卫兵更名为“红旗公社”，因前段站错队，未被吸纳到大联合之内。联合组织夺取了学校的各项权利。学校有了领导机构，广大师生都感到运动已折腾了大半年，总算有所平息。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复课闹革命。我们回到教室后，文化课到底怎么上成为问题。数理化课程还好说，语文课采用什么教材?石汝玲老师被安排教我们语文课，她只得临时选用“两报一刊”上的一些文章当教材，跟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就这样，第一次复课闹革命也没能坚持几天。社会上的巨大动荡使学校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先是所谓“反逆流”活动，据说1967年2月从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各地造反派遭到打击、迫害，中央文革号召各地革命群众抵制这股逆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生们又被鼓动着冲向街头的宣传讲演、游行示威。后来一件令普通群众难以料想的事发生了，在造反派们全面夺取了各级权力后，运动又突然转化为剧烈的派性斗争。济宁的造反派一下分裂成为“红”、“杀”两派，而且表现的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为争权夺利展开了争斗。其实质是派系头头们私欲膨胀，为争权夺利，乘势兴风作浪，广大群众只是被忽悠而已。派性斗争严重影响了学校，学生们也分为了两派，争斗愈演愈烈。外部势力也企图介入学校，武斗随时都可能发生，一旦如此学校将遭受重大损失。

关键时刻更能显示出人性的善恶。在许多人乘社会动乱之机上窜下跳之时，记得是聂传文等几位老师，为保护学校理化实验室贵重仪器，用砖头封严了实验室的门窗，并长期坚守值班。在文革初期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笔墨纸张严重浪费时，也是聂传文老师他们手摇小石磨研磨胭脂自制墨汁，首创用火硷溶液打浆糊方法，倡导节约闹革命。对这场所谓大革命他们无语，只是以自己的良知默默地干着自己认为应该干的事。文革中打砸抢活动使学校受到不少损失，记得生物室许多动植物标本被损坏，抛落在校园各处。档案室许多老照片的玻璃底版被砸的七零八落，里面不乏有价值的资料，这将是济宁一中历史上的遗憾。而校理化实验室在聂老师他们保护下基本完好无损。

两派旷日持久地争斗着，学校红楼顶上十几只高音喇叭与对面济宁宾馆上的喇叭形成对阵，相互攻击对骂。市区武斗事件频频发生，甚至造成流血、死人。我们无心介入这难分是非的争斗，无聊之际我和几个同学常常到大运河去游泳。1967年在动荡不安中过去了，我们又浪费了一年宝贵的青春时光。

(三)“斗、批、改”高潮迭起，复课闹革命步履维艰的1968——1969

1968年初，在支左解放军的强力干预下，济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总算停止，各级革委会开始了正常工作。支左解放军进驻学校，建立了三结合的校革委。组织师生进行军训。我们班同学与军训的解放军战士相处很好，他叫徐西德，老家在汶上农村，待人诚恳朴实，我们都称他徐班长，至今难忘他那圆圆的笑脸。社会形势相对稳定后，学校开始第二次复课闹革命。仓促复课无章可循，所开课程很不全面，记得只开了英语、数学、化学三门课。张传云老师教英语课，采用是临时编制的较适应形势的教材;窦立潜老师数学课上只有他手中的一本书;段启武老师化学课也无教材，他建议我们设法去找。学业荒芜久了，我们渴望学点东西，我和王新力同学跑到新华书店批发部仓库，翻来拣去找到了几本高中数理化教材。本希望坐下来好好补习一下文化课，但良好的学习愿望很快破灭，第二次复课闹革命没坚持几日又不了了之了。

1968年夏季，在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口号鼓舞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献忠心活动，我们也满怀热情投入了这场活动。城市乡村几乎成了红色的海洋，到处是主席画像和主席语录牌。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不绝于耳。人民群众采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忠心，制作了很多工艺作品。我们通过参与活动也学会了一些书法、绘画知识，再加上已往学会的刻钢板、印报纸、办板报等技能，可以说是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收获了。为适应形势，济宁市决定筹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馆址选在老城墙东南角的“土山市场”，建材拆用老西大寺砖木代用。这是全市的一件大事，各单位群众轮流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工程夜以继日。我们多次在深夜到工地推绞车打基础桩井，情绪积极高涨。

在群众痴情狂热地献忠心的同时，文化革命斗争并未停止。从北京开始全国又开展了清查“五·一六”集团活动，原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被揪出。济宁有没有“五·一六”集团说不太清，但运动的政治动向让人感到愕然。原冲劲十足的红卫兵小将受到毛主席批评，主席决定要管一管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娃。派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由工宣队进驻各个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很快一支有五六十人组成的工宣队出现在一中的校园。他们主要由正在邹县筹建煤矿的煤炭部建井二十八处矿工组成，身着蓝帆布的工作服，正经一流的产业工人。这时一直在学校滞留的66级、67级、68级所谓“老三届”同学开始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大学还未回复招生，他们有的参军入伍，有的回到农村老家，有的结伴报名集体到农村去插队，有的留在城市继续等待着。我们班同学一下成了学校的“大哥大”。学校迅速招高一、初一新生入校，他们是首届不通过考试入学的，到校后文化课仍不能正常开展，班级改为军事编制，称为某连某排，与我们一起参加学校的“斗批改”。在“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思想指导下，学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批判资产阶级运动。批斗的重点除文革初期被揪出的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外，又加上了“走资派”，学校几位老领导也一遍遍到群众中做检查。社会上的群众专政组织“文攻武卫”也常到学校抓什么反革命集团。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之又紧，一些政治痞子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对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运动，年轻的学生专注力很差。不能上课，同学们就去寻找各自有兴趣的事。有的学装半导体收音机，有的寻来许多书籍阅读，像“三国、西游、水浒、红楼、镜花缘、平妖传、隋唐演义”等等中外书籍悄悄在同学们之间传阅。此间同学们还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看批判电影，像《武训传》、《清宫秘史》、《不夜城》等。因为年龄小，以往没看过这些电影，这次借批判之机却看到了。

1968年10月我们又到南阳湖农场参加劳动。收工后的一天晚上，师生们和农场职工集中在操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党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正听着，不知什么方向飞起一件东西落向人群，我班刘成士同学的头一下被砸破了。这是一个偶然事故，还是隐含着什么，至今都难说清。回到学校后，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学校一座新的教学楼竣工了，紧靠学校的天主教堂在1967年趁文革高压之势被拆除，利用教堂旧砖石，在原址盖起的一座两层双面教学楼。二是原工宣队撤离学校，有济宁本市“烟台机器厂、国棉七厂、拖拉机配件厂、动力机械厂”等几个较大企业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学校。不知是谁的提议，他们竟自行决策要把整个学校一分为三。学校斗批改的大权在他们手里，当即学校师生、教室、办公室等被分为三个区域，我们班归属国棉七厂管理。三是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形成高潮，我们班几个干部子女带头下乡插队，没等到拿毕业证，先期离开了学校。留在学校的同学也没正经上过一堂课，1968年就这样过去了。

进入1969年，印象中最深的事就是迎接和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济宁市为迎接九大召开，决定把贯通市区东西的七号马路(即太白路)改造为柏油路。各单位参加义务劳动，学生是其中的生力军，我们多次参加劳动，运石子、铺石子干了好多天。紧接着开始军乐队训练，四十多人的军乐方阵全部由我们班同学承担。九大召开了全国一片欢腾热烈庆祝。济宁市革委领导象模象样在太白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然而九大还未闭幕，济宁市就又发生的武斗。缘由是，在济宁第二次革委会建立时，老造反“红劳”成为弱势，其基层层组织心中一直憋气，便与江苏徐州一些类似造反组织串联起来重新起事，占领了济宁电机厂一座三层楼为据点，开展活动。当权的一派哪能允许，于是组织“文攻武卫”队去围攻驱赶，即发生了济宁市文革史上著名的“4·10”事件。至此济宁市区新一轮武斗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在校师生高度警惕，坚持保卫学校。直到1969年麦季，学校又组织师生到农村参加每年一度的麦收。这次没老师带队，由我们带领初中班同学一起来到市北郊五里屯村，支援麦收劳动。在社员群众的多次挽留下，我们干了近一个月。期间同学们发生了分化，一些不愿做廉价劳力的同学先期回到了市里，我们直干到夏种结束，农民朋友用两辆马车把我们送回学校。这时市区武斗已经升级，街道上空不时响起乒乒乓乓枪声，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有几个68年毕业离校的学生借助社会帮派的力量持枪占领了学校，寻衅滋事。我们在学校很难待下去了，同学们匆匆离校，七零八落散布到社会上。有的去干临时工，有的到小学代课，有的在家茫然的等待着……

当济宁地区动乱再次解决时，已到1969年11月。学校恢复正常秩序后，通知我们返校办理毕业手续。看着手中的毕业证，回顾起在学校动动荡荡、跌跌撞撞度过的五冬六夏，心中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就此仓促离校，我们班同学已难以召集整齐，连一张完整的毕业照片也无留下。告别了，母校。告别了，济宁一中。当时我们毕竟还年轻，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在欢送几个参军入伍同学的照片上我们题写的赠言是：“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作者系济宁一中1964（五年制）中级一班学生

作者简介：

梁方苏，男，74岁，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街道仙北社区居民，原山东防爆电机厂退休高级工程师。爱好写作，曾有数十篇散文、杂谈、回忆录在济宁日报《文化周末》栏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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