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厚重,似高山厚土一般厚重,而又朴实壮阔。和温润秀丽的江南相比,这里没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明媚;没有“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的悠然;更没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但西北地域奇峭、雄伟、敦厚、苍凉的自然地理环境却以它特殊的涵育力,自古以来就孕育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和“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豪迈,西北雄浑、苍茫的山峦、高原和海涛般的大漠包蕴着一种神秘和力量。陕西称秦,上古属雍州、梁州,其核心腹地为关中平原,东有潼关,西有大散 关,南有武关,北有金锁关。缪希雍在《葬经翼》中说:“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传统风水学认为,中原的龙脉是从关中开始发脉的,所以长安高居龙首,俯视中原。而且,长安在黄河上游,有“处上游以制六合”的地理优势。周族人曾据守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并东出灭纣,建立了昌盛的周朝。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召公奭辅政,当时,天下尚不稳定,周、召二人于是决定分陕而治,陕西之名最早由此而来。分陕的具体位置,《水经注》说以陕城或陕陌为界,《括地志》则说以陕原为界。陕西是名副其实的帝王之乡,西周、秦、西汉、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先后在这里建都,时间竟长达1200年之久。像黑夜中的蝴蝶,这些走马灯似的王朝消失于历史波澜壮阔的夕光,让人想起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人们惯常于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中国的历史并非存在于延续性和不变性之中,而是存在于一连串剧烈震荡、动乱和毁坏之中。”朝听天言,夕聆地声。沉甸甸的黄土,处处掩藏着旧时代的王气和帝国斜阳的忧伤,一入此地,正如贾平凹在《论关中》中所说:威威乎白天红日,荡荡乎渭水长行,朔风劲吹,大道扬尘,古都长安城池完整,广漠平原皇陵排列,断石残碑证历代名胜斜埋于田埂,秦砖汉瓦散见于农舍村头常搜常有……山河古朴,天光沉穆,黄鹤掠过汉家宫阙的残垣,野花遥映王侯将相郁郁累累的陵墓。在这里,随便挖一锄下去也许就能碰上古典时代的碎屑,田间地头的一介草民也许就是一个《易经》研习者。这里的文士送礼喜用汉瓦当拓片,或是一方秦砖做成的砚台。陕西的厚重,让陕西人看起来像行走的兵马俑。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精妙地阐释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三秦大地上流传着一个老幼皆知的民谣: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这句话似乎很有道理。江南是温柔富贵之乡、花柳繁密之地;是青山软水、泽国古镇;是十里洋场、七里山塘、二十四桥的明月;是朝霞共绸衣一色的丽人。适合于才子佳人。而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北国,特别是连年战乱的边关,要生存就要靠好勇斗狠、就要靠抛头颅洒热血。西北雄浑、肃杀的自然环境,似乎更容易锻造男人的战斗力。关中号称帝王州。如果给中国古代帝王排一个座次,最伟大的帝王里,估计前十名里有八个皇帝长眠于陕西这片黄土之下。据初步确认,自西周始至唐末(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在西安建都的共有65个帝王,建有帝王陵52座,已知的帝陵39个。
林语堂说:吃大米的南方人,没有福气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吃馍的北方人来享受。甚至在唐朝,唐人大概会这么说:陕西的秀才、陕西的将,陕西的皇宫住皇上。这么说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的陕西,尤其关中平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是一朝一代,而是持续了周、秦、汉、唐四个统一封建大帝国,绵延将近一千五百年。这一千五百年间,陕西可谓英才辈出,论起千古帝王,有周文王、秦始皇、隋文帝、汉武帝、唐玄宗……除帝王外也不乏经天纬地之臣、东征西讨之将、侠肝义胆之士,论才子有司马迁、班固、白居易、王昌龄、杜牧。若论到武将,那似乎更霸气。
枪杆子里出政权。秦之所以能够最终统御六国,和秦人的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秦晋军旅武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强悍的姿态引领着一个时代。据古籍记载,“秦之锐士”勇于“魏之武卒”,更不必说“齐之技击”;和秦人隔河(黄河)而立的晋人同样有着不菲的作战实力,梁惠王就曾评价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此时及至后世,秦晋地域涌现出众多能征善战的骁将,如在“战国四大名将”中,秦晋竟据有其三,即白起、王翦、廉颇,而另一“名将”李牧虽非秦晋之人,却曾常年镇守在代州雁门郡,并“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以抗击匈奴,足窥此一时期秦晋军旅武术之发达。此外,还有西汉抗击匈奴的“帝国双璧”卫青、霍去病,三国时义薄云天的武圣关羽,唐朝“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被后世神化的“托塔李天王”李靖、“单鞭夺槊”的尉迟恭,宋朝“威震三关”的杨业、杨延昭父子、“面涅将军”狄青等等,不胜枚举,灿若繁星。三秦大地,自古以来就对武道一途津津乐道。初了武将,还有游侠和刀客。例如,名满天下的毕阳、知恩图报的豫让、精通剑术的盖聂,他们技艺高超,急人之难,是民间武艺的奇人。及至汉唐,陕西大地上的游侠更是蔚然成风,少年更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则留下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等脍炙人口的咏侠佳句,从中已窥彼时秦地武风之盛。尚武精神也让秦晋在历史上是一个将帅辈出的地域,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将帅名录》所收录的从远古至清末934名历代将帅中,秦晋地域就有148名,占总数的15.8%。这些秦晋将帅,有的谋略过人,指挥有方;有的武艺超群,手刃顽寇;有的智勇双全,歼敌无数。如《史记》称霍去病“善骑射”,《后汉书》称马严“通轻侠客”,“好击剑,习骑射”,《南史》载韦睿之子韦洵“骁果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新唐书》称刘武周“为人骁悍,善骑射”……似此等语,不胜枚举。在兵戎相见的战争年代,江南人的花拳绣腿哪里是虎颈燕颔的北方好汉的对手,南方人文弱的身体适合于画画儿写诗,弹琵琶唱越剧,喝绿茶采红菱,要么做精明的商人或温良的小农。他们胆子太小,文思太敏捷,体态太轻盈,皮肤太白嫩,语言太柔软。总之他们不适合于战争,不适合于拔剑见血、骑马闯天下。
陕西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当时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大致指的就是陕原(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以西的一大片区域。今天的陕西,是一个由三块完全不同的地貌单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除了陕北的粗犷豪迈,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深沉雄浑,也有陕南的钟灵毓秀,南国风情。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陕西的印象流于片面。其实不怪别人,这个组合的确莫名其妙,白头巾黄土地的陕北和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勉强能捏在一起。但一道秦岭横亘全省东西,陕南那块山那边的飞地,怎么能捏到一起呢?这其实要从省域划分的原则开始讲起,中国划省都秉承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的原则。从政治上的考虑来看,一般一个省域内包括着2到3个文化差异明显、历史传承、习俗、群体特征差异明显的区域,这样从省域统治的角色来讲,就会出现冲突与制衡的效果,有利于中央集权,实现对省级政务强有力的影响。在宋朝之前,关中、陕北一直没有和陕南捏到一起过,尤其是陕南的汉中,从其文化传承和地区群体特征来讲,是应该完全同类于“蜀国”的,且汉中市陕西入川的必经之路。汉江浇灌而成的“陕南小江南”,其生活习性、民间性格完全迥异于秦岭之北的关中和陕北。汉中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地位非常突出,历代都被看作是“咽喉要地”和“大粮仓”,为了防止蜀地据险自重,成为国中之国,自元代起,统治者特意把陕南划分给了陕西,形成犬牙交错的省域格局。商洛是战国时期商鞅的封地,也是李自成屯兵养马、休养生息之处,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商洛与湖北十堰地区连成一篇,可谓山高林秘,历代都是义军藏身和中央集团斗争的重要根据地。说完陕南,再说陕北,陕北包括榆林市和延安市,属于半干旱农业区,是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从历史上看,陕北历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地盘,也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鬼方、白狄、匈奴、党项、蒙古,民族大融合一直都在这一地区进行着。这使得陕北地区既有农耕文化的躯体,又有游牧文化的毛皮;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色,又有边域文化的花边。相比关中文化,陕北文化更接近晋文化区。与此类似,晋南的运城临汾一带,也算是关中文化的余响。陕北有句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说陕北多出美人和英雄。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婵就出生在米脂。即使现在陕北小伙的英俊刚毅、陕北姑娘的俊美多情也是很有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剽悍的民风也让陕北成了个动乱窝子,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北走出来的。我想这与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不无关系。
陕北虽然称得上人杰,但很难说地灵。连绵的黄土、起伏的山丘、纵横的沟壑和干旱少雨的气候,让这里显得苍凉粗粝。除了一点红色文化的资源以外,被边缘化了的陕北人,向来也比较自卑。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历来看不起陕北人。直到能源经济兴起,地底冒油,山里挖煤,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下子蹦出了许多大款来,情况才有所改观,但随之也产生了很多暴发户的习气,如今随着能源经济的回落,陕北应该会步入正常的发展阶段。关中平原四面皆山,又有黄河为天然壕沟,平原上有渭河、泾河、洛河、灞河、沣河、浐河、洨河、灵诏河等历史上称之为“八水绕长安”的情形。山环水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的“关”字,指的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这四座关卡,四关一锁,八百里秦川可谓是“金城千里”。如果说关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那么西安就是天府中最珍贵的收藏。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
“秦”这个古老而极富传奇色彩的部族,饱经苦难与风霜,在剑戟与硝烟中浴血而生,它源起于东夷族群,立国于陇东之谷,盛起于关中沃野,用铜戟铁锤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集权帝国。所以在它的发源地陇东地区,当地理老师手持教鞭,向学生描述“八百里秦川”沃野的时候,眼睛总是流露着绿油油的神光。
“秦”国虽从立国至覆灭仅有区区数载,但就在这短暂的十五年中却融汇了漫长物质文化播种后所结出的丰硕果实,更多呈现出的是中华民族极具创造力的文化性格。“秦”国虽灭,但秦人刚毅坚卓的进取精神所创造的开放、包容的价值体系,为此后中华民族两千年封建社会留下了物质文化的框架和标杆。从历史上说,秦、汉、北周、隋、唐这个能够建立帝国,以长安为根基统御神州,其权力基础离不开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中本位是帝国一统天下的基础,关陇军事集团的柱国大将军,也是这几个朝代的核心统治集团。帝国在统一前,皇帝的优先目标是一统天下,贵族军事集团能够带来相对理想的组织效率和战争能力,与皇权的需求一致,双方天然是盟友。但帝国统一之后皇帝的优先目标又会转化为皇权的扩张,力图压制住军事贵族对皇权的制衡作用,博弈于是从外部转向内部。
为了摆脱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束缚,皇帝只得不断从军事贵族集团之外吸收新鲜血液进来,以充实到其官僚治理体系中来,以制约和约束军事贵族集团。影响中国文人近二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这样因为一件情杀事件而被创立了。科举制虽由隋文帝首创,但真正发扬光大,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那要等到唐代以后了。
典故就是唐太宗曾要求礼部编修天下谱牒,结果第一等氏族竟是关东崔氏卢氏(依旧是军事集团的)。太宗不满,要求重排,不再追溯数代以前的血统,仅以当下的官职高低来决定氏族排序。这代表着,身份的高低,从此取决于君王的意志。
千年黄土,十三王朝故都,古来天下说长安。帝国立都于此一千二百余载,正所谓“西有罗马,东有长安”,从资历上来讲,西安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圣地”。但令人遗憾的是,不同于古代中国权力和文化是从北向南梯次转移,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涟漪恰恰是从沿海的南方向内陆的北方梯次推进,使西安这个千年帝都的风采日益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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