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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上五道，得道央总行。
9月6日，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朱从玖受贿一案。
赣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2年至2022年，被告人朱从玖利用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上市、融资贷款、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5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朱从玖的刑事责任。
朱从玖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案件将择期宣判。
从目前检察机构的指控来看，朱从玖的涉案金额比业界的预期低了不少。别的就不提了，仅就下图中的巨贪来说，其贪腐金额就远超于朱从玖的体量。其中，蔡锷生贪腐超5亿元，赖小民贪腐超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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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从玖落马后的这一年多来，中国金融界发生了不少大事。由朱从玖、刘连舸等人引发的连锁反应，至今其涟漪还没有完全消散。
据不完全统计，朱从玖、刘连舸等五道口1985级同学中，被查处的已经接近了四分之一。
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非法索取、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1亿余元）
浙江省原副省长朱从玖（检察机关控诉其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5亿余元）
华夏基金原督察长方瑞枝（朱从玖之妻，2023年4月底被带走调查）
CSRC原主席助理张育军（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在被调查中病逝）
原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彦平(因违纪被处以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
中国人保集团原董事长罗熹（学习罗总金句，激扬奋进力量）
证大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戴志康（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2550万元）
新华保险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全（失联中）
中信证券原总经理程博明（84级学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班同学邵伏军于今年7月份被宣布不再担任中国银联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而此前被调查的中国人寿原总裁、新华保险原董事长万峰，是刘连舸的本科同班同学。提起1992年，人们的脑海里不由自主的会回想起那个熟悉的旋律：“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彼时，中国的证券市场，也才刚刚创立两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1年。“摸着石头过河”的证券市场，正悄无声息地酝酿着巨大的风险。1992年8月10日，发生在深圳的一件大事，成为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大变革的诱因。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每人凭身份证可购表1张，时称有“百万人争购”，120万股民涌进深圳认购抽签表，但仅仅不到半天，抽签表就全部售完，人们表示难以置信。随着人们质疑情绪的上升，秩序开始混乱，并爆发冲突。
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深南中路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深圳市ZF和人民BANK围攻的局面，酿成“8·10事件”。深圳市ZF连夜紧急协商，决定增发50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慢慢得到平息。受其影响，两地股市大跌，从8月11日到11月17日，上证指数的最高跌幅达到60％。1992年10月，央行副行长刘鸿儒走马上任，成为了CSRC首任主席。
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拿着借来的办公经费，开始为中国的证券监管事业打根基。一年之后，一批85届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研究生，被刘鸿儒选调到CSRC工作，十几年后，这批人将在中国金融界崭露头角、威名赫赫。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5届学生，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当时，本计划招生60人，但考完试后一看，报考五道口的考生，成绩比其他大学要高出很多。如果按照招生计划，当年的很多考生将会被调剂到其他院校。刘鸿儒拍板说，不行，再申请追加名额。后来教委批复，当年实际招生90多人。因扩招而进入五道口的，就包括今年落马的金融首虎、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
同班同学中，还包括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2015年落马的原CSRC主席助理张育军，2022年因非法集资获刑的原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2023年2月被免职的原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以及新华保险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全等人。其中，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先后担任了刘鸿儒的秘书一职。五道口1985届，成为了五道口历届学生中“出名”最多的一届学生，也是后来“出事”最多的一届学生。成立之初的CSRC，是“火山口”，“8·10”事件刚刚结束，第2波灾难性的事件又紧随其后——“327国债期货事件”。1995年初，327国债即将到期，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当年2月23日的期货市场上，多空双方围绕“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进行对赌，双方都动用了大量银行资金，违规交易327合约，当空方眼看将成大败之局。2月23日中午，空方主帅万国证券董事长管金生紧急约见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希望交易所能够取消开盘后不久的200万口合约交易，并暂停今天的国债期货交易。但尉文渊全部驳回了。陷入困兽之斗的管金生，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利用上交所「逐日盯市」的漏洞，用巨额抛盘把价格打下去，这样即使不能推动交易所组织协议平仓或者取消交易，也可以打穿多头的保证金。于是，在距离当天收市的最后8分钟，万国证券两个自营席位连续打入 23 笔（每笔90万口）空单，共 2070万口，同时用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的一个自营席位做多接盘向下锁定价位。交易所里本来熙熙攘攘的气氛凝固了。原本高高在上的327合约突然跳水，划出一道陡立的走势。而上交所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对手中经开准备不足，无力应战，只能眼睁睁看着天量空单如洪水向市场倾泻。最终，327 合约瞬间从151.30 元被打到 147.50 元。但管金生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刀头上舔血，虽然当时没有把舌头割破。但必然会被秋后算账。因为他这是在和监管搞对抗，自然没有好果子吃。327事件的结果，就是多方主力辽国发清盘，掌门人高氏兄弟外逃，万国证券被接管，管金生被判17年有期徒刑。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被撤职。受327事件的影响，刘鸿儒也在2个月后黯然辞职，离开了CSRC。但这并不妨碍刘鸿儒带到CSRC的几任秘书，开始在仕途上扶摇而上。2000年，当大部分中国人正沉浸在千禧之年的憧憬与期待之中时，35岁的朱从玖，已经当上了正厅级领导。这一年，他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党委书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历任8位总经理中，朱从玖的任职时间是最长的（8年）。在上海工作期间，朱从玖推动了ETF和国债买断式回购等多项创新。同时，他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推动大盘蓝筹股的“批量”上市。朱从玖推动了大批国企在A股上市，包括国有四大银行、中石油、宝钢、长江电力、中国神华、用友软件、贵州茅台、招商银行、中国平安等等。在诸多上市公司中，不乏争议者，比如太平洋证券非法借壳上市。一般来说，公司在国内上市要么公开发行（IPO），要么借壳上市，需要经过中国ZJH发审委和并购重组委进行审核。但太平洋证券上市方式却简单粗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请示、CSRC办公厅批复，直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这让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东实现了财富几何倍数增长，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灰色地带由此产生。
朱从玖主政上交所8年，上证指数从2000年左右的2000点，涨到2017年的6100点，到2008年1月朱从玖离开上海，到CSRC任主席助理时，上证指数为5400点左右。2008年1月，他重返京城，有了新身份：CSRC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他的上交所总经理的职位，则由同属证券教父“秘书帮”的老同学张育军担任。张育军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标签：一个是学识水平高，一个是江湖匪气色彩浓。学识水平方面，他在2014年写一本书：《金融危机与改革》，该书收获了如潮好评。行为作风方面，他匪气十足。比如说，他在跟券商开会时，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霸气十足。
在《金融危机与改革》书中，张育军写道：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深刻的改革有没有进行，不知道，不过，张育军和他的利益相关人，在2014-15股灾后很快就被查出，出生于四川什邡的张主席助理，在58岁时，就走完了他的人生，留给世人的，是无数未解的谜团。离开上交所后，朱从玖回到CSRC，任主席助理，分管CSRC核心部门发行部门。在其任内，2009年6月，IPO重启，10月推出创业板。2010年4月，融资融券及股指期货推出，为2015年的一件大事，埋下了伏笔。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型经济面临着很大困难，主要原因国外经济遭到霜打，自顾不暇，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于是海外的订单一下子就缩水十分严重了。于是有了创业板的设立，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机会上市融资，以对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创业板上市过程中存在的灰色交易，一直为市场所诟病。作为中国金融监管最核心的部门，CSRC发审部，是资源配置的权力中心。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发审的特权阶层们，围绕着发审特权，“靠发审、吃发审”,先后被CCDI所查处。
2011年，出身于CSRC上市公司监管部的肖时庆（时任银河证券总裁）因受贿和内幕交易罪被判死缓，他因内幕交易获利1亿多元。而2023年，已经有前后两任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陈共炎和安青松）被调查了。安青松曾在证监会担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此后，证监会系统落马的人物，还包括冯鹤年，曾任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主任；王宗成，曾任稽查局（稽查一局）副局长，稽查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曾长虹，曾任发行监管部副巡视员、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陆泽峰，曾任上市部副主任；等等。作为曾经主管CSRC发审委的朱从玖，也逃不开历史的审判。2008年后，浙江的出口难和融资难问题凸显，经协商，调朱从玖到杭工作，任副省长兼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为温州金改的操盘手之一。2013年，温州征信中心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地级市征信机构，旨在打通政府、金融、民间信息孤岛，填补民间借贷体系中的信用信息空白。打通金融借贷市场的“堵点”，是朱从玖到浙江工作后的主抓的重要工作。
“中间商赚差价”，是一个历史问题，一时间的政策推动，很难化解关键环节。据了解，通过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交的金额，在温州6000多亿元的民间资本中，占比并不高。
2013年，浙江启动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借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东风，2013开始，对P2P行业宽监管口子打开之后，一时之间，似乎是让金融的活水能够普降甘霖，但制度的漏洞，终有一天，让知时节的好雨，变成了滔天洪水……
如2018年温州瑞安人卢志建、卢立建兄弟的跑路，成为了后来行业大地震和爆雷潮的导火索之一，让鼓吹普惠金融的朱从玖一时成为争议人物。
2014年，浙江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高速发展，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10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股灾”两个字。
当时，马云控股的恒生电子Homs系统，从原本为私募机构开发的资产交易管理系统，转变为为散户股票配资的便捷通道。以Homs系统为依托，浙江系互联网金融企业如金斧子等，成为中国股S从盛宴狂欢到血洗腰斩的刀斧手。Homs系统的加持，将2015年劈为两半，一半为股灾，一半为救市。
其实，在股票疯长-股灾-救市的这个历史链条中，已经出“道” 成仙的84-85届金融新贵，利用资源和信息优势，在这场大国之争的卓绝斗争中，成为了监守自盗的“仓鼠”，将被国人所唾弃。在这一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是“GJ救市队”的主力成员，而中信证券时任总经理程博明，正是五道口84级学生，是朱、张的学长。从股市的烘托气氛、到市场走热、再到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再到GJ救市期间的暗渡陈仓、浑水摸鱼，来自“道口学院”的学长学弟们彼此串联、互相关照、私相授受、纵横捭阖，成为了笼罩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空的一条黑龙。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的事实逐步被掩盖、被遗忘、被篡改。以至于变得模糊难辨。或许，许多年后，人们记得的，只剩下被拦截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徐翔。还有他那件皱巴巴的白色阿玛尼西装。
张育军说，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或许历史的现实恰恰相反，危机是谁造成的？又是谁在整个过程中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的？在浙江工作期间，推动浙系企业上市，是朱从玖的又一个重要“选题”。“凤凰行动”，到2020年11月为止，浙江新增了238家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名列全国第1、第2、第4和第5位。
这些数据，成为朱从玖难得的政绩。其中，2017年6月上市的浙商证券，是朱从玖关注的重点领域，浙商证券上市后不久，朱从玖安排他原来的秘书王青山担任该公司总裁，2023年5月份，王青山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总裁及其他相关职务。
值得关注的是，凡是朱从玖走过的地方，金融干部落马声一片。如2019年8月，曾作为温州金改干将的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曾任浙商银行副行长的张长弓；原浙江局局长、上海局局长韩沂；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等。
再早些年，如原CSRC副主席王益、姚刚、童道驰、原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原CSRC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原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原CSRC发审委委员冯小树、原发行部副主任王宗成和三处处长刘书帆、原山东局局长徐铁、冯鹤年、原重庆局局长毛毕华、原投资者保护局一级巡视员曾长虹、原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朱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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