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

文摘   2024-11-11 07:35   湖北  

本文作者萧功秦 选自《从两百年看四十年:中国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一文,原载“萧功秦论评”。


这里可以讲一件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知道,但却极为重要,极具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秋,英法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附近,并在通州与大清钦差大臣进行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的大军将驻留于通州附近,不再进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内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后,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要求按国际礼法,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当面交换国书,此外,还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 “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决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让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说了算,因为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转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而只行洋夷之间通行的觐见礼!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鬼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于1860年9月14日,向怡亲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全部谈判人员,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威胁: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出全部人质,立即攻城,并将把整个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三天到时,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并放火烧北京。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此后不多久,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得知,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下圣旨要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提前放人。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小时,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后当场被清军将领胜保斩首示众,18人在以后一个月里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都在大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有的还发了终生精神病。(关于这一人质事件的史料的出处,可参阅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70-273页、以及《圆明园丛书》内的巴夏礼、额尔金与英法联军当事人等多种回忆录。)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日记》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蓬般的巨大浓烟。(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自我中心这个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的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事件,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十几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要求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又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

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女主。统治者的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礼,居然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历史学家马勇说:“过去很多年,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这本小书,蒋廷黻自谦是一个初步报告,却被何炳棣评价道:“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蒋廷黻曾一手创办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还曾躬身入局担任驻苏联大使,他的《中国近代史》具有不可取代的洞见卓识,且敢说真话、直话,迄今仍是最好的近代史读物。
· 他看清朝:历史之悠久,体制之完备,却是天朝落后世界之源头。

· 他看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增长,就像一个巨大泡沫,一夜之间被戳破。

· 他看义和团运动:“拳匪惨败是极自然的,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 他任驻苏大使,深知苏俄友谊代价之高,“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

傅斯年说,“近代尚无第二人。”诚如斯言,蒋先生以当代史学家少有的为学、从政、外交经历,和其前卫、公正、开明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被遮蔽的中国近代史,和一个“主战未必爱国,主和未必卖国”的复杂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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