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英译与对外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1915—2022）
管兴忠1, 李佳2,
1 北京语言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2.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摘要：京剧集我国传统艺术之大成，其影响力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程度，因此京剧翻译与传播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工程。在国内译界，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关注与其实际历史地位和丰富的实践积累仍不相称。本文结合1915—2022年京剧百余年发展历程，勾勒出京剧英译与对外传播之概貌，探究译介主体身份、内容形式、传播范围效果等，旨在摸清家底，总结昔日“出海”经验，分析当下困惑及问题，以期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创新的传播形式与有效的行动路径。
关键词: 京剧英译 /1915—2022 百年回顾 /对外传播 /反思 /建议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英京昆戏曲百科词典》编撰”（18AZD034）；北京语言大学校级一流学科团队隽才计划项目“中国传统戏曲外译与传播研究”（JC201909）；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于演出视角的京剧英译规范研究”（23YCX033）
引用本文：管兴忠, 李佳. 京剧英译与对外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1915—2022）[J]. 外国语, 2024, 47(4): 102-113.
本文编辑：王峰 山东大学 语言学通讯
1. 引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京剧是最能代表中国民族精神及美学的表演艺术之一，也是讲好中国故事、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特色凭借。“京剧之种”在海外的播撒能够推进世界了解中国的步伐，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的重要标志。自1735年马约瑟（Joseph de Prémare）翻译出版元杂剧《赵氏孤儿》至今已近300年，中国仍无任何一种戏剧样式能在西方“安家落户”，这与西方话剧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情形大为不同，作为国粹的京剧走向世界的进程显然是缓慢的（曹广涛 2011：34）。在国内，京剧翻译还是一个少有学者关注的领域 1。本文结合1915—2022京剧百余年的发展史，梳理京剧英译与对外传播活动的规律及脉络，旨在总结经验，理清问题，进而瞻望未来的行动方向。
2. 京剧百年（1915—2022）英译与传播
百余年来，京剧的发展可大致分为4个时期：1）1949年之前的辉煌时期，2）1949—1976年的沉寂时期，3）1977—1999年的复兴时期，4） 21世纪时期（Mackerra 1997：13−60；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1999；吴雨航 2022：158）。据此，京剧的英译传播也衍生出与之共振的4个阶段（孟伟根 2017）。
2.1 1915—1949年：京剧辉煌时期的英译与传播
中国京剧奠基于1790年徽班进京，经长期孕育，在民国初期进入辉煌，一时流派纷呈，尽显芳华，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叶长海、张福海 2004：450）。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义和团运动，清王朝瓦解，共和国建立，新的制度、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文化改良风潮席卷全国，许多外国人士也值此风云际会之际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工作、游历，对京剧文化产生关注。已知最早京剧英译本是1852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译《汉语会话》（Chinese Conversations）一书中的《借靴》（Borrowed Boot）（孟伟根 2017：232）。
欧美人士向来不爱看中国戏，在前清时代，西洋人差不多都以进中国戏院为耻，中国茶园式的戏馆里几乎看不到外国人的身影。林语堂（1980）在《吾国吾民》中写道：“异国人之观光中国戏院者，常吃不消锣鼓的嘈杂嚣噪声浪，每当武戏上场，简直要使他大吃一惊。与锣鼓声同样刺激神经的为男伶强作高音的尖锐声，而中国人显然非此不乐。”并认为“时代将抹去这些残迹，中国的戏剧最后总会静雅而文明化起来，只要把剧院建筑现代化”。直到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秋天，梅兰芳应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之邀为北京美籍教职员联欢创编表演《嫦娥奔月》之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改观（齐如山 2005：5）。这是首次为国外观众表演京剧，标志着中国京剧对外传播之始。1919与1924年梅兰芳两次访日。8年悉心准备之后，梅兰芳一行人于1930年开启了历时半年之久的访美巡演，大获成功，受到美国文艺界、学术界、政治界热烈的欢迎，成为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戏曲海外推介的演出大事件。评论家爱金生（Justin Brooks Atkinson）认为，“我们自己的戏剧形式尽管鲜明，却显得僵硬刻板，在想象力方面不像京剧那样驰骋自如”。小说家、评论家史达克•扬（Stark Young）也指出：“从前听人说中国戏不真实，但现在看了，觉得中国表演非常真实，不是写实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艺术上的真实，这种艺术臻于完美，犹如梦境一般迷人。”（苏移 2015：414；Yang 2009：29−30）在此之前，京剧面临着来自西方话剧的冲击，“旧戏”被视作低人一等，是“旧文学”典型代表，曾受到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激烈批判甚至全面否定（1917年《新青年》）。随后，程砚秋于1932—1933年赴欧进行为期一年的戏剧文化交流。1935年梅兰芳访苏，受梅表演启发，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著有《陌生化与中国戏剧》，提出陌生化理论（间离效果）。1939年上海中国文化剧团在美国加州和纽约巡演，1947年再次访美（都文伟 2002：147）。这些大放异彩的京剧表演和艺术交流活动，大大助推了京剧在世界的传播，为中国艺术赢得了荣誉。
梅兰芳的美国之行在欧美国家一时掀起“京剧热”。熊式一（Shih-I Hsiung）是首位将京剧故事搬上英美戏剧舞台的翻译家。1934年，他根据传统京剧《红鬃烈马》改编的英文中国戏《王宝川》在英国演岀千余场，观众包括王室成员。1936年该剧又在百老汇的首演季演出105场，成为在百老汇上演的首部中国戏剧。《王宝川》演出的成功，证明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契合点。熊式一（2010：23−41）承认，他的翻译实际上是为适应西方受众口味而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改译。此后，熊式一还翻译了《西厢记》《孟母三迁》等剧本。
在对外演出的过程中，为了让外国人能够明白表演的内容，戏曲剧本的介绍是不可避免的，这又反过来推动了20世纪以及其后的京剧英译活动的发展。受梅兰芳访美形势的鼓舞，在中国工作生活60年之久的美国汉学家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推出了全面介绍中国戏曲艺术的《从古至今的中国戏剧》，同年他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发表了京剧《黄鹤楼》英译。随后，他又与英国汉学家艾克敦（Harold Acton）合著《戏剧之精华》（1937），囊括33部流行的京剧剧本译文，规模之大，彼时无作品可及。
艾克敦在中国留驻8年，酷爱中国戏曲。除与阿林敦合作的《戏剧之精华》以外，研究者在他的手稿中还发现了另外一部名剧选，这部因为战火最终没有出版的戏曲集内容非常丰富，共有38部京昆戏曲，其中京剧近30部。在前言中艾克敦声明这是历时7年看戏的结晶，所选剧目要比《戏剧之精华》更有代表性，译文精妙地记录了中国戏曲对话的神韵，是戏曲翻译的标杆之作。
此外，第一位派驻联合国女大使程修龄（Cecilia Sieu Ling Zung）的《中国戏典》（1937）提供了50部京剧的故事梗概以及有关京剧的综合性介绍，梅兰芳特许作者拍摄示范照片用于该书。
著名剧作家、翻译家姚莘农（Hsin-nung Yao，又名姚克）曾任英文《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杂志编辑，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译有京剧《打渔杀家》，附有详细的舞台说明，翻译质量很高。
曾担任梅兰芳英文老师的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亦称佐治金）也是中国戏剧研究的先驱，他翻译了梅兰芳赴美交流的若干英文宣传材料。除了在《中国科学艺术杂志》《亚洲杂志》《太平洋事务》《字林西报》等多家刊物刊发多篇介绍中国戏剧和艺术家的文章，他还著有一本全面介绍梅兰芳的英文书籍《梅兰芳：中国顶级演员》（1929）。
以上对中国京剧的译介工作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南北两大京剧活动中心北平和上海先后陷落而戛然而止，人员流散，京剧演出和传播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梅兰芳逃港蓄须明志，程砚秋停办戏校，在北京郊区务农，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归舞台。《天下月刊》于1941年停办。艾克敦的京剧英译手稿已经排版在即而最终佚失，直到85年后的2024年才得以出版。
早期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通过在华别发洋行出版的《中国戏剧》介绍了中国戏剧发展简史，其中不乏对中国戏剧的偏见。他认为“中国戏剧从来没有走向成熟阶段，在整个国家文学的地位也非常卑微”，但考虑到“其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任何研究中国生活的学生都不能忽视”，西方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却乏善可陈。他注意到中国戏曲和西方不同特征之一是没有分幕，音乐和西方迥然不同，锣鼓令西方人讨厌，建议武戏锣鼓时候观众退场，但也不否认笛子、胡琴声音甜美。他认为演员表演夸张，是“疯子”，而看戏的观众居然沉浸其中，可谓是“傻子”；对于捡场大摇大摆、扮演死尸的演员居然会自己下场感到万分滑稽，对于欧洲观众来说中国演员的表演也颇为装腔作势（1921：1，7，11，26，29）。该著作也指出了新兴话剧所带来的冲击，希望中国戏剧最终浴火重生。巴斯（Kate Buss）（1930）则从起源、与宗教关系、角色、音乐、服装、剧院诸方面简介中国戏曲，引用了梅兰芳的多幅照片。齐如山（Ju-shan Chi）的英汉对照版《释浅剧团》（1935）为京剧百科全书，对京剧各方面都有介绍，是重要参考资料。罗信耀（H. Y. Lowe）的《中国戏的故事》（1942）收录了202出常见京剧的梗概，可见当时京剧的流行程度，在该书前言中提到了京剧对群众的教化作用。
这一阶段海外出版相关图书不多。曾在协和医院任教的美国比较戏剧学者祖克（Adolf Eduard Zucker）在戏剧家宋春舫的介绍下接触到京剧，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Chinese Theatre，1925）一书，从舞台、布景、捡场、观众、男旦诸方面将中华民国时期戏剧比作“原始的”（primitive）英国莎士比亚戏剧，颇值一读。陈依范（Chen 1949）在伦敦出版图书介绍了传统戏曲、话剧和秧歌戏，指出传统戏曲对于4.5亿同胞来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该著作价值在于注意到了中国戏曲不可或缺的地位，但仅为简单描述，篇幅也很短小，对于中国戏曲的了解还谈不上深刻。
该阶段对京剧剧本的译介多来自民间，呈现出自发性特征，译者参与人数少、背景多样，翻译数量和质量却颇为可观，汉学家成就斐然。需要指出的是，梅兰芳访美演出本身没有提供英语翻译，以至于评论家利特尔（Robert Littell）直言尽管在剧院里度过了一个“最奇妙而激动人心的夜晚”，自己却只能“懂其百分之五”，而“不了解其他大部分”（梅绍武 2006：120），可见西方与东方传统戏曲的美丽邂逅远不意味着两者从相知到相恋可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指出的是，梅兰芳出访背后团队强大，由梅其驹（Ernest Kai Gooey Moy）编写的介绍性的小册子《梅兰芳：中国戏剧》（Moy 1930）制作精美，从梅兰芳其人、中国剧院简介、如何欣赏到具体剧目简介都有涉及，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也为之撰文，虽仍诟病中国戏不如西方戏剧“自然（natural，spontaneous）”，形态“原始”（primitive），但亦称赞其具有“艺术魅力”（artistic beauty），这些助力对于梅兰芳出访成功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概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京对京剧的译介多为介绍性，但亦不乏出道即巅峰的著作，西方仅初闻京剧，也少见严格意义上的京剧学术研究，直到中国研究在西方更加兴盛的60年代，此格局才有所突破。
2.2 1949—1976年：国内沉寂期与西方京剧学术研究地位的确立与演出
新中国成立是京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随着国内外政治风云和对外交往的阴晴变化（美苏冷战、中苏交恶、“文革”十年），京剧发展跌宕起伏。战后京剧进入了恢复期，传统剧目得以整理，到1964年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后这项工作戛然而止。1951年戏改使得京剧生态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挑班制”被国有剧团和导演制所取代。在时代大潮下，文艺战线如何改造和利用拥有众多观众的戏曲以服务社会生活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京剧更是首当其冲。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的传统戏被“破旧立新”，1958年后让位于工农武装斗争的京剧现代戏。1967年起样板戏盛行，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戏曲剧目大多被禁演，人员凋零，盛况不再。1963年起至“文革”结束十余年，除了革命现代样板戏，出版和对外译介几为空白。
该阶段国内京剧译出渠道较为单一。为了外宣上的需要，1951年官方创刊《中国文学》英文版，专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时兴的京剧样板戏和现代戏即由该杂志和外文出版社以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其中包括《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芦荡火种》。这些剧作多由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英译。此外，他们也翻译了《打渔杀家》《白蛇传》《黑旋风李逵》《打金枝》等少量传统剧目。由于政治原因导致中西对外文化交流中断，这一阶段国内已经见不到早期戏曲中出现的汉学家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外交起初以东欧等兄弟阵营国家1951—1962年间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为主，期间也参加了1955和1958年巴黎国际戏剧节。而欧洲多地巡演影响更为深远，对于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京剧艺术的欧洲观众而言，传统的中国京剧艺术以它独特的艺术方式带给欧洲观众近乎颠覆性的认知，他们对于京剧也从开始的“猎奇”逐步变成“了解”进而“欣赏”。巴黎国际戏剧节招待会上，“法、中、东德和美国的演员开怀对饮，谈笑风生，好像两大阵营的铁幕只是薄纱”，喜剧大师卓别林专程前来观看演出并与中国演员合影，《法兰西晚报》更是以《京剧征服巴黎观众》为题进行报道（吴雨航 2022：77−90，95，98，112）。但这种友好的文化交流态势却随着中苏交恶和十年浩劫而被无情的政治风雨阻断，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舞台自此缺席长达数十年之久。
与大陆对外交往空间被压缩、交往活动走弱相反，为了在文化上竞争，这一时期台湾对传统京剧译介和海外演出更为着力。例如台湾大鹏剧团在1957年以及“文革”期间多次访西欧诸国和美国，直到90年代台湾的政治风向转变，更强调本土特色，京剧发展才逐渐式微。
尽管如此，西方出于认识中国、评价中国的需要，1958—1973年间汉学在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得以迅速崛起，美国成为海外京剧学术研究重镇，对传统京剧和样板戏都给予了关注。施高德（Adolphe Clarence Scott）是美国高校京剧学术研究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作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亚洲戏剧项目的创始人，其对京剧的译介卓有成效地丰富了西方对中国京剧舞台的认识，使美国京剧表演与研究得以薪火相传并发展成为专业学术领域，意义重大。美国中国戏曲研究博士项目由此开始，杨世彭（Daniel Shih-peng Yang）和魏丽莎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传统戏剧译作数量激增之前，施高德《中国传统戏剧》3卷本中的6个译本是在美国仅有的“定期出版中国戏剧译作”（Brandon 1976：427），收录有京剧《四郎探母》《蝴蝶梦》《拾玉镯》和《女起解》的翻译，译文附有详细的舞台说明，详尽叙述了演员的程式化动作。在施高德关于京剧的作品中，除了较为经典的《中国戏剧入门》（Scott 1958），梅兰芳传记《梨园魁首梅兰芳》（Scott 1959）在北美学术界也有着较大影响。
为借鉴吸收中国京剧的表演手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各大学校园和戏剧研究团体兴起了本地演员在中国专家指导下排演中国戏剧的热潮。1961年，施高德聘请职业京剧演员指导《蝴蝶梦》，注重身段，但未加唱，首演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1963和1967年，黄琼玖（Josephine Huang Hung）在格林内尔学院和北卡格林斯伯勒留学期间导演了她翻译并收录于《梨园子弟：中国京剧五种》（1961）的《梅龙镇》和《九更天》，后者用现场锣鼓，另外《凤仪亭》《玉堂春》曾在南非演出。杨世彭1963年在夏威夷大学执导了《鸿鸾禧》，演员伴随录好的中文“演唱”，尝试把中国戏曲移植到美国舞台上，使用的就是黄琼玖1961年的译本。1972年，杨世彭又于科罗拉多大学导演了他翻译的京剧《乌龙院》，弃录音，现场使用英语对白加中文唱词，唱词译文以字幕形式放映在银幕上，曾多校巡演，并在肯尼迪表演中心表演，美国公众电视网转播。1975年，由胡耀恒翻译、改编和导演的京剧《白蛇传》上演于夏威夷大学肯尼迪剧院。演员用英语演唱戏文，比《乌龙院》演出更进一步。1971和1972年王德箴（Elizabeth Te-chen Wang）英译的《凤还巢》和《韩玉娘》出版，《凤还巢》也曾演出过。兼任百老汇导演和演员的米歇尔（John Dietrich Mitchell）编著有《红梨园：三种革命中国戏》（1973），收录剧本《白蛇传》《野猪林》《智取威虎山》，多有演出。
与前一阶段少见学者相关学术研究相比，该阶段海外京剧译介传播的研究群体及成果数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64年，麦克拉克兰（Ian Mclachlan）在《东方地平线》（Eastern Horizon）杂志发表了英文京剧《赵氏孤儿》。美国学者史密斯（Chester Leo Smith）、加拿大学者安世立（Clive Ansley）和社会历史学家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先后于1968、1971和1972年翻译了吴晗最新创作的《海瑞罢官》。长于从音乐角度对京剧展开研究的哈佛大学学者卞赵如兰（Rulan Chao Pian）作《打渔杀家》《苏三起解》《捉放曹》三出传统京剧的英译及记谱，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梅瑟夫（Walter Joseph Meserve）1970年编著《共产主义中国现代戏》，其中选录了京剧英译《红灯记》。斯诺（Lois Wheeler Snow）的《舞台上的中国：在中国的美国女演员》（ Snow 1972）和埃本（Martin Ebon）的《共产主义戏剧五种》（1975）收录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译本。除了施高德外，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的《京剧的诞生，1770—1870：满族北京戏剧的社会诸面相》（Mackerras 1972）和《现代中国戏剧：从1840年起源到当前》（Mackerras 1975）都是了解不同社会环境下京剧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黄美序（Mei-shu Hwang）完成了迄今为止有关京剧翻译的唯一一部博士论文《基于戏剧结构和程式的京剧剧本翻译艺术》（1976），结合译例，详细探讨了京剧翻译的理论、原则和程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另外，俄亥俄州立大学在1969年设立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创办期刊CHINOPERL（《中国口头与表演文学杂志》），刊发包括京剧在内的文艺研究论文，是京剧研究的重要阵地。
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阶段传统戏曲对外表演和传播逐步冰封，包括样板戏在内的京剧外译工作由官方主导，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学者在传统戏曲外译和传播方面更为突出，在西方，京剧学术研究地位得以确立，京剧传播和研究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和“内冷外热”局面。
2.3 1977—1999年：京剧恢复时期的英译与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和中美建交，中西方关系大为缓和，京剧从繁华凋零中走上复兴之路。京剧在复兴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1）京剧传统剧目和表演得到抢救发掘，新作开始涌现；（2）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显著增多，影响逐渐扩大；（3）一批外国青年来到中国学习京剧，学成归国后表演、研究京剧；（4）国内演员开始尝试用英语表演京剧；（5）国外京剧表演与研究进一步深入，京剧逐步融入世界。
以1979年风雷京剧团《四郎探母》演出为标志，传统戏曲重新出现在舞台之上，重装出发。为抢救濒临失传的京剧经典剧作，1985年京剧界发起了“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此工程历时21年，录制剧目460部。在此基础上又选取16部配以英文字幕，2008年出版了《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汉英对照版DVD光盘第一辑，唱词和念白均为双语对照，但由于翻译难度大，效果并不十分理想。1983年，上海京剧院演出京剧《奥赛罗》和《温莎的风流娘们》，1987年根据莎剧《李尔王》改编了京剧《岐王梦》，为京剧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引起中外戏曲研究者关注。在1986年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年少留学美国的京剧演员齐啸云用英文表演了莎剧《奥赛罗》选段，颇受欢迎，后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播出。1990年，贵州英语京剧实验剧组参加“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艺术节”，演出英语京剧《打瓜缘》。该实验剧组还曾排演过英语京剧《秋江》《柜中缘》和《霸王别姬》。但鉴于观众基础不足和演出上的难度，中国演员表演的英语京剧仍为昙花一现。
该阶段艺术团体对外交流也明显加增，出访规模已远超梅兰芳访美。中美关系重启后，1978年赵起杨一行149人赴美巡演，开启融冰之旅。1980年北京京剧院赵燕侠团队在美83天巡演82场，再次引起轰动。1981年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为“纪念京剧麒派艺术大师周信芳”，演出了《刘唐下书》《四进士》《追韩信》等剧目，一改多年出国演出为单调武戏的面貌，再度提升了京剧在海外的知名度。
伴随国门渐开，海外留学生来华学戏成为新生事物。魏莉莎（Elizabeth Wichmann-Walczak）为杨世彭的博士生，早年拜梅派传人沈小梅为师学习京剧，参演京剧，被誉为“洋贵妃”。她以关于京剧音乐的研究论文《唱戏：京剧的听觉表演》（1983）获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夏威夷大学，研、译、演、授京剧，2019年被我国授予“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魏莉莎曾任1984年创刊的《亚洲戏剧杂志》编辑，她依托夏威夷大学亚洲戏剧项目，以4年为周期，陆续排演了10部英语京剧 2，其中《凤还巢》《玉堂春》《秦香莲》成功在中国大陆地区巡演。其译本注重可演性，讲究音韵，适合演唱，先由合作者进行字对字翻译，力求精确，在排练中再根据演唱或者演出效果的需要进行调改。另外，魏莉莎基于博士论文的京剧声腔音乐的专著由耿红梅译为中文《听戏：京剧的声音天地》（2008）出版。魏莉莎的京剧实践可谓是这一阶段的创举和亮点，对于中国京剧艺术走入英语世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魏莉莎之后，英国的玛亚（Ione Meyer）1991年成为北京戏校首位外国女留学生。1996年，她创立了英国京剧社，在英演出过中英双语京剧《锁麟囊》，以中文演唱唱词，念白则用英语并辅以韵白的声调（Thorpe 2011：34−40）。2006年，在约克市举行的中国春节演出中演出了《扈家庄》和《天女散花》两部戏。玛亚另有《京剧密码》（2009）一书。
其他演出方面，1988年，华裔导演黄哲伦的《蝴蝶君》在百老汇成功上演，成为京剧武旦表演和演剧手法与西方戏剧互融的典范，标志着东西方戏剧新平等关系的出现（都文伟 2002：203）。陈凯歌1993年导演的《霸王别姬》也成功吸引了西方观众对京剧表演的好奇心。
伴随改革开放的是人员的流动往来，在请进来的同时，部分京剧从业者或学者远渡重洋前往国外求学，为京剧的海外传播和研究奠定了人员和语言基础，但这种累积的效果需要等到开放后20余年方逐渐显现，在本阶段京剧的英译和研究仍然是以我国台湾和国外的学者为主，国内仅有零星英译出现，例如冯玉律（1991）翻译了京剧《曹操与杨修》，曾在国内做过京剧琴师的卢光赴海外求学，他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对革命现代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Lu 1997）。
这一时期有吴祖光等人的《京剧与梅兰芳》（Wu 1981）、在华专家艾黎的（《京剧》（Alley 1984）、黄裳的《京剧故事》（Huang 1985）和潘侠风的《京剧舞台艺术欣赏》（Pan 1995）等京剧推广读物。此外，1981年《董辰生京剧人物画集》以中国人物画的方式来介绍京剧人物，别具一格（Dong 1981）。拉奇（Marie-Luise Latsch）《欧洲人眼中的京剧》（1980）则以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介绍了自己从朦胧到爱上京剧的过程，并和西方的戏剧进行了对比。
从海外传播来看，英国戏剧研究专家杜为廉（William Dolby）撰写了《中国戏剧史》（Dolby 1976），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京剧《捉放曹》和《沙家浜》片段。他编写的《中国古今八剧》（Dolby 1978）收录有京剧《霸王别姬》。曾在加州洛杉矶创办京剧培训工作坊的华裔女演员卢燕在海外出版的京剧翻译集《拾玉镯等中国戏曲》（Lu 1980）收录了《拾玉镯》《鸿鸾禧》《汾河湾》《打渔杀家》《蝴蝶梦》等剧目，该书由艾克敦、熊式一作序，其中前者回顾了半世纪以前自己亲历的梅兰芳、筱翠花表演。1972至1978年卢燕在加州大学进行京剧巡演，汉语演唱，英语对白，辅以英文字幕，并注明配乐和舞台提示，1974年又翻译了《武家坡》。黄琼玖于1981和1993年出版《法门寺》和《一捧雪》英译本。张光诚（Donald Chang）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师，曾受米歇尔之托翻译《白蛇传》和《野猪林》，1985年译有《狸猫换太子》。吴兴国改编自莎翁名剧《麦克白》的《欲望城国》在1986年面世，在新旧时代交汇的转折点探索拓宽传统戏曲的生存空间。
研究方面，徐道经（Tao-ching Hsu）著有《京剧三昧》（Hsu 1985），比较了京剧与欧洲戏剧和歌剧。1987年的“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魏莉莎宣读《在国外演出京剧的翻译与导演工作》，介绍了《凤还巢》的英译与表演过程。这一时期马克林著有《中国戏剧史概览》和《亚洲印象——北京京剧》（Mackerras 1990，1997），皆颇有观点。另外，这一阶段国外京剧博士论文逐渐增多，分别从样板戏、京剧武打、台湾京剧、京剧历史、京剧与歌剧声乐比较、莎剧改编等角度展开研究。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京剧在国内还没有从前一阶段的凋零中复原，处于复兴萌发时期。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人们休闲方式多元化的影响而发展乏力，观众流失，加之市场经济转向，传统文化有不适和失落之感，京剧界所做出的种种调试和努力可视作出于渴望融入和被认可、被接纳的心理需要，但并未找到特别有效的传播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上一个时期文化交流的中断，国内译者青黄不接，尚未出现国内主动译介的亮点。海外研究则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中国大陆地区的互动交流逐渐增多。
2.4 2000年至今：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京剧英译与多元化传播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京剧英译研究和对外传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特征和趋势。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2008年举办奥运会，中国京剧在更充分融入世界的同时，也理性地回归自信。特别是2010年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京剧走出国门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日程，2007年后京剧开始走入大学和中小学课堂。
2008年，北京奥运会确定的138台重大文艺演出活动中涉及京剧剧目15部 3。为了让慕名而来的外国观众充分领略“国粹”，各剧院陆续启动字幕双语化工程，戏曲翻译事业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同年，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广受国内观众青睐。2009年，在作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投放该剧录像45分钟，并配有英文解说和字幕，让世界各国游人体味到了京剧之美。此外，“京剧电影工程”成为海外友人了解京剧故事的一扇窗口。该工程启动3年后，京剧电影《霸王别姬》荣获2014年世界3D电影节最高奖项“金−卢米埃尔奖”。
戏曲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逐渐成为剧团关注的重点，为培养戏曲专业翻译和对外传播人才，中国戏曲学院于2007年成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后又率先于2012年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国际文化交流系。2009年，中国戏曲学院与美国宾汉顿大学联手成立了全球第一家戏曲孔子学院，在戏剧系和亚洲研究系开设“京剧脸谱”“京剧武打”“京剧服饰”“京剧行当”等课程，为中国戏曲艺术走向世界搭建平台。中国戏曲学院还于2006年创作了学术京剧《悲惨世界》、2008年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夜莺》《樱桃园》等。
为改变戏曲外译的薄弱局面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内于2013和2014年推出“中国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丛书”与“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这是历史上首批系统化、规模化的京剧外译活动，共译出英语京剧作品30余部。经典系列先由国内译者译为英文，然后由母语者润色，以确保译文简单易懂。后者则直接将剧目分配至任职于海外多年的华人学者，如：杨孝明、陈融、高雄亚、石逸莉等。
京剧海外巡演更加活跃。京剧的对外交往市场开始参与统筹，从依附外交中逐步脱离出来。中国国家京剧院以于魁智、李胜素等领衔，于2005、2015、2016、2017年四次赴英。其中2005年为中英建交后首次赴英，以纯商业演出的模式把中国京剧全本剧目原汁原味地搬上英国舞台。2012年，《文化中国•名家讲坛》在美、加举办了4场以“走进京剧：感受东方艺术之美”为主题的“演讲+表演”巡讲。张火丁2015年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演出《白蛇传》和《锁麟囊》，事先举办“灯谜会”并由哈佛大学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和密西根大学陆大伟（David Rolston）主持专场中国京剧讲座，联系《纽约时报》等媒体专访等，开启了文戏营销传播的新模式，但总体来看西方观众对文戏的接受仍有待加强（James 2015）。
借助华人京剧社团的力量，国外各地京剧交流活动也越趋频繁。美国的旧金山海韵剧艺研究会、纽约业余国剧研究社、华盛顿汉声京剧社团等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广京剧。齐淑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旦角，赴美后于1988年在美成立“齐淑芳京剧团”。2003年在百老汇新维多利亚剧院全本出演《杨门女将》，配有英文字幕。加拿大的爱城京剧社和颐社中国戏剧音乐研究中心，以及英国伦敦京昆研习社也都为京剧传播与推广作出了杰出贡献。
同步于上述以国家政府、民间协会、教育机构为主体所进行的宏观规划和布局，诸多小组织或个人也为京剧“走出去”不懈努力。2001年，北京文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中国戏曲学院合作推出配音京剧《白蛇传》，由曾任联合国同声传译译员的崔向伟翻译，并召集在京的美国、澳大利亚学者担任同声译员。
来自英国的格伐（Ghaffar Pourazar）在2013年来中国偶然接触到京剧后被深深吸引，后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表演美猴王，在世界多地演出《大闹天宫》，现在上海戏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来自芬兰的Antti Silvennoinen受到中国亚洲京剧戏剧节的吸引，到北京学习，2011年成立武生剧团，开始在芬兰表演京剧，并在2016年将本土体裁和京剧结合演出了悲剧Sigurd Ring，显示京剧推介愈趋深入，颇具意义 （Wilson 2020）。
2011年刘军（Toming Jun Liu）翻译了《曹操与杨修》，该剧演出从内容到音乐都有所创新。从国内研究的情况来看，2002年后国内开始出现京剧博士论文，但直到2019年后才开始出现国家社科京剧立项。
中国戏曲学院编纂了十三五教材《京剧服饰术语中英文对照》和《京剧行当术语中英文对照》，由英国陶西雷（Ashley Thorpe）审稿。中国作者英文翻译的推广和普及性读物有徐城北的《京剧下午茶》（Xu 2006）、何俊龙译《在北京看戏》（Yuan 2006）、陈耕涛译徐城北《京剧》（Xu 2012）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吴祖光之子吴钢的《京剧知识：走进美丽的京剧》（2020）等。其中袁静的《在北京看戏》（2006）介绍了北京的观看场所长安大剧院、天桥乐、9部京剧以及戏曲名家。会议方面，中国戏曲学院从2005年至今已举办9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也于2022年组织“中国戏曲在海外”学术研讨会，由此可见我国对京剧研究与传播日益宏大的愿景。国内彭萍撰著《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2019）认为京剧重抒情，需从叙事角度予以调整，从而与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吻合。吴雨航（2022）博士论文介绍了京剧在欧洲的传播。
这一时期台湾京剧翻译和研究逐渐式微，盖南希（Guy 2005）总结了台湾多年来京剧发展与政治的关系，于人瑞著有《于人瑞英译京剧选辑》（2014）。
海外方面，受益于中国宽松的对外开放政策，美国奥尔良大学服装专业邦兹（Alexandra Bonds）曾在中国戏曲学院访学、授课，参与北京京剧院演出，并在魏丽莎所在的夏威夷大学访学，其专著《京剧戏服：角色与文化的视觉传播》（Bonds 2008/2019）是西方首部对京剧戏服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力作，邦兹本人在前言中承认该书的完成受益于施高德的Chinese Costume in Transition（1958）以及国内1958年出版的《中国戏曲服装图案》等著作，亦有中国学者参与了该图书的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可视作中外合作共同促进京剧传播的佳例。李玉茹的女儿利兹大学李茹茹的《京剧魂：变革世界中的戏剧创新与传承》（Li 2010）立足于6位演员亲身经历，着眼京剧的变革，在西方学界颇受关注，在该书序言中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提出了欧亚戏剧的观念，主张欧洲戏剧和中国京剧互相借鉴，前者可以从后者借鉴写意化的戏曲语言，提到了向东方戏曲学习的布莱希特、梅耶荷德，并用西方熟知《勒内•莱斯》（René Leys）一书中的Rene和Victor的故事来说明东方舞台的魅力。这部著作受益于施高德、马克林和魏丽莎前作的指引。陶西雷著有《在伦敦舞台上表演京剧：1759—2008》（Thrope 2016）。赴美学者范邢《舞台革命：文革时期样板京剧的艺术与美学》（2018）研究了“文革”现代京剧。近期还有陆大伟的专著《京剧记册》（2021）和论文《翻译目的和功能对京剧〈四郎探母〉的译文和字幕的影响》（2022）等。另外，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家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专著《伶界大王：京剧改良中的演员和民众》（2007）、旅美华裔学者田民主编的《中国最伟大的男旦：梅兰芳的生平和艺术，1894—1961》（Tian 2010）和 《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国际舞台：中国戏剧的安置与替换》（Tian 2012）将梅兰芳表演艺术的世界性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南卡的叶坦（Ye Tan）编著了目前独一部戏曲英文字典−《中国戏剧历史词典》（2008）。
该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投身京剧推广和研究的华人群体日趋壮大，背景更为多样，已成“以我国为主、中外百花齐放、群英荟萃”之势，出版社亦开始向国外主动布局。而2019年底疫情暴发，中外京剧线下交流戛然而止。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2021年美国戏曲孔子学院关闭，中美文化交流脱钩的端倪开始显现。
3. 反思、对策与展望
过去的一百年潮起潮涌，是中国京剧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一百年，也是京剧面对“他者”强化自我认知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京剧发展既有百花争艳，也有柳暗花明和峰回路转，其英译与传播随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曲折变迁，观众从对京剧排斥、猎奇到逐渐了解和欣赏。作为比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更独立、完整、全面的表演艺术，京剧已然成为西方戏剧“灵感”和“创新”的“基本因素”（魏莉莎1986：61）。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近代以来京剧在世界的传播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中断，包括抗日战争、“文革”十年，都使得京剧传播处于从头再来的艰难局面，西方受众难以形成持续性、深入的了解，海外观众还未完全实现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转变，普通观众接触京剧的机会不多，观看次数也非常有限，谈不上共鸣和深入的理解。同时对外传播以武戏为主，只是阉割式简单的打打杀杀一类的炫技，没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国外观众对京剧存在误解，不能对中国戏曲进行深入思考，失去解读文戏的密码，依然停留在京剧语言障碍、夸张动作、装束怪诞、陌生打扮、节奏枯燥、伴奏单调、背景吵闹的印象（Scott 1958：1−2）。总体来看，京剧艺术的感染力可以得到西方观众的青睐，访团所到之处皆能刮起一阵京剧旋风，但仅此而已，京剧传播尚缺乏一套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机制，蜻蜓点水式的无定期巡演模式已无法满足海外观众的观映渴求（李四清 2014）。京剧百年来的对外传播史告诉我们，京剧传播还没有真正打开局面，总有一种被孤立不能融入的焦灼感。出访环节多担心国外观众看不懂而自我阉割剧本，天真地以为依然可以凭借多年屡试不爽的扛把子绝活就能收买世界观众的尊重与欣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更有了政府包养的惰性心理，以为有了“护命铁券”，不积极开拓国内外观众和市场，在温室中求生存，自甘成为“封存在历史博物馆里的艺术”（孟广禄 2011；吴雨航 2022）。
京剧对外传播如何破题？对此我们有几点建议。第一，京剧的发展要解决好几对关系和矛盾。近百年京剧浮沉的一条历史伏线就是京剧的现代性问题。从民国的戏曲改良到新中国戏改，到革命现代京剧，到京剧新创剧目，莫不如此。要处理好守成与创新，自我和他者，原汁原味和观众接受，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做到和时代接轨。应破除对于西方文化的仰视和媚外的心理，建立平等交流的健康心理，守住华夏文化之根。第二，中国戏曲底蕴深厚，不亚于莎士比亚戏剧，可深入挖掘，打造现象级曲目，实现重点突破，形成发展契机。一部《王宝川》上演千场，至今余音绕梁，《黄马褂》风靡好莱坞，《赵氏孤儿》在欧洲广受欢迎，西方观众对花木兰、白蛇传等舞台形象日益熟悉和接受，我们对此应有信心。第三，网络时代应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加强与国外戏剧学院专家学者交流与合作，形成从精英到普罗大众的传播途径。第四，加强翻译人才培养。国外观众“只识脸谱美，不明词曲意”，无法理解京剧的全貌与精华，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百年京剧剧本的翻译梗概多，全译本少，合格的专家译员少，低水平的重复性介绍多。京剧剧目1400出，译出的不足200出。京剧海外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工作的质量，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事业的发展呼唤京剧翻译事业的勃兴（黄友义2008：9）。建议在中国京剧院和戏曲有关院校展开京剧译员培训长效机制。避免京剧演员只重视业务，在国际交流中只是被动依赖那些专业知识缺乏、临时抱佛脚拼凑的译员，和国外同行不能深入交流这种不利状况。当前来看，京剧演员和相关研究人员懂一门或者两门外语是非常必要的。从高校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在一般文科高校外语翻译专业硕士生培养计划中建议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戏曲课程，增加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戏曲翻译课程或者翻译专题，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戏曲专项培训项目，加强国内高校专家和海外汉学家交流与合作，培养戏曲高级翻译人才。从百年传播实践来看，英文演出京剧不能充分反映京剧神韵，而仅局限于纸面文本的翻译可读性不强，实地演出字幕或录像加字幕方式可以让国外观众以多模态方式感知中国京剧，是中外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一种折中的传播方式，我们要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此外，京剧术语的统一和标准化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当前，西方尚不能适应这个“另类的”中国，双方当前处于一个艰巨的调整和转变期；而中国也面临着向世界说明中国、表达中国文化价值和世界性的问题。如何通过平等对话实现文化共生，是我国当前人文社科界亟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戏曲在此过程中必将承担比过往更为光荣和辉煌的使命。
适应微信阅读风格，参考文献从略，欢迎订阅《外国语》期刊或者知网下载论文。
注释：
1以“京剧+翻译”和“京剧+英译”为篇关摘于知网CNKI（2022-07-28）检索，可得数十年来相关文章仅数十篇（黄勤、王亚军 2022；张佳东 2021；黄庆欢 2019；朱芳 2019；张莹 2018；马会娟、张奂瑶 2016；肖维青、熊贤关 2016；李四清 2015；熊贤关 2015；李四清 2015；崔向伟 2015；李洁 2013；曹广涛 2011；赵慧 2009；毛发生 2002；胡冬生 1986；杨世彭 1985等），无一部有关京剧翻译的博士论文，京剧翻译传播专论仅有彭萍（2019）和吴雨航（2022），相关研究总体薄弱。
210部京剧以及演出年代分别是：《凤还巢》（1985）、《玉堂春》（1990）、《沙家浜》（1994）、《四郎探母》（1998）、《秦香莲》（2002）、《杨门女将》（2006）、《白蛇传》（2010）、《穆桂英挂帅》（2014）、《柜中缘》（2018）、《三岔口》（2018）。
3奥运会京剧演出剧目为：《泸水彝山》《杨门女将》《大闹天宫》《奥运•国粹》《宰相刘罗锅》《洛神赋》《武则天》《下鲁城》《袁崇焕》《锁麟囊》《郑和下西洋》《走西口》《孙悟空大战盘丝洞》《膏药章》和《布衣女人》。
转自公众号：翻译学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