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身的历史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水密切相关。水体面积占据了地球表面的71%以上，无疑是封存人类过往遗迹的重要场所。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谈到“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海底聚集的人类艺术品和工业纪念物的数量可能比大陆上任何一个时期保存的还要多”。这种朴素的认知，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中国既是陆地大国，更是海洋大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大陆性与海洋性文化共存、融合，在辽阔的海疆、内陆水域，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水下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经过1个半世纪的工作，初步构筑起了人类不同文化的时空框架。其中，历史上人类在海域中的活动情况，则是在水下考古学发展起来后，才有能力进行探索。
1.1 前期探索
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学的愿望最初始于要了解沿海岛屿上的古文化遗存情况。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相关部门已经在西沙群岛上进行考古调查。80年代初期，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考古学”总条时，夏鼐先生与王仲殊先生明确指出了“水底考古学”（水下考古学）的主要内涵、学科性质和发展简史，认为“水底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并将水底考古学与航空考古学一起纳入与田野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相并列的特殊考古学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已着手建立水下考古学学科，并开始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一定工作。
1.2 发轫筹建
1986年，哈彻打捞了哥德马尔森沉船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沉船文物，在国际水下考古界饱受争议、批评。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强烈不满。同年4月，中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故宫博物院冯先铭、耿宝昌专程赴荷兰了解拍卖情况，并考察欧洲藏中国陶瓷；随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文化部文物局专题探讨了开展水下考古的问题，随后提出《关于加强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1987年3月，文化部文物局牵头组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作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司与科技司、交通部救捞局与水上安全监督局、外交部条法司、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的“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现更名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提出制定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法规、初步调查中国水下文物情况、整理编译有关外文资料、搜集国外水下考古情况和动态、培养专业人员、建立水下考古科研机构等近期任务。同年，在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的具体领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的水下考古机构，标志着水下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
1987年8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寻找沉没于广东省台山与阳江海域的18世纪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调查中，意外发现一条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打捞出水247件沉船遗物，从出水文物判断，年代为宋元时期。随即中国制止了打捞活动，这艘沉船的发现立即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鉴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进行水下考古的实际经验，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正式签订了合作进行南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发掘的意向书，成立了“中日联合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担任会长，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江波夫担任副会长。11月，组成了以俞伟超为队长、田边昭三为副队长的“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并将该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沉船。
1.3 初创
2.1 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
2.2 西沙华光礁沉船
图1 华光礁一号沉船水下测绘
2.3 浙江宁波小白礁一号沉船
2.4 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
图2 南澳一号沉船水下发现的船货
沉船大体南北向，艏北尾南，船体由西向东倾斜。残长24.85m、残宽7.5m，保存25道隔舱板。出水各类文物总数达2.7万余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石器等，此外有2.4万枚铜钱、2.9万粒珠管串饰，以及果核、块茎类作物遗存等。出水瓷器主要来自福建漳州窑、磁灶窑与江西景德镇窑。在清理船货后，将船体以覆盖金属框架的方式，按照水下保护公约理念，进行了原址保护。
2.5 广东南海一号沉船
图3 2007年南海一号沉船整体打捞出水一刻
图4 南海一号沉船考古发掘后的船体正射影像
2.6 甲午沉舰调查
图6 水下考古调查发现的致远舰篆书白瓷餐盘
图7 水下考古调查发现的经远舰铭牌
除上述工作外，还开展了福建漳州半洋礁宋代沉船、平潭九梁明末沉船、平潭碗礁清代沉船、南海珊瑚岛与金银岛清代沉船等水下考古工作（图8、图9）。研究对象以沉船为起点逐步延伸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水下城址、港口码头、航海技术等诸多领域。为配合三峡水库的建设，对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水文石刻进行了水下调查。独具中国特色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建造，得到联合国教科文水下公约组织的高度评价；均州古城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中“九宫”之首，与北京故宫同时建造而成，因丹江口水库的修建而沉入库底，著名的净乐宫、迎恩桥、沧浪亭等也已经深藏水下40余米；广东南海西樵山古代采石场是珠江流域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开采年代达千年之久，因自然原因成为水下洞窟（图10）。通过水下考古调查发现，这些遗址在水体的保护之下，避免了人为破坏，遗址反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成为了解研究古代社会的绝佳标本。
图10 水下考古队员对西樵山古代采石场遗迹进行水下测量
3.1 法律法规不断健全
3.2 工作模式不断完善
3.3 人才力量不断壮大
第二，未来的水下考古学要加强学科建设，借助海洋物理探测、海洋工程、海洋信息等领域的理论技术，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方法和理论，完善水下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水下考古学无法脱离考古学独立存在，其目的仍是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但是由于水下考古的环境等具有一定特殊性，工作方法也与传统考古学不同。水下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源于西方，但中国古代涉水文明又有着自身特点，既有丰富多彩的古代物质文明，又有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中国水下考古学还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
第三，在技术层面，水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确认是困扰水下考古工作的难题，而海洋地球物理探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突破点。以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多波束声呐、磁力仪、探地雷达等不同声学、磁学手段为核心的地球物理探测设备已经成为水下考古的常规装备，在水下考古作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技术和方法研究也成为水下考古技术研究的核心内容。例如，在福建平潭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甲午海战系列沉舰调查、上林湖越窑遗址水下考古调查等工作中，对出露海床、半埋藏、浅埋藏等不同遗存环境、不同材质内涵，进行了相关的技术研究和实验考古工作，取得初步成果。此类旨在提高资源调查、数据获取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工作，也是未来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趋势。
第四，将深海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系统转化为深海考古能力是深海考古方法论建设的有益尝试，是今后推进深海考古工作的必经关键环节，将会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整体进步的重要契机。在开展的水下考古工作中，已经发现的水下遗址绝大多数位于100m以浅的范围。显然，文物分布状态的失衡与广大海域历史的真实情形不相吻合，既不能满足海洋历史的学术研究，也不利于可能存在的水下文物有效保护。在世界范围内，自20世纪60年代起，地中海海域便出现了对深海沉船的主动探索，这与科学意义上的水下考古起源几乎同步发生。深海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中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了技术支撑，变得现实可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于2018年1月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组织实施了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调查项目，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实现了在千米水下开展深海考古调查（图11~图13）。通过深海考古调查工作可以看出，因为深度原因，水下遗址较少受到人为与自然因素的外力破坏，寒冷低温厌氧环境使得历史遗存保存较好，海洋生物（微生物）对遗址破坏极少。但是，深海考古存在效率、成本、风险等因素，因此要极为谨慎地进行。近年，中国深海考古工作的尝试为今后在中国如何持续有效地开展深海考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奠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基础。
第五，长期以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力量较为薄弱，水下遗址保护不仅面临技术难题，管理规划上也面临多重压力。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应作为首选，然后才能考虑其他干预、介入行为。这就要求不仅要统筹水下考古工作规划，还要推动将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纳入海洋国土空间规划。在中国，2001年发布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的理念得到逐步推广，水下文物的区域化保护和原址保护、异地保护、安防监控等逐步得到落实。以2006年北礁沉船遗址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开端，福建省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海南华光礁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玉琢礁沉船遗址、浙江千岛湖狮城水下古城等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建海坛海峡水下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金银岛沉船遗址分别为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此基础上，还尝试了区域保护的举措，广东公布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水下文物保护区，山东省将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列为首批文物保护区，上海市提出要“积极推进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划定、公布工作”。在国家《“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中，专门强调要“持续开展我国沿海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逐步摸清我国沿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状况，搭建全国水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信息平台”。相关基础工作的推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后续发展。此外，水下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仍然是今后需要重视的方向，以推动更多水下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促进社会分享与全民参与。
第六，国际合作。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跨越千年、纵横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即为最具代表性通衢桥梁，相关工作发展离不开国际的广泛合作。中国与法国、英国、希腊、沙特、伊朗、印度、泰国、越南、印尼、韩国、日本等国家展开积极的交流合作，推动水下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跨国研究。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谈到“对历史的不同诠释可以挑起、也可以平息昔日对手之间的敌意和争端”，文明各有特点，并无优劣之分，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水下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事项，合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这也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未来共同的责任与义务。
作者简介：孙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水下考古、航海与造船和海上丝绸之路。
原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4年第14期，欢迎订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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