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借助AI胡诌了两篇，被读者批评，于是今天发一篇干货。
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其本质都可以归为周期理论，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现在看到的任何事情，历史上都有先例，所以中国人强调“读史可以明志”。
这正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也是中国人可以拉拢欧洲，但不容易拉拢美国的根本原因。
毕竟，美国人是必须否认历史，否认屠杀了2500万印第安人，才能对如今的社会形态具有正当性。
否则，以美国人本身的律法体系，动辄指责别的国家不人道、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就要发出对其他国家元首的逮捕令和冻结财产等措施。
那么，现今美国经济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不是印第安人才应该是大股东？毕竟现代美国发展起来的所有生产要素，本来为印第安人所有，是通过非人道的、恐怖的、令人发指的、违法的手段才转移到欧裔美国人名下。
要我说，现在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必须无条件让印第安人占股90%，才能对历史上的大屠杀进行赎罪。
不扯远了，说回现在的经济形势，最近重读温铁军的《八次危机》，摘录书中观点，可以对照当下情况，你会发现什么叫真知灼见，13年出版的书，10多年后我们依然面临类似的局面，因此，眼下局面，似乎可称之为“第九次危机”。
就像时尚圈一样，所谓时尚，所谓流行，不过就是重新穿十年、二十年前的衣服。
所谓经济问题，也不过是重复十年、几十年前的问题。
以下为读书笔记，今天很干，大家自行准备眼药水或者润滑剂，重点内容已经加粗显示。
认真看完，相信你才会明白我们强调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只有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
第一是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人虽然在1949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不可逆。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前4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一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第一个10年的实际演变，不在于主观上确立何种意识形态，而主要取决于客观上正处在“区域热战”和西方全面封锁压力下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为了重新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赖国家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独立，而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要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就势必仰赖外资，遂势必被要求“亲外资”的制度干犯本国流血牺牲才换得的主权独立--这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于“发展陷阱”的悖论中。不过，仅仅点破这一后发国家普遍遭遇“发展主义”“对外开放”悖论的问题意识，仍然略显肤浅。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也绕不开工业化原始积累，也势所必然地在制度取向上内生性地“亲资本”，那么，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怎样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笔记：从建国至今，国外资本时刻准备着，趁我们生病的时候过来“夺舍”，而我们步履维艰走到今天，依旧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从此沦为附庸，如果我们只是个莞尔小国，其实无所谓，历史上小国只有做附庸的命，但是泱泱华夏岂能寄人篱下？
接着要问的应该是:为什么城市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却在“农村饿死人”?那是因为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而且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也向农村转嫁!
笔记：换个角度讲，中国广袤的农村，才是中国的底色，是农村燃烧了自己支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而现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良药依旧在农村。
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畅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至于整个20世纪60年代不断发生的群众运动，主因是“战略性”的外部投入的规模资本陡然“归零”，（苏联撤走支援）进而使中国随即堕人发展陷阱!遭遇这种情况，一般缺乏国民动员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确实不具备中国这种跌倒了还能爬起来、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来维持本国遭受重创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中断的条件!也就是中国以大动员的低廉劳动力，来填补了苏联撤走工业支援的真空，实现了资本抽离后，还能继续工业化进程的艰难举措。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讨论在欧洲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L与资本K的关系演变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竟然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以L替代K”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过程。
中国在客观上对外资和外部强权实现了“去依附”的条件下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采取单位制实现内部公平分配，才能动员起绝大多数劳动者，实现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社会化+资本化”，由此而规律性地走上前工业化时期“贫穷但相对公平”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时期的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不可侵犯条件下的自主发展进程，不仅与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解放运动交相呼应，也恰和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争取民权和民主的群众运动相得益彰。
第二是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除了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投资形成城市工业资本为主体的经济所造成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那短暂的、不足7年的“全盘苏化”之外)。
决定政府以何种体制运作的核心是财政税收--中国自1957年苏联中辍对“二五”计划整体投资以来中央财税占比就长期在30%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约束!而且，越是在导致很大代价的时段，如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央财税占比就越低，甚至低到不足20%;往往是地方自战争年代客观形成的“土围子”们自行其是，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却由中央来承担!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权让利的改革之中表现得风生水起:财税、金融、外汇等，都是放了的再也不能收，没放的也在竟相突破!搞得中央政策圈里的人都知道“政不出红墙”(中南海)，地方政府则“见了红灯绕着走”;
各地提拔的那些“改革开放好典型”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加速资本化，而将成本直接向民生和环境转嫁，于是搞得GDP越高，民怨越甚!其中的真问题，乃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大干快上”造成的综合性制度成本直接威胁国家稳定;但作为“最终责任人”的中央政府的治理措施和宏观调控碍难贯彻，若无“双规”，则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管住地方大员!
笔记：中国的体制从来不会缺乏创新，但问题在于创新陷阱是否能被正确识别出来。
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两个政治局委员的双规案例1995年陈希同、2006年陈良字--此“二陈”的案例，都有带头抵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不幸之中的大幸，或称“大乱中的大治”，是1994年在遭遇史无前例的放权让利成本总爆发的大危机压力下，中央那位被称为·铁腕”的领导人推出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分税制改革;这才把地方财税占比从70%以上调低到50%左右，中央手里才多少有了点调控之“米”!
第三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既非劳动力资源丰富到所谓“无限供给”，也不是主流舆论所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因为这两个条件，一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
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而中国在新世纪遭遇的劳动力综合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之新困局，恰在于这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强势利益集团缺乏对本土经验的基本知识总结，却反过来激进地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自毁中国农村基本制度。颁布“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法律，意味着直接侵犯宪法赋予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引致中国随后发生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被“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不可能低工资地维持的“边缘化生存”状态--既难以融入城市，又为“一切向钱看”的城市低俗商业文化和“去乡土知识”的反智的农村制式教育等制度文化所全方位地排斥--这也许就是20多年打工潮潮起潮落，而近年来终于演化成“13连跳”（富士康事件） 悲剧的大背景。
笔记：如今工厂里的劳动力转化为新劳动者，他们送外卖、跑滴滴、做直播，但依旧回不去农村。
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器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广东南海的新生代工人“自觉组织”的“广本大罢工”之完胜，是中国3亿劳工成为自觉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西方19世纪的阶级政治历史所派生的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不能落地的百年漂泊后,被新时期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那些尚处于自发状态、只会邯郸学步的人们彻底地改变了。这，才是约70%的中国新生中产阶级意欲挟带资产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
笔记：毛主席讲的“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跑到海外，在矛盾激化的时候，一样会被针对。
关于中国的《九三年》
法国有1793年大革命;中国则有1993年大危机压力下的大改革:那时中国综合负债率超过GDP的140%，所采取的强行福利紧缩和贱卖公共资产的对策，远比2009-2011年欧债危机的“欧猪”们(PIGS)被法德逼迫要“囧”得多，比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的罗斯福新政也“俊”得多--在中国经济1992年进入“货币化”，大量增发货币开放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富有投机性的资本市场而势必导致经济过热的同时，各地“官员下海”、机关办三产配合着体制上“政府公司化”的产业资本盲目扩张和中央“不得不”进行的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只能对内转嫁给社会大众，造成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农民收入增速连续3年下降和数万起“群体事件”。
国人收入的下降拖累内需下降。同期，政府财税占GDP比重大幅度下跌到不足12%，几乎为全球最低，以至很多基层干部竟都不能“以俸糊口”了，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西方政治家和主流舆论趁机跟风炒作“中国崩溃论”，恨不能此中国步彼苏联之后尘。
笔记：和今天的局面何其相像。
遭遇危机能靠连续施行“量化宽松”政策而得以嫁祸全球的只能是军费开支和政府债务都约占世界1/2的美国。时运不济之中国则截然相反，在1993年大危机之下饮鸩止渴式地加快全球化，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以国内“高利率+低币值”对接了西方进入金融资本的全球“币缘战略”阶段，以“低币值+高汇率”为武器的对外扩张需求，还追加了比一般国家更甚的“给外商超国民待遇”的“最低税率+最低地价”助推跨国公司攻城略地遂有因中国韬光养晦，长期向发达国家进行商品和资本双重输出，而竟至短期就使海外舆论改“中国崩溃论”为“中国威胁论”!
另一方面，我们又尴尬地看到:当年同为改革参与者的都分人已经自觉纳人“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结盟”，教育界和学术界随之“入主流”而为稻粱谋;愿意不顾眼前既得利益做长远自我反思的人凤毛麟角且必遭“病体排异”!
笔记：独立思考是人最可贵的品质，放之四海皆准，现今很多人彻底忘记祖国的奋斗史，以为现今一切都是凭空出现的，但只有真正回顾过往，才知道世界经济的运转一直没变，一直有一双资本主义的黑手隐藏在黑幕后面，时刻准备摄取你的价值、你的主权、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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