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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差，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说湖南土话被人瞧不起，甚至不被当人看。可是，人和人的区别，永远不会在于衣着打扮，只会在于内心。你如何看待自己当前的生活，就知道自己日后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他没有怨怨自哀，他没有觉得自己是吗喽、工蚁、牛马，他没有躺平、摆烂、抽大烟、逛窑子、不思进取，甚至有机会留洋出国，看上去可以咸鱼翻身的时候，他也拒绝了。他是个普通人，他和我们一样，甚至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学识经验还不如我们，他遇见各种各样的成吨的困难，也曾不被人们在意，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做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找。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又不是普通人，他面对逆境从来都是谈笑风生，能够屈身守分，他总能在逆境中找到乐趣。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同时代的精英忙着出海，沉醉于大城市的花天酒地时，他却选择走遍于小镇与农村之间体验生活，所以他最知道当时中国最需要解放的是哪些人，知道这股力量如果可以释放出来将会是什么概念。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有时候真的怀疑他是不是知道未来的每一步都会走到哪，他是不是在走出韶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能成为开天辟地的人物，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教员当之无愧。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三K’党的康白情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我在这里还遇见了杨开慧，并且爱上了她。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乍一看是个出身贫微但拥有钢铁般意志抱有伟大理想的人，仔细读一遍，我擦，还真是个出身贫微但拥有钢铁般意志抱有伟大理想的人。
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顾首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亲友广告：香港身份申请&续签&香港保险，非中介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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