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1913-2005)是多栖型的文化人，在其涉足的新闻、出版、文学评论、翻译及写作各领域均有较高造诣，成绩令人瞩目。在翻译和书评方面尤是如此，代表性成果是翻译的多部海明威作品和长期在《读书》杂志发表的大量介绍西方文学(主要是美国文学)的专栏文章。然而冯亦代（1998：419）曾坦言：“我并不承认自己是个书评家，而只是一个翻译匠。”此谦虚之词坦露了其对翻译的热忱和认同感。冯亦代翻译作品超过20种（包括合译），涉及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多种题材。对冯亦代文学翻译的成果，国内学者已有零星研究，有两个关注点：一是其译文质量，如从译者行为角度评析其译文(杨锐婷，2019)，二是其文学翻译传播贡献（李慧红，2015），但对其翻译思想的研究则为空白。作为翻译实践家，冯亦代除了在《漫谈翻译》《关于翻译工作的意见》和《翻译琐语》三篇文章中基于经验漫谈翻译体会、翻译原则及对翻译工作者的建议外，并没有撰文系统地阐述翻译思想，其翻译观点和见解往往是散落于译作的前言、后话、书评、散文或采访讲话中，发轫于别的话题，旁枝斜出，看起来零散而不成系统。但笔者对其各类作品挖掘梳理后，发现他在翻译功用、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和翻译标准四个方面已经形成了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翻译思想。本文旨在对此阐述分析，并同时探讨其翻译活动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对现当代社会文化构建的意义，以期对当前翻译活动有所启迪。

20世纪80年代末，翻译界开始提倡“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认为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语言转化的产物或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行为（Fairclough, 2015；Bassnett & Lefevere，1990）。该观点强调翻译总是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文化环境影响着译者个人的决策、意义的转移和翻译意识形态，反过来，翻译也在某些方面影响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甚至带来社会变革。这两方面共同构成辩证关系。我国从唐朝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科技翻译到民国时对西方社会政治著作的引入，翻译的起落也大体契合了文化的盛衰走势。冯亦代深谙翻译是一种文化演变和创新的催化剂，他倡导并躬身践行译者对社会文化构建的主体性。

2.1播种革命思想，激发革命斗志

冯亦代对海明威作品持之以恒的译介，一方面是希望中国读者熟悉喜爱海明威，而在当时的抗日背景下，更重要的动机则是借助海明威的作品为国内反法西斯浪潮提供思想动力。在散文集《书人书事》中，冯亦代道出了翻译《第五纵队》的初衷：“（我）觉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蒂的高潮里，‘第五纵队’已经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此时此地介绍这个剧本，并不是件无意义的事。”（1985:278）其中“第五纵队”指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帝国主义派遣特务。选择翻译《第五纵队》的社会意义根植于当时国内反日和国共两党敌对，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对此冯亦代提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阻止上演国统区进步剧作家的剧本，中华剧艺社的创始人应云卫便请他翻译一个外国剧本，因《第五纵队》内容和当时的抗战形势十分相近而加以翻译，按冯亦代的话“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并坚信翻译此作品对于“鼓动中国人民抗战，也是有好处的”（冯亦代，2006：179-185）。基于同一使命，他还翻译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其他海明威著作，即《告发》《蝴蝶和坦克》《大战前夕》《在山岗下》《桥头的老人》和其他美国左翼作家，如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克利福特·奥德茨(Clifford Odets)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董乐山在20世纪40年代曾看到冯亦代翻译出版《第五纵队》和《守望莱茵河》的消息，当时十分激动，他回忆说：“对于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同仇敌忾是起了作用的，凡是关心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看到这些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自然会有这种兴奋的反应。”(董乐山，1995：42)

2.2开启民智，促进文化创新

尼克拉斯·卢曼认为翻译使封闭文化系统开放，使“我们”和“他们”的相遇交流成为可能，这是一种文化得以继承和繁荣的保障，因为只有将新文本纳入文化中，文化才能进行创新并感知其本身的特殊性(Luhmann，1995：118)。我国翻译史上不乏佐证实例，如严复译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所著《进化与伦理》于1898年出版，为甲午战争战败后许多迷茫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指明了前进方向，译文中“适者生存”的核心理念成为战斗口号，推动了20世纪初的社会革命运动。

上述理念也为冯亦代所秉承，并成为其翻译的关键动因，他在《当代美国获奖短篇小说选》的“编译后记”中写道：“我国唐朝的文化生活昌盛繁荣令我们后人为之向往，但这一文化如果加以细审，则可以发现它是吸收了多少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为一体，而发扬光大起来的。”(冯亦代，1987：345)基于一信念，他在该小说集中选了十四篇立意创新、写作手法独特的作品供国内作家吸取和借鉴。冯亦代认为翻译外国文学除了能引进新的写作艺术外，还能给予国人以智慧，“因为文学离不开生活，中外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文艺有自己的规律，尽管创作方法或写作技巧可以花样翻新，但殊途同归，最后还得归宿到反映生活现实。”（冯亦代，1980：407）因此通过翻译可以引领国人辩证地认识西方老百姓的生活真相，了解其社会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由此反省自己的生活文化现实，找出自己的奋斗方向（冯亦代，1986：281-282）。这也即查尔斯·泰勒所言的，与所处的社会背景框架相脱嵌而形成新式自我理解，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自己的社会意象界限内，从而能超越所处的背景框架进行自我认同”（Taylor，2004：55）。1947年，冯亦代对《守望莱茵河》译本就寄予这样的期望：“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在世界像样之前’如果能一读这剧本而获恍然，或至少有些微的感悟；明白这一个世界不应如此‘不像样’，而也知道‘像样’的世界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则这书的重印未始不是件好事。”（冯亦代，1985：291）1947年是中国革命奋斗历程的转折年份，国共合作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此历史背景下，该译作借翻译勾画了一个“像样”的世界愿景，即不再有饿肚子的人，不再有杀戮，每个孩子都有愉快的童年，呼吁国人为之奋斗，反映了冯亦代以笔为旗，爱国强国的拳拳之心。

2.3搭建中西文学之桥，促进文化交流

冯亦代在不同的场合指出，文学艺术的引进既可滋养我国的文艺事业，又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他便是文学引进的受益者，赵家璧介绍美国现代文学的《新传统》和卞之琳翻译的20世纪部分西方作品译文集《西窗集》引其步入西方文学殿堂，并激发了他的翻译兴趣。随后他便肩负使命，为之奋斗不懈。谈起译海明威作品的苦楚，他说：“我苦恼，我气馁，我想改行。但翻译是我的爱好，因为我觉得既学了另一国的文字，就有责任把别国的美好文学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有所欣赏借鉴，从而滋养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冯亦代，1998a：216）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强调抉择翻译作品时，除了内容宜于启蒙民智之外，创作手法也要独具一格，具有创新性。经冯亦代翻译或编辑的译作例如《第五纵队》《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等，都为国内文学爱好者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文学之风。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评价：“冯先生以其飘逸的性格和卓越的见识，填补了我们这一代乃至许多代人的心灵空白和文化沟壑。当年‘钻’进冯先生的书中‘恶补’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李舫，2005）

冯亦代与施咸荣等六人合译了欧文·肖（Irwin Shaw）的《富人，穷人》，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9月出版，第一版印了19万册，仍然是供不应求。除了通过多种途径为国内读者引进西方文学精华作品，他还通过创办、编辑英文杂志向海外读者展现中国文学的精彩。20世纪30年代，他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杂志《中国作家》，对外宣传国内抗战。1952-1954年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助力中国现代作家和其作品走向世界。冯亦代等老一辈翻译家和编辑家通过致力于双向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触、对话和互鉴，从而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独特话语体系的建构做出了贡献。冯亦代终其一生为中美文化交流事业勤勉不懈，在1981年应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之邀访问美国时，被一些美国作家冠以“文化大使”的美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鲁迅把翻译工作比作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认为翻译不但能丰富革新中文表达和句法，还能作为外来的一剂药医好本民族精神文明系统的“痼疾”和“病痛”。基于此，鲁迅主张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要有一种“汉唐气魄”，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闵开德，吴同瑞，1986：174；181）。与此一脉相承，冯亦代提倡要以开放的态度选择国外文学作品，在此基础上谨慎地抉择、取舍。

3.1选择要开放

冯亦代(1998b：84-88)主张选择原作要持开放的态度，引进的书若具有“高尚的趣味性”“科学的知识性”和“通达的逻辑性”，只要读者欢迎，就不应该禁绝。这一观点是他为解答一位读者疑问提出的，该读者写信请教对于不能登高雅之堂的国外侦探和推理小说是否应该禁绝，对此冯亦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辩证关系，认为究其源纯文学是由通俗文学演变而来，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界限，文学价值由时代喜爱、跟现实生活的关系、写作技巧等各种动态因素所影响。读者所担忧的探案小说和推理小说兼具娱乐、知识和逻辑性，是文学的组成部分，不可偏废。不止如此，他还指出该类小说可以引导一批本来以打扑克和侃大山为娱乐的人拿起书本，爱好读书进而产生对纯文学的兴趣，还可以激发文学爱好者写好反映中国内战史实的反特小说，从而使该体裁在文学中取得一席之地。冯亦代提出的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经典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的主张，该思潮强调对文本的解读和评价应基于其互文性和对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作用，呼吁重申并重视通俗文学的文化、社会、美学及政治意义。正因冯亦代不为二元对立思维所禁锢，用发展观辩证地看问题，他才识得通俗文学之美和其社会意义，与傅惟慈、施咸荣和董乐山等翻译家为英美通俗文学的引进拓荒开地。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编选的国外惊险小说《七分钟的夜》和《黄狗》颇受新旧读者的喜爱，在豆瓣读书（2021）上分别获8.8^①和8.2^②的高分。这两本小说历经时间淘洗仍得读者垂爱，验证了冯亦代伯乐识马的远见，对培养惊险小说读者群和培育这一文学体裁起了一定作用。

3.2取舍要谨慎

对翻译原作的选择要开放，但“我们要吸收外国的东西，就必须加以抉择、取舍，要吸收能够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得到丰富营养的，而绝不是那些即使在外国文化中也被摈弃了的东西”(冯亦代，1987：345)。也就是说，翻译要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为社会发展服务。纵观冯亦代的译作，每一篇、每一部都能见证其背负使命砥砺前行。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选的翻译原作主要是西方左翼作家的作品，如海明威的《蝴蝶与坦克》、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和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这主要是由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战时期，鼓舞革命斗志之需使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政治环境逐渐放松，冯亦代迎来第二次翻译高峰，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他翻译（包括合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达九种之多，他认为这段时期美国短篇小说的主要素材为家庭问题，能充分反映社会现实。另外，用词摈弃“陈词滥调”，写作手法“另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冯亦代，1998b：103）。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主旋律，冯亦代提出翻译选择标准也应与时俱进，要满足读者了解西方社会的需求，促进文化交流，挑选西方文学的精华之作，以期国内读者吸取并借鉴其创新的写作手法。除了译者要做好把关者外，冯亦代对出版社也提出了期望，呼吁出版界服务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要“向钱看”，不要出版引人堕落的书（同上，88）。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原作者、原文本及译文读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及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翻译观对上述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传统语言学派的关注焦点在原作者和原文本，认为译文作为原文的衍生物，须服从于原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翻译吸纳认知学、人类学及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观点，翻译研究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研究，原文不再神圣不可侵犯，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关注，例如文化翻译学者聚焦于译者如何借助翻译推动社会活动或改革。多数翻译观因其所跨学科倾向性而只重点关注某一或某些因素，忽视甚至看低另一些因素，从而在原作者、译者、原文本及译语读者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译者处在中间难以兼顾，往往遭受非议。

那么上述各翻译因素是否不可调和呢？译者应该如何权衡与各方之间的关系呢？冯亦代虽未撰文系统阐述其中各关系，但在八九十年代通过书话、译文后记和编后记的形式零星地谈到了译者与原作者、原文、译语读者及译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翻译过程是译者与各因素对话的过程。对于原作者，他主张译者除了熟悉所译作品外，还要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喜好，阅读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以把握其风格（冯亦代，1998a：217）。冯亦代“偏爱”海明威，主要原因除了其作品涉及的战争题材符合国内局势外，便是海明威简洁质朴的白描手法。凭着这份挚爱，他翻译了海明威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剧本和五篇小说，后又重新修订译文，于2006年合集出版。然而作为译者，他与原作者及作品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重译后记中指出，在他心目中海明威的身份从一位“斗士、英雄”转变成了“一个冷漠得可怕的旁观者”，其写作虽体现了可靠报道人的风格——准确、质朴，却缺少“对这些故事及人物的感情”，而“情”则是冯亦代所秉承的毛姆式写作风格的三大要素“情、真、朴”之一(冯亦代，2006：184；冯亦代，2004：387)。由此，他完成了译者从“服从”到“反思性批判”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是冯亦代更深入地了解海明威身世，剖析其内心世界及借鉴其他学者的评价之后的自然结果。通过自身实践，冯亦代证明了真正认识一位作家及其作品需要花费时间和心血与其对话，并由此呼吁译者要有自己钟爱的作家，而不是频繁更换（冯亦代，1998a：217）。

传统的翻译观视翻译为单线单向信息转换过程，路线为原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译文读者处在跨文化传播的最末端，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20世纪末，从德国兴起的功能主义翻译流派把译文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中所要达到的目的视为关键要素，从而肯定了译文读者和译语文化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冯亦代的翻译主张和实践体现了其能从翻译功能视角透彻把握翻译与读者兴趣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他翻译了海尔曼的《松林深处》，选择原因是该剧情节紧凑，充满悬念，营造出大起大落的紧张气氛，让各人物形象在尖锐冷酷的矛盾中得到立体的刻画，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同时希望借该剧使读者明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途径（冯亦代，1982：51）。而与郑之岱编译短篇小说集《青年的心》和《青春的梦》的初心则是让读者知道名作家的成就是从幼年的凄苦中奋斗出来的，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并不如道听途说的那样“繁花似锦”（冯亦代，1987：344）。因此，翻译不仅是译者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而是译者不断地与原作者、原文本、源语文化、译语文化及译语读者进行对话的过程，对话往往在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向同时展开，同时不断构建和重塑意义文本。

翻译标准是翻译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和评价翻译质量的准绳，但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各流派在翻译本体论的构建方面仍有纷争，翻译标准更无定论。我国三国时期著名佛教译经家支谦主张佛经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现代翻译家傅雷则从美学角度提出翻译贵在“神似”而不在“形似”。纵观翻译史，翻译标准的提出既根植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又受制于译者或学者的知识结构。几乎终生勤勉于翻译和译审的冯亦代数次由翻译之难谈及翻译标准，他说：“但是译的篇数及字数越多，心里却越觉胆寒，我的译文真的能准确表达原意，而且符合原作的风格吗？”(冯亦代，1998a：212)由此可见，“准确表达原意”和“符合原作风格”是冯亦代衡量自己译作的翻译标准。

5.1准确表达原意

冯亦代(1998c：256)主张的“准确表达原意”与严复的“信”一脉相承。他认为“信”是翻译工作的金科玉律，文学翻译的再创作应以严复“不倍原文”即“等值翻译”为前提，而且“不能使译文与原文走样”是译者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体现和落实。冯亦代在实践中为达到“信”而孜孜不倦，并通过自己的翻译实例告诫译者“信”不能单靠词典来解决，而是要“善于用字典”，“要合乎习惯、风尚”，“信”还体现在用词得当，“适合当时的气氛”，也就是说译者要把握住词的语境意义（冯亦代，1998a：214-217）。他曾谈起与读者因“信”而起的一则趣事：1946年他看到一位署名“枚屋”的读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自己在《守望莱茵河》的译文中把“舅舅”译成“叔叔”造成剧中人物关系混乱，冯亦代虚心接受了指正，并与这位读者相识成为知心朋友。这一误译后来在重译中得以修正，而且在译本后序中对此有专门交代（冯亦代，1985：291）。

5.2符合原作的风格

除了恪守“信”的原则，冯亦代（1998a：216-217）强调译文必须“符合原作的风格”才能打动读者。对于这一点，他解释道：“译什么时代、什么人的作品，就得像那个时代那个作家的东西，至少要译出它的味道来。”比如“海明威有海明威的文风，他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菲茨杰拉德，也不同于斯坦贝克，更不同于福克纳；如果你把他们都等同起来，那么译出来的东西只能说是译者自己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海明威或其他人的作品了。”清末翻译大家严复提出译文风格要典雅，对于此，冯亦代认为译者要以原作风格为标尺，如果原作是雅，译作就必须雅，如果原作文字粗犷，译作一味追求雅，那么就违背了“信”和“达”的标准。“信、达、雅”是严复以清末官僚士大夫阶层为译语读者提出的翻译标准，有鲜明的时代性，冯亦代对此标准的阐释反映了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和翻译认识论的历史发展性。那么如何才能译出“味道”来，冯亦代从不同方面给翻译爱好者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一是“不但要通晓另一国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十分熟练地掌握汉文字,还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修养”；二是译者“只有进入‘角色’,才能译出主人公的心态和感情来,这也是译文能否打动读者的首要条件”；三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精心选择相应的语句和字眼，这也可以说是在文字上的传神”（朱世达，1994）。可见要译出“符合原作的风格”的译文，既需要在字词微观层面的精工细作，又需要在宏观文化层面的全面考量，译者要发挥其主体性不断与原作者、原作和译文读者进行斡旋，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特点与需求，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交际任务。

冯亦代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译介海明威，横跨60多年，其间撰写了不少相关的书评，可以说非常熟稔海明威的风格。即便如此，他仍在《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文中说：“我喜欢海明威的作品，我也害怕海明威的作品。读海明威的作品是愉快，译海明威的作品则是自讨苦吃；所以我喜欢而又害怕。”（冯亦代，1994：221）为了“译出海明威的味儿来”，他翻译剧本《第五纵队》时把译文推翻了五六次才最终译出令自己比较满意的译文。著名诗人北岛评论《第五纵队》的译文“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并提到民间诗歌杂志《今天》的刊号翻译趣事：北岛拟定的译文为“Today”，冯亦代并不赞成，建议译成“The Moment”，该词既表达了原意又为期刊赋予了历史厚重感和使命感，可以说是既“信”又“传神”译文的完美体现（北岛，2005）。其“有味道”的译文还源于谦虚严谨的翻译态度。在译文完成出版之前，往往先由其妻郑安娜把关，再找其他译者进行审译，例如《蝴蝶和坦克》和《告发》由戴望舒细心修改，《守望莱茵河》出版前由辉叔（夏衍）把全剧的对白与原书对照润饰了一次。这种层层把关，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做法值得译者和出版界借鉴。

综上所述，冯亦代的翻译工作既是对翻译现象的探知求索，又是具有鲜明时代使命感的文化思想传播活动，其翻译思想源于翻译实践又高于翻译实践，对其进行挖掘研究必能丰富我们对翻译现象的认知并为当下的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如今中国处在中西文化交流前所未有的新语境，无论意在“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翻译都是关键一环，在这方面冯亦代身体力行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首先，翻译是需要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译者要练就扎实的双语功底，不断提高文学修养，坚守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职业操守。其次，译者和学者要充分认识并发挥翻译对社会文化的构建作用，眼下要探索在世界话语体系下如何借助翻译传播中国故事，构建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最后，翻译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要取得良好传播效果，除了文本分析外，还要重视分析译语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冯亦代的翻译主要是通过纸媒传播，当下译者则可以利用纸媒、电媒、网媒和网络直播多元互补模式，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格局，在更广的平台上发挥作用。冯亦代通过翻译和对外国优秀文学的推介为读者认知世界开启了一扇窗，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董乐山（1995：43）评价道：“他有一个集子的名字就叫《龙套集》。诚如钱锺书所言，你哪里是龙套，你是龙首，龙头！如果要评中美文化交流终身成就奖，我想会有不少人投冯亦代一票的。”这应该是对冯亦代贡献的最好注脚。

朱要霞，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文化与媒体传播。

戴运财，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国际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