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摘要：本研究基于翔实史料，对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梳理。空间维度而言，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时间维度而言，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京剧主要作为文学形式译入；20世纪30年代的京剧译本主要为西方观众提供指南，以帮助他们看懂京剧，树立正确的京剧认知观；20世纪60年代开始，京剧译本多为西方戏剧专业教学、学术研究和高校京剧排演服务；21世纪以降，英语世界流通的京剧译本多由我国主动译出，译本重在对京剧多元文化元素的综合译介，兼具多种功能。

关键词：京剧；英语世界；译介

京剧在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见，京剧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曹广涛(2011:142)指出，戏曲英译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需要；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是增强中国译学界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京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其英译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京剧译介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大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肖维青，熊贤关，2016：168） 本研究试图廓清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图景，一定程度上弥补京剧英译史研究之不足，并为当下京剧 “走出去”提供启示。

在1851－1861年间，京剧已经具备一个新剧种的条件，它像一个成熟的婴儿，脱离了母体，出现在了北京的戏曲舞台上。（高新，2001：41）此时，京剧刚刚成形，这种艺术形式还不为英语世界所熟知，首批接触到这一新生事物的来华传教士和工作人员成为了英语世界首批译介京剧的译者。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英语世界的京剧译本主要有：英籍中国海员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英译的京剧《汾河湾》( Jen-kuei’s Return) (1874)、《黄鹤楼》(The Yellow Stork Tower)(1876) 和《四郎探母》(Ssu- lang’s Visit to His Mother)(1882),英国驻华使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译的京剧《彩楼配》(Flower Ball)(1901),英籍同文馆教员巴德(Charles Budd)英译的京剧《打金枝》（Beating the Gold Bough)(1913)和京剧《钓金龟》(Catching a Golden Tortoise)(1913)。

早期的京剧译介多将京剧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进行对外传播。例如，司登得英译的《汾河湾》一剧便收录于其翻译的中国通俗文学作品集《二十四颗玉珠串：汉语歌谣选集》(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 Four Beads: A Collection of Songs, Ballads, &c. Frothe  Chinese)中，该书共收录了24篇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译文。其英译的《黄鹤楼》则发表在《远东杂志》(The Far East: Illustrated with Photographs)上，而《远东杂志》在1876 年改编后便开始加大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力度。（宋丽娟，2018: 150) 由此可见，司登得是将这两出京剧作为中国文学形式之一来向西方译介的。再如，翟理斯英译的京剧《彩楼配》收录在其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该书以时间为经，以文体为纬，架构起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在翟理斯看来，小说和戏曲都属于“纯文学”范畴，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一种与诗歌、散文同等重要的文体。（刘亚迪，2016：29）

整体而言，早期的京剧英译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这一点从译本全球馆藏量^① 就可以窥见一斑，例如《二十四颗玉珠串：汉语歌谣选集》全球馆藏量只有2本，而巴德英译的两个译本全球馆藏量也分别只有２本。《彩楼配》收录于《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该书先后被再版10余次（刘亚迪，2016：9），并在英国汉学界取得巨大反响。虽然该书影响力巨大，但全书内容庞杂，夹杂于其中的《彩楼配》一剧并未引起读者们对于京剧的关注。

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语世界又陆续开始出现了几部京剧译本，主要包括：熊式一英译的《王宝川》^②（Lady Precious Stream）（1934/1935）、美籍船员阿林敦（L. C.  Arlington）和英籍教员艾克敦（Harold Acton）合译的《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1937）。这一时期梅兰芳赴美交流演出，由于其出色的表演，加之团队高超的舞台翻译策略（张佳东，2021），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英语世界大众也首次正面邂逅了京剧。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京剧译本开始注重走向大众。

译本走向大众首先在于向他们提供一份观剧指南，帮助他们理解剧情和表演，《戏剧之精华》译本的首要目的便在于此。两位译者提到他们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手头没有中国戏曲的指南读本，无法更好地理解中国戏曲（主要指京剧）。（Arlington & Acton，1937：xi）为此，二人选择了《战宛城》（ The Battle of Wan-ch’eng）、《长坂坡》（The Battle of Ch’ang-pan P’o）、《击鼓骂曹》（Beating the Drum and Cursing Ts’ao）等当时京剧舞台上演出频率最高的33出剧目进行英译，并大量删减剧本中的繁复和次要情节，以帮助英语世界的京剧爱好者在短时间内就能理解主要剧情。同时，由于中西方戏剧表演范式殊异，理解京剧等中国戏曲的难点更在于理解舞台表演。所以，二人对中国戏曲舞台表演的虚拟性和程式性等作了颇多交代。两位译者对大众需求的认真查察，以及英译过程中的精心增删，为译本的传播助力颇多。饮誉世界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白之（Cyril Birch）曾提到该译本的欢迎程度，译本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藏书的每一页都被读者翻旧，并且被重新装订过。（Chaney，1985: 41）

译本走向大众还在于这些译本力图匡正英语世界大众群体对于京剧乃至中国戏曲的错误认知。当时,多数英语世界的大众对中国戏曲艺术不了解甚至带有偏见，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戏曲声音嘈杂、形象怪诞，观看中国戏曲犹如遭受折磨，置身于疯人院之中。（Arlington，1930:3）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戏曲音乐并不能抚平他们浮躁的内心。即使像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③ 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坦承，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柔和轻妙，中国戏曲音乐嘈杂刺耳，因此西方人很难欣赏得了中国戏曲音乐。（Arlington & Acton，1937：xx）阿林敦和艾克敦两位汉学家在中国多年，对京剧了解颇深，他们眼中的京剧是美妙的。艾克敦（1948:355）提到，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正是他心中一直追求的综合艺术样式，在欧洲只有俄国芭蕾能与之媲美，它是念白、演唱、舞蹈和杂技等各项技艺的完美结合。服装、化妆以及动作之优美，哑剧部分之精妙，即使一个人不懂剧情，对音乐丝毫不能领会，其表演亦能让人为之心醉。二人为匡正英语世界对于京剧的负面认知，在《戏剧之精华》副文本中大量着墨于对京剧音乐、表演等的正面赞扬，并从比较戏剧学角度阐述了京剧表演的独特优势。例如，二人提到，相较于西方戏剧对于道具的严重依赖，京剧等中国戏曲更加灵活，可以在不依赖大量道具的情况下虚拟出各种场景，这使得观众可以顺畅欣赏而免受换道具而带来的等待之弊。（Arlington & Acton，1937：xiii-xiv）

20世纪30年代的英语世界对中国戏曲主题也存在错误认知。正如燕遯符（2006:2） 所言，那时候,世界看中国，除了裹小脚、吸鸦片，就是三妻四妾和野蛮残暴。他们觉得中国戏曲主题也大都如出一辙，弥散着落后和封建的影子，因而对中国戏曲更是不屑一顾。囿于此，尽管当时西方世界存在一些中国戏曲译本，并有人尝试将这些戏曲搬上西方舞台，但均以失败告终。熊式一（2010:27）便曾提到，英国著名翻译家雷沃（James Laver） 翻译的中国元曲《灰阑记》，虽由著名导演迪安（Basil Dean）指导，并请到了当时好莱坞著名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担任主演，然而演出却没有多少人欣赏，剧院早早关门大吉。事实上，中国戏曲扎根于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沃土中，剧目主题都带有深厚伦理美德。绝大多数剧目都能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某种或某些美德，这些美德也是中国的传统伦理所在，包括忠贞报国、仁义忠孝、勤俭持家、乐于助人、惩恶扬善等。（彭萍，2019：81）《戏剧之精华》的两位译者在中国居住多年，深谙中国戏曲主题，译者之一的阿林敦曾明确提到，中国戏曲很少使用超自然的元素，因为中国戏曲的目标在于弘扬美德，展示悲悯与滑稽，赞美忠诚和自我牺牲。（Arlington & Acton，1930：xxvii）为了匡正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戏曲主题存在的误读，《戏剧之精华》选材考究，所选京剧剧目多注重道德教化，彰显正能量。例如，《长坂坡》《九更天》等剧中彰显忠心的伦理，《汾河湾》《牧羊卷》等剧中包含对贞洁烈妇的赞扬，《碧玉簪》《法门寺》等剧则蕴含善恶有报的思想。

熊式一的《王宝川》译本在树立正确的戏曲主题认知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熊式一在英国读博期间，在导师建议下翻译并出版了该译本。20世纪前30年的英国正如《唐顿庄园》中所描绘的那样，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正处于从贵族社会向现代平民社会的转型期，彼时的女性地位得以凸显，她们在工作和爱情方面更加自由。（张莹，2018:78） 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当时的英国社会对于女性形象尤为关注。熊式一敏锐地把握时代语境，选取《王宝钏》这一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的京剧剧目进行英译。然而，原剧《王宝钏》一剧中有许多封建意识残余，女性独立精神不够突出。为此，熊式一对原剧中“王宝钏”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改写。原著中的王宝钏爱哭，常表现出无助，对丈夫更为依赖、顺从、迎合，对丈夫的纳妾行为毫不嫉妒，甚至主动提出做偏房；改编后的王宝川则爱笑、活泼、自信、聪明，对丈夫既有欣赏爱慕，又敢表达醋意和不满，有时甚至会指挥丈夫做事。（张莹，2018:76-77）该译本于1934年在伦敦曼勋书局（Methuen&Co.） 出版，1935 年又在纽约的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出版。译本被搬上英国话剧舞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三年间先后在英国演出900余场，场场爆满。当时英国的各大主流报刊都对《王宝川》的演出进行报道并做出热情洋溢的评论。（ 龚世芬，1996:261）此剧还在美国巡演长达一年半之久，并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爱尔兰等国演出，引发国际上的中国戏剧热潮。（Hsiung, 1939: 176）译本还入选英国教材，英国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杜为廉曾提到，其首次接触戏曲就是在小学课本上学到的《王宝川》。（朱伟明，2005: 138）伴随着译本的广泛传播，中国戏曲的主题形象，乃至整个中国形象都有了明显提升。正如燕遯符（2006: 3）所言，《王宝川》译本发行后，中国不再是裹小脚、吸鸦片、三妻四妾、野蛮残暴的落后形象。在读者和观众心里，中国成了神龙出没、桃李争艳，梦幻储于金玉宝器之中，文化传于千变万化之后的天国仙乡。虽有学者对熊式一将京剧改编成话剧这一行为进行诟病，但熊式一并非全盘抛弃京剧元素，他在译本中对于舞台道具和背景的介绍便呈现出原汁原味的京剧元素，且在演出中保留了这些元素。其译本在欧洲大陆及美国掀起的中国戏曲热潮，客观上确有对中国戏曲传播的不世之功。

20世纪40年代中期尚未有任何一所英语世界的大学提供非西方戏剧的课程，当时英语世界所认为的世界戏剧不过就是欧美戏剧（European plus American Drama or theatre）。二战彻底改变了全球戏剧面貌，中国戏曲、泰国的孔剧、印度的卡塔卡利等亚洲戏剧开始进入美国的教育系统中，受到西方戏剧学者的关注。（Brandon, 1989：25-26）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 等高校都已经开设了京剧课程，京剧的价值在美国得到进一步认可。大约同期，英语世界又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京剧译本。其中译本集主要包括黄琼玖(Josephine Hung Huang)的Children of Pear Garden:Five Plays from the Chinese Opera（1961/1968/1971/1972), 收录了《梅龙镇》(The Price of Wine)、《九更天》( One Missing Head)、《玉堂春》(The Faithful Harlot)、《鸿鸾禧》(Twice a Bride)、《凤仪亭》(Two Man on a String) 五出剧目的译文；施高德(Adolphe Clarence Scott)的Traditional Chinese Play译本集（共三卷），其中第一卷中含《四郎探母》(Szu Lang Visits His Mother) (1967) 和《蝴蝶梦》(The Butterfly Dream)(1967)两出京剧剧目译本，第三卷含《拾玉镯》(Picking up the Jade Bracelet) (1975) 和《女起解》(A Girl Setting Outfor Trial)(1975) 两出京剧剧目译本。单行本主要包括杨世彭(Daniel S. P. Yang) 的《乌龙院》(Black Dragon Residence)(1970)、 胡耀恒的《白蛇传》( The White Snake) (1975)、魏莉莎(Elizabeth Wichmann-Walczak) 的《凤还巢》(The Phoenix Returns to Its Nest)(1986) 等。

随着京剧进入英语世界的教育系统，本时期的译介主体也多为美国高校中的戏剧学者（含华裔戏剧学者）。在此背景下，本阶段的京剧译介首先与专业教学、学术研究等学术动机密不可分，其中尤以施高德的译本最具代表性。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东亚戏剧研究学者之一，施高德在英译京剧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中国古典戏剧》(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China）(1959) 和《梨园领袖梅兰芳》( Mei Lanfang: Leader of the Pear Garden)(1959) 等中国戏曲研究专著。1963 年，他受邀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在此创立了“亚洲戏剧项目”(Asian Theatre Program)。由于当时供戏剧专业学生参考的京剧资料极少，他决定亲自英译京剧，以提供给当时的戏剧专业学生一把了解中国传统戏曲（主要为京剧）表演的钥匙。(Scott, 1967 :v) 他于1967年英译出版了《四郎探母》和《蝴蝶梦》两出剧目。为满足戏剧专业的教学需求，他的译本副文本内容庞大：首先，他将舞台上的音乐、动作、服装等视听元素都事无巨细地进行了转述，使得大量的京剧表演知识得以呈现；其次，他又转述舞台表演过程中夹杂的大 量京剧术语，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京剧术语体系，这些术语涉及京剧音乐、服装、表演动作等方方面面，体系化的术语对戏剧专业学生全面理解京剧具有极高参考价值。他的译本也为研究京剧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受到当时美国戏剧学界的广泛好评。(Withey & Whitey,1968) 1975年，他又英译了《拾玉镯》和《玉堂春》两出剧目，这与他的研究转向密不可分。施高德于20 世纪70 年代转向研究中国戏曲中的丑角（陈思思，2021 : 81 )，而《拾玉镯》和《玉堂春》两出剧目中正好丑角戏份较大。两个译本的副文本内容仍十分庞大，施高德利用副文本对丑角的表演艺术、美学特征、中西戏剧的“幽默”呈现等作了深入研究和阐释。伴随着京剧进入高校，本时期在美国高校中还掀起了一股用英语排演京剧的热潮（见表1)。因此，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还有许多译本是直接服务于表演需求的。40年间，多部英语京剧被搬上了舞台。需要指出的是，译本是服务于演出的，这也使得部分译本并未正式出版，而多以手稿形式存在。但是，相较于纸质译本，演出的方式使得京剧的受众更加广泛。例如，1972年科罗拉多大学戏剧系教授杨世彭用英语排演了京剧《乌龙院》，该剧在檀香山演出11场后，又在美国四个外岛巡演。同年9月，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国联播90分钟的《乌龙院》彩色电视片，受众多达200万户。（陈茂庆，2015:120)因而，这些用于演出的译本更值得学界关注。

夏威夷大学在英语京剧的排演方面尤为突出。夏威夷地区有美国最大的亚裔社区，对亚洲戏剧有着广泛需求，夏威夷大学也因此成为了美国亚洲戏剧英译和排演的重要阵地。该系创立于1923年的“亚洲戏剧项目”（Asian Theatre Program）^④ 致力于让在校学生用英语进行亚洲戏剧的研究和排演，其中也包括京剧。该项目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范围内开展时间最长、运作力度最大、成果质量最高的一个项目。（黄庆欢，2019b：99）夏威夷大学戏剧系教授魏莉莎接手该项目后，在京剧的英译和排演方面厥功甚伟。因其在京剧国际化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她于2019年12月6日被中国政府授予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中国文化部还将资助其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京剧译本，这将为京剧翻译实践与研究提供范本，有利于京剧翻译质量的提高和京剧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黄庆欢，2019a：58）为达到表演要求，魏莉莎在英译过程中非常注重译文的长度。她指出，翻译念白时的一大挑战是要注意中文的字数和英文的音节数，虽然不需要像唱词一样尽量做到一个汉字对应一个英文音节，但如果字数相差太多，便会有节奏方面的问题。（魏莉莎，马妍，2015：444）其次，她在英译唱词时非常注重押韵。魏莉莎（同上：445） 指出，唱词的韵脚十分重要。中文唱词句末一般要押十三辙韵，英语却很难达到押韵的要求。她在押韵时，一般只考虑一个单词最后一个音节的韵母，并尽量使用和中文韵母相同的韵。因为在英语发音规则中，词尾辅音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发音的。

英语京剧排演这一特殊的译介方式不仅扩大了京剧的受众面，同时也为英语世界的京剧研究提供了更为直观的研究素材，反哺了京剧研究。正如魏莉莎所言，她的译文不仅可以用于舞台表演，还是海外学者研究京剧比较好的素材。（黄庆欢，2019b：100）不仅如此，依托“亚洲戏剧项目”，夏威夷大学还培养出大量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分布在世界各地从事亚洲戏剧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黄庆欢，2019a：56）这无疑为英语世界的京剧研究和专业人才储备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高校为中介的京剧译介使得本阶段的京剧传播和京剧受众都出现了层级化^⑤特征，即亲自操刀进行英译的海外汉学家和华人译者充当了第一层级的信息源，而参与排演的高校学生既是受众又是第二层级的传播主体，观众则成为第三层级受众。部分戏剧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又成为高校中的戏剧教师，即信息源，而他们的学生则成为了受众。这样，京剧的传播在本阶段不仅受众面扩大，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持续传播。

除此之外，本时期外文出版社和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期刊也对外英译了一批样板戏译本，部分样板戏译本还被英语世界的学者收入他们的专著中。例如，沃尔特·梅瑟夫(Walter J. Meserve)和茹丝·梅瑟夫(Ruth I. Meserve)于1970年编著的《共产中国的现代戏剧》(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一书中便收录了国内出版的《红灯记》(The Red Lantern)译本。这些译本大都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意识形态因子，在当时我国的意识形态外宣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学者的京剧译入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只有魏莉莎继续英译了一些剧目，包括《秦香莲》(Judge Bao and the Case of Qin) (2002)、《杨门女将》(Women Generals of the Yang Family) ( 2006 )、《白蛇传》(The White Snake)(2010)、《穆桂英挂帅》(Lady Mu and the Yang Family Generals)(2014)等。而在国内，随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国家越来越注重将京剧主动译介到英语世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英语世界流通的京剧译本几乎均由国内译出。例如，目前已被加州州立大学作为教材的《曹操与杨修》(Cao Cao and Yang Xiu),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剧海外传播工程”的成果之一。后该工程改名为“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目前已出版了《秦香莲》(Qin Xianglian)(2013)、《白蛇传》(The Legend of A White Snake) (2013) 等译本。此外，还有被美国各大图书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图书馆以及布什、尼克松、克林顿和奥巴马四家总统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丛书”，该丛书是“中国京剧海外传播大型系统工程”的主要成果，目前已出版《贵妃醉酒》(The Drunken Beauty) (2012)、《打渔杀家》(The Fisheman’s Revenge) (2012)、《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Defending the Country , Visiting the Imperial Tomb, and Etering the Imperial Palace Again）（2016）等剧目。2018年，“中国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丛书”还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首批200部“图书走出去基础项目”之一，这进一步便利了该丛书在英语世界的流通与传播。

进入21世纪以来，京剧的译介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京剧海外传播大型系统工程”出版的译本由近20人的中外合作团队完成，“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出版的译本则全部由华裔学者完成，他们多是国外高校中的英语学者。

同时，本时期国内对京剧英译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京剧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内涵。首先，京剧糅合了我国众多的艺术形式（彭萍，2019:75，是传统音乐、舞蹈、武术等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其次，京剧具有独特的文学内涵，是雅士审美、宫廷品味和草根民众欣赏口味融合妥协的产物（颜全毅，2011：18）；此外，京剧表现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哲学观和伦理观念以及独特的习俗和信仰。换言之，京剧是一个多面体，背后承载了中国艺术、文学、哲学等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基于这一深刻认识，本时期开始注重采用“综合”方式来对外译介京剧，展示京剧承载的多元中国文化。“中国京剧海外传播大型系统工程”负责人孙萍（2015：74）指出，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它的每个“零部件”都是久远的文化和艺术层累、叠加、融合、结晶而成，任一角度深入精研，都足以写成皇皇巨著。在京剧对外译介中，单论剧本、唱词等无异于管中窥豹，实在不能展示这座艺术殿堂的美轮美奂。面对这样具有深厚积淀的艺术，非面面俱到不足以状其貌，非阐幽发微不足以道其妙。因而，必须要在“博而全”和“专而精”之间寻求平衡，这无疑是困难的。有鉴于此，工程丛书在审鉴前人珠玉，反复揣摩编纂目的，研究读者群体之后，决定以“综合路线”为主，尽量深入精当地介绍京剧艺术的各个方面，虽难以兼顾，却试图向着“博而全”与“专而精”的平衡迈进。依此路线，该丛书目前出版的30余个译本中，唱词和念白英译所占比例极小，约占10%左右，唱词和念白的英译也只求基本达意。但对于京剧中包含的多元文化的介绍却占到了全书的90%左右，包括对剧目中包含的伦理道德的解读、对京剧音乐、历史、行当、道具、服装等的介绍，并佐以大量剧照和图样，充分将文字内容视觉化。译本具有了多样功能，既可用于科普，也可用于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作为普通的中国文化读本。

京剧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国内众多花部戏曲的代表。京剧对外译介不仅对于其自身“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其他花部戏曲的译介具有借鉴价值。本研究对京剧在英语世界近150年的译介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每个阶段的京剧译介成就和译介特征。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京剧的译介存在如下不足和待改进之处：首先，从地缘来看，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因此，未来如何均衡地促进京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以进一步提升京剧的国际影响力，还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探讨。其次，从译介主体来看，英语世界的学者和华裔学者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中国本土译者几乎难觅踪影，京剧本土译者的培养迫在眉睫。京剧艺术集文学、音乐、舞蹈等为一体，极富综合性，如何跨界培养京剧译者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注释

①检索时间为2022 年6月13日，检索途径为OCLC旗下的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馆藏信息数据库WorldCat。

②原剧名为《王宝钏》，熊式一将译本命名为《王宝川》，认为这样更雅。

③也有学者译为李维斯、乐维斯，英籍犹太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专家。

④与施高德创立的“亚洲戏剧项目”同名，但非同一项目。

⑤层级是传播学中的常用概念，层级传播是层级传播技术、层级传播内容、层级传播受众、层级传播关系等的总称。（曾静平等，20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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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于《上海翻译》2023年第171卷第4期，第67-72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本为准，转发请注明“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