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丨千金梅, 丁小明編:《海外墨緣: 清代中朝士人交往尺牘》出版

学术 2024-08-18 16:01 韩国

来源：未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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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墨緣：清代中朝士人交往尺牘》（上下册）

ISBN：978-7-309-16487-9

定價：1280.00元

出版單位：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05月

圖書開本：16開

圖書作者：千金梅, 丁小明

圖書頁數：496

前　言

韓國藏清人尺牘的文獻價值（節選）

千金梅（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近年來學者研究古代中韓文人交流時主要集中於各種燕行文獻、筆談和文集中的記載等較爲常見的資料，而兩國文人往來尺牘集作爲最新資料逐漸被學界關注，尤其清代文人致朝鮮文人的手札原帖，是中韓文人交流的第一手資料，其絶大部分未見載於國内文獻，更是具有重要的學術和史料價值。

這次整理出版的清人尺牘集共六種，其中《中朝學士書翰》《清朝名家書牘》《中士尺牘》《中朝學士書翰録》藏於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華山文庫，《覃溪手札帖》藏於韓國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同文神交》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這些尺牘集中收録諸多清代著名學者的手札，展現中韓兩國文人的深厚友情和文化交流的豐富内容與細節。這六種尺牘集首次在國内整理影印出版，向學界公佈韓國藏清人尺牘資料的真實面貌，希望爲中韓兩國學術交流研究、清代學者研究，以及古代中韓關係研究，提供新的啓示和路徑。

一

《中朝學士書翰》是收録十八世紀清代杭州三學士嚴誠、潘庭筠、陸飛致朝鮮文人金在行手札的尺牘帖，現藏於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華山文庫。封面用木版裝幀，正面貼有題簽“中朝學士書翰”，其下小字注“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完”。“學士”指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人，因爲他們與朝鮮使臣相識於北京時是進京趕考的舉人，但當年他們都没有中進士，後來嚴誠早夭，陸飛歸隱，衹有潘庭筠四年之後中榜入翰林，因此皆尊稱爲“學士”。

《中朝學士書翰》中收録的尺牘反映嚴誠、潘庭筠、陸飛杭州三學士與金在行在北京期間和金在行回國之後的交流内容。這些尺牘的主要内容是相互問候和贈送禮物，相約見面日期，詩文唱酬，依依惜别，以及金在行回國之後表達思念之情，轉告自己和友人的近況，贈送書籍和金石碑文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金在行與杭州三學士交流的細節和深厚友情。此外，有關金在行與杭州三學士的交流資料，還有洪大容編撰的《乾净筆談》，記録了一七六六年二月洪大容和金在行在北京與嚴誠、潘庭筠、陸飛等杭州三學士交遊的經過。《日下題襟集》和《燕杭詩牘》等抄本文獻，也記載了金在行與杭州三學士唱酬的詩文和尺牘。《中朝學士書翰》與上述文獻相互對讀參看，可以更加全面地瞭解金在行與杭州三學士的交流情況。

金在行喜歡賦詩，善書，性格豪放，又愛飲酒。杭州三學士與他相談甚歡，給予高度評價。《中朝學士書翰》中嚴誠爲金在行撰寫的記文《養虚堂記》中寫道：

余既敬洪君之爲人，而於金君又愛之甚焉。金君喜作詩，於漢魏盛唐諸家，心摹手追，風格遒健，而艸書亦俊爽可喜。

陸飛尺牘中贊歎金在行曰：“兩詩作於匆匆將行之時，尚能如此超脱穩愜，語到情至，益增敬佩！”潘庭筠尺牘中更將金在行的豪爽性格和善詩酒與李白、蘇軾等人比之，曰：“足下天懷高妙，琴書跌宕，詩酒蕭閒，如李青蓮、蘇子瞻，一輩人目中未見其匹。”可見金在行的豪邁性格和能詩善書的文采讓杭州三學士敬佩又喜愛，非常樂意與之交往。金在行與杭州三學士雖然語言不通，相處短暫，但真誠相待，結下深情厚誼。金在行回國之後與杭州三學士繼續尺牘往復，可謂天涯知己之交。

二

《清朝名家書牘》是收録清朝文人曹江致朝鮮文人手札的尺牘帖，现藏於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華山文庫。封面贴有題簽“清朝名家書牘”，下有兩行小字注“嘉慶十五年庚午，怡堂先生舊珍藏書完”，帖内首頁又有題簽“曹玉水尺壹，怡堂藏”。《清朝名家書牘》中曹江致朝鮮文人尺牘共九通，分别爲致金善民三通，致金命喜三通，致金善臣一通，金命喜與金善臣同覽一通，金正喜一通。

曹江（一七八一—一八三七），字百川，號玉水。父曹錫寶，乾隆末以監察御史劾奏太學士和珅，謫死遠島，贈副都御史。曹江以父蔭補官，任大理評事，官至安徽安慶府江防同知，並曾攝廬州等府事。曹江與很多朝鮮文人有交往，最早在一八〇一年，他與朝鮮使臣朴齊家（一七五〇—一八〇五）、柳得恭（一七四八—一八〇七）在北京琉璃廠書肆相識。

《清朝名家書牘》收信者四人，金正喜與金命喜是同胞兄弟，金善民與金善臣是同族兄弟，兩家族又有交情，金命喜與金善臣亦是好友。一八〇四年金善民以冬至兼謝恩正使金思穆的伴黨身份出使清朝，在北京與曹江、李鼎元等相識，回國後撰寫《觀燕録》，記録了燕行經過。在一八〇五年正月初五的日記中就記載了他與曹江相識和筆談的經過。

飯後清流要作琉璃之遊，遂强疾出，自海大門轉向琉璃廠，訪五柳居，與陶鋪主略敘寒暄。對椅上坐一美少年，眉眼清揚，氣止温净，意其非泛泛人也。余取筆書示曰：“尊姓大名。”即曰：“姓曹，名江，字百川，號玉水。”又書曰：“盛年幾何？”曰：“現今廿四，無聞可愧。”余又書曰：“吾觀先生之玉顔與筆法，符其妍妙，殆非江南菰蘆中人也。”曰：“先生過獎，不敢當，不敢當。”余之姓名，南伯睪已書示矣，因問余號，曰：“清風，詩云「穆如清風」，其斯之謂歟？”因微笑，余意其戲笑，亦瀀栩然而笑。曹曰：“非爲相謔，先生之取義在此不？”余笑曰：“然。”因與南、李兩友移時筆譚，約以再會。曹蓋江南人，天資端美，文藝夙就，現任校書郎。

金善民對曹江的印象很好，謂“其人如玉，極可人愛”。此後金善民與曹江又有幾次會面，筆談或尺牘交流，曹江亦贈書畫等。臨别時，曹江請金善民以“玉水書房”集成小序。金善民欣然答應，揮筆寫下“温兮其若玉，君子之德。湛兮其若水，君子之塞。夫其如是，發而爲君子之書，卷而爲君子之坊”相贈。

金命喜和金善臣在北京期間，除了曹江，還結識了很多清朝學者，如汪喜孫、劉喜海、葉志詵、吴崇梁、周達、陳用光、劉栻、張深等人，韓國奎章閣藏《尺牘藏弆集》就收録了包括這些人在内的清朝文士十四人致金命喜尺牘二十八通，高麗大學藏《中士尺牘》中有汪喜孫、王筠、周達等清朝文人致金善臣尺牘四通。而曹江、汪喜孫、葉志詵、周達等人與金魯敬、金正喜父子早有交往和尺牘往來，在寫給金命喜的信中也常常提起其父兄。金命喜延續父兄舊誼，金善臣延續兄長友誼，他們通過清朝的舊友又結識新交。這種由親人、朋友相連的交往是中韓學者交流的特點之一，從而兩國文人的友誼延續不絶又不斷擴大。

三

《中士尺牘》是收録陳用光、汪喜孫、王筠、周達、羅岐等一批清朝文士致朝鮮文人金善臣、洪良厚、李鳳寧等人信札的尺牘帖，現藏於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華山文庫。封面用綢緞裝幀，貼有題簽“中士尺牘”，内封面也貼篆書體題簽“中士尺壹怡堂收藏”。

《中士尺牘》中汪喜孫尺牘六通，王筠尺牘兩通，是分别寫給金善臣、洪良厚、李鳳寧等朝鮮文人的。

汪喜孫與王筠寫給朝鮮文人的尺牘都是關於漢學和宋學、治學之道等學術問題的討論，體現出兩人的學術思想和學者風範。朝鮮士人推崇朱子學，反對陽明學和以訓詁考證爲主的漢學，金善臣就是其中之一。汪喜孫致金善臣的尺牘以回信的形式，在長達一千多言的信中引經據典，列舉黄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應撝謙、威世儀、戴震等諸多清代儒學大家關於理學的言論，闡述不能空談心性，訓詁用以明理義，理義存於典章制度的觀點。汪喜孫寫給洪良厚的信中直接表明他推崇董仲舒的立場，以及經世致用的主張——

鄙人推重仲舒之意，可知鄙人所學在此。仲舒深于《公羊春秋》，天道、王道莫備於此。再覽他經，益廣所聞，以擴其識。即此可以用世，可以明道。

汪喜孫寫給李鳳寧的信中更是直言自己並非“偏主漢儒”，而是漢儒可以爲“我輩之鑑”和“我輩之法”——

僕非偏主漢儒，伏以兩漢史册所載諸儒，阿諛取容者可以爲我輩之鑑，經明行修者可以爲我輩之法。四海論交，千里取友，雖异域尚同一軆。何况仲舒、康成，久經祀孔廟者，朱子亦甚尊崇之。今乃尊崇朱子，于朱子所尊崇者詆毁之，朱子若在左右，其許之乎？

王筠致金善臣的信中説到從李璋煜處得見金善臣的往復簡牘之後非常仰慕，又聞金善臣不喜漢學，所以冒昧寫信闡述自己的觀點與之探討。王筠引經據典，洋洋灑灑寫了一千七百多字，主張學者“不宜存門户之見”，認爲“宋儒未嘗厚詆漢儒，朱子且称康成爲好人”，“宋儒未嘗廢漢儒也”。又極力推崇漢代經學大家鄭玄，言：“使漢無康成，則今日或不得見六經”，“鄭之本末皆有可觀，無媿於宋儒。所注經於名物既詳，故宋儒據以談理，設無其書，宋儒必恨前無所承而蒐討之爲難”。最後他總結：“蓋漢儒詳於小學，宋儒詳於大學，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大抵膚末於漢學者必拘墟，膚末於宋學者必孤陋，而空談心性尤易流於禪定。故明末諸人往往先學釋，而後學儒，既儒而猶雜以釋，誠以宋學易爲空疏者所托宿也”。王筠寫給李鳳寧的信中也强調：“爲學之道，當先破門户之見。”他主張“惟漢注古雅，多有一語而窮形盡相与經相似者，宋則罕見”，“中國講漢學，非敢鄙夷宋學也，所以矯株守宋學者之弊也”。他又言膚末於漢學和宋學的現象是中國已有的弊病，而顧炎武出來倡導實學，是要改革這些弊病，因此“後之君子迭起而修明之”。

《中士尺牘》收録一批清朝文人致朝鮮文人的尺牘，展現了兩國文人的文化交流。汪喜孫和王筠尺牘中談論漢學、宋學問題，反映出他們的學術主張和觀點，不僅爲清代文人的學術思想研究，更爲中韓學術交流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同時《中士尺牘》收録的清人尺牘是其他文獻所未載之新資料，因此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文獻價值。

四

《中朝學士書翰録》收録十九世紀一批清朝文人致朝鮮文人金永爵及其兒子金弘集的書信，現藏於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漢籍室華山文庫。封面貼有題簽“中朝學士書翰録”，書名下有三行小注“邵亭、道園兩先生往復書，高宗二十九年壬辰”。“邵亭”是朝鮮文人金永爵的號，“道園”是金永爵子金弘集的號，“高宗二十九年壬辰”是一八九二年。

金永爵（一八〇二—一八六八），字德叟，號邵亭，朝鮮後期文臣，領議政金弘集之父。一八三八年以蔭補拜靖陵參奉，一八四三年文科登第，官至六曹參判、漢城府副左尹、司憲府大司憲、弘文館提學、開城府留守等職。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以謝恩兼冬至副使身份出使清朝，在京期間結識了葉名澧、張丙炎、吴昆田、程恭壽、趙光、翁學涵、李文源、李銜、陳翰等一大批清朝文人，歸國後仍與他們保持尺牘往來。

金永爵與清朝文人交流的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四年間，正是清朝處於太平天國之亂和西方列强入侵等内憂外患之際。《中朝學士書翰録》中程恭壽和翁學涵的尺牘，反映了當時動蕩不安的局勢和因戰亂而流離失所、日夜擔憂的百姓生活。引録相關内容如下：

所委交二信，稼軒回清江，今春正二月之交，清江失守，不知其遷流何所矣。（程恭壽）

前寄鶴儕書扇詩韻，均寄去。自清江道梗，音信艱滯，至今無復書。杭州失守，雖即收復，而弟家殉難三人。吴擷蘅聞奉母而逃，全家無恙，然今年益無來信。此數日來又不暇慮及桑梓之變，將有眉睫之翫。弟雖無官守，而跬步不可離，以一出國門毫無插脚處也。日夕爲范文子求作葉潤臣不可得。每顧小兒女小孫，爲之泫然出涕。此輩何辜，何不遲數年出世耶？弟心情如此，問之枕泉可以盡知。（程恭壽）

涵自遭厄後，贖鍰歸田，甫三月而賊陷姚江，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翁學涵）

今天下干戈擾攘，生民塗炭，居顯要者但以逢迎爲事，不顧大局。（翁學涵）

從上引程恭壽尺牘中可以看到，因清江失守，他們的友人吴昆田（號稼軒）不知流落何處，所交托的信件無法轉達。因清江道梗，與喬松年（號鶴儕）也是音信難通。而因杭州失守，程恭壽的家人有三人殉難，而他卻不能離開都城，因爲北京附近也不安全，無處插足，他還要爲兒女們的安危擔憂，苦不堪言。翁學涵更是直接批評爲政者不顧百姓生民塗炭，不顧大局，不作爲。從這些尺牘資料中我們可以瞭解，太平天國戰争中士人無法安居的混亂情景，反映了當時真實的歷史面貌，這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五

《覃溪手札帖》是翁方綱致朝鮮文人金正喜的手札帖，現收藏於韓國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收録楹帖一副，翁方綱尺牘一通，金石拓本兩幅。

翁方綱（一八三三—一八一八），號覃溪，清代著名文學家、金石學家、考據學家、書法家，官至内閣學士，他博學多識，爲乾嘉時期文壇領袖。金正喜（一七八六—一八五六），號秋史，朝鮮著名的思想家、金石學家、書法家。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二十四歲剛剛進士及第的金正喜跟隨作爲朝鮮冬至兼謝恩使副使的生父金魯敬出使中國，在北京遊歷期間與翁方綱、阮元結爲忘年之交、師徒之誼。一八一〇年初金正喜拜訪了翁方綱，觀賞了翁方綱收藏的諸多古玩真跡，尤其看到了翁方綱珍藏的《東坡笠屐像》和蘇東坡真跡《天際烏雲帖》，以及《宋槧施注東坡先生詩殘本》，知道了翁方綱非常崇拜蘇東坡，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生日時會燒香祭奠，書房因此亦稱爲“蘇齋”。金正喜受到翁方綱的款待和重視，也領教了金石文字和書法、學術等方面的教導。金正喜又拜見阮元，阮元以稀世名茶“龍團勝雪”盛情款待金正喜，兩人一見如故，交爲師友，一同觀賞了《華山廟碑》和《唐貞觀造像銅碑》。金正喜在與翁方綱、阮元的交往中學習研究金石文字，飽覽他們編撰或收藏的文獻典籍，眼界大開。這次燕行對金正喜影響極大，令他印象深刻，終身難忘，他回國後自號覃研齋、阮堂，都是爲了紀念翁方綱和阮元兩位大師，詩文集《覃研齋詩稿》《阮堂集》，書名也是紀念翁方綱和阮元的。

金正喜回國之後繼續與翁、阮保持尺牘交流，並且與他們的子弟門生也建立聯繫，清朝的學術思想從而傳播到了朝鮮，對朝鮮的學術發展産生很大影響。翁方綱和阮元的治學理念對金正喜影響極深，金正喜將清代考據學傳入朝鮮，在經學、金石學、書畫、文學等方面成就斐然，成爲朝鮮後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翁方綱曾高度稱贊金正喜爲“海東英物”，其“經術文章，海東第一”。金正喜的書法受蘇東坡及翁方綱、阮元影響，又模仿漢魏時期隸書體，蒼勁有力，古拙淳樸，獨具魅力，被稱爲“秋史體”。

《覃溪手札帖》在翁方綱手札之後，又有兩幅建初尺拓本，建初尺爲東漢王莽建元初期製造的銅尺。但兩幅建初尺長寬不同，應該不是同一時期製造的。翁方綱手札中提到：“即如今日偶見漢建初銅尺，用以審定古器欵識則可矣。江南沈彤竟欲執此尺以斷定周時分田制禄之成算，竟若身到周庭，目覿其時事者，此必不能之事也。”因此在手札後附上了所得建初尺拓本。

關於金正喜與清朝學壇的學術交流，二十世紀初日本漢學家藤塚鄰的著作《清代文化東傳研究》中已有詳細探究，此處不再贅述。《覃溪手札帖》與金正喜的其他相關資料相互結合研究，我們可以瞭解更多金正喜與中國的交流。奎章閣的《覃溪手札帖》可以讓我們瞭解翁方綱的經學觀，確認翁方綱和金正喜的學術交流，是金正喜的學術思想受翁方綱及清朝學術影響的重要依據。《覃溪手札帖》是中韓兩國學術思想及學術交流研究中的重要文獻。

六

《同文神交》是收録十八世紀一批清人致朝鮮文人洪良浩、徐浩修信件的尺牘帖，現收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同文神交》分爲兩册，上、下兩册封面都貼有相同的書名題簽，書名“同文神交”，下有兩行小字“庚辰六月下澣無號李漢福追題”。李漢福（一八九七—一九四四）是朝鮮近代著名書畫家，號壽齋、無號、李福等，韓國國立故宫博物館藏有他的繪畫作品《蘆雁魚蟹圖》《器皿折枝圖》等。庚辰即一九四〇年，這兩張題簽應是李漢福生前親筆題寫的。

《同文神交》上册專收清代文人與洪良浩的往來尺牘。洪良浩（一七二四—一八〇二），字漢師，號耳溪，謚號文獻，朝鮮後期文臣，英祖二十三年（一七四七）進士，官至吏曹判書、弘文館和藝文館大提學。洪良浩曾兩次出使中國，第一次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冬至兼謝恩副使身份出使，與戴衢亨、戴心亨兄弟結下深厚友誼；第二次在十二年之後的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以冬至兼謝恩正使身份出使，與時任禮部尚書的紀昀相識。通過兩次出使中國，洪良浩結識了諸多清朝名士，與清朝學者的交流促使他的北學思想更加成熟，並對朝鮮引進和普及金石考據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洪良浩是朝鮮時期重要的朝廷大臣，也是著名學者，他的文章和學問備受稱頌，書法善晋體和唐體，一生著作豐富，有文集《耳溪集》。洪良浩的兒子洪羲俊和孫子洪敬謨也相繼兩次出使中國並留下燕行録，與紀昀、戴衢亨等持續交流，延續了跨國友情。洪良浩祖孫三代與清朝文人的交流並留下豐富的資料，是中韓文人交流史上寶貴的財富。

《同文神交》下册專收清代文人致朝鮮文人徐浩修的尺牘。徐浩修（一七三六—一七九九），字養直，謚號靖憲，朝鮮後期文臣、實學家。朝鮮英祖五年（一七六五）文科及第，累官至弘文館副校理、大司成、禮曹判書等。他也曾兩次出使中國，第一次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以進賀兼謝恩副使身份出使；第二次在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六月以進賀兼謝恩副使身份出使，七月十五日到達熱河行宫，這次是爲參加八月十三日乾隆八旬大壽的萬壽節，此行記録有《燕行紀》四卷。徐浩修是朝鮮北學派學者，深受朝鮮國王正祖的信賴和重用，擔任正祖組建的核心文化機構奎章閣的最高官職直提學，主導奎章閣的各種書籍編撰事業。通過兩次出使清朝，完成了正祖交托的購買書籍、引進清朝文化等重要任務。

值得一提的是《同文神交》上册最後一頁有日本近代漢學大家藤塚鄰的拜觀記，署曰：“昭和己卯除夜，素軒藤塚鄰敬觀於京城望漢廬。”下方有藤塚鄰的兩枚鈐印，一曰“藤塚鄰印”，一曰“素軒”。素軒是藤塚鄰的號，望漢盧是藤塚鄰當年居住在朝鮮漢城（今首爾）時的堂號，因爲他的居所可以望見北漢山，昭和己卯是一九三九年。藤塚鄰收集了大量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年間清朝學者的著述刻本，以及清朝學者與朝鮮學者交流的相關尺牘、書籍、書畫作品等資料，对朝鲜金正喜和清朝阮元、翁方綱之間的學術脈絡做了翔實的考證。藤塚鄰收集的這些學術文獻資料，如今分散收藏於日本東洋文庫、日本天理大學今西龍文庫、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等地。現已發現多種他編撰或收藏過的文獻中署名“望漢盧”，如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燕杭詩牘》《海隣尺素》等。《同文神交》有藤塚鄰“敬觀”並鈐蓋印章，加上當時韓國著名書畫家李漢福追題，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七

以上對此次整理影印的六種韓國藏清人尺牘集進行了簡要的介紹，從上述解題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清人尺牘集所具有的學術和文獻價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再進行概括。

首先，這些清人尺牘作爲中韓文人交流的第一手資料，是兩國文人交流的最直接的强有力的證據，使没有留下燕行録或文集而被忽視的朝鮮文人得以浮出水面，證實他們與清朝文人的交流事跡及其交友圈，提高了其在朝鮮學術史上的地位。其次，這些清人尺牘集絶大多數未見載於國内文獻，可以補充清人别集中闕失文獻，對清代文人的生平和學術研究具有極大的補充和參證作用。再次，這些清人尺牘集體現中韓文人交流的豐富内容和真實細節，反映十八、十九世紀中韓兩國文人之間多樣化且雙向的文化交流特點。通過尺牘我們可以看到中韓兩國文人相互詩文唱酬和品鑒、書籍和金石碑文互贈、學術討論，以及贈送各種筆墨紙硯、書畫作品等，文學、學術、文化方面的雙向交流與傳播。從次，這些清人尺牘反映出中韓兩國文人之間持續長久的交流和深厚友情。燕行録和筆談文獻衹是記録朝鮮使臣遊歷中國時的情況，而尺牘卻反映了朝鮮使臣回國之後的持續交流情況。最後，從這些清人尺牘中還可以探知清朝文人與朝鮮文人之間的交友關係，以及不斷擴展的人脈關係。

韓國藏清人尺牘合集已出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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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陣尺牘：晚清駐朝使臣致朝鮮大臣金昌熙叢劄》（上下册）

丁小明千金梅編撰

ISBN：978-7-309-15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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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丨千金梅, 丁小明 編:《海外墨緣: 清代中朝士人交往尺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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