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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中的导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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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自我表现价值观排名高的国家比强调生存价值观的国家更有可能通过支持同性恋的立法。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性别赋权测度（UN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中也往往排名靠前，这一测度反映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生活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程度。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这些社会变迁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但 50 年来社会基本规范一直在转变。文化变迁发生在体制变迁之前，而且看起来文化变迁促进了这些社会变迁。
发达国家里文化规范的女性化（feminization），也有助于暴力犯罪率和为国而战意愿的下降。此外，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较高的国家比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较低的国家更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但是，是自我表现价值观带来了民主，还是民主引起了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出现呢？因果箭头看起来主要是从自我表现价值观指向民主。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出现，并不需要民主制度的确立。在 1990 年前后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前的几年，自我表现价值观已经通过代际价值观更替而产生了。不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此，在许多威权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一旦苏联军事干预的威胁消退，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高的国家就迅速走向了民主。
文化变迁反映出人类以幸福感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变化。在缺乏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发展或社会流动性的农业社会，宗教通过降低人们对今生的欲求并承诺人们会在死后得到回报来使人感到幸福。现代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宽容的日益增长，这些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生活选择。因此，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内部，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幸福，但生活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中的民众比生活在现代化程度较低、高度宗教化的国家中的民众更幸福。因此，尽管在前现代化的条件下，宗教能让人感到幸福，但一旦出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现代化策略似乎比传统策略更能有效地使人们的幸福感最大化。
但是，人类的幸福感能被最大化吗？不久以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幸福感会围绕着一个固定节点上下波动（这个点可能由基因因素所决定），因此，个人和国家都不能持续增加其幸福感。本书将证明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从 1981 年到 2011 年，大规模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在62个国家及地区中，52个国家的幸福感增长了，仅有10个国家及地区下降了；在同一时期，40 个国家及地区的生活满意度上升了，仅有19个国家下降了（３个国家没有变化）。在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两个使用最广泛的幸福感指标都上升了。这是为什么呢？
人工智能使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取代产业工人，也可以取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如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甚至计算机程序员。在诸如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产业工人的实际收入自 1970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自 1991 年以来，具有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群体的实际收入也在下降。
正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社会的经济冲突的中心不是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而是在社会的 1% 与 99% 之间。对工人阶级而言，稳定、高收入的工作正在消失。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也是如此。
高水平的生存安全往往带来更为宽容、开放的前景。相反，生存安全水平的下降往往会引发威权主义反弹，这会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内部高度团结、严格遵守团体规范、排斥外部群体的价值观提供支持。目前，这一威权主义的反弹正在许多国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排外型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s），从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登场到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与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的排外型威权主义不同，目前的排外型威权主义不是由客观性的匮乏所导致。如今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民众的不安全感是由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水平所导致的，而这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适当的政治重组，那些致力于重建高水平的生存安全的政府才会被选举出来，而正是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推动了二战之后越来越自信和宽容的社会的出现。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著
2024.11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时40余年调查，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90%人口
勾勒文化演化趋势的庞大数据库，现代化理论的经验证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全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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