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康教授在202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的主旨演讲：数字经济中的数字跃迁与水坝效应

谢康教授作大会主旨演讲

首先，感谢大会组委会和江小涓老师为我提供这次宝贵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感谢论坛承办单位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良的报告条件和服务。前面几位主旨嘉宾围绕论坛主题的报告内容丰富，演绎精彩。南京大学安同良院长、浙江财经大学魏江校长等报告的代表性成果，其中观点和结论给我诸多启发和思考。在此基础上，我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主题为《数字经济中的数字跃迁和水坝效应》，请教各方。

数字跃迁的概念来自“量子跳跃”（Quantum Jump）。量子理论中的量子跳跃指粒子有可能在有限概率下发生穿隧效应（Tunnel Effect）而穿透不可渗透的障碍物那样。数字跃迁（Digital Quantum Leap）指数字化有可能使部分传统企业或产业在产品工艺、运营系统、商业模式等多个层面实现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以往难以突破的创新跃迁。

从量子跳跃的本意来看，实际上只能叫部分概率下的结果，这意味着数字跃迁也是一种有限概率下的数字化创新结果，即不是所有的数字化投资过程或结果都会发生数字跃迁。更具体来看，现实经济中并不是所有的数字技术或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行为都会发生跃迁现象。因此，理论上，数字跃迁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只能是一种局部的特别现象。在全球经济中，数字跃迁不会出现在全部国家或者地区，只有小部分。同理，在一个经济体内部或者是在一个产业组织内部，或者是在一个企业内部，数字跃迁可能也是局部的。如果从组织的微观层面来看，可能它只出现在个别的价值链环节，而不会整个企业都会出现跃迁。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数字技术投资或数字创新都发生了数字跃迁，那么，就不存在跃迁这种说法了，因为都发生数字跃迁了等于相对都没有跃迁。我与吴瑶、肖静华合著的《数字经济创新模式：企业与用户互动的适应性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23年10月）中详细分析了源于数字技术或数字创新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的创新问题，具体分析了这一点。

今天报告的成果是我们团队集体完成的，在此非常感谢肖静华教授、吴瑶副教授等团队成员多年的合作，今天肖静华教授也到了会议现场。下面简要汇报我们团队的三部分工作：

一、中国数字跃迁的情境与国运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情境区别是什么？肖静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将之概括为发达国家是“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梯次发展，我们是并行发展带来从粗放到智能的能力跨越、从工业化到数字化体系跨越的“双跨越”情境问题。一方面，外部情境要求中国两化/数实融合实现“三步并作两步走”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精益工业基础还没有夯实的同时，要求快速转变为数字化体系带来两个不同体系之间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或企业内部情境要求中国两化/数实融合实现优势弥补劣势的跨越式发展，如从组织内部来看，我们从人口红利到土地红利，现在又转向数据红利，同时我们的发展也存在不足或劣势。那么，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使这种优势去替代掉原来的劣势呢？这又带来一个“三步并两步走”的能力跨越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中印两国的人均GDP大体相等，但是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整整比印度超出一万多美金，这是加速工业化带来的中国财富积累过程，给我们带来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从1990—2014年全球55个经济体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路径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的实证结果来看，也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数字化转型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很有国运的，正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全球化和全球数字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使我们持续高速增长的国运与数字化紧密相连，二者具有高度的同频过程，使中国在全球诸多经济体中成为为数不多的实现数字跃迁的国家之一。

二、数字跃迁的数学证明、证据与机理

肖静华教授早在2006年通过对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规范研究，在国内学术界率先提出“信息化跳跃”的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指信息化趋同参数变小导致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形成的产业或企业跨越式发展过程或结果。通俗地说，就是现实中我们经常所说的信息化带动效应、数字化跨越式发展或后发优势等概念。分析发现，相对于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阶段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相持阶段是极其短暂的、不稳定的。虽然形式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阶段中，信息化与工业化趋同过程的重复，但这两个阶段存在本质区别，信息化跳跃是这种本质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个基于趋同模型的数学证明结果表明，数字跃迁或信息化跳跃构成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或数实融合的一个关键特征。一个基本结论是，数字跃迁构成产业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工业化条件下产业转型路径中不存在的。

无论是物理世界或社会经济活动中，趋同无处不在。融合（Convergence）指相合在一起、一体化或相互匹配。融合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中称为趋同，在数学中称为收敛。我们在国内率先以趋同来刻画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例如，江小涓老师的影响力比我大，在我与江小涓老师之间她的趋同系数小，我的趋同系数大，江老师说什么我就向她趋同，因而趋同系数与影响力是反比关系。影响力越小趋同性就会越高。2006年肖静华教授等通过趋同模型提出的信息化跳跃或数字跃迁概念，表明经济体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数字跃迁是个必要条件。此后，我们借助技术效率的概念来定义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范围和内涵，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一种技术效率的表现，信息产业化与产业信息化构成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两条主路径，即现在数实融合中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条路径，由此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机制的技术效率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中成本最小化和收益递增的观点（《管理评论》2009年第10期）。同时，通过企业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及案例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丰富了数字跃迁的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

进一步地，我们在《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发表《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产品创新视角》的实证论文表明，纯粹的数据资源不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数据资源要想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必须经过大数据分析（刻画劳动）。进一步地发现，虽然大数据分析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最重要的影响路径是组织变革。同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跃迁过程产生明显的调节效应，即数字基础设施构成数字跃迁的必要条件，但如果组织内部没有变革，产业或企业也不会出现数字跃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数字基础设施都不错的区域，有的产业或企业发生了数字跃迁而多数没有出现这个现象。这里有一个归纳性结论：数字跃迁是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特征或者规律，但不是所有的数字化转型过程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数字跃迁。

从学理上看，产业或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从多视角和多层次来解释或定义，它本质是一种技术与业务融合或匹配的技术效率。产业或企业数字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但不是形成产业或企业降本增效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唯一影响因素。对产业或企业运营情况了解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技术进步、精益管理、全面预算管理等措施也同样会获得产业或企业降本增效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果。近期，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刻画产业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非常多，这固然是领域研究的好事，但如何借助大数据方法刻画产业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本分析似乎只能刻画产业或企业对数字化的观念或认知，从观念或认知到能力、到组织再到投资还有诸多影响因素，乃至到最终的产出或全要素生产率还有诸多影响因素。尽管相关文献通过工具变量来解释内生性或稳定性问题，但朴素的理论逻辑和我20多年对750多家企业实地调研表明，至少在产业或企业层面，数字化认知高与产出高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对产业或数字化转型的更适当刻画依然任重道远。

三、数字跃迁带来的水坝效应

两化融合或数实融合中的数字跃迁会带来什么影响或结果呢？我们沿着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首先，我们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提供了数字经济中数字跃迁的发展证据，即两化融合中存在间断平衡现象，由此验证了肖静华教授在2006年提出的信息化跳跃概念（《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同时，针对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或阻断、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竞争或替代的“双向挤压”挑战，我们研究发现产业或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跃迁可以较好地应对“双向挤压”挑战（《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5期）。

然而，研究中我们发现，只要是两化融合或者数字化转型，就一定会带来正面的经济影响，如提升生产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或绿色增长等，这是确定的。目前，该结论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或常识。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可能大家都感受到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人工智能，对社会分工的影响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其实是多重的。同样是数字技术，同样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有的产业或部分群体带来不公平的结果，对有的群体带来很好的财富积累效应。对此，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有很多解释，如强调数字技术是一种技能偏向型技术，与劳动者的禀赋或能力相关，这在经济学上有很好的解释，也有很好的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经济学领域，从事经济增长的学者通常对社会公平一笔带过，研究社会公平的经济学家往往对增长谈得较少，甚至从事经济增长与从事社会公平研究的群体通常属于两拨人。那么，如果将这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两者放在一起，通过一个统一的数字经济分析框架来阐述，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数字经济有没有可能或者有多大可能解决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效率与公平如何同时兼得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强调二者难以兼顾，有了效率往往难以兼顾公平，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两化融合也好或者是数字经济也好，它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效率影响是确定的、正面的，但是对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影响就复杂了，它可能是直接和间接、正面和负面，还有短期和滞后，效率是叠加在一起共存的。学术上，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学术语言太过于严谨，不够形象或生动，由此提出“水坝效应”的隐喻来描述两化融合或数字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特征。

“水坝效应”的隐喻说法来自我们早期对三峡大坝建设综合成效的调查认识。三峡大坝对经济增长、对防洪、防涝确实起到正面的当期的作用。同时，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发现，三峡大坝对三峡库区的社会公平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有的人做包工头发财了，但是有的人因为三峡大坝的建设变得更穷了，等等。这时会发现三峡建设的社会公平影响有正面或负面、直接或间接、当前或滞后等，都并行在一起。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后来我们几位合作者商量就叫“水坝效应”。

简单地说，“水坝效应”泛指做一件事情导致其影响正面很确定，但负面不确定且很复杂的现象。数字经济中对于存在“水坝效应”的现象或发展问题，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说行还是不行，是这么一个道理。例如，数字平台既带来的正面的促进就业效应，也带来就业替代效应。2024年，我与肖静华教授、刘帆合著的《数字经济创新极点：平台创新、竞争与就业》（经济管理出版社，2024年5月）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水坝效应”的概念有一个有趣的理论启示，即在公共治理、数据治理等方面，我们一定能看到数据、数字化、信息化带来正面效应，但负面效应是并存的，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数字经济的市场监管也好，治理也好都不能一刀切。

例如，在数字经济制度变迁中，不能因为电商冲击了实体线下店就扼杀电商或阻止电商发展，不能因为实体店倒闭就完全归因于电商的冲击。“水坝效应”的概念可以为数字经济市场监管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我与肖静华教授、廖雪华副教授合著的《数字经济创新变迁：两化融合、数实融合与人工智能》（经济管理出版社，2024年10月）对此有系统探讨，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们可以进一步交流。

又如，经济全球化中存在产业转移的“水坝效应”。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对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社会群体具有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当期与滞后效应共存的影响，进而放大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冲突焦点。针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中国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是获益的，但有些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中是受损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其受损的一面，就难以做好国际关系的协调和治理，因为治理很大程度是一个协调过程，而且是双方妥协的过程。“水坝效应”的概念为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也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与合作行动启示。

上述报告的内容或观点可能存在偏颇或错误，敬请各位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