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经济思想如何影响世界》

针锋相对的思想如何影响国家选择与普通人命运？

一本书读懂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

在混乱世界中看清争论，找到线索

《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经济思想如何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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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当世界再次陷入战争中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出现在成长中的凯恩斯、哈耶克和拉斯基的脑海里。对他们三人来说，决定性的事件有所不同。

凯恩斯全力以赴的任务是：巧妙处理英国的战争融资，维护英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

拉斯基举起民主社会主义大旗，在战争当中为改革而战斗。

哈耶克在意识形态战争中找到了前线。对他来说，基本斗争不在于阶级和大众，而是在于维护个人自由。

在凯恩斯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凡尔赛和约》失败的结果。西方领导人没有能力以恰当的方式处理赔款，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

当这场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的回应包括三重：

·拯救行动，旨在尽可能维护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战时经济措施对国内计划的适应，确保战后更大的安全；

·创造稳定国际货币的制度框架，避免《凡尔赛和约》的错误。

他在第一件事上暂时成功了，在第二件事上取得了成功，在最后一件事上从长远来看也是成功的。

1939年，当德国装甲师横扫欧洲时，凯恩斯回归他做得最好的事情：建议通过政府资助解决公共财政危机——这一次是为战争努力筹集资金。

他建议执行一项强制储蓄计划，连同对资本积累征税，为的是提供必要的资金。对储蓄支付利息，但战后才归还本金——作为拯救战后衰退经济的措施。

凯恩斯精通政策企业家的谋略，他为上述方案赢得的支持证明了这一点。拉斯基和哈耶克都成了方案的公共支持者。方案的进步性——对“富人”有着不成比例的冲击——吸引了拉斯基，他试图在工党委员会和工会领导层当中促进这个方案。

凯恩斯的方案用上了哈耶克的一项建议——对战后利润征收资本所得税，这为凯恩斯赢得了又一个盟友。哈耶克预见到通胀将是战后的主要问题，乐于赞同这样一项方案作为一种财富税，预先阻止通胀。凯恩斯写信给哈耶克说：“我很高兴我们在实际问题上居然意见如此一致。” 

方案的大部分内容进入了政府程序。凯恩斯很高兴终于可以就一个关键问题发挥真正的作用。宏观经济学由于聚集于平衡公共账户获得了关注。这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初的胜利。而且，它很管用。通胀得到了遏制。

这就是凯恩斯的卓越之处，他在1940年6月回到政府部门，但在整个非常时期仅仅作为“凯恩斯”。他没有具体职务，可以在财政部随便走动，为国内事务和战时财政寻找解决方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了既保护资本主义又消除社会弊病而无须英国社会进行巨大改革的最大希望。

凯恩斯把“公共投资”与“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权”区分开来。他提议把政府预算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投资的“预算外”资金，它将承担逆周期运作带来的冲击；另一种是平常预算，它将处理政府运作与供给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到了1944年，凯恩斯的主要努力是针对国际形势。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是无可匹敌的大师。凯恩斯被评价为是：

“最引人注目的人之一——敏捷的逻辑，鸟一般的直觉，生动的想象力，尤其是无可匹敌的言辞恰当感，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使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极限”。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起构成全球战后经济复苏的基础。关键在于稳定货币，建立一个受国际监管的储备体系，为世界贸易的开展提供信心。这些机构以及为它们奠定基础的货币协定把凯恩斯政治人格的两面性展现了出来。

民族主义者凯恩斯追求英镑的中心地位，以便更好地将金融事务集中在伦敦。

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凯恩斯把国际共同体纳进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将把干预主义宏观经济学应用于全球。  

当凯恩斯言过其实地对英国政府领导人承诺美国有望承认欠英国的“道德债”时，民族主义者凯恩斯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凯恩斯便在政治上发生了冲突。美国人到头来比预期的更顽固，这使得创立这些国际机构的谈判复杂化。凯恩斯将不得不把他所有的说服技能用于说服美国人、本国政府和公共舆论，以便让必要的协定和贷款得到批准。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几周时间里密集而细致的谈判由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的哈里·怀特主导。怀特占据了上风。到最后，美国人让美元获得了支配性地位。

然而，凯恩斯借助制度安排和可兑换货币实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足以让他在回到英国时能够为签订的协定进行响亮的辩护。

凯恩斯无疑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当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齐起立，长时间为凯恩斯欢呼喝彩”。

凯恩斯想要进一步建立一个国际清算机构作为一个稳定汇率和资本流的机制。他对建立稳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感到满意。后来，凯恩斯关于国际资本流的洞见被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有效性便下降了。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最终崩溃之前，西方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4%。在该体系崩溃之后的20年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银行与信贷危机的发生频率提高了。

IMF到今天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然而，在80年代，它成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为拯救处于危机中的经济而参与实际救援行动的机构。

凯恩斯所实现的成就不只是一次国际胜利，他完成了经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阿尔弗雷德·博尔内曼总结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学进步。他评论道，到1945年，凯恩斯革命大获成功：

不受时间影响的竞争性一般均衡的完全理性，随着不完全竞争和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而走向了终结。货币成了我们在不确定性下决策的心理流动性，而不只是会计核算单位。

这场胜利超出了经济学领域，延伸到了政治学领域，超出了英国，延伸到了世界。凯恩斯促成的制度设法让世界走向稳定。

凯恩斯在上议院宣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协助亚当·斯密所称的“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取代它。凯恩斯不支持“极权主义”经济管理方法，也不支持“丛林法则”。他认为自己为中间道路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个几乎无可争辩的主张，代表了他独一无二的、盛极一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然而，他将不得不与另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较量：拉斯基的社会主义激进性和复活的工党。

随着战争在1939年爆发，拉斯基以一种将对战后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方式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宣布支持马克思主义。1940年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演讲的题目是《自由主义的衰微》，要求提高社会控制水平。

他成了整个战争期间工党选区组织推选全国执行委员会（NEC）委员的最佳选择。NEC连同议会工党（PLP）和工会联盟（TUC），是英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机构。

拉斯基发表了一份战争目标声明，展望一个“合作的世界共和国”，它将阻止未来的战争。实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份“新的、世界范围的人权宣言”。

拉斯基想象一个社会主义未来从战争的灰烬中出现，这推动他向前。在他强有力的想象中，战争被重塑为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让无产阶级得以在工党的带领下崛起。

对拉斯基来说这是一场“革命战争”，“战争越趋向于‘全面’，必要合作的范围就会越大”。他认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俄国农民，创造了能够完成革命的集中力量，英国的民事动员和军事动员也是如此，其间蕴藏着巨大的政治潜力。

在拉斯基的宏大计划中，出于战争目的而集中起来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将被牢牢掌握，在国内开始永久性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在国际上，民主愿望的喷涌将消除帝国主义的不公正。战后的西方民主国家一旦实现社会主义并摆脱帝国主义，就可以在共同价值与对人权更高承诺的基础上勇敢面对革命的共产主义。

拉斯基着手在最高层面游说，宣传永久性转向社会主义的良方，比如经济计划和工业动员。在1942年的年度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份让工党致力于经济计划的决议。他宣布：“竞争型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民主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为社会消费而规划充分的生产。” 

拉斯基不断提升的形象在大西洋彼岸清晰可见。他吸引了美国右派的关注，他们把拉斯基对罗斯福的影响看作一个指示器，显示正在进行的究竟是什么。

在国会大厅，美国共和党议员廷克汉认为，“罗斯福计划”等同于“拉斯基计划”，亦即在美国引入社会主义。经常与拉斯基通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秘密集团”中的关键环节，连同埃莉诺·罗斯福一起。

拉斯基

拉斯基在战争期间的活动把他带到了权力中心，他竭尽全力推动快速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然而，他又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整个30年代一直反对共产党，把列宁主义视为背离马克思主义。

随着德国入侵苏联，拉斯基草拟了一本工党小册子，他一开始就慷慨激昂地称“俄国革命的爆发对英国民众来说是现代史上最有益的事件之一”。他接着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滥用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图分离开来。

在德国入侵的背景下，拉斯基直接向首相提议了一项大胆的计划。他写道，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想要让民众振作起来，只有通过最高层对战后社会主义计划的承诺才能实现。

他寄出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连同一份措施清单，包括国家直接着手解决不平等。如果丘吉尔代表政府提议这些措施，拉斯基答应在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展开斗争。作为交换，拉斯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丘吉尔在战后继续执政。既激进又机会主义，拉斯基英勇无畏地推进他的战斗。

丘吉尔在回信中用他自己的一通齐射回应拉斯基的硬冲锋：

处理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完全超出了我的认识和能力。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首先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在一个自由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的问题可以用宪政的方式解决。如果有任何人试图在党派休战期间推行社会主义而没有议会多数的支持，我肯定会认为那是非常不民主的。我一直把您当作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追随者。我认为在战争中破坏国家统一将是一件憾事，而且我相信这是人民大众的意见。

丘吉尔老练地把这个问题转变为统一和民主过程的问题，让自己免除了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切。他唯一的关切是打赢这场战争。

丘吉尔的拒绝点燃了拉斯基的怒火。他公开抨击丘吉尔，说丘吉尔是个辉格党人和贵族，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一个只对维持现状感兴趣的反动分子。

这些抨击导致丘吉尔与白宫的秘密渠道沟通，后者否决了拉斯基对美国的访问。尽管埃莉诺·罗斯福本人对这次邀请很感兴趣，但丘吉尔发电报给罗斯福总统的贴身助手，说拉斯基“在英国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在《每日先驱报》上，拉斯基公开祝贺苏联创立25周年，把苏联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描绘为盟友：

“他们会做每一件必要的事情，以确保作为胜利使者的快速而大胆的抨击使得这两场伟大运动能够一起进行。”

拉斯基对斯大林的宽厚态度与对丘吉尔的敌意形成鲜明对比。

拉斯基奋力冲向那些反对他的人，奔赴所有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前线。但在这场运动中，由于很多人的沉默和胆怯，他举步维艰。

到1941年，就连曾经决心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朝着资本主义建制派的心脏开火的萧伯纳也写信给韦伯说：“人民的智慧是一个神话。民主应当确保他们有手段诉说他们的冤屈，让他们有权每隔4年或5年选择合格的统治者。要解决的难题是资格。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其他人也不能。” 

拉斯基的个人压力也变得巨大。拉斯基与他在工党领导层的同僚及保守党人之间有一些争斗。在家庭内部，他与兄长内维尔之间的关系由于内维尔反对拉斯基的女儿与一个基督徒订婚而恶化了。内维尔跟政治同僚说弟弟是个“骗子”，并认为拉斯基对他在司法部的职业前景变得渺茫负有责任。再加上父亲的过世和母亲的心脏病发作，拉斯基的家庭压力越来越大。

拉斯基转向了他抱有最大希望的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拉斯基向罗斯福提交了他的计划：

我们在美国的宣传员将不再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英国不会在战后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准备在社会和经济正义的领域着手进行伟大的试验。如今，只有精心组织起来摆脱匮乏与恐惧，才能为确保战后世界的民主提供基础。

他是不是认真地期望罗斯福总统的回应，我们并不知道。然而，这封信一开始就直言不讳、指名道姓地攻击罗斯福政府的成员支持被占领国家的右翼反对派。一开始就以指责来乞求支持，可以说这并非外交辞令。

这封信引来了一些愤怒的评论，从罗斯福到弗兰克福特，还有拉斯基的朋友、美国大使温纳特——拉斯基曾为他撰写演说稿。拉斯基写信给温纳特说，他“完全不后悔”写这封公开信。礼节让路给政治激情。

众多反对把拉斯基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逐渐由于神经衰弱而变得虚弱不堪。单纯的身体疲劳只是一个因素，还有父亲的去世，对欧洲大陆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揭露，女儿对基督教的信奉……

拉斯基可能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他既无法与权势人物也法无法与矿工、罢工警察的妻子们一起共进午餐……

拉斯基因此面对一场触及其身份核心的危机。

但他没有被吓倒。他恢复了过来，继续在各个层面上为实现他对英国的希望而奋斗，并回归与丘吉尔的战斗。

秋天，他的新书《论当代革命》出版，像卡尔·波兰尼和乔治·奥威尔这样一些同事给出了带有怀疑的评论。波兰尼史诗般的经济史分析《大转型》不久之后出版，他指责拉斯基在鼓吹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革命和消除谋利动机这些简单议题上的“粗鲁”。

波兰尼指向苏联对扩张主义货币政策的依赖，以及对商品市场重要性迟来的认可，尤其指向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的经济万灵药是实现更好未来的关键。

乔治·奥威尔则公开声称支持拉斯基的目标，但他怀疑结果对自由是否有利：

拉斯基教授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想要进行的改革，善于思考的人通常会赞同他：他想要实现集中的所有权、计划生产、社会平等和“积极型国家”。然而，他太过轻易地假设这些洞见不仅可能而且肯定会与民主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

作为1944年工党年会的主席，拉斯基不顾温和派成员的反对，支持国有化。他不断招募盟友，将自己在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盟友安奈林·贝文推选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工党内部其他领导人把英国视为介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如果没有美国的充分支持，就没有办法对付苏联。为了保持美国一直作为盟友，英国就必须克制，不走向社会主义。

但拉斯基决意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处理英国、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三角关系。他赞扬苏联是“现代世界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归咎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攻击。拉斯基把战时同盟视为承认苏联试验的价值的一个好时机。

在拉斯基的构想中，苏联实现了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英国将会成为积极的力量，美国则实现了更加彻底的进步主义。这三个国家将共同打造一个新世界。

罗斯福在1944年的连任给拉斯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祝贺信，鼓励罗斯福在这场“为和平和文明生活奠定基础”的斗争中一路向前。罗斯福礼貌客气的回信仅仅提到了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

在国内，反对拉斯基的势力正在积聚力量，从拉斯基的同事哈耶克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助力。1944年，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在对计划经济的直接攻击中提到了拉斯基。拉斯基与他这位持反对立场的同事之间还算友善的关系被永远切断了。

当伦敦遭受轰炸迫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时，凯恩斯为哈耶克安排了几个房间，他们的私人关系恢复了。

凯恩斯夫妇和哈耶克夫妇每个周末都一起参加社交活动。他们的谈话范围广泛，涵盖经济学之外的共同兴趣。

哈耶克

对哈耶克来说，他既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忧，又对社会主义的崛起感到忧心忡忡。哈耶克把它们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个观点与拉斯基恰好相反，拉斯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家导致的，旨在打败民主社会主义。

哈耶克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视为打算通过官僚机构来构建社会结果和经济结果的政治体制。公务员、政客和计划者都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通过市场对分散知识的利用而实现的经济效率。当政府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并通过印钞向他们支付报酬时，这些扭曲便导致不断恶化的通胀。

哈耶克还谴责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个人责任让位于政府控制的逻辑结果。

他出版了具有争议性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使他政治思想家的名声大噪。

《通往奴役之路》题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这显示了讽刺意味。虽然聚焦于计划经济的谬误是这本书出名的原因，但这本书的意图是要把自由主义传统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他认为正是保守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把自由主义传统置于这样的危险境地。

关键是，集中的强制权是否应该被用来执行计划。就连30年代一些相对比较适度的措施，哈耶克也觉得保守党要滑向集中的强制权，十分危险。在战争期间，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程度迅速提升，这让他十分忧虑。

尽管建立在对英国滑向集体主义的深刻忧虑的基础之上，但《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也承认政府在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上的基本作用，这令人吃惊。除了最低保障之外，哈耶克明确支持社会保险。

哈耶克只是在书中一个段落中援引他的竞争对手凯恩斯，说凯恩斯在1915年对德国的形势有一个吓人的分析。

拉斯基在书中被直接提及3次，哈耶克暗示拉斯基的观点在支持中央集权制方面，甚至在对民主的抵抗方面，与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别无二致。

哈耶克抨击道：

“拉斯基教授的论证是令人不安的，这个论证大概比其他任何论证更会诱导德国人民牺牲他们的自由。”

一点也不奇怪，正如哈耶克后来所评论的，拉斯基“在心里认为，我写《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为了反对他”，他们的社交关系结束了。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哈耶克收到了一位最重要读者的来信，他就是凯恩斯。许多年后，哈耶克和他的辩护者会经常援引这段话：“你当然不会指望我通盘接受书中所有的经济学意见。但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发现自己几乎同意整本书的意见；不仅同意，而且被深深打动。”这样的赞扬是恭维无疑了。但其实这是凯恩斯与很多对话者交换批评意见的典型开头。在批评之前，他几乎始终是一通赞扬，甚至是恭维。

哈耶克没有援引的，是这封信中的一份目录，罗列了几乎在每一个要点上的分歧。

凯恩斯用他著名的预言之一结束了这封信：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经济计划，这在实践中只会导致人们对你的哲学结论大失所望；或许，甚至刚好相反，需要扩大计划。你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你的哲学在美国应用时可能遭遇实际失败。

凯恩斯的观点是：严格地实行自由放任很可能会导致人们完全不相信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优点的丧失。

熊彼特在为哈耶克撰写的书评中表达了类似的怀疑，熊彼特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是奥地利人，一度是资本主义的赞美者——至少是赞美它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动力。熊彼特认为哈耶克论证的前提有乌托邦色彩“作者处理这些观念和原则时仿佛认定它们飘在空中。”

恩师米塞斯则写信高度赞扬得意门生的作品。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说，这部作品对影响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三位理论家的生平和思想做了既精妙细微又妙笔生花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诠释。读懂三人几乎同时的思想发展史以及交叉理论论战的主题及过程，才能理解20世纪世界各国的制度和体制变迁乃至政府政策的不断改变和掉头的历史轨迹，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世界——尤其是西方民主市场经济国家——是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