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国际ESG评价体系中分数相对偏低，主要源于评价标准的差异。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文｜张欣培 郭楠
“现在中国对ESG本身的追求在全世界来说是最高的，对气候变化的承诺非常执着，也非常支持。”中信股份独立董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原主席梁定邦（Anthony NEOH）在近日的“2024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上表示。
梁定邦曾于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是香港证监会历史上首位华人主席，曾主导中国企业赴港上市相关制度设计。1996年，梁定邦获选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1997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为香港回归后基本法的实施与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1998年，梁定邦以“一元”年薪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后为内地证券市场发展建言献策。2000年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梁定邦在2020年底撰文表示，资本市场应逐步回归市场本源，一是增强风险意识，二是完善金融法律，三是加大直接融资，四是大力发展专业投资基金，五是密切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六是增强市场对国际资本吸引力。
梁定邦也关注到中国资本市场上ESG的持续升温。2024年5月，三大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正式实施，为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提供了指导性框架。在梁定邦看来，ESG信息披露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标准，不能每年都变，必须要有个恒定的方法去做。同时，需要依托第三方验证和确切的数据收集和使用。
“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倡议支持更多国家建立符合国情、接轨国际的ESG政策体系、披露标准和评价方法，倡议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助力增强中国ESG体系影响力。”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表示。
奚国华认为，应把ESG理念贯穿企业战略、管理、风控等一体化建设，当好ESG价值的践行者、创造者。中信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和“窗口”，深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坚持把创新、开放、责任、共赢融入企业发展，让ESG理念变为“软实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信集团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向上持续努力。2021年5月，中信集团正式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2025年单位产值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18%；2030年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集团碳排放整体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有条件的子公司力争碳排放率先达峰；2060年全面融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利用效率达到世界一流企业先进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信集团提出“两增一减”的低碳发展战略。“两增”体现为绿色金融为产业低碳化转型提供融资解决方案，实业发展以放大产业链和生态圈的低碳效应为己任；“一减”则体现为集团存量中高碳业务、高环境影响投资要积极推进低碳转型，新业务布局要以低碳减排、低环境影响为原则。
为落实“两增一减”低碳发展策略，中信集团于2022年到2024年连续三年发布《中信集团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白皮书》。根据《白皮书》，中信集团在实践中设计并运用了碳损益表。2022年，中信集团通过对“十三五”期间的碳排放全面摸底盘查，探索编制“双碳”损益表，确保“双碳”战略实施的清晰透明、有迹可循,并首次公布了覆盖集团五大业务板块的碳中和路线图。2024年，中信集团以2022年和2023年数据为例，对碳损益表各科目进行了初步的全面收集和统计，标志着碳损益表首次全面的使用和披露。
中信集团的主体业务通过中信股份在香港上市，为恒生指数成分股。中信股份（00267.HK）作为中信集团在港上市总部平台，已成立战略与可持续委员会。“其实不仅仅是中信股份，大型企业都应该去做这件事，系统化推进ESG相关工作。”梁定邦表示。
《白皮书》介绍，中信集团不仅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减排，还积极推进绿色金融服务间接减排。例如，积极推行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股权、绿色基金和绿色租赁等绿色金融产品，加快绿色金融业务体系构建，探索绿色业务模式创新，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以及绿色生态领域的支持力度，提高绿色金融业务占比，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行业的资金投放，引导资源配置进一步向低能耗、低资源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行业和企业倾斜。
对于绿色金融的实践路径，梁定邦认为，如果每个企业有绿色金融、碳排放各方面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可以给予金融支持方面的奖励，例如到资本市场去筹集资金，银行可以给到更好的优惠政策。
《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信集团提供绿色金融服务资金超过1700亿元，实现二氧化碳间接减排近1500万吨；2021年助力融资客户实现二氧化碳间接减排近1800万吨；2022年和2023年共助力融资客户实现二氧化碳间接减排分别超4245万吨和4385万吨。
坚持用好碳损益表工具
《财经》：结合当前的资本市场运行情况，践行ESG能否助力提高企业价值？
梁定邦：目前A股市场有了一定涨幅，但是我们的市净率（下称PB）还是过低。A股市场上有很多优秀的企业，这么好的企业为什么PB却这么低呢？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自身对外讲不清自身的真正价值。要讲明白，需要企业自身有一种战略性的部署，不是说企业对外发布一个东西，大家就信了。比如银行，非常好的资产，但是PB非常低。这意味着市场认为它的资产不值钱，所以会打折扣。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企业本身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
现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都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和部门研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信集团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其实不仅是中信集团，所有大型企业都应该系统化推进ESG相关工作，可以解决普遍PB低的问题。
《财经》：中信集团目前在ESG方面做了怎样的部署？
梁定邦：中信集团发布了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白皮书，每个条线都设置了目标。碳排放目标如何实现，如果不实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白皮书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科研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降低碳排放量的工作。我们的ESG评级也还可以。尽管目前PB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不急。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不是听你怎么说，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所以我们做了一套自己的制度。
中信集团制定了“两增一减”低碳发展战略，加速绿色金融行业模式创新，实业发展放大产业链和生态圈的低碳效应，积极推进低碳转型，部分子公司制定了具体的降碳转型目标。
《财经》：中信集团下面有不同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ESG计算的标准是否统一？碳排放如何在报表中体现？
梁定邦：中信集团下属各子公司都制定了不同的降碳转型目标。在反映碳排放量方面，集团采用了损益表工具，通过损益表反映一定时期内碳收入和碳支出的动态表现，评估碳排放控制效果以及减排贡献。碳损益表能够直观清晰反映集团碳收入、碳支出、碳损益等核算科目的构成。
而且损益表是在不断完善。中信在上一版碳损益表基础上进行了优化，首先是对损益表进行货币化，其次区分组织边界和产业链上下游的碳损益情况，增加并定义相关指标和比率进行分析，用于表征组织边界及产业链上下游的碳损益及相关指标，然后融合参考国内外多重交易机制。
新版损益表中的核算科目涉及碳收入、碳支出和碳损益三项一级科目。为实现碳损益表的应用目标，中信集团优化了上一版白皮书中的碳损益表内容，首先是将各种形式的碳量进行货币价值化，有助于在统一的货币衡量标准下，对不同能源转型目标和路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次使科目设计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融合参考国内外多种交易机制，设计全面的减排科目类别，使其与更多的行业衔接，扩大适用范围。
针对碳管理工作，中信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计并运用碳损益表，持续发展绿色产业，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融入集团发展全局。
中信集团目前被纳入全国及地方碳市场有六家企业，中信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已制定多种形式的能源管理制度。
ESG信息披露是重要的系统工程
《财经》：2024年4月三大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根据要求，有超过450家A股上市公司纳入强制披露范围，如何看待中国ESG信息披露的发展？
梁定邦：这个新规是中国首部系统性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规则，意味着ESG报告逐渐会成为上市公司的硬性标准。其实在新规出台之前，A股已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3年度ESG报告，但是缺乏统一标准，报告质量也参差不齐。新规则在很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但具体如何量化，很多都是未知，只能一步步做好。
ESG信息披露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标准，不能每年都变，必须要有个恒定的方法去做。同时，需要依托第三方验证和确切的数据收集和使用。所以对450多家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工程。不同国家和地区对ESG披露的要求不同。就中国来说，香港交易所跟境内三个交易所的披露要求就有所不同。比如香港交易所要求披露气候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境内三个交易所的要求不止这些，还要包括公司业务对社会的影响，这一概念主要借鉴欧洲，境内三大交易所的要求应该说是最高的。
《财经》：您讲到内地的三大交易所对企业ESG要求是最高的，但在国际评价体系中，中国的企业分数却不高，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梁定邦：现在中国对ESG本身的追求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高的。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承诺非常执着，也非常支持。
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国际评价体系中ESG分数这么低，主要还是评价标准不太一样。在联合国的持续性目标中，中国某些领域得分确实不够理想，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可是他们不了解，主观上感觉低，所以分数就会给的低。但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做的很好了，比如减贫，我们在全世界有很高的分数。
从国内来看，国内各评级体系评分相关性较低，互不相干，鱼目混珠，公信力较差，因此亟需提现中国特色、融汇国际语言的共识。
要改变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太在意这些东西。我们可持续目标相关的考核，是基于国内标准，不是由他们决定的。至于是否会影响外资机构对中国企业的评价，这涉及到信息与杂音。真正做基础研究的机构，他们获得的信息纯度会很高，不会受到过多杂音干扰。
《财经》：绿色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具体实践是怎样的？
梁定邦：如果企业达到绿色金融、碳排放各方面的目标，应给予金融支持方面的奖励。这样做的逻辑是，实现目标证明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可以到资本市场去筹集资金，银行可以给到更好的优惠政策。
如何证明实现了目标，这就需要第三方验证和大量的数据。大型企业有资源、有资金也有能力来做信息披露，小公司虽然资金有限，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做法。比如，湖州市政府做了一个目录，非常详细，每一个行业都设置了一个目标，包括最小的行业。如果能达到这些目标，市政府就会把它引荐给银行等机构进行融资。
中信这几年非常重视绿色金融服务。根据中信集团的白皮书，2022年和2023年，集团推进绿色金融服务、低碳产品供应、个人碳减排平台服务，不断探索“双碳”背景下的创新发展路径，助力外部企业和个人实现间接二氧化碳减排超5085万吨、5207万吨。
在此期间，中信集团积极推动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等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新进展。绿色金融在间接减排中占比增速较快，2022年和2023年年占比均超过83%。
与此同时，集团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的项目领域较为广泛，共助力融资客户实现二氧化碳间接减排分别超4245万吨和4385万吨。
各金融子公司2022年在绿色金融领域主要推行的是绿色股权和绿色债券。2023年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信托重点推行绿色债券，绿色债券投资金额占绿色金融总投资额的91%，同时绿色债券带动产业链的碳减排效果显著，约占绿色金融总减碳量的80%。
政策不会打退堂鼓
《财经》：近期政策扭转预期，A股港股重新受到外资青睐，您认为背后原因是什么？
梁定邦：外资对中国A股市场的兴趣确实在加大。一位掌管上万亿退休基金的朋友马上要到中国来，上一次来是在2016年，他这次来正是因为看好A股市场。
外资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对稳健，企业估值非常低，有投资价值。更重要的是，政策环境在改善。房地产的疯狂阶段已经过去，之前的风险正在慢慢化解。虽然未必能一下子解决全部风险，但至少说明监管层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
实际上，近期外资态度也曾经发生过一点小波动，在港股表现得十分明显。十一假期后，港股出现回调。当时外资机构担心监管层在这期间发布的政策是不是打退堂鼓。后来我和他们解释，发改委的讲话只是非常谨慎而已，并不是退堂鼓。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与开放。7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优化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LL）跨境资金管理；8月，商务部表示将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方法》，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进入资本市场进行长期投资。证监会之前也特意召开了外资机构座谈会，与外资深入交流，希望这些外资机构坚持长期主义。
香港作为开放的市场，是连接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重要纽带。内地市场在很多方面对标国际标准仍有很多待改善的空间。例如在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在很多境外活动方面，香港都可以发挥先导作用。
《财经》：最近几年A股完成注册制改革，IPO节奏出现变化，并购重组成为资本市场的热词，监管层近期公布了多项支持并购重组的政策，如何看待A股的新变化？
梁定邦：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宏观环境进入存量经济时期的重要举措。本轮并购政策导向明确，目的就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大产业整合力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我认为这轮的并购重组主角可能是国企，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契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这也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目标，到2025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收入占比要达到35%。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风险管理都至关重要。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像之前的房地产行业，就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就会导致大起大落。据统计，2023年至今已有16家房企相继退市，未来房企依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偿债压力。企业风险管理也涉及ESG的问题。其中在治理（G）方面，要用科学的方法，不能“拍脑袋”解决问题，必须有非常确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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