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链接】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主体性、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都是演进至特定时期的价值结晶和精神自觉，既是成熟的标识、影响力的标记，也是自信的体现、自觉的呈露。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创造性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原创性概念，并深刻阐述其战略使命、本质特征、内在机理、发展理路，到2022年4月25日精辟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再到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三大体系”的新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内涵、精髓要义、价值结构、目标体系、实践理路、主体自觉日益清晰明朗。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研究而言，当务之急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反思已有研究范式、理论叙事逻辑的历史局限，走出“邯郸学步”的叙事窘况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迷思，实现从对西方社会组织理论的盲从性“照着讲”到拓展性“接着讲”、创造性“讲新话”，从“小众”或“冷门”议题转变为“热点”或“焦点”议题，在基本概念、考析视角、理论建构、分析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自主探索，希求实现从量的累积到质的提升，努力为中国社会组织的有机生长及其有效治理提供学理支撑、价值基石。

一、问题的提出

组织与市场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协调样态和运行机制，共同构筑成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从组织化的维度视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由样态各异、功能分化、结构多元的主体机构构成的组织化体系。系统把握、深入发掘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运行机理、演展理路，客观上要求准确廓清形塑现代社会的不同组织形态。从一定意义上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运行逻辑、演进线索是社会组织化体系变迁和整合的一个生动缩影。随着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系统推进，个体的组织化生存形态开始从单位制的社会存在向个体化的社会存在转型，单位制结构逐渐式微，在整个组织体系中不再占主流位置。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组织逐渐崛起并及时补充单位制结构松懈所留出的部分社会空间，成为个体社会化生存的重要场域，日益成为个体参与社会、联结国家的核心介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背景结构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育与发展逐渐成型，并在经济建设、民主建设、文化繁荣、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对外交往等领域的功能凸显，成为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性资源和依托性力量。上述简述的社会组织的“出场”逻辑表明，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已逐步成为与党的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并行的一种组织体系，其发育与成长既基于个体组织化生存和生活的内在需求，也基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对平衡治理、安全、稳定、活力的特定需求，这决定了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组织自身的事情，而且关涉社会、国家、党的发展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对于国家、社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价值。

1978年以来，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引介、应用，基于西方社会之实践经验、发展情势的概念、范畴、范式、理论大量“舶来”和涌现。一时间，诸多新概念的替代、新模型的建构、新理论的套用、新范式的移植，成为学界的时尚和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围绕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展开讨论：有的把其与民主化议题相联结，视为所谓市民社会的初步发育形态；有的把其视为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中力求持续控制社会的尝试，认为这是统合主义在中国的典型实践样态。简言之，与社会组织结构处境与行动策略关联度最高的是所谓市民社会和统合主义这两种理论范式。不管是统合主义抑或所谓市民社会理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基于国家与社会是二元截然对立分离、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前提假设，带有浓厚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观的意识形态偏见，充当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基于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前提预设所建构的理论范式，是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所呈露和彰显的本质特征，也是基于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经验事实的逻辑化建构，并非中国的实然情势与状况，难以真正全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深度结构变迁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样态，难以深度发掘行动中的、变化中的中国党社关系、政社关系之复杂性、异质化的演变机理。必须看到，现代国家建设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展开，以权力体系为依托，其使命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促推社会整合、优化权责结构、供给秩序安排、创造公平正义。在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并非截然分离甚至对立、对抗的，而是交叠交融、有机嵌套在一起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交融的样态，与西方理论所天然假设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理论前提并不相契合。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无法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对中国合理性的理解要深入中国社会内部，要倾听中国内部的各种声音”。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简单化套用西方概念“反向求证”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理路的研究路径也遭遇适应性危机、解释力困境，因为其既不契合中国历史经验，也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现实。同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结构边界以及其与党、与政府的力量对比结构、关系形态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单一的宏大理论难以囊括具有各种可能性、权宜性、丰富性的实践逻辑。因此，需要在综合考析各种制度要素的基础上建构契合中国社会组织生长的新型分析框架，标定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取向。中国学界同仁应考量，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造而言，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经验是否具备新的理论形态建构之可能性、可行性？有鉴于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很有必要，也很迫切。

二、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建设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学科体系，需从教材体系定型及其优化、学科地位夯实及其层级提升、学会创建及其辐射、学科基本问题厘清及其破解等诸方面发力、着手。

（一）不断推进社会组织教材体系自主化、定型化发展

教材承载着知识内容及其结构，教材建设是学科成长、成熟的基本依托、重要支撑和基础工程。可以说，自主的教材体系是推进学科体系自主、学术体系自主、话语体系自主的基础性工作。

社会组织学科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一些教材的编撰和出版。许多社会组织的教材陆续问世，有的教材不断推陈出新，适时推出第二版甚至第三版。例如，在这些社会组织教材中有两本值得关注：一本是2020年5月由郁建兴、王名担任主编的《社会组织管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通过14章内容对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内部治理结构进行全面深入分析，搭建起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理论架构。自出版以来印刷已达12次之多。2023年11月，该教材出版第二版，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部分数据和案例等作了更新和优化，譬如，新增“社会组织品牌管理”一章，从其内涵、内容、实施导向以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介绍工作流程、提供实操指南。另一本是2023年6月由谢寿光担任主编的《中国社会组织概论》，包括绪论和八章内容，并附有“中国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目录一览”和“国家部委主管的社会组织名录（部分）”两个附录。

基于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教材体系建设已有很好的基础和支撑，在新征程，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是推进社会组织教材体系高质量生产，以高质量的教材体系支撑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建设。一是要树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意识，坚持以中国为基点、以中国为素材、以“中国之问”为导向建构中国独特样态的社会组织理论，用社会组织的本土化实践为“质料”搭建社会组织教材的“四梁八柱”。二是从社会组织学科体系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整体擘画，着力破解目前有的教材存在的基本概念不规范、内容要素碎片化、逻辑结构不清晰、案例鲜活度不够、风格不统一、核心论断不权威等短板，着力推出一批有知识增量、中国风格的权威性社会组织教材。三是注重发掘、甄别西方社会组织理论的“情境性因素”，剔除其地方性知识要素，基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势灵活运用其理论结构及其应用场景，避免削足适履的窘境。四是注重发现、挖掘基于中国场景的社会组织经典、典型案例的开发、识别、编撰，因为案例是讲好中国社会组织故事的基本素材。同时，也要重视对案例的深度学理化解读、研究、分析。

（二）扎实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二级学科建设，并适时启动社会组织学一级学科建构

学科方位、定位是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在当下，社会组织学科建设的基本方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扎实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二级学科建设，二是适时启动社会组织学一级学科建构。

1.扎实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二级学科建设

2023年5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通报《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指导性目录（2023年）》和《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简介（2023）年》，将社会组织管理确立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在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组织管理将在公共管理学这个一级学科框架下开展学科各项建设。这要求扎实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学科建设。

一方面，要深化对社会组织管理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既要拓展对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税务管理、项目管理、绩效管理、品牌管理等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也要强化对社会组织与党组织、与政府、与群团组织、与全球治理关联性、联结度的研究。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与外部关系建构中深化对其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

另一方面，在学科自身的知识生产逻辑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逻辑的互动下扎实推进学科建设。遵循学科自身建设的知识生产逻辑，建构出社会组织特有的概念范畴、“问题群”或“命题群”、方法论体系。同时，要在社会现代化的演进脉络中寻求资源，因为社会组织成长与现代化发展、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宏阔视域特立独行。

2.迎来从“社会组织管理”到“社会组织学”的跃升：适时启动社会组织学一级学科建构

社会组织学科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有基础、有历史、有依托、有支撑。在长期的研究积累中，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经历了生成、发展、成熟的演展脉络，对社会组织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基本结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并日益形成一定的共识。因此，作为学科的基本架构有了基本的支撑、合理的边界。在新时代新征程，对于社会组织学科建设而言，以推动一级学科建设为契机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很有必要，也有一定的可行性空间。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论述为社会组织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现了对新时代社会组织特点的精到理解、对社会组织成长规律的精深把握和对社会组织发展取向的精准研判，引领新时代社会组织工作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也必将为社会组织学科的构建产生有力的指导。

第二，社会组织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及所涉及的工作场域具有综合性。从研究对象维度来看，社会组织学科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组织的产生、生长、成熟及其演展规律。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服务场域，涉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诸多领域。同时，社会组织的联系对象、职能作用、优势特长、类型品类、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工作范围的全面性、多样性、综合性。

第三，从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当下有关社会组织研究不仅涉及公共管理学，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领导学等诸多学科，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需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知识体系。

在现有条件下，社会组织学一级学科的建构方位，其选择路径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单设为一级学科。社会组织学可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假若作为一级学科，可以下设相关二级学科予以支撑。初步设想，社会组织学二级学科大致内容为：一是社会组织治理（侧重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包括法人治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二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社会组织问责；四是社会组织国际化。

（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厘清学科生长边界，确立社会组织特定的学科问题意识和叙事逻辑

厘清基本的学科边界是为一个学科定位、定向、正名的先决性前提，否则，学科体系的建构就无从谈起，也不知从何入手、着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建构及其创新总是在“甄别—解构—破解”问题的逻辑链条结构中实现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应以把握时代、把脉问题、把准方向为研究取向，基于问题导向确立特有的学科问题意识。这种导向、意识的确立，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对中国社会组织产生、发展过程的全面考察和系统把握；二是明晰中国社会组织发育与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基本”问题。在这两方面中，第二方面具有基础性价值，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组织学科体系构建的“骨架”，决定着对中国社会组织组织结构及其运行、行动实践的理性把握程度以及特有的学科分析视角和考析视野。社会组织学科的核心问题取向主要围绕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制度环境、价值规定性、功能体系展开，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议题：一是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即社会组织的组织建构逻辑、路径、网络；二是社会组织生存与生长的制度环境，包括其与政党、政府、群团组织制度性合作以及与相关社会群体关系的制度安排；三是社会组织的价值规定性，即政治性、社会性有机统一的属性结构；四是社会组织的功能体系，包括其社会化功能定位的内在机理，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的辩证统一。

三、建构原创的中国社会组织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基座，是框定知识生产的本质取向、擘画知识建构的逻辑理路的轴心性、实质性要素。

（一）基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实践和治理经验之上的学理提升、理论提炼

社会组织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也是一门应用科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的学科，其建构的基本取向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即一般的社会组织学原理能转化为指导具体实践的社会组织行动原则，具象化的社会组织实践探索能从理论层面提炼、凝练为社会组织学基本原理。在新征程，社会组织学学科建设有诸多新的理论生长点，其中之一就是突出主体性，坚守社会组织研究的中国逻辑。西方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社会的特殊逻辑，而且在建构过程中会带有主观选择性。就西方民主理论的建构而言，有的学者就显示出一定的研究取向或偏好：“本书的目标是提供一幅当代民主理论的地图，但这地图上的景点是经过挑选的。就如一幅真的地图一样，那些熟悉民主理论的读者会发现，很多重要的细节在这幅地图上都付诸阙如。学过制图的人都知道，绘制地图可以采取各种策略，这些策略之间可能差别非常大。”

在中国，社会组织并非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所称谓的“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是“一群人组织起来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调处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是公民以及行色各异的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以期对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施以影响、施加压力。公众通过参加社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聚集起来，从而使得力量更加强大，声音更加洪亮，维权更加有力。阿尔蒙德基于“结构—功能”的分析视角，主张政治系统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体系并发挥其特定功能的一个“有机体”，其功能可区分为三个相互独立并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层次：体系层次—过程层次—政策层次。公民及其组织化的载体经由体系层次表达“政治要求”，传输到政府决策体系中进行过滤、筛选进而生成公共政策并得以施行。然而，在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虽类似于体系“输入”者这样的角色，即把特定群体群众的利益诉求以组织化的渠道、制度化的方式理性输入给政治体系予以“过滤”和“筛选”，但在中国，社会组织绝不是“利益集团”，而是党联系特定群体的组织形态；不是完全“独立”的社会组织，而必须始终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因此，就不能把西方利益集团等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社会组织身上，必须着力打破对西方社会组织相关理论的“迷思”和“崇拜”，从中国逻辑出发分析社会组织生长的中国语境、定位社会组织的本土生长路向、阐释社会组织发展的合法性结构，而不能囫囵吞枣，任意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即是说，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甚至陷阱，避免出现“食洋不化”。

（二）深化体系化研究取向

体系化是一种思想有机成长、成熟定型的鲜明标识和本质特征，也是一种理论彰显自主性品质、建构性品格、原创性品味的基本理据。对社会组织的体系化研究，就是要做到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内在结构、价值体系、功能形态，力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力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体系化研究针对的是碎片化、片面化、孤立化、机械化、割裂化、肢解化解读等现象，其关键在于把社会组织的相关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基于一定的主题或主线贯串起来而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贯通性的逻辑结构，实现从“点”（基本概念）到“线”（基本论断）及“面”（逻辑结构）的联结和跃升。

当下，社会组织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化案例分析的典型性价值。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一些西方学者深入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社会组织的生长态势、发展情势。譬如，有的在对北京三个旨在反家庭暴力的女性社会组织调查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组织已在关注男女平等议题，并在立法改革倡议、公共媒介传播、性别平等研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有的在对九个致力于儿童和青年工作的中国社会组织进行调研，基于“嵌入性”与“边缘化”这两个概念工具，认为社会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且高度复杂的。有的基于对浙江温州民间成立的商会的考察发现，这些民间“自组织”并非按照统合主义的结构创建的，无论在自身组织体系建设上，抑或领导任务筛选上，都较少依赖于政府。鉴于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崛起以及其在推动非营利和志愿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的探讨了中国新兴社会组织的网络动态——社会组织孵化器。有的基于在北京朝阳区的田野调查发现，虽然工商联在人员录用、组织设置、制度结构等方面高度依赖于国家权力系统，但在日常运行等环节却有高度自主性空间，尤其是在自身系统的上下传输方面享有一定的内部控制权。这些案例研究，对于从一地、一域、一业、一时等维度解剖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结构、生长环境、制度取向、衍化逻辑奠定基础、提供素材、累积经验，然而，这种研究也存在客观的局限性，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仅知识丰度较为有限，而且内容“碎片化”而导致“体系性”不足，缺乏对研究对象的长期考察、跟踪观察以及缺少与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轻率地对此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治理情势作出结论。有鉴于此，深化体系化研究取向显得尤为必要。对案例的分析、考析、评析要“超越一时一事一地之囿，俯瞰把握这些林林总总现象之间的总体关联和来龙去脉”，发掘具体情境下社会组织与相关主体的互动机理、交互机制。要在叙述好生动鲜活的社会组织“故事”的基础上，跳出个案的具体局部情境，把其置于结构化、过程化的历史时空情景进行考析，基于整体性、历史性的宏大视角探寻社会组织生成、衍化、演展的逻辑主线。要精选内容、甄选典型案例，精耕细作、精研细磨，采取多样化形式讲好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好故事、真道理，实现理论叙事和学理分析有机结合。

（三）增强学理化研究品味

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研究内容的简单拼凑、随意叠加，而是一个“概念萃取→观点凝练→理论建构”渐次推进的有机过程，对学理化提出更高要求。对社会组织的学理化研究，就是运用学科的视角、学术的方法、做学问的态度，从规律层面深入发掘社会组织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特质等基本问题，力求超越既有理论边界的经验现象阐释逻辑，力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揭示其蕴含的深奥道理、深透学理、深邃哲理。

大道至简。学理化既要深入，也要浅出，力求语言干净清晰、表述简约简练，把学术话语转化为“家常话”，实现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的贯通和融通，用浅显直白的语言层层递进、娓娓道来，讲得令人信服、引人入胜，切实用鲜活的社会组织改革发展案例把鲜活的社会组织故事讲鲜活，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的宽广视角把社会组织理论讲彻底，让人想听、爱听，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基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作出新的发掘、新的阐释，深度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的科学内涵、精髓要义、价值意蕴、独特逻辑。

学理化研究需要学术平台的有力支撑。当前，关于社会组织的学术研究尚未有全国统一的一级学会，很有必要成立中国社会组织学会，并以此平台推进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学理化。要加大对费精力、耗时长、成果产出不确定性大的社会组织基础理论研究的激励力度，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贯穿建构中国社会组织自主知识体系全过程、各领域、诸环节。

当然，强调学理化并非就学理而学理、从概念到概念，并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相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视角，科学把握其各个面向及其有机联结的内在逻辑，以做学问的精神、态度、取向看待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做到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在着力破解新征程我国社会组织实践遇到的新问题、社会组织治理改革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亟需的社会组织服务供给问题等一系列关涉当代社会组织发展及其治理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中进行经验提炼、理论提升。

总之，体系化与学理化是互相支撑、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体系化是学理化的基础，体系化是体现学理化的体系化，体系化建构能使学理化取向更为丰盈而饱满；学理化是彰显体系化的学理化，学理化的过程既是理论抽象、凝练、提升、升华的过程，也是对理论的体系化建构的过程，能使体系化建构更有理论丰度、思想深度、历史厚度。可见，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既是理论建构、凝结的过程，也是对社会组织的研究的过程。

四、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话语体系

话语是实践的理论呈现和经验的理论升华，与概念、范畴、表述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知识体系的外显样态。从本质上讲，话语体系的背后是价值、是意识形态、是立场、是取向。对于社会组织学科而言，需要用体系化的概念范畴揭示、建构社会组织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规定性。这样，社会组织话语体系建设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同的话语结构对接不同的传播空间和社会场域，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话语体系要从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国际话语这三大话语形态的良性互动、有机循环中加以擘画。

（一）学术话语建构：凝练基于中国社会组织之发育以及本土化发展和治理的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范畴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概念既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石，也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浓缩。经验的提炼、理论的提升，一般需要新的概念范畴来阐释其新的发现。一旦这些新概念范畴进入学术语境，就会得到系统讨论和逐步完善，使之变得更有价值并作用于现实社会场域。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育与发展，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历经的诸多结构性的制度变革、治理转型，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经验素材。如何对这些经验、事实、案例予以一般化的理论概括、抽象化的命题提炼、系统化的范式建构，是摆在中国社会组织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学术使命，而发掘原创性概念范畴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词语将我们束缚于整个过去的历史，同时又反映出当前的整体”。通过对概念及其变迁的考察，可“研究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跨时代变迁，并据而探讨作为经验、预期和理论中的一种转型，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语言术语中‘把握’这种跨时代的变迁”。但必须看到，国际学术界主流性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组织的考察和主要关切，旨在以中国为个案，“试验场”探析、阐释他们所建构的基于西方国情、社情、民情之社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普遍性、可及性，为他们所创造的概念工具找寻相关证据、症候或迹象，社会组织成为透视、考析中国政社关系不可多得的天然“窗口”。由此不难发现，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立足点并非基于中国本土关怀，并非基于中国实际建构新理论、新范式，并非把中国经验、中国事实视为新型理论建构、提炼的“原产地”“发源地”。中国特殊的历史基础、文化结构、社会要素造就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有其独到的衍化进路和独特的成长逻辑，这注定了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概念、逻辑去研究中国社会组织，难免会产生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的积弊。因而，必须从中国逻辑出发分析社会组织生长的中国语境、定位社会组织的本土生长路向、阐释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结构。从总体上看，原创性概念范畴的发掘和创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对既有概念的改造、调整、修饰来描述。譬如，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新理念，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场域的新拓展。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这一称谓的变化，蕴含着体制机制、工作格局、推进方略等一系列重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广泛性得到拓展，注重在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协作合作。中国更注重党组织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对片面强调多元主体形式平等的西方治理理论的超越。在治理方式上，强调从“管”到“治”的转型，即从既往注重行政“管”理为主导向更加注重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等的有机结合，尤其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科技手段，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深刻转变，社会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

另一种是基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内在结构、特殊发展逻辑、治理范式提出一些新概念。譬如，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中国群团组织的本质属性，如何通过学理化的方式对这三个概念及其内在结构予以系统化、创造性阐释？又如，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发展之路”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原创贡献、实践要求作出有学理深度的阐释？总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鲜活实践及其呈现的经验类型，为原创性概念范畴的发掘提供了丰实的土壤和“质料”，必须作出富有学理性的深刻阐释。

（二）善于把关涉社会组织的政治话语学术化，促推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转化、融通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话语是权力关系结构在现实生活场域的彰显，是现实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底层逻辑。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指出：“像任何系统一样，语言代表一种秩序，……该秩序的动力学最终导致人们能够产生和理解区分及其联结。”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虽在风格、属性、生成逻辑等方面存有界分，但也具有通约性，也可相互转化，不能因其殊异而忽略统一的可能性。

经过长期努力和积极探索，学术文献的话语结构向政治话语形态的转变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从政治文献的话语体系向学术话语的转化还有较大潜力空间。就话语体系建构的增量而言，当下学界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推动政治话语或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型、充实。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不良诱导，国内学界似乎存在国外学者的一些提法更具学理性、更有学术味的“迷思”，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必须逐渐破除，尤其要“在概念上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党基于中国实际、中国逻辑提出的很多概念具有原创性、适用性，学界深入发掘和阐释的空间相当大。譬如，现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通用的“社会组织”这个概念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的，之后对社会组织治理、机构改革、治理路线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组织”这个概念与西方学界常用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概念，在前提预设、发展理路、实践要求、价值导向等方面具有基础性差别，尚需学界深入发掘和阐释。又如，2016年中央创造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这一新概念，其“特色”特在何处、社会组织如何发展、这条路如何走等基本问题还可以进行学理化探讨。又如，党的十八大创造性提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一新概念，如何理解社会组织体制的“现代”性、这种体制与传统相较呈现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这种体制的构建路径等基本问题，也可以进行深入的理论论证。总之，要从学理上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究竟往哪边走、怎么走、需要化解哪些风险、克服哪些重大障碍性因素等重大基本问题。

（三）国际话语建设：确立融通中外的社会组织叙事逻辑、铺建海内外通用通达的叙事路线

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绝非封闭式地“躲进小楼成一统”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要在开放的基础上主动积极向国际学界、国际社会宣介中国社会组织的故事、价值、趋向，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场域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建构与建设。

事实上，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政治效应，已引致全球场域的持续瞩目。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抱持偏见，并常以他们的标准裁断评判。这提示我们，要着力讲好中国社会组织故事，善于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实践打造创新性范畴，力求消解西方学界在社会组织话语体系建构及其传播方面的单向度垄断。

话语体系不仅是文字的书写、映射，更是价值观的呈露、彰显。西方学界在中国社会组织研究方面所建构的话语体系，表面上看似学理性强、价值中立，实质上隐含着一定的偏见。譬如，用“全能主义”或“全权主义”概括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暗含着“国家中心主义”的前提性设置，与实际情形并不相契合。虽然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权力从总体上触及社会各个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层级、所有领域都能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在权力体系渗透的同时，其仍然保留了诸多自主、自由的空间与机制，包括基层社会的自治机制，权力体系依附下的一定自由裁量空间，单位制内部的民主治理事务，等等。故而，若以西方学界炮制的概念为圭臬，并以此剪裁社会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就会落入其设置的“话语陷阱”，进而丧失我们在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方面的主体性、建构性、原创性。这也提示我们，要不断给社会组织基本问题的研究赋予新的话语表达，力求用中国社会组织理论解读中国社会组织实践。值得指出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以什么为基点建构理论、发展理论、完善理论，是中国社会组织理论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既要坚守价值自觉，廓清“价值客观中立”的价值迷雾，搞清理论背后的价值基点、价值立场，明晰理论为何、为谁、有何用及其背后的价值逻辑等深层次问题，坚守中国立场、中国取向；又要增强理论自觉，明确中国既不是西方社会组织理论的“试验场”或“试错地”，亦非西方社会组织理论在中国场域的运行和运用的“山寨版”。基于中国社会组织实践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理论，提炼、萃取原创性概念是首要步骤和先决性前提，而原创性概念的凝练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开发传统文化资源，超越中西文化异质性藩篱，在差异性基础上追求共同性，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展开对话、沟通。进入新时代，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和国内外发展条件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共产党把社会组织纳入整体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围绕社会组织是什么、社会组织如何健康有序发展等基本问题提出了诸多富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论断、新观点，实现了对西方社会组织理论的超越。

除了建构基于中国逻辑的原创性话语结构之外，还要注重话语的有效传播，讲好中国社会组织故事，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出去”只是讲好中国社会组织故事的第一步，还要注重国外受众的心理结构、情感偏好，让其能够理解、认可甚而产生“共情”效应，引起心灵的触动甚至感动、震撼。因而说什么、对谁说、如何说、说得怎么样，是讲好中国社会组织故事不可分割的必要环节，需系统把握、次第推进。同时，社会组织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要加强对受众群体的精细化区分，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文化基础、不同发展阶段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播扬载体。要针对不同受众主动讲好讲活、讲深讲透中国社会组织故事、中国慈善公益好人好事、中国志愿服务故事，让世界充分了解“社会组织中的中国”“慈善公益中国”“志愿中国”。

总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支撑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的三大战略支点，相互支撑、相互联结而构成有机整体。要以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性变革为实践原点，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理论基点，以跨学科交叉研究为方法支点，找寻理论与实践有机相嵌的结合点，从各个面向、维度展开深入研究，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质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社会基础、笃实的组织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