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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败前夕,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战胜中国。
其间,他们调整过对中国的看法以及相关方针,但其击败中国的妄想一直持续到战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军事瓦解,迫国民政府屈服。
抗战爆发后,尽管日本内部存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但其基本点是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1、1937年7月-1938年1月。军事打击,促使国民政府“反省”。
抗战之初,日本陆相曾保证: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这在后来被解读为“三个月灭亡中国”。
日本人虽狂,但还是有基本的判断能力的。
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是指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促其反省”。
这是列强过往几十年侵华战争思想的延续。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济南事变等事件中,在外部军事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反省”(丧权辱国,息事宁人)。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希望能通过坚决抵抗(尤其是上海、南京等西方人士较关注地区),在英美德等人的介入下,实现和平。
可是,日本低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日本在军事优势下提出的条件苛刻,而国民政府因国内抗战情绪高涨而不可能接受苛刻的和平,战争继续。
2、1938年1月-1938年10月。军事打击,瓦解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不惜“迁都再战”,令日本人“失望”。
1938年1月,日本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显示出其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调整。
日本政府宣称,如果国民政府不接受议和条件,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另与新建政府合作。
日本的这一声明,建立在其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认识上:中国,军阀混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过是实力最强大的一个而已。
或许,在日本看来:老蒋政府建立在其对其他军阀的军力优势上。在摧毁其主要军队、控制其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后,日本可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或扶持“对日友好”新政府,实现对中国的掠夺、侵略。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巩固占领区,诱降(或另立)国民党政府。
武汉会战后,日本战线过长,难以再扩大占领区。日本遂采取“不扩大方针”。
其主要特点是:
1、以“治安战”为主,通过对敌后抗日力量的打击,“巩固”其占领区。
2、正面战场,以局部攻势(如宜昌战役),继续向国民政府施压。同时,通过“桐工作”等手段,诱降国民政府。
3、在诱降失败后,组建汪精卫政府,使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权。
许多朋友认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意味着日本认识到无法战胜中国。
事实上,这恰恰是整个抗战中,我国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在1939年9月开始,德军横扫欧洲,英法连战连败,国内“投降派”抬头,日本似乎。
对日本而言,他已经占领了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城市,并控制了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大片地区,他们通过扶植汉奸政权,打击占领区抗日武装,巩固其“战果”,掠夺资源,形势对我国将十分不利!
幸运的是,日本再次低估了中国的抗日意志。
为了挫败投降情绪,这段时间,正是整个抗战中,我方发起反攻最频繁的一段时间。
正面战场,国民政府组织了1939年的冬季攻势;敌后战场,我军组织了百团大战。
而在日军发起的局部攻势中,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国军队都以坚决的抵抗,挫败了日军气焰。
而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则被全国人民视为汉奸政府,始终缺乏社会基础,无法起到”使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效果。
这3年中,光是正面战场,我军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伤亡的41%,为抗战各阶段之最。
因此: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并不意味着日军已经不可能战胜中国。决定日本无法战胜中国的,是中国军民坚定的抗战决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
1941年12月-1945年8月:日本到最后时刻仍企图战胜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
中国战场的胜负,已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
但是,即使在日本已陷入彻底被动的最后时刻,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可能在中国战场取胜。
尤其是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日本认为可以通过在中国战场打开局面,以与盟军“大陆决战”。
1945年1月2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主官会议上,制定以下目标。
1、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防备可能参战的苏联(苏联当时尚未正式对日作战);
2、在东方建立沿海“铁阵”,抵抗盟军;
3、“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覆灭其根据地。
4、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与美军决战。
侵华日军认为:日本在战略上还有“最后之良机”,即在本年(1945年)中前期击败重庆军,迫使重庆政府崩溃。
即使到了日本投降前,日本人仍然曾经考虑:天皇迁都到东北,利用关东军与侵华日军继续顽抗。
如果单纯因为日本是“蕞尔小国”,就认为日本人很早意识到无法战胜中国,那就小瞧敌人的野心和狂妄了。
日本侵华前,对中国作过“详细研究”,认为中国军阀林立,政治派别复杂,国民缺乏民族意识。
因此,他们先是将希望建立在打击中央军武装,就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后是认为通过“治安战”、扶植汉奸政权,就可以使其巩固占领区,“争取民心”,在中国实现“以战养战”。
如果当时的政府仍然是“谅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晚清政府或者“曲线救国”的汪精卫,或者中国军民真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日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失败!
幸运的是,日本人算错了。
自助者天助。得道多助的中国,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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