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要素生产率未见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的出现并未带来预期的生产率提升，从而形成所谓的生产力悖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革命并未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预期的扩散效应，部分原因是逆全球化趋势和大国竞争的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竞争。
技术麦卡锡主义是指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技术被赋予了更多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特别是在对华科技遏制方面。这一现象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因此被称为“技术麦卡锡主义”。美国将技术竞争放在中美竞争的核心位置，不断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政策，试图切断中美之间的技术交流，导致两国技术合作被竞争甚至对抗所取代。
技术麦卡锡主义的危害在于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技术脱钩，形成两个平行的技术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技术、标准之间做出选择，加速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对抗，甚至滑入科技冷战的局面。这不仅损害了技术作为人类共同福祉创造者的作用，还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恶化。
在讨论全球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源自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研究，他指出大国未能承担起维护国际秩序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时，可能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和混乱。
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希望享受到技术的红利，但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或主要大国之间的技术传播扩散，就有可能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这种分化可能导致全球科技治理的失效，进而引发金德尔伯格陷阱。在这种陷阱中，由于缺乏领导和合作，全球科技治理可能陷入混乱，地缘政治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
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科技大国，在全球科技发展中如何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导致美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缺位，从而加剧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
为了避免这一陷阱，中美等大国需要在科技领域划定边界，承认竞争的同时，管控竞争，确定国家安全的边界。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面对以下四种状况：
高合作收益、低政治风险领域。这些领域通常涉及那些能够共同创造人类福祉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以及应对全球疫情等。这些合作领域对双方的安全成本最低，但带来的合作收益最大。
低合作收益、低政治风险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合作收益相对较低，但政治风险也较低。这些可能是政府之间更应该加强合作的领域，因为尽管合作收益不高，但两国政府可以通过承担公共责任和成本来为民众创造一些合作收益，并为未来稳定中美关系、管控风险和竞争提供良好契机。
高合作收益、高政治风险领域。这些领域可能涉及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能给两国的商界和企业界带来巨大商业利益。尽管存在高政治风险，但如果合作能够覆盖高风险所带来的成本，企业可能愿意推动这种合作。这需要在双方管控安全边界的前提下创造合作机会。
低合作收益、高政治风险领域。这些领域中合作难度较大，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公共组织或民间组织，都很难承担高政治风险和低合作收益的成本，因为这种风险无法通过合作来弥补。
中美之间可以探讨共同的相处之道，找到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框架。尽管短期可能面临极度悲观或严峻的形势，但从长期来看，世界需要稳定秩序，中美在构建世界治理过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合作降低风险、提高信任，可以管控中美之间的竞争，为稳定中美关系搭建良好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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