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学经典 ——《记忆女神图集》中文版重磅上市!

文摘   2024-09-15 00:01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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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有意识地创建自身及外部世界之间的距离,或许可被视作人类文明的基本行为。若此种间隙(Zwischenraum)成为艺术形态的先决条件,那么距离意识(Distanzbewußtsein)就将造成社会性的持久效能。{距离意识在物质性冲动与平静克制之间的节律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介于图像宇宙学与符号宇宙学(Kosmo-logik)之间的循环摆动。}作为人类精神定向的手段,这种摆动的充分与否揭示出人类文化的命运。当艺术家在宗教世界观与数学世界观之间迟疑之际,集体个人性(Kollektivpersönlichkeit)及个体性的记忆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其提供帮助:不是随意地创造思想空间,而是强化心理行为的边界极点,即静穆沉思与迷狂献身的两种趋势。其构建起永久性的记忆遗产,且并非首先倾向于(对人们加以)保护,而是以激情—恐惧(leidenschaftlich-phobischen)、被宗教神秘所震动的虔诚人格的全部力量介入艺术作品风格的形成;另一方面,科学记载则保存和传达着一种节律性结构,幻象之魔在该结构中成为决定未来生活的指引。为洞悉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对艺术形态在幻象冲动与平和理性之间的极性功能的认识,这一工具尚未被充分运用至对图像形态文本进行可能性阐释的全部范围。那居于想象性的“把握”与概念式的观省之间的,对对象的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雕塑式的或绘画式的反映,我们称之为艺术活动。此种在被称为“反混乱”效能与(被创造的)偶像献身之间的两极性——前者是由于艺术作品形态构建起清晰的所涉对象轮廓,后者则是为观者视看及宗教因素所要求——造成了人类精神的窘境,这一窘境恰成为文化科学所需构建的本质对象,并将冲动与(理智)行为二者间隙处的图解精神史作为自己的主题。

对由恐惧所铭刻的印象遗存(Eindruckserbmasse)的“祛妖魔化”(Entdämonisierungsprozeß)过程,涉及姿态语言的全部情感(Ergriffenseins)表现范围,从无助的沉思到暴戮的同(人)类相残。这一过程为诸人类活动——处于纵欲(Orgiasmus)极点之间的,如战斗、行走、奔跑、舞蹈、抢掠提供了动力,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经验之铭刻。此类活动被文艺复兴时期在中世纪教会戒律中成长的有教养者视作禁区,只有放浪不羁的无神论者才能涉足戏玩。

《记忆女神图集》的图像材料正试图对这一过程进行图解,并可被视作一种通过表现运动的生命,对前铭刻(Vorprägen)的表现价值进行精神内化(Einverseelung)的尝试。前铭刻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表现运动生命的风格形成,《记忆女神图集》最初只是想成为一份建立在图像材料基础之上的、关于古代铭刻的清单。

由于该领域尚缺乏系统性的、一般性的基础工作,我们所进行的比较观察便有必要限定在对部分主要艺术类型的整体作品分析之中,并尝试通过深入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将保存在记忆之中的表现价值把握为有意义的精神效能。

早在 1905 年,赫尔曼·奥斯特霍夫(HermannOsthoff)论印欧日耳曼语中的最高级的文章便给予我关于此类尝试颇多启示:他指出词干变化有可能发生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变化与动词变位中。即便该词的基本表达形式业已消失,词汇的共同特征或行动指向(所唤起的)动作同一性(energetischen Identität)却并不会受到影响,甚至外来词干还将强化它的原初意义。

略加变通后,我们也能在艺术形式的姿态语言领域发现相似的情况。比如圣经中跳舞的莎乐美(Salome)以希腊酒神女侍的形象出现,或者吉兰达约(Ghirlandaio)笔下的头顶果篮的女仆,有意识地模仿了古罗马凯旋门上胜利女神。

此类纵欲式的大众情绪化领域构成了有待探索的“铭刻—作品”(Präge-werk)。即有待探索此类关于极致内在情绪的表现形式——如何在这般强度的冲击下被烙印在记忆中并通过姿态语言得以表达,以及这些情感经验的印迹如何作为记忆保存的遗产幸存下来,同时决定由艺术家之手所创制的典型样式。一旦姿态语言的极限价值经由的艺术家之手在形态之光(Tageslicht der Gestaltung)中显现出来,典型的样式就将得到确立。

享乐主义美学家用装饰线条的愉悦来解释形式变化,他们因此赢得了热爱艺术的公众的廉价认可。就让他们满足于那些最美丽芬芳的植物吧!然而他们永不可能从中发展出关于新陈代谢与精气流转的植物生理学(Pflanzenphysiologie),这种学问只会将自己展现给那探索生命隐秘之根的人。

由古代雕塑所预示的实存(Existenz)之胜利,在肯定生命与否定自我的令人震惊的全部矛盾性中,得以展现给后世灵魂。后世之人在异教石棺上狄奥尼索斯的狂热追随者的迷醉游行中,以及罗马凯旋门上的君王凯旋游行中发现了它。

二者均象征着追随某位领袖的群众运动。但不同的是,酒神女侍挥舞着被疯狂扯碎的山羊,以此向酒神致敬;而罗马军团则将斩获的野蛮人头颅作为贡品献给恺撒,如同完成一项顺理成章的政务(就如同浮雕中帝王作为帝国命运之象征受到老兵的赞颂那样)。


实际上,距离君士坦丁凯旋门仅几步之遥的斗兽场,就在残酷地提醒着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献祭活人的原始冲动已然迫使异教罗马成为它的祭仪场所。时至今日,罗马仍旧保有着神秘的两极性,即殉教者与君王荣冠。

按照中世纪教会戒律,神化了的罗马帝王无疑是教会冷酷无情的敌人,因而君士坦丁凯旋门之类的纪念建筑本应被摧毁——倘若不是凯旋门后加的浮雕可能保存了图拉真大帝的英雄事迹的话。

凯旋门不仅没有被摧毁,教会甚至还根据但丁所记载的传说,将图拉真浮雕的独裁王道(Selbstherrlichkeit)改造成了基督式信念——图拉真大帝为一位要求伸张正义的孀妇施以圣悯(pietà),这个著名的故事无疑是此种改造的最微妙的尝试:通过强烈的倒转,帝王情念(pathos)被转化为了基督哀悼(pietät)。浮雕上,骑行中的图拉真大帝脚踏蛮族,化身正义的使者,并下令止住随行队伍,因为一位孀妇的孩子跌落在了罗马骑兵的马蹄下。

将对于古代的复归视作新近出现的历史事实意识之结果,并将之概括为自由无虑的艺术的移情(Einfühlung)或引导(Einführung),这仍属一种尚不充分描述性的进化论(Evolutionslehre)。唯有当我们同时敢于下沉至人类精神冲动与年代学历史材料相互缠结的深处,我们才能把握“铭刻作品”——铸就了异教情感表现价值的事物,即纵欲狂欢的原始体验之源:悲剧式的宗教崇拜(thiasos)。

自尼采之后,人们便无须采取任何革命的态度,以日神—酒神的两重性象征来看待古代之本质。但反过来,在对异教艺术构成的考察中,此种对立理论的肤浅日常的滥用阻碍了在极性效能的有机统一性——伴随着人类表达意志之极限价值的铭刻——中来把握克制与迷狂。

无所拘束的身体性表现运动的释放——尤其发生在小亚细亚酒神的追随者中——涵盖了人类由恐惧所引发的(phobisch-erschütterten)外部生命动态表现的全部范围,从无助的沉思、暴戮的同类相残,再到所有的模仿行为——在沉思与残杀之间——如在宗教狂热中的行走、奔跑、舞蹈、抓抢、携带、承受,诸行为使深邃的献身精神的回响得以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中被人们所感知。宗教铭刻行为构成此类表现价值——它们仿佛是自古代石棺向着文艺复兴艺术家的眼睛低语——的基础而神秘的特征。

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尝试以某种独特的二分法来内化恐惧记忆之遗存。一方面,它作为令人欢欣的新世俗氛围下自由公民的鼓动者,使得那在命运面前为个人自由而奋斗之人,有勇气去传达那些不可言说之物。但另一方面,这种鼓动转化为了一种记忆效能,这即是说,通过由艺术形态所进化的、业已被铭刻的形式,(向古代的)复归得以成为一种介于冲动的自我释放与有意识抑制的形式化形态,即介于酒神与日神之间。这将艺术天才引向了精神之所在,使之能够以其最为个人化的形式语言表达自身。

对先前被铭刻的表达价值之形式世界(Formenwelt)进行讨论的强制力——不论形式世界来自过去或当下——对于每一个意欲维持自身独特性的艺术家而言都意味着决定性的紧要时刻。关于这一过程认识,对欧洲文艺复兴的风格形成具有一种独特而深远的、至今仍被忽视的意义。也正是这样的认识,将我们引向了“记忆女神”的探寻,后者根据其图像材料基础,在首先成为一份关于可证实的铭刻清单之外,并不想成为任何其他之物,其要求个体艺术家要么背离上述双重的、促迫向前的遗产印迹,要么将之内化于精神之中。

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中纪念碑风格发展的关键阶段,经由唯有真实(wirkliche)历史才能给予我们的、象征式的明晰性,在源于异教时代与基督教时代的君士坦丁大帝形象相关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显现。

以君士坦丁而命名的凯旋门之上的图拉真浮雕——尽管[参见威利珀特(Wilpert)所述]只有少量浮雕真正来自君士坦丁时期——所提供的帝王情念,通过令人陶醉而富于魅力的雄辩之辞,赋予后世姿态语言以普遍意义。在这样的领袖气质下,甚至连意大利人眼中最为精美且具开创性的作品也相形见绌。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在阿雷佐(Arezzo)绘制的《君士坦丁之战》(Die Konstantin-Schlacht),已然在对人类内在情感的表现形式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不加藻饰的伟大,但它似乎仍被托以君士坦丁的胜利之名而呈现在浮雕中的,那些飞驰而来的野蛮军队所践踏在铁蹄之下。

然而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形式语言何以做到这般自如呢?古代雕刻的雄壮姿态之愉悦感,如若遭遇到一种由考古学之真实所重新唤起的相应意义,这就将导致一种关于仿古式(allantica)的动态情念形式(dynamischen Pathosformel)的难解的优势地位。而这一说法也仅仅是为对过往之渴望提供了一种审美阐释。

一种新的来自异教形态世界(Gestaltenwelt)的富于情致的姿态语言,并未简单地在敏锐的艺术眼光与同样卓越的古代品位的喝彩声中走进画室。


毋宁说,异教世界已在一段强有力的抵抗时期{抵制两种迥然不同的力量}中,摆脱了其作为一种形式清晰的奥林匹亚世界的特征,尽管两种力量表面上具有野蛮的反古典特质,但他们却有权将自身视为古代遗产忠诚且权威的守护者。两幅起源各异的面具遮蔽了希腊众神世界的清晰轮廓——希腊化时期占星术中所遗存的怪异符号,以及仿法国式(alla francese)形态世界中同时代的怪诞现实主义,后者主要见诸面部表情与衣装服饰。

在希腊化时期的占星术实践中,希腊人万神殿的明晰的自然性被混合为一组怪异的形态,而将其从怪诞的命运象形文字的不透明中唤醒并提升至人类层面的确信度,这必须作为时代的强烈诉求,其要求被重新发现的古代语词,自现在始,需在其外在显现中体现为一种相应风格的有机性与明晰性。异教古代时期的人们要求拆穿第二幅面具,故需针对其表面无害的伪装,即针对法国的衣饰现实主义(Trachtenrealismus),其体现于弗莱芒壁毯图像或书本插图——奥维德式的恶魔形象与李维斯式的罗马伟人形象——之中。

文化史 {艺术史} 并未把东方实践、北方宫廷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对古代的见解平等地视作新风格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部分。

人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那些正确地认为阿布·马萨尔(Abu-Masar)是托勒密宇宙学忠实的传播者的占星家们,也有权尴尬地自称是(传统的)传播者与拥护者。他们如同瓦卢瓦(Valois)文化圈中博学的纺织图样与微缩画顾问——不论他们面对的古代作家的译本是好是坏——他们都在以极端的虔诚复活着古代。

模拟古代的(antikisierenden)姿态语言的开端之力,可以间接地将其理解为被需求的双重相关能量,这种能量是从非同质的羁绊中恢复古代表现价值轮廓的传承所需要的。

如果人们因此将风格形成理解为这些表现价值的交替问题,则不可避免应当考察涉及这一交替过程的传递机制的动力。

介于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与拉斐尔画派之间的时代,开始发生了南北之间国际性的、密集的图像迁移(Bilderwanderung);其不可抗的力量,既体现于影响强度,也体现于迁移广度。而欧洲的(艺术)风格史学家们却被罗马式文艺复兴高潮的官方“胜利”所蒙蔽。

弗莱芒壁毯成为第一个典型的、自行流通的图像旅行种类,它摆脱了墙壁的限制,不仅因其流动性,也因其适应于图像复制生产的技术,成为纸页图像印刷的鼻祖(即铜版画与木刻画的鼻祖),从而第一次使得南北之间表现价值的交换成为欧洲风格形成的循环过程的重要阶段。

此处仅举一例说明这些图像载体是以何种强度与范围,从北方进入到意大利宅邸:1475 年左右,在美第奇家族宏伟府邸的墙面上装饰了连续约250米的弗莱芒壁毯,其上描绘有古代及当代运动中的生命,并如愿地赋予府邸豪奢堂皇之荣光。但在它们旁侧,一种并不耀眼的艺术种类崭露头角,在其廉价的亚麻布图画的朴素外表下,隐藏着其作为风格形成之力的内在优越性,并以表现方式的创新性弥补了材料的廉价。波拉约诺以其动人心神的古代热忱在这些亚麻布图画上呈现着赫拉克勒斯之事迹,波氏的姿态表现(Gebärdenspiel)未受制于任何勃艮第式骑士盔甲(之上的塑像画)。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植根于异教信仰原始领域的对重构的渴望。难道希腊化时期的星图不是一种末世激狂(raptus)的象征吗?相应地,奥维德式童话中人们变形返回地狱,这难道不同样象征着“到达地狱”(ad inferos)的狂热吗?对姿态语言的轮廓清晰性加以重构的表面的纯外在艺术倾向,其自身——根据其自身冲破枷锁的内在逻辑——导向了一种契合于被湮没的悲剧性古代斯多葛式宿命论的形式语言。

由于人类眼光的不凡成就,相似的精神振荡(Schwingungen)依旧栩栩如生地保存于意大利古代凝固的石雕作品中,绵延千年。

姿态的图像语言(通常被涉及语言发声词汇的且同样符合听觉的铭文所强化),经由建筑(如凯旋门、剧场)、雕塑作品(从石棺到纪念币)的记忆功能,经由其铭刻表现的恒久的力量,在其悲剧性的极性的——从消极的受难到积极之胜利——的全部范围中,迫使后世重温人类之情感。

凯旋雕塑以豪丽的形式礼赞对于生命的肯定,而异教徒棺椁浮雕上的传说则以神秘的象征符号描绘了人类灵魂为求升天而进行的绝望斗争。

在天坛圣母教堂(S.Maria Aracoeli)的楼梯旁侧,十二余座石棺布成一列嵌入墙内,显示着此类反教会元素是如何强硬地被允许留下自己的印记。它们如同来自异教禁地的梦魇,伴随着虔诚的朝圣者登上教堂。

在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中的这种矛盾,必然要求将走向衰落的中世纪的受限于物质的直观方式运用于在异教式—奋争的、基督教式—恭顺的个体情感(Prsönlichkeits-Empfindung)之间的立场迥异的伦理论辩之中。

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是真正富于创造性的艺术事件(Vorgängen)之一,相较于君士坦丁追随者们模糊的史诗性群像,图拉真时代古代胜利形象个体姿态的戏剧性的清晰轮廓的优越性,不仅由此被给出,而且全然地被树立为了典型情念程式——在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形式语言中即刻成为一种示范潮流——一俟运动中的人类生命得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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