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作家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他的藏书室”

《在地狱阅览室里》收录了波拉尼奥 1976 年至 2003 年间所撰写的报刊专栏、讲演文稿及其他非虚构作品。以 2019 年阿尔法拉瓜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在风霜雨雪中》（A la intemperie）为底本，另增补该文集未收录但存在于 2004 年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括号之间》（Entre paréntesis）中的篇目，以及短篇小说与随笔合集《令人不堪忍受的高乔人》（El Gaucho Insufrible）中的两篇非虚构文稿，力求在一本书中收全现有的全部波拉尼奥非虚构作品。

全书分为报刊撰稿、讲座与演讲、读与重读三个部分，所涉话题十分广泛。波拉尼奥在其中细数自己喜欢或讨厌的作家、作品，也记录现实生活中与朋友的交往、偶尔遇到的趣事和怪事，一两页纸的篇幅就能将这些人、事、物生动呈现在读者眼前。他真实的生活轨迹、文学理念、个人情感尽在其中。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文学与流亡》《谁敢这么做？》两篇分享给读者。

文学与流亡

我接到一份邀请，让我谈谈流亡的话题。邀请函是用英语写的，而我不懂英语。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我是懂英语的，或者说我认为我懂英语。不管是哪种情况，的确有过那么一段时期，在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会读英语，读得像西班牙语一样好或者一样糟。不幸的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已成过往。现在我读不懂英语了。靠着有限的英语水平，我弄清了来信的大意，想让我谈流亡。文学与流亡。但很有可能我完全会错了意，不过，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未尝没有好处，因为我并不相信流亡这回事，特别是当这个词出现在文学这个词旁边的时候。

应当趁现在就申明，能够与诸位相聚在闻名遐迩的维也纳，我感到十分荣幸。对我而言，维也纳同文学以及一些与我十分亲近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都认为，流亡，就像在一些情况下我本人所阐明的那样，是如同生活本身或是生活态度一样的东西。1978 年，也可能是 1979 年，墨西哥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从以色列归来，途中曾在维也纳停留数日。据他本人讲，有一天，警察抓住了他，然后他就被驱逐了。驱逐令中规定他直到 1984 年才能重返奥地利。马里奥觉得这个日期意义非凡又有些可笑，如今我也这么想。乔治·奥威尔不仅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更是一个勇敢而善良的人。在已经有些久远的 1978 年或 1979 年，马里奥觉得当局将他逐出奥地利并附上那样的要求是件可笑的事情，就好像是奥地利对他施加了一种惩罚，罚他六年内不许踏上奥地利的土地，直到奥威尔那部小说所提示的日期到来。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日期象征着耻辱与黑暗，象征着人类道德的败坏。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日期的含义放在一边，先不去探究命运或偶然性这头更野蛮的怪物，向这位墨西哥诗人传递并经他向我传递的隐含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流亡或流放这个可能的话题上了：奥地利内政部或奥地利警方又或奥地利安全部门，下达了驱逐令，将我的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驱逐到天国与地狱之间的界域，驱逐到无人之地，用英语讲就是 no man’s land，平心而论，西班牙语里的说法比英语里的说法稍好一些，用西班牙语讲是 tierra de nadie，指的是实实在在的荒芜之地、死寂之处、空无一物之所，而英语里的说法通常被理解为杳无人烟的地方，其他生物，如动物或昆虫，是存在的，这就使得英语里的说法听起来环境更舒适一些，倒不是说非常舒适，但相比西班牙语已经算得上舒适无比了。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两种表达的理解受制于自己日渐退化的英语水平，甚至受制于日渐退化的西班牙语水平（由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编纂的词典并未收录词条 tierra de nadie，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查阅得不够仔细）。

是如同生活本身或是生活态度一样的东西

然而，我的这位墨西哥朋友被驱逐到了无人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几名奥地利公职人员在马里奥的护照上加盖了不可擦除的印章，以示他在奥威尔笔下那个不祥的日期之前不得踏上奥地利的领土，然后将他塞进一列火车，用一张由奥地利政府资助的免费车票把他打发走，火车驶向暂时的流放，或者说驶向确切的五年流亡，待到期满时，我的朋友或许会——如果他愿意的话——申请一份签证，重新踏进维也纳美丽的街巷。假如马里奥·圣地亚哥是个狂热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爱好者的话，离开奥地利时他一定会泪眼蒙眬。但马里奥从未去过萨尔茨堡。他乘上火车，从巴黎下了车，在那儿住了几个月后，又搭乘飞机回到了墨西哥。当不祥的或是欢庆的——这要看怎么讲——1984 年来临，马里奥依然在墨西哥生活，在墨西哥写诗，那些诗作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但也许能算得上是 20 世纪末墨西哥诗歌当中的杰作，然后，他出了些意外，再次踏上旅途，陷入爱情，当了父亲，过着不好不坏的日子，一种无论怎么看都游离于墨西哥权力体系之外的日子，到了 1998 年，伴着昏暗的夜色，一辆车从他身上轧了过去，肇事车辆逃离现场，马里奥命悬一线，孤独地躺在墨西哥联邦区外环某个街区的一条夜路上。在他一生的故事里，那座城市曾犹如天堂，如今却形同地狱，不是普通的地狱，而是马克斯兄弟的地狱、居伊·德波的地狱，萨姆·佩金帕的地狱，也就是说，是最最特别的地狱，在这里，马里奥死了，像所有诗人一样死去了，失却意识，没有证件，因此当救护车赶来收殓他破损的身躯时，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遗体在停尸房里存放多日却无人认领，仿佛最终启示一般，又好似一场负面的显灵，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是摄影负片上呈现的一场显灵，这也是我们这些国家的日常事件。在他的种种未竟之事当中，有一项就是重返维也纳，回到奥地利，那个在我看来无疑早已不属于海德尔，而是属于那些因反对海德尔走上街头示威的年轻人的奥地利，属于马里奥·圣地亚哥——一个在 1978 年被奥地利驱逐出境，直到 1984 年方可再次入境，也就是说，被奥地利流放到广漠世界中的无人之地的墨西哥诗人——的奥地利。对他而言，无论是奥地利，还是墨西哥，还是美国，还是愉快解体的苏联，还是智利或中国，他都不在意，这主要是因为他不相信国家这种东西，他唯一承认的边界是梦的边界，是爱与不爱之间颤抖的边界，是勇气与畏怯之间的边界，是道德金色的边界。

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阐明了有关文学与流亡或者说文学与流放的所思所想，但我收到的那封冗长的信特别强调要我讲二十分钟，这么做的话，各位肯定不会感激我，而我也如同受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确定自己对那封该死的信是否理解无误，而且我向来认为最好的演讲都不会太长。文学与流亡，在我看来，就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常命运的写照。“不出户，知天下。”《道德经》如是说。进一步也可以说，一个人哪怕足不出户，流亡和流放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卡夫卡的作品——可谓 20 世纪最有启发性、最恐怖的（也是最谦卑的）——详尽证明了这一点。毋庸置疑，整个欧洲的空气里都回荡着一段副歌，一段关于流亡者之痛的副歌，一节充满怨声、叹息和难懂的乡愁的乐章。一个差点在故土丧命的人还会满怀乡愁吗？一个人会怀念贫穷、狭隘、傲慢和不公吗？唱响那段副歌的是拉丁美洲人，同样也有来自其他欠发达地区或受过创伤的地区的作家，歌中道尽了怀乡之情、归国之愿，可我总觉得那不过是谎言。真正的作家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他的藏书室，摆着几排书架的藏书室或者只是存在于他记忆中的藏书室。政客能够且应当怀乡，毕竟他们若是身在国外便很难大展拳脚。劳动者不能也不应怀乡：他的双手就是他的祖国。

谁敢这么做？

我记得最清楚的书是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在墨西哥城偷来的那些，以及二十岁时，军事政变发生后的几个月，在智利买的那些。墨西哥曾经有一家极好的书店，名叫水晶书店，位于阿拉梅达大街。书店四壁连同屋顶都是用玻璃搭建的。整个书店就是玻璃和钢架结构。从表面看来，在那里偷书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的诱惑战胜了谨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到底还是去了。落到我手里的第一本书是皮埃尔·路易的诗集，小小的一卷，纸张薄得像印《圣经》用的那种纸。我不记得那部集子是《阿芙洛狄特》还是《碧丽蒂斯之歌》了。我只记得对于当时不过十六岁的我来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皮埃尔·路易俨然变成了我的导师。后来我又偷了几本书，分别来自马克斯·比尔博姆（《幸福的伪君子》）、尚普弗勒里、塞缪尔·佩皮斯、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还有墨西哥作家鲁尔福和阿雷奥拉，他们当时正活跃在文坛，尽管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就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在某个寻常的上午，从芜杂的迷子大街上（这条街我在现今的墨西哥联邦区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就好像这条名叫“迷路的孩子”的街道只存在于我的想象里，又或者这条街连同街上的下沉式商铺和各色街景真的迷失不见了，如同十六岁时的我迷失了自己）找到他们的书。在那些薄雾般的日子里，在一次次隐秘的突击中，我记得偷来的书有很多都是诗集，作者包括阿马多·内尔沃、阿方索·雷耶斯、雷纳托·莱杜克、希尔韦托·欧文、韦尔塔、塔布拉达，还有一些诗集的作者是美国人，例如《威廉·布思将军进天堂》的作者，伟大的维切尔·林赛。但是一部小说将我带离了地狱，又送了回去，那就是加缪的《堕落》。在我的记忆中，一切和它有关的事情都仿佛笼罩在幽灵般的光线下，或说是黄昏凝滞的光线下。我读了这本书，狼吞虎咽地读完了它，周身被墨西哥城绝妙的晨光照亮，那是（或曾经是）一种红绿相间的光芒，环绕着这道光芒的是一片嘈杂，那时我置身于阿拉梅达大街上的一家银行内，身无分文，却有一整天的空闲，或说有一辈子的空闲供我随意挥霍。自从读了加缪，一切都不一样了。我还记得那本书的样子：字很大，就像幼儿识字读本，页数不多，硬皮精装，封面上是一幅吓人的画，这样一本书太难偷了，我不知该把它夹在胳肢窝下还是藏在背后——那天我又逃学了，校服上衣完全遮盖不住这本书的形状。最后，我干脆把它拿在手里，当着水晶书店所有员工的面，堂而皇之地从书店走了出去。这是实施偷窃的最佳形式之一，我是从埃德加·爱伦·坡的一则故事里学到的。从那时起，从那次偷书之后，从那次阅读之后，我从一名谨慎的读者变成了一名贪婪的读者，从一个偷书贼变成了抢书人。那时候我什么都想读，在天真的我眼中，这意味着去爱，或说试着去发现，那种无常的机制，那种曾经让加缪作品中的人物接受坎坷命运的东西。和我提前设想的种种情况相反，我的抢书生涯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收获颇丰。但有一天，我还是被抓住了，所幸不是在水晶书店，而是在地下室书店。这家书店位于（或原先位于）阿拉梅达大街对面的华雷斯大街上，店如其名，是一间庞大的地下室，里面堆满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巴塞罗那运来的最新图书，每一本都闪闪发光。我在那里被抓住的场面相当不光彩，就好像书店里的武士为我的人头开了价一样。他们威胁说要把我驱逐出境，要把我带到地下室书店里的地下室痛揍一顿，在我听来，这一说法就好比一群新派哲学家内部交流有关毁灭之毁灭的看法。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们还是放了我，但放我走之前没收了我身上带的所有的书，其中就有刚才提到的《堕落》，所有那些书都不是从他们店里偷的。不久之后，我就去了智利。如果说在墨西哥我能遇见鲁尔福和阿雷奥拉，那么在智利我也应该能遇见帕拉和林恩，然而我只在散发着催泪弹气味的夜里，看见了行色匆匆的罗德里戈·利拉。随后，政变来临，我游走在圣地亚哥的书店间，以这种廉价的方式排解无聊与疯狂。不同于墨西哥的书店，圣地亚哥的书店里没有多少店员，往往只是一个人打点一切，这个人通常就是店主本人。我在那里买了尼卡诺尔·帕拉的《巨著》和《装置集》，还有恩里克·林恩与豪尔赫·泰利尔的书，这些书我没过多久就丢失了，但阅读它们对我而言是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尽管至关重要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这些书帮助了我，让我能够正常呼吸，但呼吸也不是那个恰当的词。在造访这些书店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店员的目光，有时就像是被绞死之人的目光，有时又浑浊得像熬过夜，糊着一层眼屎样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眼屎。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没有比圣地亚哥的那些书店更孤独的书店了。我在那里一本书也没有偷。那里的书十分便宜，我完全可以自掏腰包。在我造访的最后一家书店里，店主（一名四十来岁的又高又瘦的男子）在我逐一察看一排法国小说旧书时冷不丁问了我一句：如果一位作者向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推荐自己的作品是否合情合理。说这话的时候，他站在一个角落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处，喉结格外突出，每当他开口说话，喉结就会上下颤动。我回答说，我不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我们说的是哪些被判刑的人？我问。书店老板看了我一眼说，他真真切切地知道有不止一位小说家会向死刑犯推荐自己写的书。而后他说，我们所谈的是绝望的读者。我是最不该说这话的人，他说，但要是我不说话，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说。如果您要送一本书给一名死刑犯，您会送哪本？他问道。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书店老板说，这太可怕了。绝望的人会读什么书？他们喜欢什么书？您能想象阅览室里有一名死刑犯吗？他问。我完全想象不出来，我说。这很正常，您还年轻，他说。而后他接着说道：那场面就好像是南极洲，不像北极，而是像南极。我想到了阿瑟·戈登·皮姆，但我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我们来看看，书店老板接着说，谁敢把这本小说放在一名死刑犯的膝头？他举起一本颇有些名气的书，而后把它丢进了一只带耳筐里。我付了钱，然后就走了。当我转过身，背对着这位书店老板时，我不知道他是笑了起来还是痛哭失声。我走出书店来到街上，听见他在我身后说：谁敢尝试这样的壮举？而后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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